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二十国集团和金砖国家的重要成员国，巴西不仅是中国在拉美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全球发展中国家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近年来，中巴两国通过频繁的高层对话，不断增强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积极推进文化交流。2024年恰逢中巴建交50周年，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不仅需要经贸合作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文交流的软助力。尽管两国地理相距遥远、文化差异明显，这种文化的互补性却为双方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推动中巴文明交流与互鉴，对于提升中巴关系质量，丰富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图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中国图书出版“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图书在海外的出版现状，研究涵盖了从纸质书籍到网络文学等多种文化输出形式，诸如北京主题图书在丹麦的出版^[1]、中国哲学主题图书在西班牙语世界的译介 ^[2]、中国网络文学在法国的传播 ^[3]，以及中国文学作品在西班牙语国家的翻译 ^[4]等。此外，还有专门研究中国主题图书在特定国家如日本 ^[5]、俄罗斯 ^[6]、德国 ^[7]、法国 ^[8]、阿根廷 ^[9]的传播状况。这些研究表明，中国主题图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现状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这种差异往往与各国的文化背景、发展阶段以及民众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特征密切相关。部分学者还利用跨文化传播理论分析了中国主题图书在不同市场的接受度。例如，金帆和张鹏翼 ^[10]通过分析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中国主题图书收藏情况，探讨了这三个东盟国家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理解差异。

虽然巴西是拉美地区出版产业中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 ^[11]，中巴两国在出版领域展现出广阔的合作前景，但目前对中国图书在巴西的出版研究仍然较为有限。徐亦行 ^[12]就巴西出版业市场和中巴出版业交流情况等作了详细分析，刘锐 ^[13]系统梳理了中巴出版合作的现状与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然而，针对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情况与传播特点，现有研究仍缺乏深入探讨。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分析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现状与影响因素，了解巴西民众对中国主题图书的阅读需求，分析其在出版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传播效能、促进中巴两国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供有益参考。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巴西图书市场上出版、流通的与中国有关的葡萄牙语纸质图书，具体包括以中国为主题的葡萄牙语原创图书，以及由汉语或其他语种翻译成葡萄牙语的图书。这些图书的作者国籍不限，出版地以巴西为主，但也涵盖少量在中国和其他葡语国家及地区出版的图书。研究数据来源于巴西国家图书馆官网 ^[14]的在线目录。笔者使用“中国”（China）、“中国的、中国人”（Chinês，chinesa）、“中国政治”（Política chinesa）及“中国经济”（Economia chinesa）等作为关键词，搜集并整理了1990—2022年在巴西出版、流通的所有中国主题图书的详细信息，并对其种类数量、主题分类、出版机构及译介模式等进行分析。截至2024年7月，由于未能在巴西国家图书馆官网搜索到2023年和2024年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的葡萄牙语纸质书籍，因此这两个年份未列入本次研究中。

根据巴西国家图书馆官网的统计数据，1990—2022年，在巴西共出版了1068种中国主题图书，年均出版量为33种。对于出版年份不确定的书籍（共9种），将其统计在出版总量中，但在年度数量统计中略去不计。从出版数量的年度分布折线图来看（图 1），这30年间，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数量在巴西图书市场表现出明显的波动趋势，经历了波动上升到波动下降的阶段。为更好地说明每个时间段的出版特点与影响因素，将这30年划分为3个10年区间，并对每个时期的出版情况进行深入分析。

1990—1999年，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从1990年的14种增加到1999年的32种，累计出版205种图书。虽然在个别年份如1992年和1995年经历了小幅下滑，但增长态势依然稳固。1990年代初，巴西国内经济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债务危机等问题 ^[15]，加之1992年总统费尔南多·科洛尔·德梅洛因腐败丑闻下台，巴西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动荡不安，各行业的发展因此受到阻碍，出版业也不例外。在这一背景下，1992年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数量急剧下降。1993年巴西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国内经济逐渐复苏。同年，中国和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为双边文化交流注入了新动力。受此影响，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数量开始稳步回升，并在1997年达到40种之多，展现了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出版市场的发展潜力。这一阶段的增长趋势为进一步拓宽中巴出版合作与市场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数量在巴西实现了显著性的增长。从2000年的39种增加到2008年的75种，并在这一年达到峰值。这一时期，中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巴两国不断加强政治互信和互利合作，持续深化经贸关系，积极拓展人文交流。2004年，两国领导人成功互访，标志着中巴关系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同年，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COSBAN）成立，并下设文化分委会，为两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政策支持，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与传播。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了第29届夏季奥运会，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引发了全球对中国的广泛关注。和德国、丹麦、阿根廷等国家的现象类似，巴西民众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巴西出版社因此加大了对中国主题图书的引进与出版力度。以《孙子兵法》（A Arte da Guerra）为例，2000—2009年，该书在巴西图书市场经历了44次出版热潮，包括再版、新译本和新解读著作。《孙子兵法》的广受欢迎，不仅体现了巴西读者对中国传统智慧的兴趣，也反映了巴西商界和管理学界对其实际应用价值的高度认可。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数字化阅读的兴起，对传统出版行业造成了双重冲击，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量在同年达到峰值后也开始回落，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热潮转而进入了调整期。

2010—2019年，巴西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数量呈现波动下降的过程，从2010年的56种减少至2019年的25种。具体来说，2010—2013年的出版数量相对稳定，年度出版量均保持在40种以上，但到了2014年，出版数量急剧下降，仅有18本，这一变化主要是由于巴西国内不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2014年，巴西政府因反腐行动“洗车运动”深陷腐败丑闻，引发了大规模的公众抗议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与此同时，巴西经济增长放缓，GDP增长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16]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导致巴西出版业资金链紧张，出版业不得不缩减规模和资源投入，因而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量大幅减少。2015—2018年，出版数量重新呈现缓慢的恢复性增长，这与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下中巴关系不断巩固以及巴西政治环境的逐步稳定有关。然而好景不长，2018年巴西政治格局再次发生变革，极右翼政治人物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上任后巴西外交政策右转，中巴外交关系发展受到困扰，间接影响了巴西对华出版计划，2019年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数量再度下滑。2020—2022年，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数量进一步下降，从2019年的22种减少至2022年的仅3种。这一方面是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后巴西经济陷入百年来最严重的衰退局面 ^[17]，出版业发展受阻，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巴西国家图书馆在收录近两年中国主题图书方面存在延迟，从而影响了统计数据的收集。

纵观这30年，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历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90—2009年，由于中巴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不断加强合作，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图书市场的出版量实现了初步增长，并随后步入快速增长期。然而，自2010年起，受到全球数字化浪潮的冲击，纸质图书销量普遍下降，加之巴西国内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和巴西外交政策右转，中国主题图书出版数量也随之波动下降。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的蔓延进一步恶化了全球出版业的发展状况，加剧了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出版数量的下降。总体而言，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变化趋势，既反映了巴西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也反映了全球经济形势和中巴外交关系的走向。

巴西市场上中国主题图书的主题分布体现了当地出版机构和读者群体对中国的关注视角与阅读偏好，能为中国出版更好地“走出去”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本文采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对收集的图书进行主题分类统计，研究了不同主题图书的出版数量和分布特点。通过分类整理发现，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主题种类多样（表 1），但主要集中在文学、哲学宗教、医药卫生三大类别，这三者合计约占出版总量的53%。此外，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政治法律等主题也较受欢迎，其总体占比达到了35%。下面笔者将对前三大类出版主题进行详细分析。

从文学类来看，中国文学在巴西读者中广受欢迎，并成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分析这些作品可以发现，巴西图书市场上常年畅销的中国主题文学作品，多由海外华人作家创作，通过书写个人经历和家庭故事，展现中国女性在不同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奋斗与成长。这类代表性作品包括欣然的《中国的好女人们》（As Boas Mulheres da China：Vozes Ocultas）、马严君玲的《中国灰姑娘：一个被嫌恶女儿的秘密故事》（Cinderela Chinesa：a História Secreta de Uma Filha Renegada）以及张戎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Cisnes Selvagens：Três Filhas da China）等。以上三部作品的重印次数均超十次，足以说明其在巴西市场的持续受欢迎程度。除海外华人作家外，有较大影响力的中国当代本土作家的作品在巴西国家图书馆也有收录，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姜戎的《狼图腾》、刘慈欣的《三体》《黑暗森林》、莫言的《蛙》《变》，以及余华的《活着》《兄弟》和《许三观卖血记》等，但这些作品的数量在巴西图书市场上仍旧不多，主要原因可能是缺乏成熟的葡萄牙语译本。正如巴西瓦加斯基金会专家暨巴西东进出版社社长高文勇认为, “拉美地区的人们对中国缺乏了解，很大程度是因为语言问题，导致中国书籍在拉美地区的传播渠道较窄”。^[18]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播上。四大名著中，仅有《西游记》被巴西国家图书馆官网收录，其他经典作品尚未进入巴西读者的视野。

从哲学宗教类图书来看，巴西对中国哲学宗教的浓厚兴趣与其自身的宗教传统有着深厚联系，巴西是世界上信仰天主教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巴西图书行业协会的报告^[19]，宗教类图书历年都是巴西零售类图书中排名靠前的种类。巴西市场上的中国哲学宗教类书籍涵盖了佛家、道家、儒家、占星术、易经等多个主题。其中，既包括深入探讨中国宗教和哲学的基本理念与历史背景的书籍，如《佛教的真谛》（A Essência do Budismo）与《道德经》（Dao De Jing），也有专门介绍宗教流派修炼方法的书籍，如《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O Segredo da Flor de Ouro：Um Livro de Vida Chinês），这本书在巴西影响广泛，已累计再版15次。哲学类书籍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突出对实用性的关注，许多作品从多方面探讨如何将中国的哲学思想运用到现代生活、个人发展、健康和人际关系等领域。例如，《学习与孔子共处：中国圣人如何帮助应对现代生活的挑战》（Aprendendo a Viver com Confúcio：Como o Sábio Chinês Ajuda a Enfrentar os Desafios da Vida Moderna）通过解读论语，提供了在现代生活中应用儒家思想的实用建议，而《治愈之道：五行理论应用于气功、太极、针灸和风水》（O Tao da Cura：a Teoria dos Cinco Elementos Aplicados ao Qi Gong，Tai Chi，Acupuntura e Feng Shui）探讨了道家的五行理论在健康生活中的应用实践。此外，以尼尔·萨默维尔的《2017年中国星座运势：鸡年将为您带来什么》（Seu Horóscopo Chinês Para 2017：O Que o Ano do Galo Reserva para Você）为代表的中国星座系列图书，1996—2016年每年都有新版再版，体现了巴西读者对中国生肖文化和占星术的浓厚兴趣。这些书籍兼具娱乐性和实用性，既满足了巴西读者对人生指导的需求，又促进了巴西读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欣赏。

从医药卫生类图书来看，巴西出版的医药卫生类书籍主要集中在中医及其相关的传统疗法方面，包括针灸、推拿、气功、草药、饮食疗法等。巴西读者对实用性的关注也同样延伸到医药卫生类领域，许多书籍都侧重于对具体操作技术和应用方法的传授，出版了一系列中医相关的操作手册、应用指南和案例分析等实用书籍。比如，《指压疗法：中国千年的指压针灸艺术》（Do-In：a Milenar Arte Chinesa de Acupuntura com os Dedos）（截至2017年已出版至第50版）详细介绍了指压针灸的历史背景、理论基础、技术要领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为巴西读者提供了实操性强的指压疗法指导。实际上，中医在巴西不仅被当作一种普遍的健康养生理念，而且还拓展到对特定群体的健康管理以及中医与本地草药的融合实践中。如《中国体操健身：气功的智慧》（A Saúde Pela Ginástica Chinesa：o Qi Gong da Sabedoria）和《老年人的中国健康运动》（Exercícios Chineses de Saúde para Pessoas Idosas）体现了中医在运动健身和老年健康管理中的实践指导；《中国的长寿食物：长寿的艺术》（Alimentos Chineses para Longevidade：a Arte da Longa Vida）和《饮食的智慧：传统中医食材》（Comer Com Sabedoria：o Alimento Segundo a Medicina Tradicional Chinesa）详细介绍了中医饮食疗法在保持健康和长寿方面的作用；《中国的植物疗法和巴西植物手册》（Manual de Fitoterapia Chinesa e Plantas Brasileiras）一书更是将中医草药知识与巴西本土植物结合，为巴西读者提供了独具巴西地域特色的健康指南。

分析巴西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的主题种类，可以发现巴西读者对中国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以哲学、宗教和中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领域，且偏好生活实用类书籍，对中国现当代文化的关注相对不足。文学类图书在出版数量上虽占据优势，但主要得益于少数海外华人作家的畅销书籍的持续再版。相比较而言，中国本土古典和现代作家的著作在巴西图书市场上较少为人所知。这种主题上的局限性可能导致巴西读者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当代人民生活的了解不够全面和客观，容易使他们对中国的认知停留在传统文化和20世纪的发展状态上，从而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产生偏差。

分析在巴西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机构构成，可以深入了解这些图书在巴西的传播模式和市场定位，这能够为中国出版社在巴西制定出版策略和战略规划提供有效指导。自1990年以来，出版中国主题图书的巴西出版机构数量众多，异质化特征明显，具体表现在出版量分散和主题分布集中两方面。为说明整体情况，此处仅列举这30年出版量在10本及以上的出版机构（表 2）。这些出版社共出版了426种中国主题图书，约占总量（1068种）的40%。其中，记录出版社（Record）的出版量遥遥领先，涉及主题也更加多元，涵盖文学、哲学宗教、医药卫生及军事等多个领域；文学公司出版社（Companhia das Letras）和罗卡出版社（Roca）分别以文学和医药卫生领域的专业化出版紧随其后；其他出版社则更加呈现出版数量分散化和主题专业化的特点。具体而言，这些出版机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出版机构的规模来看，既有如记录出版社（Record）、文学公司出版社（Companhia das Letras）和罗卡出版社（Roca）的大型出版商，也有以海关出版社（Aduaneiras）、兰迪出版社（Landy）、明亮文字出版社（Lúcida Letra）等为代表的中小型出版社。此外，出版社的规模和其年度出版趋势有显著联系。例如，上述三家大型出版社在这30年间持续出版中国主题图书，对中国主题图书表现出持续而稳定的出版兴趣。相对而言，其他出版社如安德烈出版社（Organização Andrei Editora）、埃迪奥罗出版社（Ediouro）和坎普斯出版社（Campus）在1990—2000年出版了多部中国主题图书，但进入2000年后出版量显著减少；与此同时，另一些出版社如伊科尼出版社（Ícone）、沃泽斯出版社（Vozes）、思想出版社（Pensamento）和巴西经济应用研究院出版社（IPEA）是在2000年之后才逐渐开始出版中国主题图书；而L&PM出版社（L&PM）和亚历山大·德·古斯芒基金会出版社（Fundação Alexandre de Gusmão）是在2010年后才开始加大对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力度。总的来说，不同规模的出版社及其出版行为，反映出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市场上的广泛吸引力和多元化的出版需求。

第二，从出版主题领域来看，这些出版社具有集中性和专业化的特点。整体而言，出版主题主要聚焦于文学、哲学宗教和医药卫生等领域，与前文分析的主题分布特点一致。具体来看，每家出版社有其擅长的特定领域。例如，伊科尼出版社（Ícone）、罗卡出版社（Roca）和安德烈出版社（Organização Andrei Editora）专注于中医和健康管理方面的图书；沃泽斯出版社（Vozes）、埃迪奥罗出版社（Ediouro）、新时代出版社（Nova Era）和明亮文字出版社（Lúcida Letra）主要出版中国哲学宗教方面的书籍；巴西经济应用研究院出版社（IPEA）和海关出版社（Aduaneiras）集中于介绍中国经济和中巴经贸关系的出版物；亚历山大·德·古斯芒基金会出版社（Fundação Alexandre de Gusmão）和朱鲁阿出版社（Juruá Editora）则更注重分析中巴外交关系发展的书籍。通过这种差异化的出版策略，各出版社不仅凸显了自身的特色，也共同丰富了巴西图书市场的多元性，满足了不同读者群体的需求。

第三，从出版机构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出版中心位于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其他出版机构零星分布在其他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拥有众多出版社，如圣保罗的文学公司出版社（Companhia das Letras）、罗卡出版社（Roca）和伊科尼出版社（Ícone），以及里约热内卢的记录出版社（Record）和埃迪奥罗出版社（Ediouro）。这两个巴西城市是中巴出版合作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枢纽。然而，一些某他城市的出版社也在中国主题图书出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助于扩大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传播影响力和覆盖范围，如阿雷格里港的L&PM出版社和库里提巴的朱鲁阿出版社（Juruá Editora）。由此可以发现，中国主题图书出版在巴西许多城市的出版机构中都得到了广泛参与和支持，突显了中国文化传播的深远影响力和跨区域交流潜力。

第四，中巴出版交流日益频繁。除巴西本土出版社外，澳门文化局在巴西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自16世纪起，澳门作为中葡文化的交汇地，成为连接中国和葡语国家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较早参与到葡萄牙语图书的出版活动中，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涵盖中国历史地理、哲学宗教和文学等领域的书籍。同时，中国本土出版社，如五洲传播出版社和中国外文局也逐渐加大对葡萄牙语版中国主题图书的投入。当前，中国出版社与巴西本土出版社之间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共同推动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与传播。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和巴西东进出版社成立合作选题研发中心 ^[20]，推出以“SHU”（取自“书”的汉语拼音）为标志的图书品牌，旨在向巴西推介更多中国主题相关的图书。目前陆续出版了《中医》（Medicina Chinesa）、《中国书法》（Caligrafia Chinesa）、《中国美食》（Culinária Chinesa）、《中国哲学》（Filosofia Chinesa）及《亡者归来》（Voltando dos Mortos：Condenações Injustas e Justiça Criminal na China）等书籍。

巴西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中既有巴西作者用葡萄牙语书写的原创图书，也有从汉语和其他语言翻译的图书。而翻译图书中，既有译自中国的图书，也有译自其他国家语言的以中国为主题的图书。这里主要分析巴西图书市场上对中国图书的译介模式。

中国图书大多是间接翻译成葡萄牙语的，即参考英语、法语、德语等语言译本译成葡萄牙语。采取这种翻译模式，一方面是由于早期同时精通中文和葡萄牙语的人才缺乏，尤其是在巴西，既懂汉语又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才更为稀缺；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巴西与欧美的文化交流密切，与欧美国家的出版社合作紧密，且巴西国内懂英语、法语、德语的翻译人才较多。这种间接翻译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图书在巴西的传播，增加了这些作品进入巴西市场的机会。例如，早期记录出版社（Record）出版的《孙子兵法》（A Arte da Guerra）经英语译本译成葡萄牙语，并在巴西市场取得了巨大成功，到2004年已达到第33版印刷，受到巴西读者的热烈欢迎。

然而，中介语的介入也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译文的准确性和文化传递的完整性。有巴西学者指出，尽管《孙子兵法》取得了巨大成功，巴西市场上流行的大多数译本却均为间接翻译，且翻译质量参差不齐，缺少权威可靠的版本^[21]。随着中葡翻译人才的增多和翻译技术的进步，一些巴西译者开始尝试直接由汉语版本翻译中国经典书籍（表 3），如武志成（Wu Jyh Cherng）翻译的《道德经》、沈友友（Giorgio Sinedino）和安德烈·布埃诺（André Bueno）分别翻译的《论语》，这些作品弥补了之前间接翻译的不足，将中巴之间的文化背景差异考虑在内，为巴西读者提供了更为准确、丰富的中国文化阅读体验。巴西知名汉学家沈友友指出：“每一部中国典籍的译本都应该尽量成为独一无二的艺术品，需要根据原著作者的特点及其时代、思想和创作特征等因素，针对葡语读者的情况来阐释。”^[22]此外，许多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也开始首次被翻译成葡萄牙语：2013年，阿米尔顿·雷斯（Amilton Reis）首次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的作品《变》译成葡萄牙语；2017年，马尔西亚·施马尔茨（Márcia Schmaltz）首次将中国著名作家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译介到巴西。目前巴西比较有影响力的本土汉学家有阿米尔顿·雷斯（Amilton Reis）、沈友友（Giorgio Sinedino）和安德烈·布埃诺（André Bueno）等，他们在推动中葡图书译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汉语直接翻译成葡萄牙语的图书数量之所以不断增加，既得益于中葡双语翻译人才的逐渐增多，也得益于中国实施的对外图书出版项目以及中巴两国出版领域合作的加强。为了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我国相继启动了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图书翻译项目、中拉思想文化经典互译工程、中国国际经典图书战略、中葡经典图书互译出版项目等，葡萄牙语作品也包含在内。2024年11月，外文出版社举办“读懂中华经典”系列葡文版新书发布会，推出了由巴西汉学家沈友友译著的《〈道德经〉通解》《〈论语〉通解》和《〈庄子·内篇〉通解》，弥补了葡语世界在中国传统典籍研究领域的空白 ^[23]。近年来，中巴两国通过加强出版领域的合作，共同推动了多部具有文化价值的优秀作品问世。圣保罗州立大学出版社和该校孔子学院合作，出版了《南华经》《鱼玄机》和《中国唐代诗选》等近十部中国文学经典著作。^[24] 2021年，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出版社和该校孔子学院合作翻译出版了鲁迅的《朝花夕拾》中葡双语版。^[25] 2024年6月，由朝华出版社出版的《以遗知音：中国唐代诗选》中葡对照版在第30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揭幕。^[26]同年11月，由外文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和巴西孔特拉庞托出版社共同翻译出版的《摆脱贫困》葡萄牙文版在巴西发布。^[27]这些翻译书籍不仅彰显了中巴文化交流的广度和深度，也展示了双方在文明互鉴领域不断深化的合作与成果。

总的来说，巴西市场上中国主题图书的译介模式经历了从间接翻译到直接翻译的发展过程。间接翻译在推广中国图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中国作品进入巴西市场奠定了基础。然而，近年来直接翻译的兴起，更能有效提升译文质量和文化传递的完整性。特别是在中巴出版合作不断加强的背景下，双方通过合作出版、合作翻译等形式，有力推动了直接翻译的发展，进一步深化了两国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领域的合作。

分析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现状，可以看出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出版面临着以下挑战。

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数量受巴西国内政治环境影响显著。巴西的政治环境，包括政府局势的稳定性、领导人的更替以及巴西对中国的外交关系走向，对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数量具有较大影响。1990—2022年，当巴西国内政局稳定、领导人采取亲华政策或中巴两国外交关系发展紧密时期，出版数量往往增加；而在巴西政局动荡、领导人采取亲美政策或巴西外交政策右转时，出版数量不可避免地遭遇下滑。

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主题集中，选题缺乏多样性。当前巴西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主要集中在传统文化领域，如哲学、宗教和中医，对其他领域如展现中国当代发展成就和现代风貌的作品关注较少。这种现象虽然能让巴西读者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但同时也会限制巴西读者全面认知中国，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现状了解不够。根据2023年的《中国—巴西Z时代相互文化认知度调查报告》，70%的巴西受访者表示主要通过图书和影视来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并且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的三个文化符号分别是：长城、中医、孔子 ^[28]，这进一步说明需要利用好图书在塑造形成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上的重要作用。

中巴出版社之间的合作还处在初级阶段，有待进一步深化加强。早期阶段，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主要依赖于巴西出版社的自发行为，取决于巴西出版机构对中国主题图书的兴趣和需求。虽然中国本土出版社也逐渐参与到巴西葡语图书市场中，但数量较少，难以有效拓展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市场普及度。而中巴出版社之间的合作交流也是近几年才逐渐兴起，如2019年中巴出版商共同举办的“中巴出版人对话”座谈会 ^[29]，2024年巴西东进出版社加入中拉文化出版中心协作机制。^[30]

汉学及翻译专业人才的匮乏阻碍了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高质量出版与传播。长期以来，巴西译者主要是借助英语、法语、德语等译本来翻译中国图书，而这种间接翻译影响了译文的准确性和文化传递的完整性，使得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质量参差不齐。尽管近些年来中葡双语翻译人才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总体而言，巴西仍缺乏足够的汉学家和专业翻译人才。中葡语言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也增加了翻译难度，尤其是翻译文学作品，需要译者具备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对双方文化的深入理解。

针对上述挑战，为推动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高质量出版和传播，以书为媒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需要构建以中巴两国政府、出版机构、翻译人才为主体多层面参与的多元行动体系，如此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巴西的国家形象，促进中巴在出版领域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首先，加强和完善中巴两国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合作长效机制。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出版对当地政治环境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两国可以通过加强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合作长效机制，减少双边关系龃龉以及巴西政局动荡对中国主题图书出版计划的影响，确保中国主题图书出版的持续性和稳定性。2024年，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文化和旅游分委会—举行会议，两国达成继续加强在图书、出版领域的合作意见 ^[31]，为推动中巴出版合作注入了新动能。在具体合作机制层面，可以效仿中国和其他国家开展的合作项目，如中国和阿拉伯语国家典籍互译出版工程，通过政府层面的支持和政策引导，为中巴图书出版合作创造更加稳定有利的环境。

其次，推动中巴两国出版机构联合打造稳健长期高效的合作网络。中巴出版机构可以共建出版协作机制，定期举办出版论坛，增强双方在出版流程、选题策划、翻译转换、本土出版、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合作，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从而推动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更广泛传播。2018年北京师范大学和巴西东进出版社成立的合作选题研发中心，2024年巴西东进出版社加入中国外文局发起建立的中国主题图书国际合作出版机制，就是中巴出版机构深度合作的有益尝试，进一步促进了中巴出版机构的交流与合作。此外，还可以通过持续参加两国的图书博览会和举行中国主题图书展，激发巴西本土对中国主题图书的兴趣，扩大中国主题图书的受众面和影响力。巴西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国际图书双年展是巴西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图书展，中国出版机构已连续多年参与其中，有力地推动了中巴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

再次，实施多元化的出版策略，积极扩大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主题范围。目前，中国主题图书在巴西的出版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对此，可以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继续推广中国传统经典书籍，并且采取在地化的策略，将这些书籍与巴西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文化背景相结合，使巴西读者更易接受和理解，让中华文化真正走入巴西读者心中，从而讲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故事，展示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文学方面，还应进一步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的翻译与出版，促进中国古典文学的在巴传播；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反映中国现当代社会变迁、发展成就、人民生活新面貌书籍的出版力度，让巴西人民充分了解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巴西读者对当代中国形成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认知，以此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打造中国在巴良好的国际形象。这种多元化的出版策略不仅能满足巴西读者对中国多方面了解的需求，还能丰富中巴文化交流的内涵，增强中国在巴西的文化影响力。

最后，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中葡双语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特别要强化汉学家及高层次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近几十年来，中巴两国在培养中葡双语人才方面成效显著：中国已有60多所高校开设葡萄牙语课程，葡语人才逐年增加 ^[32]；巴西设立了11所孔子学院和5个孔子课堂，数量在拉美国家中位居首位。^[33]然而，由于图书翻译对语言和文化理解的高要求，两国高层次翻译人才仍十分紧缺。首先，中巴两国应进一步加强在教育领域的合作，通过设立更多的奖学金、学生交流计划等方式培养更多中葡翻译人才。其次，有关部门可进一步加大中华学术外译葡语图书项目资助力度，推动中国优秀学术著作在葡语国家的翻译和传播。此外，孔子学院等在巴文化机构可以主动积极与巴西本地大学和出版社合作，开展翻译培训项目和研讨会，逐步提升中葡翻译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