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对未来十年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进行了谋篇布局。《纲要》提出：“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高质量教材。深入总结新时代伟大实践，推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打造自主教材体系。”^[1]教材建设是实现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中国系列”原创教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蕴含着以科学理论与文化价值实现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重要目标，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大学出版社在“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既要明确筑牢教材建设价值根基的政治使命，又要承担推进教材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学科责任，更要在准确把握当前教材出版的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实现创新优化，为推出优质的“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提供有力保障，以教材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奋力实现教育强国的伟大目标。

明晰大学出版社之于“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的使命与责任，其重要前提在于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坐标下“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的准确方位，理解其作为教育过程核心要素之一的主要特征，从而找到大学出版社在教材建设工程中的正确道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加强对深化教育改革的一系列部署，教育现代化发展总体水平跨入世界中上国家行列，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教育事业从规模性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2]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成为推动教育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是培育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党和国家始终把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摆在教育事业发展的突出位置，在制度与措施层面进行了精心规划与深入落实。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教材建设提出了“五个体现”；2020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2021年，国家教材委员会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2023年，教育部印发《“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新时代的教材体系建设上升为国家事权的高度，以加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着力打造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总体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纲要》所提出的“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成为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具体形式，也是未来推进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和主要方向。

锚定“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的战略指向具有深厚的价值意蕴。首先，推进“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坚实依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3]“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反映了教材建设的社会主义底色，以《纲要》的形式明确提出这一目标是将我国教育的政治属性切实融入教材建设的总体布局中，进一步完善教材建设的规划组织与理论体系，充分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制度基础、提供坚实的学理依据。其次，推进“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是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的要旨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积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广大青少年坚定对中华文明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塑造实现复兴伟业的精神根基。最后，“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任务。教材是汇聚学科内部、学科之间的知识的平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一定是以教材为重要立足点构建单一学科、交叉学科的知识谱系，进而形成完备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4]“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是对反映中国现实、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成果的总结与提炼，通过教材体系与学科体系的双向循环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

《纲要》提出的“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具有政治性、民族性、创新性三重特征，是适应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发展要求的教科书体系，担负着话语主导权建设、价值观念引领和本土化理论创新的重大使命。

首先，“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是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中国系列”原创教材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融入为首要特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广大青少年，在各个学习阶段与学习科目中牢固嵌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促使教育事业能够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从而在思想层面达到凝心聚力与铸魂育人的目的，进而在政治与行动上以党中央为核心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要想开辟高校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回应国家治理现代化整体安全诉求，高校教材建设就需要坚守政治立场和国家意志”^[5]，“中国系列”原创教材以“旗帜鲜明讲政治”回应了教材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其次，“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表达，具有深厚的民族性。“中国系列”原创教材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包含的铸魂育人思想资源，铸就了教材体系的民族底蕴，凸显学科特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关联，用具有时代特征的叙事与载体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中国系列”原创教材以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培育家国情怀与理想信念的土壤，在知识传播的过程中实现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并重，以具有文化教育属性的学科内容和知识体系引领正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最后，“中国系列”原创教材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主要内容，具有丰富的创新性。“中国系列”原创教材立足于中国实际，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树立方法论的自觉，合理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彰显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之维。知识体系的创新指向的是教材体系的创新。“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在学科基础上以当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需求与实践为背景，吸收各学科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前沿理论与研究成果，将零散的概念、范畴、方法等以教材的形式凝聚为结构紧密的“三大体系”，以教材体系的创新发展促进学术资源向教学资源转化。

使命关乎前进的方向。大学出版社肩负着将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立德树人的目标落到实处的根本任务，应当在“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中牢牢把握“培根铸魂、启智增慧”这一核心要义，贯彻教育强国建设的系统性要求，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育人的双重层面深入发力，以教材体系的稳固价值支撑实现自身的政治引领使命。

早在1986年，全国高等学校出版社第一次工作会议就明确了大学出版社的办社基调：“大学出版社的建立要为多品种、少批量和高层次的教材和学术专著有计划、有步骤的出版提供可靠保证。”^[6]大学出版社作为高校内部的专业性单位，其核心任务始终是依托大学母体统揽各个学科、研究领域的教学与学术资源，将其转化为学科专业的高质量的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等，使高校的前沿研究成果能够以专著、期刊等形式得到充分的反映，营造优良的高校教学与科研生态。

以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是新时期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核心。强有力的教材体系始终是教育强国与教育现代化的基础要素。大学出版社长久以来就是教育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在基础课程改革、学术体系建设、职业教育发展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教材资源，是教育现代化的中坚力量。开展“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大学出版社在总体上要坚定自身的政治意识和大局观念，适应于“健全教材制度，统筹为主、统分结合、分类指导，增强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时代性、系统性”^[7]的教材体系建设主线。将出版“中国系列”原创教材置于教育强国建设的视域下，把握教材领域中国化与时代化的新形势，将党和国家对于教材建设规划的调整融入大学出版社的整体工作布局中，紧密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确立服务高质量教学的出版理念。厘清“中国系列”原创教材编研发行的标准、规范、组织等，承担好高水平、精品化教材出版的主责主业，以教育出版的主体担当优化教育资源的供给体系，为教育强国这一战略目标提供重要保障。

办好普惠全民、人民满意的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的要义之一。“要做好各类教材和教学用书的出版工作，在出版物的数量、质量、结构和载体等各个方面满足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教学需要。”^[8]从现实的教育需求出发是大学出版社能否将教育资源转化为教育事业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大学出版社在明确自身作为教育事业资源整合者的同时，要树立系统性的出版工作观，理解新特征、顺应新变化、解决新问题。第一，使新时代课堂教学的新要求、新变化及时融入教材内容，加快前沿科研成果的学术出版，拓宽教材出版的理论基础。第二，立足于学科特点与学龄阶段精心策划教材选题、细致建构内容框架、严格做好编审工作，促使优质的教材能够真正为教师与学生所用。第三，坚持社会效益的第一位原则，在同各级政府、教育机构、社会组织的多方合作中发展公益教材事业，向教育水平欠发达地区输送优质的教材资源。“教材强国建设一方面是要关注教材建设的均衡性和全面性，促进各级各类教材体系的优质均衡发展”^[9]，通过教材价值的最大化推动构建全民学习型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0]出版工作长久以来就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教材作为传播知识与价值观的载体更是其中的关键领域。

应当始终坚持党对教育出版工作的全面领导，以高度的政治站位与清醒的政治判断确保教材出版的正确方向。开展“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大学出版社要以教材建设的政治性为第一前提，紧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好思想宣传工作，应当牢牢认清教材出版在意识形态传播，培育青少年理想信念、道德观念与价值理念过程中的重大意义。“自我意识是政治传播主体的本质规定之一，是从事创造性政治传播活动的前提”^[11]，大学出版社要坚定不移地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融入教材出版工作的指导思想中，完善大学出版社内部以党组织为核心的政治领导机制，进一步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全面细致做好教材内容的意识形态审核与把关，守住教材的意识形态底线。大学出版社要立足于人民教育的本质，用政治性、现实性、学理性相统一的内容体系实现教材出版满足人民精神需求、塑造精神世界的作用。大学出版社应以价值理性统领工具理性，突出教材出版铸魂育人的优先性，以前瞻性的思维聚焦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与重要活动，关注新兴政策、社会热点与学术前沿，促使教材出版在意识形态领域能够及时反映时代主题、融入时代精神。

大学出版社应围绕党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坚持以阐释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扎实推进主题教育进教材工作。“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是落实我国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保障主流价值观供给、实现教材建设文化自觉的重要环节。”^[12]在准确凝练这一思想体系的深刻背景、理论构成、现实指向等的基础上，大学出版社应根据教材应用的学科优势与培养目标确定理论选取的范围，实现思想体系与学科知识的有机融入，增强教材使用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高度认同。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要求下，大学出版社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引导作为组织教材内容的重要依据，切实增强教材体系的思政育人属性。在教材内容编排中，大学出版社不仅要从结构设计与内容排布出发，适应不同学段学生的差异性，构建具有连贯性、层次性的教材体系，实现思政育人的实际功效，还要创新叙事方式，实现理论知识与生动案例的结合、讲道理与重实践的结合，进一步增强教材思政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出版事业是构筑社会文化有机体的重要抓手。正如麦克卢汉所说：“人们的感受形式、精神面貌以及表达方式首先被表音字母，然后又为印刷术所改变。”^[13]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依托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积淀，深挖知识资源的文化价值，推出形式丰富的教材出版物，配合教育实践形成文化育人的环境氛围，是教育出版更高层次的目标。

大学出版社在“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实践中，要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与时代价值。树立文化自信的根本在于认清本民族文化的“源头”，教材建设要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沃土。首先，大学出版社要充分贯彻国家在课程标准改革中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的要求，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材内容中的比例，聚焦于语文、历史、思想政治等契合程度较高的学科，在教材中阐释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仁爱、民本、诚信等为核心的具体内涵，增进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涉及传统文学、哲学、艺术学、科学等诸多方面，其丰富的内容资源有待进一步深入发掘。大学出版社要进一步拓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教材中的内容边界，从内容价值、学科侧重点等角度入手，在教材中进一步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时代魅力。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专题讨论的方式对《易经》与中国传统文化、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戏曲文化、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等进行了深入分析，融合学术性、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景观和丰富魅力。最后，大学出版社要丰富中华优秀文化在教材中的表现形式，借用数字媒介等手段提升教材的立体性与吸引力。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打造的《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数字版以手机、平板、电脑为视觉界面，在纸质版教材的基础上引入视频、音频等资源进一步增强了以传统文化育人的活力。

大学出版社要以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核心增强教材建设的历史化、中国化与主流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14]56。大学出版社凸显教材出版的“中国原创”特性，应从文化主体性的角度，用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教材体系的文化内涵；以党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为基础深入开展通识教材的开发，围绕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规划系列教材的建设项目；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所取得的系列成就，提炼展现中国人民优秀品质的“中国故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教材的价值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停留在精神道德的层面，而是通过对人的价值洗礼能够在实践道德层面落地落实”^[15]。

责任彰显自身的价值。大学出版社推进“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在微观层面始终面向教学服务、知识传播与人才培养。大学出版社应当深入配合大学母体开展“双一流”建设的目标，加快出版反映自主知识体系的教材，以优质的教材编研队伍不断提升教材出版的能力与水平，通过满足教材体系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切实履行自身的学科支撑责任。

以“双一流”建设提升教育事业的水平、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人才优势，既是背靠大学母体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契机，也对大学出版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大学出版社要将“中国系列”原创教材纳入“双一流”建设的整体布局中，以高质量的教材供给实现大学出版社在人才培养中的价值。

大学出版社要与大学母体的紧密配合做好教材出版工作。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母体的教学服务平台应当紧紧围绕大学母体的院系设置、强势学科与教学模式，针对“双一流”学科的发展现状开展教材的选题、编写等工作，“从一流学科教材、万门课程教材、特色学科、研究生教材等着手，主动谋划、积极推动最新教学科研成果进教材”^[16]。大学出版社要与大学母体推动学科建设与教材研发双向协同的一体化与制度化，促使大学出版社与学科下属的学院开展深度的交流合作，以常态化的教材编写研讨会、编辑驻院等形式让教材出版及时反映最新的教学要求、内容与成果。借助高校母体精品课程这一品牌资源，大学出版社要做好教材出版产品的孵化工作，由笔者牵头建立的西迁精神虚拟仿真实验课程是面向全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通过沉浸式学习和互动反馈促进学习者对西迁精神核心、精髓的感官领悟与价值认同，真正做到教学内容的入脑入心。依托大学母体的资源整合能力，大学出版社可以吸纳各个学科与教学领域的相关专家，以学科交叉融合为导向推进新文科、新工科系列教材的出版，形成高水平的“双一流”建设教材体系。

大学出版社要进一步探索教材出版的服务生态建设。目前，“双一流”建设中的大学教学更加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多元化、立体化的知识传递、获取和创造，与传统的大学教学具有鲜明的差异。这就要求教材出版融入知识服务的全新理念，着力在教材出版中探索“编写者+教学团队+学生受众”的众创模式，形成教材出版的协同研发机制。大学出版社要进一步拓宽以教材为核心的知识服务范围，立足于不同场景的教学实践，提供包含纸质教材、数字资源、教学管理工具在内的配套体系，形成单一学科或跨学科教材的知识图谱，帮助教材使用者进行概念追踪与关联学习。大学出版社的教材服务生态是以知识生产为核心，在多方协同中借助技术驱动与资源整合形成的动态系统，是大学出版社推动“双一流”建设的一个关键着力点。

大学出版社要坚定不移地从“两个结合”出发，以中国的实际研究为基础，总结实践规律，提出具有学理性的全新理论，进而“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14]235。“中国系列”原创教材的“中国原创性”来自自主知识体系在教材体系中的彰显，这是大学出版社开展教材建设的基准。

首先，大学出版社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打造教材与理论丛书。第一，以“两个结合”为指导思想，聚焦于以时代问题为导向的重大理论课题，推进面向自主知识体系的教材内容的全面创新。第二，在“马工程”的统领下，组织相关团队继续推进各个学科教材的编研与修订，使教材成为展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平台。例如，“‘马工程’《管理学》教材将中国企业实践与经典管理理论结合，充分体现出中国情境下管理理论发展成果，构建了中国特色的管理学教学体系”^[17]。第三，要在教材出版中完成知识生产、话语体系的本土化转向，构建与中国发展实践相匹配的学科知识框架。

其次，大学出版社要立足于学科前沿推进教材概念与方法论的自觉。学科的概念是对学科理论内涵与特征的高度概括，方法论则体现了学科的研究范式。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核心的教材建设需要对标识性的概念范畴进行提炼，引入原创性的方法论。大学出版社应当充分关注学科前沿的最近研究动向与成果，在教材编写中引入专家学者的意见指导，“根据主导价值理念，主动进行概念建构，归纳形成规范性概念。形成学科的关键词汇表、关键概念表、范畴表”^[18]。同时，大学出版社也要侧重探究教材在方法论上的自主创新，在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中引入实证研究、历史比较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论体系，走出方法论上的“西方中心主义”。

最后，大学出版社要加强对自主知识体系教材建设规律的研究。遵循教材建设的基本规律，使教材准确无误地阐述学科内容的理论体系，遵循学习主体的认知水平和成长规律，以严密的逻辑结构组织教材的内容要素。在理解国家战略需求与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大学出版社要以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为目标开展对于具有中国原创特色的教材选题的可行性研究，通过联合多方机构建立教材研发实验中心，探索教材建设的示范样板，加强教材质量的监测评估，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难点问题，不断增强自主知识体系教材同人才培养之间的适应性。

教材建设在本体论上是人作为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优秀人才的支撑既是高质量教材体系的基础要素，也是其发展的动力来源。大学出版社开展“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应当坚持“人才先行”的战略思维，通过教材编研队伍的高水平发展使人力资源真正转化为教材体系高质量化的切实保障。

大学出版社要构建具备卓越的政治素养、专业水平与综合素质的教材编研队伍。优秀的教材编写者是教材内容供给的源头，大学出版社应当围绕教材编写经验、政策解读能力、教学实践的把握等要求组建教材编写的专家级团队。针对“中国系列”原创教材这一主题，大学出版社可以以专业性的出版项目为依托，组织科研团队推进教材建设的理论创新，实现教材编写的学理化发展。“原创性教材的编写应以有组织的科研力量和科研活动为抓手，破解教材编修关键问题，形成科研先行、编修原创性高水平教材的良性循环。”^[19]大学出版社要坚守做好编辑出版工作的首要责任，在出版社内部建设能力过硬、分工明确、认真负责的教材编辑出版队伍，以充分的思想教育引领教材编辑人员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实到教材的审核、校对与出版的全流程，推动教材编辑人员主动深入教材编写与理论研究的前沿领域，提升其在教材出版中的选题能力与组织能力。

大学出版社应当同出版专业紧密配合实现产学一体化的协同发展，加快教材出版领域的人才培养。面对“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的现实需求，大学出版社应当在同出版学科、新闻传播学科等合作开设“教育出版”专业课程，如“教材策划学”等基础课程；进一步在出版学科的建设中推行双导师制，由教材出版从业人员与学术导师共同指导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促使专业人才能够匹配教育出版行业的发展动态；构建出版社同出版学科之间人员的双向流动机制，引导出版社教材编辑人员兼任专业课程讲师，院系教师参与教材出版项目的研发，畅通出版社与出版学科的沟通渠道。大学出版社与出版学科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共同参与将产出更多的教育出版领域的高层次人才，推动“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为做好“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建设，大学出版社要推动行业生态的全面升级，加快数字智能化技术在教材出版中的全方位嵌入，以体制机制改革激发自身的活力，适应出版“走出去”大趋势，使教材出版走向世界，通过持续不断地创新优化构建高质量的教材出版生态系统。

当前，以数字智能化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已经构成诸多行业、产业所不可或缺的发展动能。出版业正在数字智能化技术的加持下构建融合出版、智慧出版的全新形态，大学出版社必然要在教材出版中融入数字智能化技术，形成教材出版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撑。

一方面，大学出版社要搭建教材出版的数据要素管理体系。“完整的数据闭环可以让数据‘活起来’，让企业在海量级数据中分析结果，制定可执行的方案，让数据资源成为数据资产。”^[20]第一，进一步加强教材出版的元数据库建设，加强对于教材出版的资源、过程、权限等数据标识的一体化整合，提升大学出版社对于教材出版的管理能力，完善教材出版产业上下游的信息交互能力。第二，依托强有力的数据监测系统拓展数据收集范围，形成教材业务板块的“数据蓄水池”，对教研动态、教材使用反馈、市场热点等方面进行可视化的数据分析，从而使选题设置、教材修订等能够对接实际的教学需求，增强教材营销策略的针对性。第三，要充分利用有声读物、视频嵌入、虚拟现实等数据化手段丰富教材出版形式，以平台为中介不断完善教材的配套知识服务，通过API接口实现院校自有平台与教材资源的无缝对接，提供以小规模在线课程为代表的教学增值服务。

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教材出版领域的强大优势。“DeepSeek强化学习驱动模型在‘认知—反馈—迭代’闭环系统中增加了对情境感知的适应性，将开拓更加垂直、细分的应用场景，提升推理能力。”^[21]以DeepSeek为代表的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效率和成本方面的极大改进为教材出版提供新的机遇。大学出版社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接入，能够生成编写提纲为教材编写者提供参考，并以强大的内容检索能力拓宽教材编写的广度与深度。在编辑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降低编辑工作的烦琐程度，进行字词、语法等方面的快速纠错与更改，以知识提示的形式帮助编辑解决教材的知识难题。此外，大学出版社还可以研发与教材配套的移动端人工智能助手，以人机交互所包含的文字语音问答、重难点分析、知识延伸等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指引，增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

打造高质量的“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同样需要大学出版社通过自我改革的方式为前者创造内在条件，应当加大教材建设与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力度，使健全的制度保障贯穿于教材出版的全流程，真正实现具有质量、效率与水平的教材出版。

一方面，大学出版社要在教材编写中开展机制探索。组织好教材编写是大学出版社在教材出版工作中的基础，围绕“中国系列”原创教材这一新的时代要求，需要构建与之适配的新机制。国家教育部应当贯彻《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建设与完善高等教育教材编写人员遴选机制，以政治导向性、专业性、权威性等作为遴选的基本原则，按照“中国系列”原创教材的建设规划发布教材编写计划，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开展教材编写人员的申报与审核，根据教材修订要求及时更新编写团队，在“马工程”重点教材、新兴学科教材等重要领域形成一支学科背景互补且年龄梯度合理的国家级教材编写队伍。大学出版社要在组建教材编写团队的过程中形成多方共建的常态化机制，对应“中国系列”原创教材的内容特征，使包含学科带头人、专家学者、一线教师、学科交叉板块负责人等构成的教材编写团队成为标准模式；要以大学出版社与学科之间的双向协同为重要目标，建立学科建设与教材出版的联席会议制度，保证相关学院与大学出版社之间信息与资源的互通，提升教材内容的创新性以及同教学实践的贴合度；要创新教材出版的价值分配机制，探索基础稿酬之上的流量分成与知识服务收益的多元化分配模式，进一步激发教材编写者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要进一步优化教材出版的质量把控与反馈机制。要在原有“三审三校”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以人工智能为形式的机器审核环节，弥补编辑在工作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疏漏。针对教材内容的审核建立专家委员会，由“马工程”专家和学科专家领衔展开集体评议，确保教材内容具有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在科学性和准确性等方面符合学科的相关规范。大学出版社应当与学院、教研机构等联合建立教材使用反馈信息的互通机制，组织监测小组走向教学实地开展教材使用的情况调研，研发教材使用的追踪系统，囊括知识覆盖度、认知负荷指数等指标，充分采集教材使用中的评估数据，形成教材质量改进的指导性意见。实际的使用情况与充足的意见反馈将为后续的教材修订与质量改进提供切实依据。

在新形势下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着力增强同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必然要以构建高水平的国际传播能力作为重点战略。“中国系列”原创教材是中华文明的符号表达，推动其走向世界是做好中国国际传播的关键一环。

一方面，大学出版社要围绕“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开展译介工程。中国的大学出版社在书籍译介领域始终走在前列，要发挥自身在书籍译介中的优势与经验，以“中国系列”原创教材为核心打造译介专项工程。大学出版社要积极申报教材译介的国家重大社科项目，精选教材主题与对外译介的语言种类，吸纳教材编写者、翻译专家、外方评审专家组成译介团队，深入探究与优化教材译介的知识编排、叙事结构与文化表达，以高质量的“中国系列”原创教材译介进一步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教材的编写应基于对中文本体知识的系统化和逻辑化，应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传承和当代阐释，应反映当代中国国情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现状。”^[22]

另一方面，大学出版社要打造教材国际传播平台。为推进“中国系列”原创教材的国际传播，大学出版社应当进一步增强教材的数字化程度，开发多语言的教材在线资源库，嵌入人工智能翻译辅助中文教材阅读，以付费下载、订阅等形式提供电子版教材与配套课程等。在教材营销的过程中，大学出版社应主动走向以推特（Twitter）、抖音国际版（TikTok）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交平台，通过教材宣传的交互性、沉浸化叙事来提升教材在国际社会的吸引力与认可度。在发行渠道建设方面，大学出版社应当与斯普林格（Springer）、劳特利奇（Routledge）为代表的国际顶尖出版机构展开深度合作，以联合编辑部等形式进一步拓宽教材的海外发行渠道。此外，大学出版社还可以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优势，积极寻求同国外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在国外高校组织教材成果主题巡展。构建“中国系列”原创教材国际传播体系，对于增强“中国形象”与“中国故事”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实效性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