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主要指的是大学出版机构开展的出版活动及业务总称。大学出版的业务活动主要以大学主办的出版社为主体面向高校师生及社会大众开展。其产品主要包含传统的图书出版、期刊出版，以及数字出版等，并以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为主业方向。作为出版业的主力军，新时代大学出版在服务大局、助推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作用日益凸显。伴随大学出版实践的持续深入，产学研各界也对大学出版的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故而，立足新时代出版发展的总体要求，对大学出版研究作出恰切定位，以贯通性方式提出可行性发展路径并作出展望，对于新时代大学出版发展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价值。

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出版与大学发展相向而行，它既属于出版，更是“大学的”出版。^[1]近代以来中国大学兴起与西方教会关联密切^[2]，其后大学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通过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出版形式传播先进知识和文化，助推社会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陆续开启新篇章，持续夯实着大学出版的母体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大学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成立，积极服务教材建设并在助力高校学术研究方面的作用突出，一时间蔚为大观。大学出版集中呈现着母体大学的精神特质。学者们在积极追寻大学精神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为大学出版确立精神坐标。

自近代以来，西方大学出版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文艺复兴以后人本主义兴起，西方以大学为重要基地推进着学术进步。大学出版与学术进阶同步并行，二者在培养学者、学术创新与文化传播过程中携手并进。作为专业知识生产、文化传播的承担者，大学出版与学术创新、自由精神倡导的内在旨趣一脉相承。同时，我们看到西方大学所秉持追求的自由、创新精神，一度为资产阶级所倡导、掌握，这显然阻碍了大多数人的发展。马克思则从物质本原出发，创造性地发展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及古典政治经济学，开掘出来一条学术研究新路。马克思主义也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指导，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取得了革命胜利，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尤其是步入新时代以后，中国大学精神的构建不仅仅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还需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集中体现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因此，新时代的大学出版研究，既要回归大学本体，彰显传承中国固有的大学精神，“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完成其本源性追溯；又要立足现实，继承发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精神，让大学出版为革命服务，实现大学出版的发展；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扎根中国大学发展的沃土，立足出版的专业特性，实现大学出版的新创造^[3]，“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让更多热爱出版的年轻人投身出版，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是大学出版的两大主业方向，大学出版研究亦须聚焦于此。大学出版研究工作首先要对所从事的大学出版活动进行整体把握，换句话说，大学出版研究要对学术出版问题、教育出版问题作出方向性和路径性探索，以服务大学出版的业务实践。

大学出版研究的时代性鲜明体现在对出版技术应用的探索上。出版一直与高科技息息相关，无论是古代的版印、套印，还是近代以来的机械印刷技术，乃至当下的数字出版技术，都在快速驱动着出版效率、体制、机制等诸方面的变革，映射着出版与时代的互动。大学出版研究须与时俱进，研究时代新主题，解决新问题。尤其是当下数字出版蓬勃发展，人工智能、元宇宙、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出版形态都呈现着技术更新迭代下出版发展的新趋势。就此而言，大学出版研究则必须在此趋势下对学术出版和教育出版的时代性问题作出新思考和新回应。

大学出版研究的专业性是大学出版实践深化、细化的重要体现。尤其是出版作为一门以业务实践见长的学科，其理论的升华主要依赖对出版实践经验的深入总结。回归大学出版研究的两大主业方向，学术出版研究直指中国独立自主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即“三大体系”的建构，并支持中国科技自立自强；通过学术出版研究来探索出版服务学术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定、产业实务、人才培养、出版应用的路径方法等问题。教育出版研究直指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出版，聚焦新时代高质量教材、教辅出版研究，整体服务于教书育人。

大学出版研究的特色性是自身出版研究差异性的集中体现。从事大学出版的研究机构，由于在发展定位、历史基础、人才力量、研究方向、体制机制，以及所能借助依靠的外部支持等方面各具差异，研究侧重点各有不同，因此发挥自身优势力量、凸显特色是大学出版研究机构的重要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独立自主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并对此提出了总体性的发展要求。大学出版研究所须锚定的重点内容主要有二：一是涉及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即大学出版与推进独立自主的“三大体系”建构的关系；二是与自然科学领域相关，即大学出版与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关系。“三大体系”建设与大学出版研究紧密关联。就大学出版研究而言，既要对大学出版的发展历史作出梳理，又要对大学出版的发展现状及面临的历史使命作出准确分析，还要为大学出版的未来发展作出整体性部署规划。针对独立自主的“三大体系”建构，大学出版研究须体现其使命担当，即须在学理逻辑、现实需求、专业特色等方面阐释大学出版与“三大体系”建构之间的内在天然关联，以更好地指导大学出版业务实践。换句话说，大学出版研究要体现对大学出版业务实践的深层次支持服务功能，即体现对出版实践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此外，学术出版在夯实科技强国根基过程中不可或缺，大学出版研究针对此问题亦须作出基础性、前瞻性探索。

大学出版在科研成果的呈现过程中优势明显。当前学界学术评价的重要成果体现的是论文、论著、课题、学术论坛会议、对外交流等显性指标。大学出版的业务类别主要包括学术图书出版与学术期刊出版。伴随大学出版业务持续深化拓展，大学出版机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出版业务实践机构，而是具备研究、评价等功能的综合性知识服务平台，这将能大大推进学术出版的整体进阶。尤其是近年来党和国家积极推进高等教育领域的“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的创新性改革，亟须基础性、引领性和前沿性的学术研究做支撑，大学出版研究亦在积极探索为其提供服务的路径方法。

高质量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和基本要求，大学出版与之相关的大学出版研究亦概莫能外。基于出版的实践特性，大学出版研究的高质量主要侧重对大学出版实践探究以及出版理论的探研。大学出版实践研究主要涵盖大学出版的全流程，并涉及与大学出版相关领域，主要包括党和国家关于大学出版政策法规的制定、大学出版的策划与编辑、出版物的内容创作加工、数字出版在大学出版中的应用研究、大学出版的营销推广、学术出版的交流机制和评价机制、经营管理与运营模式等方面。同时，对大学出版的实践研究能丰富和发展出版理论，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的建设贡献力量。大学出版的理论研究集中体现在大学出版概念及其相关的体系性建构，并以大学出版理论的专业性来夯实整体出版理论。

新时代党和国家提出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大学出版研究以夯实大学出版业务、引领大学出版实践为主要功能，通过发展高质量的大学出版打造中国式大学出版现代化新样板，进而探索中国式出版现代化的实践新模式。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大学出版研究为出版高质量发展开路，总结出版实践经验，打造出版研究新范式。通过推进大学出版研究，助推大学出版整体发展，推进政产学研用贯通协同；全面深化大学出版的体制机制改革，为大学出版发展注入活力；打造学术出版的评价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探索大学数字化的应用与运营策略；探索大学出版编辑人才培养的能力提升与创新，让有志从事大学出版的优秀出版人能够发挥其特长，在专业领域精深探研；探索大学出版的国际化与对外交流，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探索大学出版的科技融合与自主创新，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助力实现大学出版现代化。

大学出版因有大学而存在。梳理大学历史和大学出版历史是推进大学出版研究的基础。世界知名大学如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皆有出版史问世，其出版实践与大学的发展紧密相连，不容分割。我国古代就有大学之萌芽，如国子学、太学、书院等。晚清以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现代意义上的大学雏形已具，其时大学虽然未设立现代意义上的出版机构，却已经通过设置相关部门、组织或机构从事出版活动，以出版完成弘文励教功能。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在1922年就成立了隶属于出版委员会的出版部，主要负责学校的教材、期刊的出版工作^[4]，并且该机构的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屡有变更。该机构在全校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的过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却一直鲜为人知。这些都是研究的空白点，极少有学者深入研究探讨。因此，当下对大学出版的历史研究大有可为。

大学出版史研究是深化校史研究的重要一环。目前的大学校史的撰写，主要聚焦学校沿革、教书育人，而对大学出版史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从出版的角度完善校史正是大学出版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大学出版的史实梳理过程中，出版技术、出版符号、出版载体、出版活动及成就是基础性工作^[5]，再者提升历史观念意识是关键。克罗齐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为我们应该以当代的视野和眼光来分析历史、研究历史。在新时代，国家提出独立自主的“三大体系”的建构目标，回溯百余年来中国“三大体系”的建构发展史，在出版活动中历史印记鲜明。将大学出版回归人民对真理的追求，进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呈现其主业担当，凸显大学精神及大学出版精神，恰恰是新时代撰述的大学出版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因此，回归人本身，大学出版人须以自觉的历史意识研究大学出版史，进而创造大学出版史。

大学出版研究属于整体性研究，其研究主要侧重三个方面：大学出版内部关系的系统性研究，大学出版的业务实践全流程研究，大学出版与相关学科、相关组织部门的关系研究。大学出版的发展在于生态性建构，因此这三方面的研究属于大学出版生态性研究。

第一，大学出版内部的系统性发展研究。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向，大学出版推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研究，以进一步激活大学出版发展的动力；出版科研是夯实大学出版的业务的基础，大学出版打造学习型、研究型、专业型组织机构研究；大学出版“走出去”，提升国际影响力研究；大学出版积极运用新技术，推进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大学出版职后人才培养体系建构研究等。

第二，大学出版的出版实践全流程研究，主要聚焦大学出版的策划、编辑、印刷、发行、财务、营销、推广等全方位的研究，需紧抓大学出版的专业特色作出创新性探索。如立足大学出版发展的业务实践重点方向，响应国家重大主题要求做出创新性出版研究；大学出版的学科编辑规范性提升研究；大学出版库存图书的报废及管理研究；大学出版营销模式创新研究等。

第三，大学出版与相关学科、部门、产业等的关系研究。大学出版社或直接隶属于学校资产公司管理，或直接隶属于学校管理，研究大学出版与母体大学的关系，探索大学出版服务母体大学的路径，实现共荣发展是当务之急。大学出版服务于教育教学，致力于助推学术创新，研究大学的出版知识服务模式创新，将能有效推进大学出版的创新发展。当下教育出版直指高质量发展的目标。长期以来我们格外重视教材质量，与之相关的教辅研究则相对薄弱。在此形势下我们推进教材、教辅编辑卓越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研究迫在眉睫。构建大学出版生态研究，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数智背景下大学出版发展研究亦是研究的重点领域。

总之，对大学出版的体系化、系统性研究，绝非要求出版单位全部问题都要均衡用力，而是要求出版研究机构或个人立足于自身优势，以全局性思维来贯通，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这才是大学出版研究应该体现的旨趣。

国内出版业“产学研结合”的正式提出，肇端于2001年英国国际出版研究中心利卓森访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双方共商构筑产学研交互平台^[6]，自此产学研结合成为出版业发展的新倡导。但是，其后的出版产学研结合贯通多呈现出版机构与出版产业、出版研究一体难分的局面，“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突出。其实，在社会分工日趋精细的情况下，出版产学研结合贯通要求出版单位、出版专业以及出版研究部门各司其职、各主其业、各归其位。^[7]步入新时代，中国出版业由先前的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产学研一体化发展出现新局面。基于各自业务深入发展的需要，产学研各界进一步走向强强联合，以期推进出版业发展的高质量。

大学出版自身的出版人立足学术与教育出版方向，学术水平和学历层次相对较高，与学术研究之间具有天然的情缘，已然具备了出版研究的基础，也自然具备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发展优势。大学出版单位立足于出版业务，融入出版研究，从业务中来，到业务中去，直接培养人才、锻炼人才，打造以发展业务为中心融通出版学界、出版应用的新范式。换句话说，出版实践与出版理论相辅相成，大学出版的业务实践与出版研究融为一体，大学出版的产业发展亦与职后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融为一体。同时，大学出版研究亦是遵循纵向分层、分级，横向分类的研究方式。纵向以集团、出版社、部门、个人的层级方式安排，通过有组织的科研活动来集中攻关研究行业问题、单位重大难题以及部门发展的重点；横向则在出版单位的统领下聚焦专题，集中解决问题、攻关难题。

大学出版社近年来愈发重视出版科研，逐渐呈现新的发展指向。^[8]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年来以有组织的科研活动来夯实业务，并积极向社会组织科研课题申报，力图借助社会外部力量来解决自身发展难题。除此之外，大学出版社也在积极申报中国特色出版智库，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研究中心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2年度出版智库遴选培育机构名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科学研究院一直肩负出版智库的职责。而大学出版企业智库的发展模式也以融入业务为重要特征^[9]，以出版业务为基础贯通全局。

自1998年编辑出版作为二级学科，位列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之下。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出版”与新闻传播学并列，以0553目录代码单列。就与出版学科相关的学科理论而言，当下传播学的理论研究显然走在前列，并大致分为传统实证主义研究、批判主义研究以及技术主义研究三大路径^[10]，出版学的相关理论研究路向也概莫能外。大学出版研究正是基于出版不同的实践场域做出新的探索，而传播学的理论恰恰是出版学的重要参考。在中国古代已有大学出版之实，近代大学出版又以新的姿态问世，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学出版呈现新气象，并在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大学出版社纷纷成立发展壮大。大学出版融通古代出版、近代出版以及现代出版是大学出版理论发展的重大难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须依循出版学整体的理论研究推进，另一方面须伴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相关理论的突破性推进。出版学毕竟属于实践性见长的学科，可以充分借鉴其他实践性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我所用。

大学出版可以充分借鉴国外的经验方法，在研究过程中通过比较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大学出版模式，总结经验教训；剖析国外典型的大学出版案例，深入分析其成功的机制及原因；深入访谈调研，收集数据并深入分析大学出版活动的实况。此外，出版是一门大交叉、大融合的学科^[11]，大学出版聚焦学术、教育两大出版方向，以高端出版研究对各学科知识做出系统化统筹。大学出版研究在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其他学科思维方式的借鉴和应用。

树立正确的科研观是指导大学出版研究的先导性条件。出版科研首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出版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在整理信息、创造知识、构建学术体系、传播思想文化、传承文明成果过程中作用明显。中国出版在党的领导下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基本方针，出版科研服务于出版实践自不待言。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推进学术出版研究，为学术创新持续开拓新路，以教育出版研究服务于做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出版，并肩负以自身的专业性来践行解决当下社会主要矛盾的担当。

践行出版强国，服务文化强国建设是大学出版研究的应有之义。出版研究更是推进新时代出版繁荣、文化繁荣的关键要素。新时代大学出版研究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以体用思维来开拓大学出版研究的新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推进出版理论的创新性突破。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指导思想，以大学出版研究的专业性来开拓出版研究深度和广度。

坚持正确出版科研观绝非以培养“书斋型”学者为导向，大学出版研究要坚持服务大局，将个人研究与部门发展方向、单位发展战略、行业发展趋势以及国家对出版的总体要求相统一。应立足于大学出版实践，解决其发展面临的真问题、真难题，融会其所弘扬的科学家精神、工匠精神，有效激发出版研究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活力。

新时代中国社会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其发展并没有现成经验可依循，只能在实践中探索前进，而出版科研则是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无论是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还是社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底层逻辑上皆需要学术研究做支撑，而独立自主的“三大体系”建构便是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大学出版是构建“三大体系”的重要手段，它能以权威性的认证，以专业化、系统性的方式对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进行构建，从而推动着话语体系的形成。故而，大学出版研究便在“三大体系”建构过程中处于引领性地位，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奠基性作用。

尤其是在当下党中央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要求，强调创新的主导作用，提倡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2]提升出版品质是新质生产力的本质要求。^[13]大学出版研究所推进的不仅是大学出版本身的发展，更是积极推进整体出版发展高质量以及践行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重要手段。

大学出版研究能推动学术出版产品走出去，夯实文化自信。学术出版走出去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核心力量，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表征，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大学出版研究立足于全球视野和人类眼光，对世界学术发展做出基本评判，进而引领和推动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欧美知名的图书馆所购买收藏的中国图书，多数是学术出版作品。中国出版走出去主要历经“产品走出去”“版权走出去”“资本走出去”三大阶段^[14]，中国目前大学出版的学术出版走出去以版权走出去为大宗，并以“资本走出去”为高端形式。因此，大学出版研究针对大学出版走出去，还会开拓新的路径方法，推动教育服务走出去，创意走出去。此外，学术期刊出版是大学出版的重要内容。期刊主要是专题性的策划为特点，以连续出版的形式，完成对思想知识的认定、发表和传播。大学出版研究需推进期刊国际化发展，扩大国际影响力和认可度方面，并且积极探索期刊商业化的走出去模式，如爱思唯尔的数据库销售便是典型案例。此外，大学出版研究也将在积极拓展国际学术出版交流活动、传播中国好声音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总之，大学出版研究是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它以其专业性、特色性担纲本职重任，并聚焦新时代大学出版的主要功能，持续打造着出版研究的新样板。未来出版的新发展不再是仅仅依靠出版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需要以出版科研驱动出版业务生产，进而激活市场。未来也将涌现出一批更具专业性、创新性的出版机构。因此，大学出版研究在凝聚共识、夯实业务、培养人才的同时，也在引领着出版发展方向，并开创着未来出版发展的新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