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通常被划分为专业出版、大众出版、教育出版三大业态，其中，专业出版的主体是学术出版。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支持和鼓励科技创新，尤其关注“卡脖子”技术的突破。学术出版的质量和水平是反映国家科学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 ^[1]，随着国家对学术出版的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我国学术出版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

国家出版基金以“体现国家意志，传承优秀文化，推动繁荣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宗旨，自2008年设立以来，已成为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之后的第三大有影响力的基金。^[2]在资助范畴中，国家出版基金对政治、文化、科技三类选题的资助比例为3∶4∶3，科技类选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而这些重量级学术专著的出版对于科技的发展有强烈的反作用力，不仅服务于国家科技强国的战略，也为我国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可以说，国家出版基金为精品学术出版提供了资金资助，反映了当代学术出版的最高水平，助力出版社打造学术出版的高地。

本文梳理和选取了13家地方科技出版社，以其2019—2024年国家出版基金入选项目为基础素材，深入剖析其6年来的入选数量、选题方向等，结合地方科技出版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索地方科技出版社实现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为即将到来的“十五五”规划找准方向和切入点。

2019—2024年，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总数分别为760种、633种、405种、498种、516种、530种。受三年疫情影响，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总数下降后又稳步回升，近4年来一直在扩大资助范围，更多优质的学术著作因此受益。笔者系统整理了这6年国家出版基金的入选项目，筛选了各年地方科技出版社的入选情况，选取入选总数排名前10的13家出版社（存在并列情况），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从入选数量上来看，13家出版社基本上每年都有项目入选，单年度入选1种、2种、3种的情况分别出现了26次、25次、15次。其中，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2年度入选6种，为单年度入选数量最高的出版社，这一入选数量甚至远超很多中央级的科技类出版社，但2021年度入选数量为0（经笔者调研，该社2021年度荣获国家出版基金优秀项目承担单位），平均每年入选3~4种，保持稳健和较高的入选数量。

从年度入选总量来看，13家出版社2019—2024年入选总数分别为28种、30种、18种、25种、25种、26种，占比分别为3.7%、4.7%、4.4%、5.0%、4.8%、4.9%。2021年虽然仅入选18项，但当年国家出版基金共资助405项，占比4.4%；2019年入选28种，但当年共资助760项，占比仅3.7%。由此可见，13家出版社入选数量与入选总量成正比，并基本保持稳定的占比。

从入选排行上来看，前四名分别为上海科技出版社、广东科技出版社、北京科技出版社、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并列第三）、浙江科技出版社，均处于经济发达、高校资源丰富、科技成果显著的地区。其他的地方科技出版社中，广西科技出版社、福建科技出版社、贵州科技出版社都具有显著的地方出版特色，湖南科技出版社、湖北科技出版社、山东科技出版社等都在地方科技出版社中表现优异。

出版以“内容为王”，好的选题是出版社长盛不衰的秘诀。入选国家出版基金的选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出版社的出版方向、专业水平和综合能力。笔者分析13家出版社2019—2024年入选的152个选题的情况发现，地方科技出版社一直按照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在专业化领域做垂直化发展，不断延伸拓展产品线，保证了选题的储备量和连续性，不断加强学术出版领域的建设。

多年来，地方科技出版社立足专业化，找准出版方向，在医学（尤其是中医）、三农和前沿科技领域，始终做垂直化发展，策划和出版了一系列满足国家战略要求、反映最新科技成果、推动科技进步的精品图书。例如，福建科技出版社持续深耕中医药领域的选题开发，《中国中药资源大典（第三批）》《中国中药资源大典·山脉卷（第四期）》《中国中药资源大典·山脉卷（第五批）》分别入选2019年度、2020年度、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体现了地方科技出版社在大型项目上的持续性发展；湖南科技出版社在三农领域表现优异，《超级杂交水稻育种栽培学（中、英、法文）》《超级杂交水稻超高产栽培理论与实践》《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利用》《畜禽营养与健康养殖前沿丛书》分别入选2019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2024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充分体现了其在水稻种植、畜禽养殖方面的出版优势；上海科技出版社一直深挖海洋工程建设，《深远海工程装备与高技术丛书（二期）》《海洋深水油气田开发工程技术丛书》分别入选2019年度、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是其依托上海优越的科研力量，在前沿科技领域精耕细作的出版成果。

在多年深耕专业化的基础上，地方科技出版社依托地方特色和资源优势，逐渐拓展在生物学和地学方向的选题，初步建立了一定规模的出版体系。一方面，在中医药、三农的出版基础上，进一步拓展生物学产品线，延伸出植物学和昆虫学等板块，如湖南科技出版社的《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贵州科技出版社的《黔本草（第三卷）》、广西科技出版社的《中国毒蛇学（第3版）》、河南科技出版社的《中国胡蜂科昆虫原色图鉴》、浙江科技出版社的《中国口岸截获天牛幼虫分类图鉴》等均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另一方面，依托各地的地质资源等，拓展地学类产品线，如笔者所在的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共同策划的《地层“金钉子”：地球演化历史的关键节点》《澄江动物群：见证地球生命大爆发的化石自然遗产》分别入选2022年度、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地学类相关选题《山川纪行：第三极发现之旅——臧穆科学考察手记》《一个长江——从雪山到海洋》分别入选2019年度、202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我社也将地学类产品线作为今后重点发展的学术出版方向之一；湖北科技出版社通过加强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地调局等地方科研院所的合作，也在地学类学术出版方向不断发力，《新的全球寒武-奥陶系界线辅助层型：中国北方大阳岔小阳桥剖面》《固体地球简正模理论》分别入选2021年和2023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从设立时就明确了“坚持正确导向，代表国家水平，体现创新创造”高起点、高标准的项目资助要求 ^[2]，入选的项目也都是符合这一要求的高端精品佳作。在笔者选取的152个选题中，共有66个选题的书名中带有“中国”二字，占比高达43.4%，这说明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图书“体现国家意志”的本质，如北京科技出版社的《中国常用中药材本草考证与规格等级标准研究》、河北科技出版社的《中国真藓科植物分类学研究》、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国菊科植物彩色图鉴（上下卷）》、贵州科技出版社的《中国短头叶蝉和圆痕叶蝉》等。这些“中国”系列的选题，首先在定位上立足高远，代表国家水平；其次在内容上彰显高标准，代表领先的科技成果。这种定位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今后的学术出版指明了选题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3]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科学普及工作，大力宣传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这成为科普读物发展的强劲动力。专业化是立身之基，大众化是发展之道，学术出版大众化就是要使优秀的专业成果以深入浅出的讲述方式进入人民群众的阅读世界 ^[4]，这从国家出版基金近年来逐步加大对科普图书的资助可见一斑，如北京科技出版社的《少年问天梦·中国空天重器科普丛书》、山东科技出版社的《科技史新视角研究丛书》、湖北科技出版社的《碳中和前沿·二氧化碳地质利用与封存技术丛书》等。“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5]的“双创”理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落地转化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一批文化遗产的抢救性大众学术著作应运而生，这些也成为国家出版基金重点资助的对象，如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的《中国传统村落与乡村振兴丛书》、广西科技出版社的《骆越文化研究丛书（第一辑）》、河北科技出版社的《中国酿酒史》等。国家出版基金增加了科普和“双创”的新赛道，并不意味着对学术出版的关注度下降，而是进一步促进专业学术著作向大众学术著作的转化，让更多社会大众了解科技发展，尤其是在更多青少年的心中种下科学的种子。

在每年国家出版基金的角逐中，与地方科技出版社代表的“地方队”相比，“国家队”——中央级的科技出版社始终保持优异的成绩，在入选数量上始终保持稳定和领先。如2021—2024年，科学出版社入选数量分别为4种、5种、4种、5种，化学工业出版社入选数量分别为4种、3种、5种、2种，人民卫生出版社入选数量分别为2种、4种、4种、3种，中国农业出版社入选数量分别为2种、3种、3种、2种。不可否认，地方科技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发展中面临一些困境，与中央级科技社存在一定差距。

地方科技出版社与中央级的大社在组织架构、业务范围、出书规模、员工人数等方面存在一定差距。中央级的科技出版社往往以单体出版社的形式存在，一些规模较大的出版社，甚至以单体的形式组建出版传媒集团，例如，科学出版社在2011年完成股份制改造，整体变更为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1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成为中央出版集团上市第一股。^[6]笔者所在的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隶属于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集团连续四年入选“全球出版50强”，位列国内出版企业第一，且于2011年在上交所挂牌上市，但是，集团的上市整合了旗下多家单位的力量。与此同时，科学出版社年出版新书3000余种，庞大的新书品种数量在一定程度上为打造优质的学术著作产品集群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也更容易形成其在某一专业领域出版的口碑。而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年出版新书约1000种，新书品种存在明显的差距。

中央级的科技社往往依靠中央部委级的资源，无论是平台优势，还是内容来源，地方社都与之存在显著差距。例如，中国农业出版社先后隶属文化部、人民出版社、国家农业委员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业部，出版范围涵盖农业领域的种植、养殖、农业经济、农史古籍、农业百科、期刊、农业标准等。^[7]而地方科技出版社更多是寻找地方资源，例如，笔者所在的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三农系列图书的打造，自2019年起每年都有三农类图书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这些项目基于江苏农业生产的特色，依托江苏地方的科研资源，如江苏省农业院、江苏里下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京农业大学、扬州大学等，这些地方资源和平台较之于中央级的科技社存在明显差距。

高端学术出版的核心是高端的专家队伍。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央级出版社下沉到地方，成立地方分社，积极抢抓地方优质资源，与地方科技出版社形成了竞争关系。在同等情况下，院士专家会综合考虑出版社的品牌号召力和学术影响力。专家与中央级出版社合作出版学术著作，更容易借助其平台优势为图书宣传造势，在整个行业和学术界引起更多的关注。毋庸置疑，地方科技出版社的影响力有限，所以只能在加强出版服务上下功夫，如主动对接院士专家，做好图书出版后的宣发工作，用扎实的业务能力赢得院士专家的信任。

自2010年出版单位陆续转企改制后，出版社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无论是员工人数还是出版的图书数量都显著增加。一些中央级出版社的人员规模可达几千人，几乎相当于一个地方出版集团的规模。中央级的出版社由于出版规模大、平台资源广、发展潜力大，对理工农医类的毕业生更具吸引力，因此出版社以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主，甚至有些中央级出版社在招聘时就要求必须为博士。高学历的专业编辑与院士专家沟通时更有条件以“专业”的学科背景取得院士专家的信任。而地方科技类出版社的编辑队伍建设却存在一定的困难。地方科技出版社要求编辑人员需要具备医学、三农、理工类等相关的学科背景，但地方医院、科研院所、工程企业等单位的收入、待遇等远远高于出版社，所以地方科技出版社的编辑以硕士研究生学历为主，本科生和博士生较少。

此外，从编辑力量上来说，中央级的出版社一个编辑分社可近百人，分社再按细分市场划分编辑条线，不仅编辑力量充足，而且容易形成较好的人才年龄梯队，编辑团队的建设更加合理和充分。而地方科技出版社有的编辑总数不足百人，编辑部门普遍在10人左右，还要分为几个产品线，在面对大规模或者成套的选题时，人手就显得捉襟见肘，出版进度也无法保证，对后续的选题储备和选题开发极其不利。

国家出版基金强调“聚焦科技前沿，突出创新创造，集中展示中国科技领域重大原创成果”，这为地方科技出版社瞄准了发展的主方向。地方科技出版社在立社之初，就以出版科技类专业著作为主责主业之一。然而，随着市场化建设的不断加强，出版单位在追求社会效益的同时，过度关注经济效益，盲目追求短期利益，出版了很多不符合专业定位的图书，用热点和热度创造了一时的销售码洋高峰。但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经过多年的发展，地方科技出版社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专业化特色，在医学、三农、理工方向的细分市场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特色。学术出版需要长期积累才能形成一个较为成熟的产品体系，在专业出版领域树立专业的形象，换来学界的认可，以此积累一定的专家资源，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深挖专业内涵，做精该领域的学术出版。

医学、三农和理工是地方科技出版社主攻的三个学术出版领域，但是在细分市场中，这三个大类又可以细分为很多小类。以地方科技出版社的出版规模和人员规模，很难做到在这三个领域面面俱到，一味地分散精力以求“全覆盖”，不足以集中力量“精准打击”。例如，人民卫生出版社几乎涵盖了医学领域的所有细分板块，一个细分领域就是一个编辑部，一个编辑可能一辈子就做一个方向的选题，因此，其对细分领域学术著作的深挖能力是地方科技出版社无法匹敌的。以笔者所在的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例，在医学领域主要围绕口腔医学、影像医学、皮肤病学与整形外科学、康复医学、中医药学等重点学科策划选题，每个学科配备4~5名编辑，经过多年的积累逐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品线，虽然距离中央级的大社尚有很大距离，但是在某些小的产品线已经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在长期专业化和垂直化的积累下，地方科技出版社要形成自己的品牌。这种品牌化的建设，不单是成立专业的品牌标志，更重要的是在某一学术领域形成自己的口碑，在开卷市场取得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在业界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上，中国知网发布了17个学科领域的“最具学术影响力出版社（2014—2023）”榜单，“农业科学”版块的前3名分别是科学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这充分体现了这些出版社在三农领域的学术地位，遗憾的是，虽然几乎所有的地方科技出版社都将三农作为专业出版之一，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上榜。在这个榜单中，地方科技社仅有2家入选，分别是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在“工业技术”榜单中排名18位，上海科技出版社在“医药、卫生”榜单中位列第5位。^[8]这也进一步要求地方科技出版社要加强品牌化建设，不断提升学术影响力。

地方科技出版社虽然资源优势比不过中央级的出版社，但是在各省区却有着中央级出版社没有的地缘优势。地方科技出版社在多年的发展中始终服务于地方科技，与当地的科技主管部门、地方院校、科研院所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技出版风格，如新疆科技出版社的《新疆特色果树资源研究》《新疆特色药物志》，甘肃科技出版社的《敦煌医学文献辑注》，吉林科技出版社的《保护耕地中的“大熊猫”——黑土地生态修复》，都是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项目。然而，地方科技出版社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合作关系，应该进一步加强和地方的深度联通，成立联合出版平台，建立更紧密的合作，提供更优质的出版服务。如笔者所在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与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成立了“凤凰·南古联合科学传播中心”，与江苏省农科院成立了“凤凰·苏农科联合科学传播中心”等，通过平台化的运作，加强与科研院所的联系，围绕科研院所的成果，持续开发优质选题。

学术出版数字化是新时代下新技术和出版深度融合形成的新业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浪潮的席卷，越来越多的科技元素应用于学术出版中。一些科技类的学术著作被转换为数字化资源库，以数字库的形式传播，例如，科学出版社基于已经出版的古生物志和相关专著，建设了“中国古生物地层知识库”，全面收录我国古生物系统分类成果，并集成物种描述信息、地层、剖面相关信息与理论知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科学出版社在地球科学领域的学术影响力。又如，某些医学类手术被拍摄为视频，不仅被应用于数字化的平台，也与图书的出版相结合，以二维码的形式附在图书中，读者扫码即可观看。AIGC、ChatGTP等新技术的问世，为出版的传播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应用于图书出版中，尤其是为图书的宣发工作带来了巨大的便捷，学术出版要与时俱进，善于利用这些新技术进行广泛宣传。

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展示离不开国际话语体系的构建。^[9]学术出版“走出去”不仅是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渠道。我国的学术出版与国际领先水平尚有一定差距，以施普林格·自然、爱思唯尔等为代表的国际大型科技出版集团在逐步集合全球学术出版资源，因此，加快我国学术出版国际化的建设迫在眉睫。学术出版要勇敢“走出去”，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科技实力和科技创新。据调研，地方科技出版社目前在国际化方面探索较少，亟须进一步提升学术出版的影响力，为在世界发出“中国学术声音”贡献一份力量。

学术出版是我国出版事业与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术生产与学术传播的重要阵地。^[10]学术出版对出版业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它不仅是出版社践行社会效益的主要体现，也是展现出版社学术水平的重要方面。地方科技出版社在历年的国家出版基金入选中表现优异，尤其在医学、三农和理工类学术著作的出版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虽受制于“地方队”的制约，但也得益于“地方队”的优势，今后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垂直化、品牌化的发展，加强地方资源的汇聚，积极拥抱新技术，勇于迈向国际，助力我国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