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4年10月，已有85个国家将中文纳入其国民教育体系，全球中文学习者和使用者总数超过2亿人，195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来华求学，其中学历生比例超过60%。^[1]以上数据充分说明我国通过拓展国际交往的“朋友圈”显著提升了中文教育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为全球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重要意义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肯定，他在致2024年世界中文大会的贺信中强调：“中文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智慧，是中国贡献给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产品，支持服务国际社会开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国作为母语国的责任。”“国际中文教育广受欢迎，彰显了开放包容的魅力，展现了互学互鉴的价值，体现着合作共赢的精神，凝结着中外人士共同的心血。”^[2]贺信不仅深刻揭示了中文的独特价值，而且高度评价了国际中文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为其未来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是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中文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以及巩固话语权方面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因此有必要系统分析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发展现状、基本特点、存在问题和未来趋势，以全面了解中文事业的发展动态及其在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和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本节将从标准化建设和教材资源建设两方面分析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发展现状。

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领域发布了多项重要标准，为构建高质量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标准化体系奠定了基础，在引领国际中文教育出版事业的科学化、规范化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2021年颁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标志着国际中文教育出版进入了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作为首个专门针对外国中文学习者的语言规范，它不仅为学习者提供了不同中文等级水平的明确标准，还通过发行多语种版本进一步满足了中文使用者在学习、教学、测试与评价等方面的多样化需求。^[3] 2022年颁布的《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是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在文化和国情教学方面取得的重要标准化成果，为海内外大中小学和校外中文教学机构提供了文化课程设置、课堂教学、教材编写和学习者文化能力测评等方面的科学参考。^[4] 2022年发布的《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聚焦于中文教师的能力培养和评估，提供了涵盖教师培养、培训、能力评价与认定、专业发展等方面的科学依据。2023年该标准的多语种版本陆续发布（涵盖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泰语等语种）^[5]，为全球中文教师队伍建设的专业化与规范化发展提供了重要引领。

职业中文教育领域的标准化建设也取得了重要进展。2023年颁布的《职业中文能力等级标准》是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领域首个针对职业教育的语言标准，详细地描述了不同职业领域的中文学习者应达到的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该标准实现了通用层面的语言水平标准与职业技能标准的有机衔接，为专门用途中文教材的编写和“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依据。^[6] 2023年底，职业中文教育出版的标准化建设进一步细化到国际中文导游、学前教师、信息与通信技术专业人员、信息与通信技术营销人员等具体职业领域，^[7]为学习者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职业中文标准和职业发展指导。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标准化建设还涉及课程与教材领域。2024年发布的《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和《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分别为教材编写和课程研发提供了规范指导，其中《国际中文教材评价标准》通过确立明确的教材评价指标体系有效地指导中文教材的编写、改进、甄选、使用、认证与推荐 ^[8]，而《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则通过厘清不同学习层次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评价标准为中文教学机构和教师提供了制定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容、评估教学效果等方面的有力支持。^[9]

综上可见，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领域的标准化建设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标准数量多、覆盖面广、针对性强，为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明确、科学和规范的指导。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3）》显示，截至2022年底全球国际中文教材已达20 919种 ^[10]，覆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多个教育层次，并通过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满足了来自不同背景的学习者的多元需求。由此可见，中文教材和教学资源的出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首先，教材建设的规模化效应日益凸显。近年来，在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简称“语合中心”）的指导和支持下，一系列教材建设项目成功启动并稳步推进。以“国际中文教育精品教材1+2工程”为例，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已出版涵盖语音、词汇、语法、阅读、听力和口语等多个教学领域的高质量语言教材及配套产品，同时开发了中国文化和国情系列教材，帮助学习者更全面地理解和掌握中文。截至2022年3月，该项目已立项18个，涵盖9个语言类项目，如《会通汉语》（精编版）、《长城汉语·生存交际》（修订版）、《体验汉语小学教程》（国际版）等；5个文化类项目，如《中国读本》（汉英对照版）、《字词中的文化密码》（融媒体动漫版）、《中国文化入门》等；4个国情类项目，如《中国概况（修订版）》系列新形态教材、《中国国情教材》（少儿版）教学资源包等。^[11]这些教材建设项目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国际中文教材出版的整体质量。

其次，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逐步实现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并与海外基础教育体系实现深度融合。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与亚美尼亚Mari Publishing House合作推出的《快乐汉语》（亚美尼亚语版）是全球首套亚美尼亚语注释的中文教材，也是亚美尼亚官方唯一指定的中文教材。这套教材结合当地中文教学大纲和我国颁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进行了本土化改编和创新性转化，形成了系统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全新教材。这套教材的策划、出版和选用是中文进入亚美尼亚国民教育体系的标志，也是中外合作建设本土化、分众化、精品化中文教材的有益尝试。迄今为止，这套教材已投入使用两年有余，广受当地师生的欢迎并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12]此外，在“走出去”战略的推动下，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在马来西亚、泰国、埃及、土耳其、智利和英国等国家的孔子学院设立了多个中教书架，通过为当地学习者提供中文图书资源和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拓展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传播路径。

最后，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也在加速推进，电子书、在线学习平台和移动应用等数字化工具逐渐成为中文学习的重要途径。《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2023）》显示，截至2023年1月底，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已开设143门课程、覆盖来自55个国家的留学生；“中文联盟”等数字平台上线了超过1.8万节课程、惠及全球逾千万学习者；^[10]以HelloChinese、e学中文等为代表的数字应用使全球中文学习者能够随时随地接触中文资源，极大提升了中文学习的便捷性和普及性。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还表现在元宇宙产品的研发上，此类产品利用VR、AR和MR等技术为学习者创造沉浸式的语言实践环境，给学习者提供身临其境的语言学习体验。综上可知，国际中文教材和教学资源的出版正逐渐适应数字化转型需求，为国际中文教育的持续发展开辟了新路径。

通过梳理国际中文教育标准化建设成果和教材资源出版情况，发现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主要特点是：标准化、数字化、集成化、众智化。

课程标准在教育教学和课程建设中处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对学科课程的教学、学习、教材编写及评价测量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导作用。一部科学、系统的课程标准，是一门学科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国际中文教材编制和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13]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一大亮点是：语合中心组织协调国内外各有关高校、机构和专家，狠抓国际中文课程标准建设，以课程标准的研制、出版、译介为抓手，全力推动国际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富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

一方面，树立科学的课程标准建设观，打破通用型课程标准/大纲“一纲独大”的局面，针对国际中文教育教学的不同面向、不同群体、不同地域、不同学段和具体发展，打造国际中文教育课程标准群，构建科学、高效的国际中文课程标准体系。例如，针对海内外大中小学中文教育的快速发展和需求，语合中心研制发布了《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大纲》；针对职业汉语和行业汉语的教学需求，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研制发布了《职业中文能力等级标准》；为引领国际中文分级读物建设，语合中心研制发布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阅读分级标准》；等等。

另一方面，注重通用型课程标准/大纲的二度编创与高效力传播，语合中心先后译介、出版了《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际中文教师专业能力标准》的多语种版本，增强了相关标准的语别化、在地化和实用性。标准化是国际中文教材建设和教材出版科学性的重要保障，以标准为遵循的国际中文教材和教学资源建设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重要特色。

国际中文教育教学因其教育对象、教学环境和学习需求的全球化特点，为打破时空阻隔、还原语言教学的声音本质、拥抱数字时代的教学和学习变革，对数字化教材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具有天然的需求。

近年出版的国际中文教材及教学资源，通过后附二维码等多种途径，便捷地提供录音音频、情景图片、情境视频、教学PPT、文化场景及视频，为学习者提供策略指导、分阶段练习与检测等，以满足学习者个性化、碎片化学习需求。这已经成为国际中文教材编制和出版的重要特点与趋势。例如，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快乐中文》系列教材，除纸质出版物外，还系统研发了形态丰富多样、格式标准规范、符合教学需求、适应时代发展的数字资源体系：媒体形式上，包括音频、视频、动画、互动课件和电子课本等；教学内容上，包括标准解读、教材解析、情境视频、文化专题、示范课例和测试评估等，充分体现出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数字化特色。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散点推进与系统集成相辅相成、相映成趣，集成化展现了以大数据、云计算、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主要推手的技术因素对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深度整合和数字化提升的强烈诉求。

不同研发和出版机构“纸数融合式”的数字化推进，在资源平台强大的集成与汇聚能力面前，既互为助益，又不无隔阂。因此，基于平台视角的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需要引起行业指导者和引领者的高度关注，更会激发各研发和出版机构的深思。集成化已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未来发展的重点之一。

全球化不足以描述和展现近年来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整体样貌和未来发展趋势。国际中文教育和教育出版的全球化在清朝中后期已初具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和21世纪以来，全球化已经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和教育出版的本然特征。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发展到今天，在全球化基础上的区域化、国别化、语别化、本土化等精准需求，成为国际中文教育和教育出版深入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未来趋势。因此，借助数字浪潮和新技术变革的发展，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海内外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内外共进的基于数字化、集成化的众智化特点与趋势。这突出表现在语种多元化、学习者多元化、研发出版队伍和机构众智化等方面。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目前存在的问题有：标准化建设仍待加强、智慧化水平还需提高、集成化进展较为缓慢、众智化聚力尚显不足。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需要以优质教材为依托，而优质教材建设离不开标准化体系的引领和支撑。近年来，国际中文教材和系列出版物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持续增长，但其标准化建设仍处于起步阶段，有待于进一步形成系统、完整的标准体系。具体来看，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标准化建设在科学性和规范性方面仍存在不足。^[14]首先，尽管已有多个系列的标准陆续发布，但它们之间的衔接和对应仍待加强，同时，针对教材编写、应用和评价的标准的数量依然较为有限。其次，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标准化建设还面临着理念与实际应用部分脱节的问题，如有些教材在编写时未充分参照、对应相应的标准和理念，导致其在框架设计、语言难度和教学方法等方面与标准存在较大差距，难以为教师和学习者提供有效的指导。最后，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标准化建设还部分地存在国际视野不够宽广、与其他国际教育标准衔接不够紧密的问题。目前各类标准的制定主要依赖我国专家，并基于我国作为母语国的文化视角编制，而未能充分吸纳国际教育专家的智慧和经验，这可能导致所编制的标准难以满足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使用者在学习、教学、评价方面的多样化需求。

上述问题的出现也与标准从制定到应用各环节之间的关联不够密切相关。具体来说，标准的制定者通常是教育部门或学术机构，而标准的最终使用者是一线教育机构、院校、教材编写者和师生，标准的制定者与实际使用者之间是相对独立的，双方缺乏即时有效的沟通渠道，从而导致标准使用者的意见和评价难以及时反馈给标准制定者，因此造成标准理念与实际使用之间的偏差。此外，标准理念宣传不足，以及使用者对标准内容认知程度有限等，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标准的实际应用效果。

虽然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在数字化建设方面已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面临一些问题。一方面，中文教材的“智慧化”水平较低，尚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中文智慧教材”，^[15]因而难以为学习者提供定制化的学习支持和服务。不少数字教材只是对传统纸质教材的简单数字化复制，未能充分应用大语言模型、大数据分析等前沿技术，缺少个性化学习推荐、学习进度跟踪和实时反馈等功能，可能影响师生的个性化使用体验，学习效果受到一定限制。未来的国际中文数智化教材应整合在信息检索和智能推荐方面具有巨大优势的AI大语言模型，以此提升教材内容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水平。另一方面，当前数字平台的分布较为分散、数字资源的整合度不高。尽管已陆续开发出国际中文智慧教学系统、中文慕课平台、汉语口语训练系统、汉语考试全真模拟诊断考试系统等多个数字平台，但各平台之间相对独立，资源缺乏有效的衔接和整合，导致教师和学生在获取资源时不得不反复登录不同的平台，难以形成连续、高效的使用体验。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智慧化”转型进展缓慢的部分原因在于有些教育出版机构和教材编写团队对“智慧化”的认识不足，未能深入理解智慧化转型背后的逻辑，而是仍然固守传统观念，将“智慧化”简单等同于纸质教材的电子化呈现，甚至对转型抱有畏惧、抵触或不信任的态度。此外，技术、人才和资金也是制约国际中文教育出版“智慧化”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开发“智慧教材”不仅需要前沿技术，还需要充足的资金和人力投入，但目前我国许多教育出版机构和教材编写团队在前沿技术的理解和应用、智慧化教材研发和维护所需的资金保障方面存在不足，同时也缺乏既掌握先进技术又兼具学科知识和教材编写经验的复合型人才。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集成化建设较为缓慢。一方面，资源的集成化程度较低。例如，当前的纸质教材与数字资源的结合大多停留在“扫码看视频”的简单对应上，二者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交互；智慧教学系统、数字平台、数字应用之间彼此独立，未形成完整、系统的学习资源体系。^[15]另一方面，教材从编写、出版、传播到应用各环节之间缺乏集成化的协作机制，且信息流通不畅，尚未形成合力。

集成化进展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一些教育出版机构和教材编写团队系统性思维能力不足。部分教育出版机构和教材编写团队可能将集成化理解为教材、资源和工具的简单叠加，而在理念和实践层面尚未充分实现教材、配套资源与数字应用之间的协同联动。与此同时，集成化进度慢也同样受到技术、资金和人才等影响因素的制约。一方面，教材、配套资源和数字平台的集成依赖于先进技术的支撑，而这些技术的研发、维护和升级成本高昂，这给教育出版机构和教材编写团队带来了较大压力；另一方面，集成化建设亟需同时具备现代教育技术和学科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但目前这类高素质人才比较稀缺。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存在众智化合力不足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国别壁垒、语别壁垒和域别壁垒。首先，众智化的国别壁垒表现为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尚未跨越国别和区域的差异、推出适应不同目标语国家和地区需求的中文本土教材。现有的本土化教材数量有限，并且不一定能够真正契合目标语国家和地区的教育体制、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和学习者特点。其次，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领域尚未彻底突破语别壁垒。虽然许多教材编写机构已推出多语种版本，希望能够扩大中文教材的国际影响力并提升其针对性，但简单地将教材翻译成不同语种并不必然能够全面满足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学习者的思维方式、表达习惯差异和实际使用需求。此外，部分小语种教材的覆盖率较低，加之使用群体有限，导致教育出版机构难以做到为每个语种提供针对性的版本。最后，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众智化发展还存在域别壁垒，主要表现为中外教材编写者、出版方和教育部门之间缺乏密切协作，信息流通效率较低，跨文化和跨学科方面的交流相对有限。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在众智化发展中面临的国别壁垒是因为教材编写机构和团队缺乏对目标语国家和地区本土情况的深入调研，更多的是基于母语国视角进行编写，因而导致教材在进入目标语国家和地区后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难以适配当地的教学环境和学生的学习需求，从而限制了教材的实际使用效果。语别壁垒源于教材编写团队未能与熟悉目标语国家教育体系、文化特点、语言特点的本土专家进行深度合作，这可能导致教材的内容和编排未能满足当地使用者的特点和需求。域别壁垒是因为当前中外教材编写团队、出版机构在合作模式上相对传统，缺乏更为高效和创新的合作机制，未能建立中外教育部门、教材编写团队和出版机构的线上业务交流和信息共享平台等。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现状和特点，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未来发展亟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突破：标准化升级、智慧化赋能、集成化加速、众智化凝聚。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标准化建设将实现全面升级，逐步建成一个多元化、分层化、精细化的标准体系。标准的数量将逐年增长，并将更加精准地适应不同年龄、职业、学习目标、学习场合、学习风格的中文使用者的需求，标准等级的解释和说明将更加具体，为全球中文学习者、教师和研究者提供更科学、规范的学习、教学、评估工具。

标准编写理念将保持动态更新，根据最新的教育发展趋势和现实需求进行修订和完善。标准化建设还将推动“教、学、评”一体化发展，教材编写和课堂教学将更紧密地围绕评估标准展开，各环节之间将会更紧密地互动，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质量和效果将得到大幅提升。此外，各项标准将积极与海外中文教育评价标准对接，从而提升中文教育出版标准化体系的国际影响力。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将从简单数字化向智慧化的发展阶段转型，“智慧教材”有望成为未来的主流。这类教材将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为学习者量身定制最合适的学习内容，还能根据学习者的表现动态调整学习内容的难度。这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智慧教学”模式将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效率、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VR、AR、MR等现代化技术将突破传统教材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使用限制，通过创造互动式、沉浸式的学习场景赋能国际中文教育出版。例如，教师可以利用VR技术设计沉浸式角色扮演、文化体验等任务，让学习者身临其境地练习中文、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出版机构可以利用AR技术，在数字教材和读物中向学习者展示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让学习者在学习语言文字的过程中生动地体验中国文化，从而提升中文学习兴趣、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喜爱。

未来的中文智慧教学系统和数字平台将实现教材、配套资源与教学工具的深度融合。学习者登录平台后能够一站式访问教材内容、教学视频、练习题目、测试题，并获得实时反馈和答疑；教师则能够定制个性化教学方案，还能够实时监测学生的学习进度和效果，并根据智能统计和分析结果动态调整教学策略；出版机构则能够根据教材和资源的使用情况以及使用者的反馈信息不断优化教材编写，开发出更加科学、实用的出版物。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集成化建设在未来将超越教材和配套资源的简单拼接，而是建成一个从编研、出版、传播到应用的多环节协同工作体系。具体来说，纸质教材将与电子教材、数字资源、慕课平台、多媒体资源及评价工具等实现深度融合，形成“管、教、学、评、研、助、用”一体化的完整链路。^[16]在这一过程中，教育部门、编写团队、出版机构、技术部门、宣传单位、中文教师和学习者将通过顺畅的信息流通渠道实现资源和信息的高效互通，共同推进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国际中文教育出版的发展目标将不再局限于语言教学，而是逐步向文化、科技、艺术等多个学科领域延伸，注重培养学习者的综合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

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将积极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迈向“泛智化”发展阶段。中外教育部门、教材编写团队、研究机构和出版传播机构之间的跨国、跨区域、跨文化、跨学科合作交流将日益密切，各方将实现信息的互联互通与教育资源的共创共享。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种类的中文教材、配套教学资源、教学工具和数字平台有望向全球中文学习者免费开放，从而提高中文教育的普惠性和国际影响力。

当前国际中文教育出版领域在标准化建设和教材资源开发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呈现出标准化、数字化、集成化、众智化的发展态势，为全球中文学习者提供了更加规范、灵活、便捷、开放的学习支持。然而，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在标准化建设的完善升级、数智化技术的深度应用、资源集成的扩优提质和全球智慧的凝聚共享等方面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展望未来，随着我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全球中文学习需求的持续增长，以及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蓬勃发展，国际中文教育出版将逐步形成更加多元分层的标准化体系，更加智慧化和个性化的教育出版形态，更加高效协作的资源集成模式，以及更为泛智融通的教育出版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