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推广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2020年，中央宣传部印发的《关于促进全民阅读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推广服务体系。^[1]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化全民阅读活动”。^[2]作为全民阅读推广的组成部分，农村阅读推广既是重点也是难点。事实上，2016年我国印发的首个国家级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就已着力要求“大力推进全民阅读进农村”。^[3]然而，在国家持续加大对全民阅读推广投入的过程中，农村阅读推广却面临服务力量严重不足、阅读设施长期闲置、推广活动流于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因此，探索如何提升农村阅读推广效果已成为一项重要课题。

围绕全民阅读推广，现有研究主要从价值意义、所面临的问题及实践探索等方面展开，形成了一些共识性观点和共享性经验。一是就价值意义而言，全民阅读能筑牢共同富裕的精神基础，推进全民阅读是建设学习型大国和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4]推动乡村阅读是促进乡村文化振兴、满足乡村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需求、提升乡村思想文化和道德素质的重要途径，因此全民阅读推广应补齐“农村”这一短板。^[5]二是就所面临的问题而言，新时代全民阅读面临意识困境、时间困境和思维困境，应通过构建政府职能的转变机制、全民阅读的保障机制及全民阅读的激励机制加以解决。^[6]三是就实践探索而言，上海市浦东图书馆已基于“青鸟传书”假日共读活动，形成通过多元融合激活阅读活力、通过主体能动激发阅读潜能、通过任务导向提升阅读效果的重要经验；^[7]温州读书会联盟以温州市图书馆为主阵地，组织各类读书会，实现了阅读群团之间的资源共享与交流互通。^[8]总体而言，现有研究确认了农村阅读推广的价值和迫切性，呈现了阅读推广面临的问题和实践经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在以下方面仍须拓展：一是现有研究多是“城市”视角，“农村”阅读推广研究相对较少；二是现有研究多是“问题”视角，对农村阅读推广的成功实践关注不足，相关案例研究更为不足；三是现有研究多是“静态”研究，基于农村阅读推广实践的机制研究不足。为此，本文聚焦于一个黄河边村庄的农民读书会实践，探讨农民读书的阅读推广机制及其价值，以期为农村阅读推广的持续开展提供借鉴和理论指导。

作为由共同阅读材料、分享心得、讨论观点、学习新知的成员组成的自发、自主的学习团体，读书会是一种值得推广和重视的行之有效的阅读推广方式。^[9]由农村居民组成的阅读组织——农民读书会，则是农村地区不可忽视的阅读推广力量。农民读书会在农村阅读推广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过程，实质是以阅读为纽带的相关行动者互动的过程。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基于制度分析框架探讨了行动者间的互动如何长期持续的问题；^[10]特纳（Victor Turner）从即时过程的视角考察了仪式过程中行动者的互动；^[11]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则将即时过程与长期存续两个视角相关联，并以情感能量为标准分析了行动者参与互动的主观选择。^[12]基于此，本研究力图勾连制度、仪式、情感三个维度的研究，构建解释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其中，长期存续的制度为行动者提供互动规范，仪式为行动者互动提供即时性接点，情感作为动力作用于行动者的互动，三者在农民读书会的运转下持续发生作用，共同成为影响农村阅读推广的重要因素。

一是在制度维度，农民读书会从制度设计与制度选择两方面影响农村阅读推广。当制度设计无法使农民满意、制度选择由外部力量绝对控制时，农村阅读推广工作将面临阻碍。对此，重视农民对制度设计的认同、引导农民在实践中进行制度选择是农村阅读推广的必然要求。

二是在仪式维度，农民读书会通过分离、阈限与聚合的仪式过程影响农村阅读推广。当读书会仪式并未脱离日常生活、无法达到集体兴奋时，其神圣性将逐渐瓦解，此时农村阅读推广工作将困难重重。因此，应当赋予仪式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神圣性、保持参与者同步的关注与情感，从而形成农民读书会的专属符号，为农村阅读推广提供重要保障。

三是在情感维度，农民读书会从短期情感与长期情感（情感能量）两个层面影响农村阅读推广。当读书会参与者的短期情感趋于消极、长期情感逐渐耗散时，农村阅读推广将难以开展。当农民读书会通过丰富活动形式培育积极的短期情感，借助专属符号汇聚并储备情感能量，能够为农村阅读推广提供源源不断的情感动力。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主要就三个问题进行探讨：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受何因素制约？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何以长效实现？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有何价值？

基于以上三个问题，本研究力图通过一个黄河边村庄的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案例，阐释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的机制及其价值，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以往对阅读推广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本研究关注农村样本，对理解阅读推广在农村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二是以往研究多是对地方阅读推广实践的“静态”呈现，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例具有历时性特征，有利于回答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受何因素制约及如何长效实现；三是以往研究主要关注阅读推广存在的问题，对农村阅读推广的成功实践关注相对不足，本研究探讨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有何价值，有利于彰显农民读书会和农村阅读推广的时代意义。

本研究遵循案例典型性与代表性的原则，选取河南省郑州市芝田镇喂庄村的阅读推广实践进行案例研究。喂庄村在2017年成立芝田镇喂庄村农民读书会（简称“农民读书会”），经过7年的发展实现了从“农家书屋”长期闲置到成为“郑州市十佳书香乡村”的巨大转变，该村在农村阅读推广工作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同时，喂庄村是黄河流域的一个普通村庄，产业结构以农业为主，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样态，阅读基础薄弱，这在全国具有一定代表性。

因“农民读书会”运行过程中留存了大量详细的档案材料与活动记录，且其丰富程度足以客观、完整地还原读书会的阅读推广历程，笔者对这些档案材料与活动记录进行了搜集整理，具体包括：地方政府提供的内部文件、“农民读书会”工作档案、村妇女主任对2017年11月至今读书会活动的记录、读书会成员通过微信朋友圈和“美篇”等发布的参与读书会活动日记、村庄微信公众号对村庄大小事件的文字与图片记录等。同时，笔者采取观察法和访谈法，实际参与了喂庄村“农民读书会”的系列活动，并着重对读书会会长、读书会成员、村民进行了访谈，相关访谈资料近4万字。另外，在资料收集与整理的过程中，笔者使用多来源信息相互佐证，以保障案例的客观性与真实性。

喂庄村——一个黄河边村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芝田镇，村域面积1.2平方公里，总人口2 473人，常住人口以儿童和中老年群体为主。除少数村民留村从事农业、工业和餐饮服务业，该村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依靠外出打工谋生。“农民读书会”是喂庄村全民阅读推广的重要载体和基本实现形式。读书会成立前，喂庄村仅通过一间由村室改造而成的“农家书屋”为村民提供图书借阅服务，但由于“村内无人读书”，书屋长期处于闲置状态。2017年11月，面向喂庄村全体村民的“农民读书会”正式成立，由驻村第一书记、村妇女主任分别担任会长与副会长。初期，“农民读书会”成员仅有5人，活动内容以集体诵读与会长讲解为主。在实践中，该读书会逐步增设手语舞、广场舞、合唱、志愿服务等活动，并融入线上活动，其成员发展至近百人。2019年，喂庄村“农民读书会”的成功经验在镇域范围推广，芝田镇借助“甜嫂美乡村”志愿者服务队构建起镇域“农民读书会联盟”。目前，在“农民读书会联盟”的框架下，喂庄村“农民读书会”以村中老年女性为“领头雁”，形成了积极分子共同领导、其他成员持续参与、非成员接受熏陶的农村阅读推广的良性格局。

作为农村阅读推广的重要力量，喂庄村“农民读书会”于成立时即发布《关于成立喂庄农民读书会的通知》（简称“《通知》”），明确了“农民读书会”的领导机构设置及书籍提供、记录归档等内容。此外，《通知》对读书会活动安排与报名方式作出规定：每天定时在“农家书屋”开展一次集体读书学习交流活动，形式包括集体诵读、讲解、观看视频、交流心得，并以集体诵读与会长讲解为主；有意者可直接加入“农民读书会”微信群，并填写涵盖成员身份信息、阅读兴趣、意见建议等的《农民读书会会员登记表》（简称“《登记表》”）。进而，通过《登记表》汇总农民的阅读偏好和意见，在当地政府指导下，“农民读书会”选择了以树立文明乡风为目的的《豫诚堂家训》等“通俗读物”、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导向的《论语》等“经典好书”、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为目标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等“党建好书”。

同时，为规范组织内部行动秩序，“农民读书会”制定了《农民读书会章程》（简称“《章程》”），确定了读书会的组织性质、宗旨、加入程序，提出“凡热爱并能积极参与协会活动者均可申请入会”。在权利方面，读书会成员有权参加读书会的一切活动、对读书会工作提出建议、向读书会推荐成员；在义务方面，读书会成员须坚持党的领导、遵守读书会章程、积极参加读书会活动、服从读书会安排、爱护读书会财产。以《章程》为指导，“农民读书会”体现出不设严格的参与退出壁垒、重视共同行动、关注成员需求等特点，成为“农民读书会”持续运作的有力保障。

另外，“农民读书会”还结合河南省农家书屋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河南省新闻出版局的相关规定，制定了喂庄村《农家书屋管理制度》等规章。其中，《农家书屋管理制度》主要就书屋环境要求、书屋维护、免费借阅等进行了规定，并要求“农家书屋每周开放时间不得少于五天”；《农家书屋管理员岗位职责》则强调了“严格保证开放时间、不擅离岗位”；《农家书屋图书借阅制度》主要对借阅范围、手续、期限等作出了要求。这些制度保障了喂庄村农民自主阅读的权利，为“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提供了制度支撑。

除集体诵读经典作品以外，读书会还融入了学习手语舞、广场舞、歌曲等内容——作为读书会之前或之后的活动环节。手语舞作为难度低、相对容易学的文艺项目，最早以凝聚成员共识为主要目的被“农民读书会”引入，参与者利用每次诵读前后的时间共同学习《感恩的心》等曲目。学习广场舞产生于读书会活动举办频率下降之后，成为维系成员间每日联系的新途径，由“农民读书会”会长牵头组织学习，并在常态化后由读书会积极分子每晚带领成员进行。学习歌曲主要是为参加县乡组织的活动比赛而选择性增加的环节，一般只在每年的相关活动比赛前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娱项目满足了读书会成员的日常社交、学习需求，丰富了成员的日常生活，不断吸引更多村民加入。在这些文娱社交活动中产生的共同记忆，成为读书会成员集体认同与组织维系的重要纽带。

2019年6月，芝田镇将“农民读书会”纳入“甜嫂美乡村”志愿者服务队项目，借助乡镇定期活动与展演等平台，“农民读书会”成员间的文化互动得以常态化，同时读书会的影响力在当地持续提升，“农民读书会”成员对读书会的认同得以持续提高。“甜嫂美乡村”是芝田镇开展的乡风文明建设项目，除定期开展读书会、广场舞、志愿服务等活动外，还开展如“美丽乡村品茶艺”等文娱社交活动，以丰富乡村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与此同时，芝田镇在每年重要节庆日开展镇级文艺汇演，由芝田镇各村的“甜嫂美乡村”志愿者服务队参与展演，参与情况作为镇域各村工作评比的参考。借助“甜嫂美乡村”项目，“农民读书会”成员获得了更多的赞誉与情感共鸣，其参与读书会的积极性得以持续；乡镇政府有了开展阅读推广、文化服务和志愿服务的抓手，而“农民读书会”则是镇政府运转这一项目的重要支点。

一方面，“农民读书会”《章程》虽然明确了读书会成员的入会资格、权利和义务，但并无强制性任务，也无限制性约束。同时，为吸引和鼓励更多农民参与读书活动，实践中组织成员与非组织成员的界限并不十分明晰。《通知》作为操作性制度，实施较为灵活。例如，读书会活动规定开始时间为活动日的19：00，但常常要等到有意参与者基本到齐后才开始。这些引导性的制度设计与灵活的实施过程使得“农民读书会”在获得农民支持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也造成相关制度的功能存在缺陷——农民的自主选择成为组织运行的决定性因素，组织不得不被参与者“牵着鼻子走”。

另一方面，“甜嫂美乡村”项目实施后，芝田镇政府全权负责各村阅读书目的选择，虽然这在前期能够为各村阅读推广工作提供科学的引导，但经历了长期阅读学习后阅读者会逐渐形成各自的阅读偏好，对于外部力量单方面决定阅读书目易产生“抗拒”倾向，进而会造成农民在阅读推广中主体性逐渐弱化的局面。当读书会及其参与者在确定集体阅读书目时被制度化地取消了选择权，加之无制度约束读书会活动中个别参与者的随意性而持续影响其他参与者的阅读体验，便会对农村阅读推广工作的持续性造成影响。

一般情况下，“农民读书会”在喂庄村农家书屋开展读书活动。发生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参与者无法共同到场，不得不采取线上方式开展阅读活动，这不仅改变了参与者参与阅读的仪式过程，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参与者的阅读体验和效果。具体而言，由于设备差异，线上集体诵读极易出现延迟卡顿、声音嘈杂等问题，且参与者——多为50岁左右——对电子产品运用并不熟练，多无法“全身心”参与读书活动。为应对环境变化，“农民读书会”会长组建“喂庄村先锋读书群”，由成员每天自发将诵读音频发送至群内。虽然依托移动互联网保障了读书活动持续进行，然而这种非同步、非共同在场的阅读形式，弱化了阅读仪式过程与日常生活的差异，使参与者难以有效互动、难以实现集体兴奋。当参与者参与阅读的仪式效果不佳，参与者也随之流失。此外，长期不参与读书会活动的成员对读书会的情感逐渐耗散，加之打牌、刷视频等其他文化娱乐方式的替代选择，其参与读书会活动兴趣存在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位于仪式互动外围和中心的行动者均会面临情感困境。一方面，就集体诵读仪式而言，读书会会长等需为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弱的农民反复讲解释义，为中途参与阅读者再次讲解此前学习的内容，最终个别少学、漏学、跟不上学习节奏的参与者在读书会活动中会“自觉”地居于仪式边缘位置——获得的积极情感较弱，甚至产生“自卑”“厌恶”等负面情绪，进而放弃阅读。另一方面，“农民读书会”成员数量在两年内从最初的5人发展到近百人，这在扩大阅读推广覆盖面的同时，增加了组织读书会活动的难度。组织规模急剧扩大，意味着活动实际参与者和潜在参与者的增加，增加了组织者和实际参与者的时间、精力投入，其运行成本急剧增加。当等待报名读书会活动者全员到齐、争取每一位参加者的阅读理解同步变为“农民读书会”成员每次参与都要付出的成本时，读书会成员因参与成员规模扩大的情感体验和实际受益就会降低，最终影响“农民读书会”的持续性。

农民读书会要长期发挥阅读推广作用，其制度必须得到农民的认可与支持，既要确保读书会制度设计对农民参与的吸引力与维持力，又要引导农民在长期的实践中自主进行“支持”与“不支持”的制度选择，最终形成一套农民认可的制度，为农村阅读推广的开展提供长期支撑。

一个人在任何特定情形中的行为选择取决于他如何了解、看待和评价行为的收益和成本及其与结果的联系，这些结果也同样有着复杂的收益与成本的关系。^[10]57争取农民对“农民读书会”制度设计的支持，既要借助经典读物提升制度本身的初始吸引力，也要保障参与主体成本投入最小化，以促使农民在持续参与中形成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判断。在长期活动参与中，农民知识储备增加、能力得到提升，此外还为参与者带来了社交关系网络的拓展、情感上的愉悦等其他收益。最终，农民在实际参与中自主评估预期收益与成本，并因收益大于成本而对“农民读书会”相关制度予以支持。对于具体制度设计中某些“不适应实际情况”的部分，农民具有“建议”改进的权利，这为增进农民对制度的认同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前期实践过程中，“农民读书会”集体活动频率过高，对有做家务或陪伴家人等需求的参与者造成困扰，经成员建议，“农民读书会”将读书会活动频率调整至一周两次，使农民参与读书会的成本收益得以优化。

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还需外部力量的支持、引导与监督，因此乡镇建立综合性的阅读推广“嵌套组织”具有必要性。实践中，“甜嫂美乡村”项目成为连接各村农民自组织的文化纽带，促成了镇域农村阅读自组织互动网络的形成。芝田镇并未对各村阅读推广组织活动的目标、次数、频率等提出具体要求，而是借助传统节日组织策划镇级文艺汇演或比赛——如读书会汇报演出等，为农民提供汇报阅读成果、相互交流的平台，对各村阅读推广工作实效进行公开展示。这种嵌套式互动网络的制度安排，使各村基于农民读书会的阅读推广工作既互相关联又各自独立，既目标一致又内容各异，既互相竞争又互相促进，保障了各村村民对基于农民读书会的阅读推广制度设计的自主选择权，在实践中逐渐成为农民认可的制度，使得农村阅读推广有了稳定的支持者和适应村庄环境的制度保障。

农民读书会定期开展集体诵读是农村阅读推广实现的关键支撑。考虑到农民白天生产劳动的需求，“农民读书会”利用村民晚饭后的闲余时间定期开展集体诵读活动。读书会会长在每次活动前都会提前抵达“农家书屋”布置场地，为参与者营造舒适的阅读环境；一些积极分子也会提前约半小时到达村委会大院，播放音乐并带领已到的读书会成员跳舞，同时等待还未到的其他成员。读书会正式开始前的广场舞演练具有“暖场”作用，读书会参与者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汇聚，是村民由私域生活走向公共生活的重要转换仪式——标志着参与者与日常生活的分离，这也在一定意义上赋予集体诵读以神圣性。当读书会正式开始之前，广场舞参与者和围观者集体转移至“农家书屋”，参加接下来的读书活动。

通常而言，读书会正式开始后参与者先一起诵读复习之前所学，接着逐句诵读新内容并由会长讲解释义，最后再反复诵读。虽然参与者年龄相差较大、能力水平参差不齐，但诵读经典的文本选择和专人的领读讲解能有效地改善参与者识字少、字句含义理解困难等问题。在学习的过程中，所有人都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所读的内容上，与身边人保持同步的节奏，并因此产生愉悦、自豪等积极的情感体验，最终达成集体兴奋。此时，参与者超脱社会身份的差异——经济宽裕抑或拮据的参与者均处于一种共享的文化体验中，全身心地投入并享受着阅读的乐趣。

读书会结束后，读书会会长和一些参与者或学习新的广场舞曲目，或为相关比赛和展演准备新的节目，直至会后的“文娱”仪式结束，参与者回归日常的乡村生活。整个过程中，无论是参与者共同阅读，还是一起学习广场舞，都成为读书会集体记忆的组成部分，并成为“农民读书会”独特的文化表征。在这一过程中，会前的广场舞活动将参与者与日常生活逐渐分离，并赋予读书会活动以神圣性；会中参与者的共同诵读实现了身体节奏与情感的高度连接，这种特定场域下的仪式增加了农民阅读时的专注度，激发农民对阅读的兴趣，提升了农村阅读推广的实际效果；会后共同学习新的广场舞曲目塑造了“农民读书会”的集体符号，维系着农民对“阅读”的情感共鸣和持续参与。

农民读书会为农民构建起一个以阅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阅读+”的多样化活动形式，行动者共享情感得以增进。与此同时，“农民读书会”组织者会拍照记录每次活动，会后通过美篇、微信公众号等平台留存与展示，相关照片及文字成为读书会成员身份的象征、“集体阅读”记忆的符号；在网络公共空间的持续展示过程中，行动者的积极情感得到维持与汇聚，为读书会的运作和阅读活动的持续提供情感储备。

具体而言，“农民读书会”参与不设限及读书会活动的低门槛使得农村阅读推广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农民的阅读选择更为自由，这种无压力状态使参与者在阅读活动中产生的情感更为积极。同时，一次成功的互动能够增加行动者积极的情感体验，这些即时情感借由象征性符号和持续性仪式体验转换为长期情感，为开启新的仪式互动储备能量，这在“农民读书会”的积极分子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阅读活动的持续参与者，积极分子往往在读书会活动中有着更强的成员身份认同，能在读书会所营造的仪式场景中获得更多、更强烈的情感能量，并以读书会为纽带构建起基于共同情感体验的乡村文化共同体。

农村阅读推广中行动者参与积极性的差异带来了情感能量的分层，而情感能量的分层进一步强化了行动者参与积极性的差异。最终，在组织符号的刺激下，“农民读书会”中积极分子与组织者一起成为农村阅读推广工作中的“领头雁”，并对读书会成员或非读书会成员的阅读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形成农村阅读推广的内在动力。

自2007年我国全面推进农家书屋工程，截至2022年我国共建成58.7万家农家书屋，推动12.4亿册图书进农村，^[13]但农村阅读推广的实际效果仍不理想。而喂庄村“农民读书会”的实践表明：以读书会为纽带将农民组织起来开展阅读推广，有利于培养、激发和保持农民的读书兴趣，在提升农民阅读能力的同时拓展农民的信息获取途径，推动农民从只关注物质生活向关注精神文化生活和文化传承责任转变，营造积极向上的读书氛围，并促进学习型乡村建设。因此，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的实践有着重要价值。

第一，农民读书会为农村阅读推广相关制度的落实提供了抓手。《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健全管理服务制度”^[14]，但在农村阅读推广实践中，许多制度往往只是“挂在墙上”，而农民读书会为农村阅读推广相关制度的落实创造了条件。具体而言，在制度设计上，农民读书会明确了组织何时何地以何种频率开展集体读书活动，并借助经典读物吸引农民广泛加入。在制度选择上，农民对是否参与阅读活动具有自主性、对活动开展的形式等有了日常就可接触到的对象；借助“嵌套组织”的制度形式，农民读书会一方面调动了外部力量进行资源供给，另一方面为外部力量引导、监督、评估各村阅读推广工作提供了“窗口”。

第二，农民读书会有利于促进农村阅读推广资源的整合，并能通过特有的仪式程序强化农村阅读推广效果。目前，我国多数农村仍依靠农民自觉进行分散阅读，即使有阅读推广集体活动，也多以完成任务为导向，这种“消极被动”的方式不仅造成农民阅读学习缺乏连续性与计划性，而且加剧了农村阅读推广资源闲置的问题。《农家书屋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服务效能实施方案》提出“要开展主题性和常态化阅读活动，提高书屋使用效能”^[15]，这与农民读书会的功能相契合——以集体阅读活动为手段，通过“日常+节庆”的系统化安排，使阅读成为农民的长期习惯。在具体的活动过程中，农民读书会通过特定的时间、地点与程序安排，汇聚一定数量的农民开展互动性强的集体阅读活动，并借助一定的特色活动强化农民对读书会的仪式感与专注度，有助于增强农村居民对阅读的兴趣，同时促进了农村阅读推广资源的整合和作用发挥。

第三，农民读书会强化了农民在农村阅读推广活动中的交流互动和集体认同。有调查显示，村民对农村公共阅读空间“增进乡土和集体认同程度”和“交流互动程度”的评分相对较低。^[16]而农民读书会则构建了一个以阅读为纽带的文化网络，既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生活，也使农村阅读推广有了持续的动力。与此同时，农民读书会使成员之间及成员与村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得以常态化，有利于增进村民的集体认同感，最终真正地实现了农村阅读推广的社会价值。

农村阅读推广是我国阅读推广工作的难点和痛点，而喂庄村“农民读书会”的阅读推广实践提供了借鉴。基于喂庄村“农民读书会”的个案分析，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机制得以呈现。研究发现：①作为以村民为成员、以村为基本单元、以集体诵读为主要活动形式的阅读推广组织——农民读书会，在制度设计时引导农民在实践中选择获得广泛认同的制度规范，进而自主参与阅读活动，有助于农村阅读推广工作获取推广对象的支持。②在农民读书会活动开展过程中，借助特定的时间、地点与程序安排，在分离阶段赋予读书活动区别于日常生活的神圣性，在阈限阶段引起诵读者身体节奏与情感的高度连带，在聚合阶段引导行动者回归日常生活；通过这一仪式过程，有利于培育农村居民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提升农村阅读推广的实际效果。③“农民读书会”借助“阅读+”活动为成员提供多样化的互动机会，基于阅读使参与者形成长期的情感连接，逐渐培育一批具有高度情感能量的读书会积极分子，使农村阅读推广有了内在动力。

尽管“农民读书会”能长效运转，但实践过程中的制约因素却不能忽视。①从制度维度看，读书会制度设计的引导性与潜在参与者和实际参与者行动的“灵活性”存在张力，当读书会制度设计和执行被这些潜在参与者和实际参与者左右，读书会阅读推广陷入被参与者“牵着鼻子走”的困境；当外部力量过多介入读书会运作，甚至外部力量在制度设计和实施中成为唯一力量，会造成农民在阅读推广中主体性逐渐弱化的问题。②从仪式维度看，当环境变化造成参与者无法共同到场参与读书活动，不但会改变参与者参与阅读的仪式过程，而且会影响参与者参与阅读的仪式效果，甚至造成参与者流失。③从情感维度看，行动者参与积极性的差异必然会带来互动中情感能量的分层，其中“跟不上读书会节奏”的行动者存在情感能量持续走低的可能，而积极参与的行动者也面临因投入成本过高而情感能量耗散的问题，两种情况均不利于农村阅读推广工作的持续。

鉴于“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的实践价值，基于“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何以长效等问题的分析，推广该模式须从以下方面着力：①搭建农民与制度制定者的沟通平台，实现在制度设计和制度实施过程中既尊重农民主体性，又保障制度引领性的发展格局。②不断创新阅读推广形式，以村为单位，打造具有村庄特色且能够吸引参与者持续参与的阅读仪式，在留住已有参与者的基础上，吸引更多村民加入。③强化对农民读书会等组织中积极分子的荣誉表彰与物质激励，依具体情况设立优秀读者奖、最佳进步奖、积极参与奖等奖项，注重激励的覆盖面和示范性，提升参加者的积极情感能量，持续吸引更大范围农民参与阅读的积极性，最终实现农村阅读推广工作长效化。

本文基于个案分析了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机制，对农村阅读推广工作的开展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但基于个案得出的研究结论之普遍适用性仍待后续研究进一步检验。因此，今后基于扎实田野调查获取一手资料，并开展多案例研究，是进一步提升农民读书会阅读推广研究的重要路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