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1]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以下简称“综合性社科期刊”）被认为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期刊类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甚至在影响人类社会未来前进方向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综合性社科期刊凭借跨学科、大视野的定位，成为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高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3]这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特别是综合性社科期刊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办刊方向，对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根植中国做学问，用中国理论构建理论中国，用中国学术构建学术中国具有时代价值。

综合性社科期刊是思想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任重道远。从办刊主体而言，综合性社科期刊主要是由社科院、社科联系统、党政机关下属研究机构以及各地高等学校主办；以办刊内容而言，其大致有5~10个板块栏目，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新闻学、文学、史学等学科门类，或多或少，不一而足。截至2025年4月，在中国知网以“综合性”“社科期刊”和“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词进行搜索，仅有11篇既往研究文章关联性较强。相关论文涉及综合性社科期刊的特色优势、发展现状、转型路径等方面。就特色优势而言，李建军以供职刊物为例，分析综合性社科期刊具有优势的办刊选择方案；^[4]姜佑福认为综合性社科期刊具有紧跟时代步伐，贯通人文和社科领域的独特性质，并指出其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和当代中国学术评价体系重塑过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5]战炤磊指明综合性社科期刊的复合性特征，并提出其在扩大主题宣传的广度和深度两方面均具有优势。^[6]就发展现状而言，龚紫钰认为新文科建设视域下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为高校人文社科类综合性学报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机遇；^[7]徐东涛从地方性综合学术期刊自身特点出发，阐述如何利用学科优势、地域优势、品牌优势等提升核心竞争力；^[8]张小红认为，新文科建设对高校综合性学术期刊发展具有创新引领作用；^[9]李亚平立足高校学报和学术共同体的互动关系，分析其发挥的重要作用；^[10]朱耘婵指出在建设文化强国背景下，综合性社科期刊要充分发挥独特作用，提升国际影响力，实现高质量发展。^[11]就转型路径而言，罗重谱指出推动学术期刊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是新时代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取向选择；^[12]许丽梅认为综合性学术期刊未来可以依托数字平台建设助力其高质量发展；^[13]高原指出不少综合性人文社科期刊以问题意识为抓手，实现了办刊的主题化、专题化转型。^[14]

概而言之，目前学术界和期刊出版界对促进综合性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方式方法已有初步探索，但研究深度和视野广度还有待加强。一是对综合性社科期刊的特色优势挖掘尚不够充分，这就导致综合性社科期刊依旧陷入定位欠明晰、特征不突出的局面。二是综合性社科期刊涵盖类型多样，但现有研究梳理其发展遇到的困境仍不够全面，特别是就综合性社科期刊在日常发展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的讨论，还存在避重就轻、泛泛而谈的现象。三是关注综合性社科期刊在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作用的阐述尚有待加强。相关议题的讨论，实则影响着综合性社科期刊接下来的发展方向，对刊物风格、日常运营、学术评价等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所以，亟待加强对推动综合性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综合性社科期刊面临挑战与如何优化发展路径等方面的研究。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时代需要与现实关怀。具体而言，综合性社科期刊应努力推出学术水平高、品位格调好、理论意义大的文章。要做好这几点，必须系统梳理推进综合性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综合性社科期刊由于“担负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15]，在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因如此，在把建设期刊强国放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指引下，其与生俱来的时代性、融通性和理论性特征，对于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当下，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综合性社科期刊有能力更有责任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坚持“两个结合”，围绕重大历史和现实问题加以引领阐释，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双重功能。特别是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相互叠加、相互激荡的重要时间节点，综合性社科期刊理应直面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找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点、受力点、契合点，巩固和发展期刊的文化主体性功能。

学科交叉融合的趋势，为综合性社科期刊繁荣学术思想、引领社会发展带来新的机遇。《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要“推动形成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学派，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不断增强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提升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16]。学科交叉这个“催化剂”，有助于用新思维、新方法来开拓新的知识空间，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和理念。在此背景下，刊物作为传播学术理论、引领学术风尚的载体，顺理成章地要做善于发现问题的观察者，充分挖掘并解决好哲学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真”问题。换言之，在宏观层面，综合性社科期刊应是心系“国之大者”，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自己、广泛与各战线沟通交流，回答时代课题；在实践层面，应以立志高远的风气、前瞻性的预判、厚重的学识，在学理思考与现实阐释之间找到平衡点，为相关学科融合发展保驾护航。

推进综合性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其重要抓手之一，就是依托学术交流深化。进入新时代，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行稳致远创造有利条件。特别是多层次、多学科、跨区域的学术交流活动愈发增多，这就需要包括综合性社科期刊在内的各类刊物承担更多示范引领、成果传播、人才培育、国际交流等方面的工作。就综合性社科期刊而言，对于示范引领，即通过发挥期刊主流舆论阵地的作用，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导向。其主题多样、内容广泛等特征，充分体现专业的选题策划与组织如何引导学术研究的正确方向，对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和整体性推进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成果传播，即通过发挥期刊推动知识创新的作用，扩大、提升学术成果价值和覆盖范围。其善于提出新观点新范畴新方法的优势，对聚焦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深入挖掘学术创新要义，有着不可忽视的效果。对于人才培养，即通过审读意见的提出与反馈、工作坊的举办与交流、设立特色栏目等形式，挖掘、扶持和培养一批有潜力的作者团队。虽然综合性社科期刊的固有特点导致其不可能在每个学科领域都做到又专又精，但其特定的办刊思路却能够帮助论文写作者的撰写水平、学术视野和科研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为相关专业研究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聚集力量。对于国际交流，即通过各项对外活动来提升传播效果，扩大刊物的国际影响力。学术出版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挥着桥梁和纽带作用，期刊又因其时效性较强而更具优势。当下，诸如《中国社会科学》《文史哲》等不少综合性社科期刊通过与国际知名出版机构合作，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或域外学者的中国研究内容推向世界，提升中国学术声誉。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针对刊物实现媒体融合和数字交互的讨论也日益增多。一方面，期刊数字化形态打破时空界限，使得获取学术资源更加方便、快捷，传播形式也更加多样；另一方面，智能检索、数据挖掘、深度学习等信息技术手段的推广，以人工智能助力传统研究，有助于科研工作者紧跟前沿问题，促进不同学科之间的互动，发掘新的学术研究主题。综合性社科期刊，其具有受众面相较于专业性学术期刊较广、拥有学术资源较多的特点。在此背景下，数字技术整合对打造综合性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新的生态创造了有利条件。其一，扩展可及性的生态。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特别是线上阅读模式的快速渗透，刊物的传统出版模式已经难以完全满足读者作者需求。期刊数字化转型不仅为在线投稿、同行评审和公开发表等出版流程松绑减负，并且促进“预印本”平台、网络首发等出版模式出现，还一定程度上改善阅读体验。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端的出现，为大众了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繁荣发展情况、学术前沿动态提供了基础保障。其二，增强互动性的生态。综合性社科期刊中的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文章会大量使用现实案例、统计数据等资源，文史哲等学科稿件也会引用不少经典著作、原始档案、前人著述等文献。相关数字化平台若登载交互式图表、图像、音视频等内容，梳理出作者的写作思路和立意宗旨，会使论文的表达力与吸引力增强。其三，推动智能化的生态。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持续推广，有利于刊物高效完成文章的编辑流程。综合性社科期刊刊发文章涉及学科多、讨论议题广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对编辑审定发稿、校样处理、出版物宣传等环节提出了更高要求。相关新技术的应用，使得图片识别、内容查重、文献核查等重复性、基础性工作可以较快完成。其四，实现个性化的生态。当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化学理化研究和既往成果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科研人员对学术期刊的需求也愈发多样。通过在用户定制和系统推荐两方面下大力气，根据个人或团体用户需求，定制搜集相关学术资源，从而可以加强学术研究的效率和深度，以期打造数字化综合性社科期刊品牌，并建立线上与线下学术社群。

目前，在全面审视我国综合性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情况之际，还应清楚地认识到刊物面临的一些挑战和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合性社科期刊作为学者展示其优秀研究成果最为有效且最具影响力的媒介，在学术传播高质量发展方面有着特殊的地位。但是受到出版能力和工作机制等方面的制约，一些综合性社科期刊的功能定位仍较为模糊。其一，因20世纪末大量创办综合性社科期刊时的政策惯性，使得目前仍有不少刊物特别是内设于高等学校的学报因延续着内向式的办刊模式，导致“千刊一面”“低水平重复”的情况依旧常见，呈现“全、散、弱、小”的局面。其二，在把握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最新研究趋势时，有的综合性社科期刊虽然名为“综合”，但多是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的简单拼凑，呈现泛综合化、“大拼盘式”及同质化现象，无法做到“学科综合”。抑或是将属于同一学科门类的文章依次排列，但不容易看出同类文章的内在联系，这导致综合性社科期刊和专业性学术期刊所刊文章风格区别不大。其三，一些综合性社科期刊在思想观念、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还保留着计划经济烙印，市场竞争意识尚不够充分，无法形成“拳头”品牌。从形式上看，有的综合性社科期刊仅是宣传的“门面”而非论述学术观点的“平台”，栏目建设边界意识不清晰，设置选题新颖性也有所欠佳。从内容上看，刊物刊登的论文所讨论问题并不能完全深入下去，特色视角和表达尚不凸显，常有泛泛而谈的感觉。其四，部分刊物及其主办单位对于自身建设情况认识不足。只是单纯沿袭一些大刊名刊的办刊模式、栏目设置方式，而忽视所在机构的单位带动作用，没有发挥局部优势，对特色专栏用力不足。

综合性社科期刊因其面对全领域、全学科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对其编辑团队的人员素质有着比专业性学术期刊更高的要求。遗憾的是，有些编辑因为刊物拥有相关外审专家团队，可能会形成依赖情绪而未能时刻保持独立的判断能力。在日常工作中，一些编辑因职业倦怠感将自己只局限在熟悉的领域，或者为熟悉的学者服务，由主动者变为被动者。并且，由于管理方式的不同，由高校主办的学术期刊和社科院、社科联系统主办的刊物还会产生编辑队伍“职业化”与“学者化”的争论，形成晋升渠道的差异。

同时，编委也在期刊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综合性社科期刊因各个学科文章均呈现在同一刊物上，如何能够更好地调动各方参与者使之融入学术共同体建设，更为尤甚。然而，不少编辑和论文写作者对于影响学术期刊发展理念以及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阐释文化主体性内容等方面内容关切不够，继而难以根据期刊定位来正确认识期刊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且，少数刊物对于外界呼声的忽视，也会使得期刊陷入“老作者老语调多、新面孔新声音少”的困境，并导致创新意识下降，更有甚者会被学术新动向所逐渐抛弃。这就需要刊物通过邀请相关领域知名专家担任编委，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紧抓前沿方向，立足学术角度把关科研论文，从而驱动期刊实现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面对数字化浪潮，包括综合性社科期刊在内的各刊物愈发重视对数字出版、数字传播等领域的关注。从起先刊物将传统纸质分发转化为电子版外，到现如今已经逐渐在“两微两端”（微博、微信、网页端和客户端）和“短视频”等领域发力。有些刊物甚至使用人工智能手段，介入稿件审核、编校、印刷、出版等环节优化各流程阶段内容。需要注意的是，数字化转型并非只是在各数字平台将纸质出版物的内容照搬迁移，而是要在刊物的选题策划、内容创作、宣传营销等领域做优做强，并结合自身特点和相关专业领域予以科学规划，从而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传播模式。然而，综合性社科期刊虽然有刊发多学科文章带来的先天优势，却仍在数字时代面对不少挑战并制约着其高质量发展进程。一是受制于固化思维观念阻碍，导致其数字化转型力度不足。部分刊物的传播渠道流于形式，对于新技术应用不够充分，存在线上内容单一、缺乏特色等问题，难以助力自身扩大传播效率和影响力。二是综合性社科期刊的“官方色彩”较为浓厚，囿于体制机制缘故，导致数字化传播模式仍受政策影响左右。在有的期刊看来，数字化传播相当于又一次稿件编校，需要再次审核。并且，新媒体领域的学术推广需要持续的财力投入，如何能够充分利用相关资金，也是主办单位需要考虑的问题。三是综合性社科期刊对于未来发展方向定位不够清晰，导致数字化内容质量尚待加强。虽然不少刊物积极参与数字化平台建设，但其开放性、交互性和共享性尚有待提高，主要体现在检索功能不足、跨平台访问畅通程度低、数据共享和协作能力欠缺等方面。

学术规范、价值准则、期刊定位等有关科研绩效的评价体系不同程度影响到综合性社科期刊传播。值得注意的是，学术评价多是以同类比较为首要前提和基本方法。这使得学术界和评价机构常常以学科性和专业性来衡量综合性社科期刊，最终导致“综合性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普遍低于专业性学术期刊”^[17]。受到相关因素影响，仍有一些综合性社科期刊因追求高被引率，而通过增加单篇文章篇幅或是降低引用率较少的文史哲学科稿件刊发量等做法，以维持其评价指标数据与位次。此外，评价功能异化带来的“以刊评文”现象，期刊过于关注作者的职称职务，以及如何同时应对多种期刊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等，均是综合性社科期刊在提高自身质量和影响力时需要直面的挑战。

针对综合性社科期刊高质量发展过程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应该探索以打造刊物特色定位为宗旨，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契机，以依托数字化转型为途径，以突破量化评价迷思为使命的优化路径，从而更好地推动刊物取得新成就。

《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要加强理论武装与理论创新，围绕党和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围绕群众关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及时开展研究解读和引导辨析”^[18]。言及综合性社科期刊，就要善于组织学者立足服务党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根本战略对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内在规律并助力学科建设。刊物要致力于打造坚强的思想阵地，发挥其宣传文化功能，主动参与话题讨论，做有思想、有格局、有深度的学问。这既是对时代呼声的贯彻落实，更是对“四大之问”的科学回答，通俗来讲就是“用学术讲政治”。

同时，综合性社科期刊要明晰办刊主旨、找准刊物定位、厘清主线设计，打造有特色的刊物风格，并将其视为核心竞争力所在，从而增强读者作者认同的效果。在栏目设置上，要善于平衡动态栏目和常设栏目。动态栏目设置可以根据党和国家制定的大政方针以及重大时间节点为本，初步拟定大致的选题范围，有组织地回应社会关切。常设栏目要系统梳理自身发展过程中已经取得的业绩，在刊物擅长的学科领域做足功课，组约知名专家、发现青年学术人才，引领学术前进方向。在日常运行上，既要开门办刊、不拘一格，又要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结合刊物风格、主办单位优势及时代大趋势，做出更好的贡献。譬如，以小型学术沙龙、专家座谈会、大型学术研讨会等互为支撑力量，通过前期充分沟通交流和深刻学术思想激荡，及时挖掘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本土特色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并且，综合性社科期刊可以依托与主办单位有联系的学术共同体，与学科、学人、学术组织形成集群效应，凝练创新性学术话语或研究方向。在品牌推广上，要着力提升期刊活跃度，形成立体传播格局。对内要注重刊物的社会效益，形成良好的学术声誉。综合性社科期刊在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基础上，要重视内在质量、形象特色、服务管理等方面建设。刊发有深度、易读懂的文章，利用多途径推介最新最具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设计有鲜明特征的封面、版式以及推出周边产品，打造易于辨识与便于广泛传播的方式方法；开创有温度的服务渠道，通过改善日常沟通反馈机制、参加期刊交流会、举办网络直播和录播宣介等线上线下活动，满足读者作者多样化的需求。对外要提升开放办刊水平，积极开拓国际市场。综合性社科期刊及其主管主办单位要加强与国际大型检索系统与出版机构驻华代表处的联系，用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努力增加检索系统收录期刊和出版外译社科学术期刊数量。借助相关中外学术交流平台，积极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走向世界，用中国特色打破西方知识体系的垄断性解释权。

此外，综合性社科期刊要树立问题意识，以专题化带动刊物由学科综合向话语综合的转变。有研究者就指出，综合性社科期刊“可以采取‘聚焦式’和‘跨学科’约稿，虽然一个聚一个散，看起来有点互相抵触，实则两者组合”^[19]。当下，针对国际社会关心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就会涉及马克思主义、区域国别学、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等学科的文章；有关哲学社会科学基本学科学术问题研究，就有中华文明起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专题涉及文学、历史学、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文章。在中宣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期刊重点专栏建设名单中，位列榜单的综合性社科期刊既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学术月刊》《社会科学战线》等知名刊物，也有《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邯郸学院学报》等地方高校学报。它们入选原因要么是基于办刊单位拥有的重点学科以及强大的智力和人才支撑，抑或是立足地域特色和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打破学科既有界限，综合性社科期刊可以深度参与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组织系列文章，呈现出有引领力、感染力、传播力的内容。

建设高质量的编辑出版人才队伍，是综合性社科期刊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重要环节。编辑人才队伍建设是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这就需要编辑有着志存高远的学术素养。具体而言，一是学术期刊主编作为刊物建设的中枢，在确立办刊思路、落实办刊宗旨、加强制度保障、坚守办刊情怀等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引领作用。期刊主编需研判热点领域，积极组织全体编辑人员关注前沿专题，“在选题科学预判和精准策划上，要发挥主编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主体性、自觉性和创造性”^[15]二是学术编辑要始终维护学术独立和尊严。综合性社科期刊理论文章多、涵盖学科范围广、作者行文风格各异是不争的事实。这意味着刊物编辑在审稿过程中，不仅要对论文的研究方法、论证逻辑、文献资料处理等进行严格把关，还要发挥主体责任意识，坚守学术道德、学术底线。三是编辑人员还要具备良好的交流协调能力，善于与作者、审稿人等各方沟通。通过探索“编研结合”的办刊模式，鼓励编辑人员融入前沿性学术交流和科学研究，优秀学者也可以加入办刊队伍。综合性社科期刊中，高校学报占了多半数。其编辑人员在职称评定、薪酬待遇方面应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对待，解除后顾之忧。此外，刊物主办单位要落实期刊责任编辑制度，从业人员按时完成继续教育培训、参加各类研修活动，不断提升业务水平，成为既是“出版家”又是“理论家”的复合型人才。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深刻影响全社会的生活生产方式。《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指出，要从“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推进融合发展平台建设”两方面促进期刊“加快融合发展”。在此背景下，综合性社科期刊可以从三个方面推进深度融合发展。

一是统筹策划基于开放获取功能的大型学术传播平台。综合性社科期刊要积极与大型期刊数据库合作，充分利用开放获取（OA出版）、网络首发、增强出版等功能，以及作者学术水平评估、专家遴选等辅助服务，并依靠相关资源聚合功能和技术优势，实现知识创新和传播影响力扩大。譬如，在现已广泛推行的纸质文本可视化数字阅读基础上，可以综合文字与图片、音频、视频，将人工智能（AI）、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技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运用于平台。利用大数据手段进行学术热点题目抓取，提前预判未来前沿方向并锁定该领域潜力作者，将已发表论文向有研究需求的读者定向推送。通过实施“融合出版+集群建设”的策略，对期刊分类分层集约化管理，依托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学习强国”App等平台完善多方信息交流互动。二是积极探索具有服务能力的媒体多元化融合渠道。综合性社科期刊因其覆盖范围广的特点，不仅要提供更加适应屏幕、移动端等新型阅读模式，还可以对基于知识元的关联推理和知识发现持续探索。通过推广深度报告服务，根据受众所需实现知识产品的数字营销，从而深化浏览与检索方式、编辑与传播方式、生产与运营方式等领域的创新。三是综合性社科期刊还应强化传播内容的解读能力，特别是对海内外传播与普及传播过程中客观信息的学术数据挖掘深度。综合性社科期刊所刊载的各学科文章，会因刊物特色、栏目设置等原因，导致引用率、下载量、转载率等数据产生较大差异，因而十分需要采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期刊文本等内容进行处理和分析。通过数据可视化技术将通俗易懂的图表等分析结果反馈给编辑、读者和作者，提升其论文编校效率和论文撰写能力。

建立起既具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期刊评价体系，是促进中国学术良性发展的必由路径。在“破五唯”引领学术新风向的背景下，制定好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注重学术创新能力、形成良好学术风气，有利于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协调和共同推进。

一是要注重学术同行评议。学术评价只有回归学术本性，充分发挥同行专家的作用，才能减少单纯由各项指标排序造成的数据失真问题。在学术标准制定和学术评价过程中，客观的统计信息必不可少，但针对综合性社科期刊也要分类实施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适度在期刊评价体系中反映其社会反响。二是要以回归学术期刊质量为首要标准。综合性社科期刊所刊登文章的学科具有差异性，这就导致各类型文章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却不尽相同。并且，一些特色栏目的设置也有前沿性，社会效益的反馈有着滞后性。对此，相关评价机构应对区域国别学、冷门绝学、特色专栏等版块予以重点关注，并纳入评价机制。三是要对期刊传播力和海外评价体系持续研究。相关评价体系还应在政治、文化和学术影响力、刊物获奖与国际传播等方面分别增设定性和定量指标。充分理解其生成模式，并将海外期刊体系能够转换嵌入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之中，促进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高质量发展。

综合性社科期刊因其关注领域的范围之大、讨论话题的类别之多，具有鲜明特色。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迈入新阶段，我们更应利用好相关交流平台，把走好“中国之路”、提升“中国之治”、探寻“中国之理”的理论意义、历史意义、实践意义深入下去，从全方位、多角度、系统化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