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质量科技期刊对于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如何打造高质量科技期刊，学者们提出了诸多富有启发的观点，但总体上来看，缺乏从生产关系理论角度分析和探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遇到的难题。然而，科技期刊作为科技成果公开发表的主要平台和场域，对于推进科技创新、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培育新质生产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将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从深入阐释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目标的内在意涵出发，揭示当前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面临的生产关系方面的关键问题，提出通过构建新型生产关系推进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有效推进实现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目标是构建科技期刊新型生产关系的落脚点。“高品质科技期刊”“一流科技期刊”的目标与高质量科技期刊大同小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高品质科技期刊要“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1]。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提出“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2]，中国科协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3]对一流期刊建设目标提出了具体要求。综上并结合科技期刊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的使命任务，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目标的内在意蕴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求，吸引和发表重大原创性科技成果。科技进步作为渗透性因素对社会生产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新质生产力的生成和发展更强调颠覆性技术的引领作用。从历史角度看，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间保持科技领先地位，与其拥有众多顶尖科技期刊及其支撑的高水平科技交流密切相关，我国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颠覆性技术的需求同样迫切需要高质量科技期刊的“加持”。同时，科技发展推动了科技期刊的繁荣，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科学分化形成众多相对独立的学科领域，随之而来的是科技期刊的专业化，当前不少世界知名期刊即是在这一时期创办并奠定其权威地位的。新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为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广阔的空间，中国科协等部门明确提出，“到2035年，我国科技期刊综合实力跃居世界第一方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实质性贡献”^[3]。

第二，能够满足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现实需求，实现知识向能力转化的全面提升。新质生产力产生的重要前提是能够激发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生发展的颠覆性技术并推动全要素变革效应的形成，科技期刊在集聚创新要素、促进科技成果传播和转化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高质量科技期刊应充分发挥这种优势，推动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同时，科技期刊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并行不悖的，例如Nature选文时着重考虑其对于社会变革方面的重要性，并致力于搭建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知识交流和分享平台，通过打造和积累“注意力”而获得价值^[4]，对于科技期刊而言，注意力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其刊登的文章产生了多大的学术影响力、多广的传播范围和多高的产业价值。

第三，能够融入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获取较高国际话语权。开放性的国际交往是高质量科技期刊的重要特征，科技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其在国际舞台上经营的“朋友圈”息息相关，科技期刊在世界范围内创建的科研交往网络节点及积累的学术资源和社会资本，对期刊的行业地位、学术声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科技期刊出版效率关乎科技创新成果的首发权和科技领域话语权，快速发表是高质量科技期刊的重要特点，例如Nature从收稿到稿件发表仅用12天，对于重要稿件只需3天^[5]。高质量科技期刊还具有推动高水平国际合作和科技自立自强的能力，有助于我国科技界抵御外来因素的干扰，为中国科学家发表高质量创新成果，促进国际科技交流提供更具影响力的平台。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当前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和矛盾。

第一，公益性与营利性的矛盾。当前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为科技期刊出版的绝对主体，这避免了西方国家“资本办刊”的弊端，为我国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向善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但同时，这也导致我国科技期刊存在运营机制不灵活、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市场反应灵敏度和竞争力较弱等突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服务功能的充分发挥。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面，受办刊体制和办刊理念的影响，有些科技期刊缺乏主动服务的意识和动力，只是依托单位自身的需求办刊，没有充分认识到自身发展与国家产业转型、科技进步的紧密关系，出现同质化发展和不良竞争等问题。为了提升科技期刊办刊质量，有的科技期刊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一些需要注意和破解的问题。例如，在社会资本驱动下，出现了片面追求利润而罔顾学术出版质量的问题，甚至出现了“掠夺性期刊”（predatory journals）；还有一些期刊在引进非公有资本时，并不完全符合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存在一定安全风险，改革方法和策略也有待改进。

第二，知识开放与知识产权的矛盾。我国科技期刊在开放科学浪潮中面临一些新挑战，具体表现为：①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够健全，如科学数据的权属和使用权的边界界定尚不明晰，数据侵权和权属纠纷时有发生。实际上，数据被利用得越充分，其边际成本越低，边际价值越大，这是数据的“公地喜剧”效应，但是产权不清导致的数据滥用消解了数据共享的集体互利逻辑，“污染”了数据开放共享的创新环境，破坏了“生产—消费”良性循环的科研生态系统。②科技期刊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开放数据存储和开发利用方案和政策，存在敏感数据信息备案不周密、数据质量管控不严、深度利用许可边界不清晰等问题。③科学数据俨然成为国家科技竞争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但我国在科学数据上存在“逆差”局面，即对国外高质量数据的吸纳力较弱，在数据资源上存在被西方国家“制裁”的风险，同时，我国科学数据外流仍然十分严重，致使由科技期刊数据激发产生的颠覆性创新成果较少。

科技期刊出版涉及多元主体，相关主体间关系表现为在科技期刊审稿、组稿、出版、传播以及产学研实践等过程中相关主体之间的使动关系。尽管交往不可避免地涉及物的因素，如纸质/电子科技期刊、编辑部、文献中心等，但从根本上说，交往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当前，受学术评价体系、资源配置机制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相关主体间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成为制约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

审稿是保障科技期刊出版质量的关键环节，但审稿不是由纯粹的理性机器自动完成的，而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的脑力劳动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刻影响审稿的效果，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编辑部与作者的关系。评审过程中一些非理性因素，如个人偏见、人际关系、兴趣偏好等，会对审稿人产生显在或潜在的影响，使得评审结果偏离公正客观的规范要求。其中一个突出问题是，审稿人与作者之间的地位存在不对称性，如果监督不当，审稿人可能会公权私用，例如近些年备受关注的强制引用现象，即包括评审专家在内的行为人为谋取私利而利用其所掌控的权力迫使论文作者添加非必要引用的新型学术不端行为^[6]，而该现象在国内有一定比例存在^[7]，损害了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所需要的良好学术生态。二是审稿人与审稿人的关系。针对我国非共识性论文评审情况的调查显示，审稿人意见完全相同的情况所占比例较低^[8]。虽然非共识论文可能指向此研究的学术价值有限，但不可否认，“非共识”很多情况下源自不同审稿人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不同，并在某种意义上恰恰反映了研究的创新性。对于科技期刊而言，审稿人之间的非共识性评议面临能否“留住”重大创新的困境，但当前我国科技期刊未能很好地从“高质量”的目标出发探索出高效应对非共识性评议的措施，缺乏完善的审稿人之间的沟通反馈机制、复审评价考察机制。三是审稿人与编辑部的关系。在现实中，由于受到期刊竞争或办刊理念等因素的影响，建立共享的审稿人平台、整合不同采编平台的审稿专家信息仍存在障碍^[9]。由此，在当前学科交叉性研究日渐增多的背景下，编辑有可能难以找到其他学科的合适专家参与评审，甚至陷入“外行评审内行”的窘境。综上，当前审稿制度面临的矛盾可概括为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文章发表需求与公正有效的审稿制度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并具体体现为编辑、审稿人与作者的地位关系不平衡、审稿人与编辑间互动机制不畅等主体间关系矛盾，如根据作者的声望或职称来取舍来稿，然而这种偏倚可能扭曲科学发表的语料库，并导致可疑结果的发表^[10]，不利于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

科技期刊贯穿科技创新全链条，连接科技知识生产、传播及转化的全过程。然而，在传统的知识转化路径下，部分科技期刊未能与科研工作者、产业界人士建立起高效的互动通道。此外，一些科技期刊尚未充分认识到其作为产学研重要互动平台的地位和作用，未能主动承担将相关主体汇集到一个焦点任务的使命，而“科学经纪人”“产业经纪人”等多重角色之间的内在张力则可能使其顾此失彼或厚此薄彼，致使科技期刊论文发表主要面向学术界，而忽视了产业界的所想所需，影响了科技创新共同体的构建和作用发挥，致使科技知识生产主体、科技知识传播主体和科技知识转化应用主体难以形成同向叠加的合力，甚至还会在相互拉扯中产生异向抵消效应，损害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效益。

产出价值及资源在相关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亦会对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产生重要影响，在这方面，当前我国科技期刊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产业链利益分配失衡。目前我国科技期刊产业链呈现出价值创造、价值增值与价值分配不匹配的困境，即数据库平台商拿走了大部分本属于科研人员和科技期刊的收益。此外，当前我国绝大多数英文科技期刊依赖国外出版平台出版发行，但国内自建平台的流量和国际显示度并未随之增加^[11]。二是发展资源配置不均。与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少数期刊相比，大多数普通科技期刊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相对较低，在稿件获取、平台建设、人才队伍和资金资助等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高质量科技期刊“高原”的累积和“高峰”的凸起。

从期刊编辑角度看，长期以来，由于大多数科技期刊编辑部人力资源不足，部分编辑人员除编辑工作外，还需承担媒体传播、行政管理等工作，付出大量不为人知的创造性劳动。然而，受社会环境及激励机制的影响，大多编辑人员缺乏必要的发展资源和权益保障，没有被赋予与其在高质量期刊建设和科技创新中实际发挥的作用相匹配的责权利^[12]，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素质编辑人员的培养和能力提升。

从对科技期刊战略人才培养的支持措施来看，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在科技人才评价、期刊人才专项等方面缺乏相应的资源倾斜支持，科技期刊战略人才整体上仍然短缺。例如，科技期刊在自主出版平台构建、新媒体转型过程中急需IT人才的支撑，但科技期刊IT人才存在付出多、收入少、地位不高等突出问题^[13]，对于IT人才吸引力弱。高水平学术编辑、综合型运营编辑和资深出版人等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急需的战略人才的待遇及发展问题也面临着与科技期刊IT人才类似的困境。

从审稿专家角度看，审稿工作往往是义务性的工作，尽管受邀评审稿件是对研究人员专业知识的认可，是特定领域“学术身份”和“学术承认”的象征，但从“理性人”角度看，待评审论文犹如学术上的一片“公地”，特别是随着论文生产数量快速增长，审稿人面临的评审负担不断加重，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科研工作，因而当不堪重负和缺乏有效激励时，审稿人偏向于尽可能地推脱审稿或拖延，导致期刊论文评审领域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不仅影响了学术期刊的出版效率，也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时效性和质量。

从论文作者角度看，一些单位过分看重SCI等国外数据库收录评价导向，对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作者予以重奖，导致科研人员不愿意把高质量文章投给国内期刊。而对于作者来说，发表国外期刊所获得的较高物质和非物质性收益也对其投稿行为产生了影响。此外，国内核心期刊的约稿比例较高，分配给自由投稿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版面十分有限，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学者创新成果的发表和重大原创性成果的发掘和培育。

从期刊读者角度看，当前国内虽已建立起以商业化平台为主体的多种文献检索平台，但是这些平台仍然将论文查阅和下载收费作为主要盈利模式^[14]，知识的可获得性并没有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而得到显著提高。同时，新媒体融合尚不够成熟，中文综合性科技期刊的新媒体传播方式还较为单一，为读者提供个性化学术信息服务的能力有待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15]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6]。推进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大幅提升科技期刊出版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样需要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于科技期刊所有制实现形式而言，可在遵循我国所有制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以“公有资本+”方式撬动国内外其他资本投资、集聚出版资源和释放市场活力。从全球视角看，出版资本集约化规模运营是建设高质量科技期刊的重要路径，国际知名的科技期刊大多由大型科技出版集团运营。在集约化规模运营方面，应充分发挥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和国有资本在出版产业链条中的关键支撑作用，整合多方资源和优势，形成倍增效应，实现跨越式发展。但在此过程中需把握好几个关键问题：一是要处理好学术逻辑与市场逻辑之间的关系。学术逻辑是科技期刊的立身之本，市场逻辑则是科技期刊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提升核心竞争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关键，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关系。学术逻辑为市场逻辑提供内容基础，市场逻辑为学术逻辑提供传播动力，科技期刊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学术逻辑和市场逻辑之间寻求平衡，既要坚持学术质量至上原则，又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和传播力，实现学术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双赢。二是要严守相关法律法规，如《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4年版）》规定，禁止外商投资期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务^[17]。实际上，科技期刊并不是价值无涉的，出版业外资相关规定可有效预防国内期刊被国外敌对势力操纵并发表一些危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文化安全的文章。三是要坚持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和惠及广大人民的宗旨。由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局限性和竞争机制的缺陷，无序的转企改制往往会对那些冷门但又不可或缺领域的科技期刊造成冲击，因此对于那些不适合市场化运作的期刊或环节，要坚持公办模式和社会公益性的发展原则。

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要求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科技期刊协同发展共同体。首先，政府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为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提供政策指引和制度保障，优化科技期刊发展环境，持续加大对科技期刊的资金支持力度，着力打造世界一流期刊。例如“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有力促进了我国部分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但对于一些普通期刊仍缺乏有效支持，这些期刊的编辑水平和影响力相对较弱，却是培育新生科技创新人才和创新能力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亦应给予适当支持，助力其建设成为满足不同层次需要的高质量特色科技期刊。其次，适应开放科学的发展趋势和目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规范体系和共享策略，明辨科研人员、出版机构、科研资助机构等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变革和冲突，在避免“专业丛林”（patent thicket），规避不当获取破坏科技期刊生态的同时，防止不切实际的过度自由的开放科学。最后，要加强科技伦理治理，严肃整治学术不端行为^[16]。科技期刊作为科技活动的重要场域和成果发表的重要载体，如果科技伦理治理失效，则极易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在资本和利益的催化下异化为掠夺性期刊，衍生出“付费就能发表”的扭曲的学术出版理念^[18]。为此，需多策并举，在建立掠夺性期刊“黑名单”的同时，加强科研诚信制度建设和科技伦理教育，构建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科研诚信体系，促进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

科技期刊出版单位应不断革新理念，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创建区域或行业特色数字期刊，加强与各区域及行业间的联系，助力区域、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例如，Nature分别推出Nature China、Nature India、Nature Middle East等网站。我国科技期刊可依托所在区域，面向当地科技发展难题或优势领域差异化发展。二是加快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应用，优化审稿过程。人工智能可以帮助编辑识别潜在的审稿人，并可用于同行评议过程的自动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同行评议效率和准确性^[19]。三是创新同行评议制度，挖掘更多非共识性高水平论文。例如，有研究表明，若公众读者审稿人（public reader-reviewers）群体足够大，公众读者审稿人的评议准确性可以超过一小群专家审稿人（expert reviewers）^[20]。因而，科技期刊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尝试引入开放评议方式来改造和优化传统的同行评议机制。

恰当的分配关系是新型生产关系的重要内容，也是激励相关主体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的重要条件。具体来说，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要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16]和利益（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分配体系。我国编辑人员的薪资水平相对较低，尚未充分体现与其创造性贡献相应的价值分配关系，难以有效激励其工作积极性，科技期刊在吸引高素质编辑人才方面未能建立相应的“得其需得”的价值和资源分配机制。因此，对于科技期刊高层次管理、编辑、运营等战略性（技术）人才，应加快制定和完善其薪资制度、晋升制度、职业规划，并赋予相应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对于审稿专家，亦可按照“得其所需”的原则，对其学术贡献进行规范认证及期刊互认，加大对优秀审稿人的宣传力度。二是对于期刊本身而言，形成“得其应得”和“得其需得”的分配关系同样意义重大。“得其应得”要求期刊的声誉和得到的支持应与其为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相匹配。但实际上，正如很多学者研究指出的，在以影响因子为核心的科技期刊评价体系下，很多科技期刊对于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贡献与其影响力并不完全相称，而片面强调和过分依赖影响因子评价科技期刊并借此分配资源存在较大局限性，尤其是不利于一些从国家重大需求出发但在短期内对期刊影响因子贡献有限的文章的发表。因此，可以考虑以是否刊登过在特定领域或行业具有开创性和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是否助力解决过某一关键科技问题作为科技期刊的重要评价标准，突出科技期刊作为公共平台的学术贡献度和社会贡献度。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信息中心情报部聚焦“生命科学与基础医学”领域构建了具有领域特色的原创评价指标“π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评价体系“一刀切”的弊端^[21]，为破解期刊评价的难题提供了启发。“得其需得”则主要体现在科技期刊是否能够如愿甚至超出预期获得充足的优质稿源，在这方面则要切实提升发表在中国本土科技期刊上的论文在考核、晋升中的重要性，并制定科学的量化标准。

市场是科技期刊活跃的重要场域，科技知识信息产品及相关先进生产要素在市场内的高效流通对科技期刊高质量建设具有重要影响。为此，首先，完善“放管服”等制度，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放”就是要厘清科技期刊各管理部门的职责边界，排除阻碍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各种障碍和壁垒，激发科技期刊的内在活力；“管”即是对期刊同质化竞争、违规经营科技期刊等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管；“服”即是为科技期刊出版单位提供更加高效便利的服务。其次，通过不断深化改革，构建有助于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和各要素自由流动的高标准国内出版大市场，完善科技期刊与产学研全链条相互关联的循环反馈机制。再次，要加快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自主品牌的科技期刊“航空母舰”，统筹利用国内国际资源和市场，开拓科技期刊的国际发展空间。在这方面，还需特别注意两点：一是在论文（数据）出境、共享等方面具备红线意识、底线意识，科技论文等科技文献承载着很多国家关键数据、尖端科技信息和国家战略性信息等^[22]，关乎国家的“科技主权”，因此，要加强科技安全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有效识别和防范科技文献及其数据、信息跨境流动可能带来的安全风险，分类别、分等级完善科技信息安全保障方法和措施；二是在保证科技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寻求高水平国际合作，打造具有国际视野的自主交流平台，例如《中国激光》杂志社自主开发“Researching国际高水平学科刊群数字出版与传播交流平台”，已建成面向科技出版全流程的数字化体系，正在快速汇聚全球光学的优质资源^[23]。最后，积极稳妥地推进跨境并购或控股国际一流科技出版机构，这是缩短我国出版企业成长周期，做大做强我国科技期刊的捷径。

高质量科技期刊建设需要解决好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在采取“供给侧”改革提升期刊生产力的同时，还要通过“需求侧”改革推动期刊消费力的扩张。在供给侧层面，要推动期刊知识服务的高质量供给，不断提升服务质量，为此，我国科技期刊须适应数智化发展趋势，以深度个性化定制模式创新知识供给方式，在传统文献中嵌入多媒体智能展演方式，大力推动学术成果大众普及和产业转化。在需求侧层面，一方面要满足研究人员对新质生产力的新诉求。随着科技知识生产方式发生革命性转变，创新成果及其创新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研人员能否以跨学科视角搜集关联文献、匹配相关信息和聚合优化有关知识，而这需要数字技术的介入，以延伸人的智力活动，辅助人的思考。国内出版平台可考虑在DeepSeek等大模型的助力下，开发互联互通、交互协作的新型“劳动工具”，助力科技创新提质增效。另一方面，要在与产业工作者和社会大众的互动交流中，时刻关注他们的实际需求，促进科技期刊与实际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有效对接，促进知识的应用和传播，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公众科技素养的提升，进而赢得产业界和社会公众的更大支持，促进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

生产关系对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具有能动作用。当前，所有制实现形式有待优化、主体间紧张关系有待纾解、分配关系有待改善等生产关系矛盾制约着我国科技期刊的高质量发展。限于篇幅，本文并未详细探讨科技期刊生产关系三大要素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制约及其作用机制。在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际，期待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探究如何通过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推动优质生产要素向科技期刊聚集，以及更好地发挥高质量科技期刊对新质生产力和科技现代化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