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与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同构关系。共建“一带一路”为文明交流互鉴拓展了场域和路线图，文明交流互鉴为共建“一带一路”明确了主题和方向。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某种程度上就是要讲好文明交流互鉴的故事。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这一融通古今、连接中外的宏大构想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展现出强大的实践伟力和理论创新空间。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带一路”的国际学术话语建构面临着“实践走在前面、理论相对滞后”的结构性困境，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正处于“中国故事很精彩，中国话语很匮乏”^[1]的尴尬境地。

在全球知识生产体系深度重构与国际话语权格局加速演变的时代语境下，“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向世界提供的新型公共产品和全球治理方案，其国际叙事的学术建构不仅关涉到中国软实力的提升与国家形象的塑造，更深层次地触及到非西方国家如何在西方主导的全球知识体系中确立主体性地位、构建自主性话语体系这一根本性的认识论问题。如何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塑造可信可爱可亲的中国形象，已成为关系“一带一路”成功与否的关键议题。笔者意图运用跨文化传播学的多元分析范式，从“价值理念到实践进路”的立体化视域，力求系统阐释学术期刊在“一带一路”话语体系建构中的知识生产机制、现实制约因素与路径创新策略，旨在为新时代中国深度参与全球学术话语权构塑注入理论活力与实践导引。

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的制度化载体与话语传播的权威性平台，在“一带一路”叙事建构中承载着由实践逻辑向理论逻辑跃迁的认识论使命，在全球化深度重构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其知识生产力与话语建构力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形塑国际学术话语秩序的本体论基础。

从文明格局看，“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上代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性叙事的文明复兴路径和发展哲学，它所蕴含的“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价值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和“互联互通、合作共赢”的实践逻辑，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天下为公”的世界观和“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之中，体现了一种超越零和博弈思维与单向度现代化模式的现代化发展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2]然而，文明复兴不是简单的传统复归，而是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构建新的价值体系。要使这种源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体现东方智慧的理念获得普遍性的理论表达和国际性的学术认同，就必须通过系统的知识生产活动将其从实践理性的层面提升到理论自觉的高度，而学术期刊正是承担这一历史使命的核心生产载体与平台。它通过组织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推动跨学科的理论对话、促进跨文化的知识交流，将“一带一路”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具有解释力和说服力的理论范式，将分散的政策话语整合为系统的学术话语，将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阐释提升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智慧和普遍知识贡献。

在当代全球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中，议题的中心性与边缘性直接决定了相关知识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这种“中心—边缘”格局的形成与维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际主流学术期刊的议程设置功能来实现。那些能够进入顶级期刊、被广泛引用和讨论的议题，往往会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进而影响政策制定和公共认知；相反，那些被排斥在主流期刊之外的议题，则容易被边缘化和被忽视，难以获得应有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学术期刊弥合“故事”与“话语”的落差。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学术期刊在全球学术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关于发展中国家经验和非西方理念的研究往往处于边缘位置，“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提出的全球性倡议，在初期也面临着类似的边缘化风险——西方主流学术界要么将其简化为地缘政治工具，要么将其窄化为区域经济合作，难以认识到其作为新型全球化方案和文明交流范式的深层意义。

跨文化传播理论告诉我们，任何信息在跨越文化边界传播时都会面临“文化折扣”现象，即由于语言差异、认知框架、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原始信息的意义会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衰减、扭曲甚至异化，而这种现象在涉及深层价值理念和文明观念的传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带一路”所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丝路精神”以及“文明交流互鉴”思想，都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的价值体系之中，在向其他文明传播时会遭遇理解障碍和认知偏差，西方受众可能会用其熟悉的“势力范围”“地缘竞争”等概念来解读“一带一路”，从而忽视了其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本质。学术期刊的文化战略功能已从传统的知识传播拓展为争取话语制权。

学术期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首要价值在于促进共建国家文明交流互鉴。这一倡议横跨亚洲、非洲、欧洲乃至拉美，连接了多元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天然地承载着跨文化对话与文明互鉴的历史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3]在古代，丝绸之路便以商贸往来为纽带，串联起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孕育了人类文明史上交融互鉴的佳话；而在当代，“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这一历史精神，是在全球化新阶段主动顺应和推动这一文明融合潮流的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重视和做好舆论引导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传播好‘一带一路’声音，为‘一带一路’建设营造良好舆论环境。”^[5]人文社科期刊要有国际视野，不能“闭门造车”，避一隅而安，期刊要树牢学术自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要坚定文化自信，承载承扬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学术期刊在“一带一路”叙事实践中所遭遇的困境本质上源于西方知识霸权体系的结构性制约，集中表征为认识论层面的话语权力失衡、方法论层面的理论范式依赖与实践论层面的制度性排斥，构成了阻滞中国学术话语有效传播的深层理论桎梏。学术期刊唯有在外力催发下，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主动回应挑战”才能讲好“一带一路”故事。

审视当代全球学术场域，我们不难发现，所谓的“普遍知识”“普世价值”和“客观真理”往往掩盖着特定的权力关系和利益结构，正如福柯所言说的那样，知识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共生关系，任何知识体系的确立都伴随着相应的权力效应，西方“普遍知识”实为特定地理文化空间（北大西洋学术圈）的认知宰制制度化产物。语言也是一种“话语界面”，语言哲学家所秉持的“语言构成思想最后的界限”，“我思故我在”的主体哲学塑造一种“界面效应”，语言破碎之处别无他物。而在当代国际学术体系中，这种知识权力的纠缠集中体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论霸权，它不仅垄断了“科学”“理性”“现代”等话语叙事的定义权，“科学”被塑扮为现代学术的“客观性”神话，现代化等于西方化成为认知惯习；更通过一整套学术标准、评价体系、发表机制将非西方的知识生产置于从属和边缘的地位。在这样的认识论视角下，“一带一路”作为源自中国实践、体现东方智慧的发展方案，从一开始就面临着理论合法性的质疑和范式选择的困境：要么削足适履地套用西方既有的理论模式（如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论、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论等）来解释“一带一路”，从而丧失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创新价值；要么坚持用中国本土的概念和话语来阐述，但又可能因为缺乏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共同语言而陷入自说自话的困境。包括学术期刊在内的中国学术共同体正站在历史转折点，只有坚持以我为主，交流互鉴，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才能为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夯实理论根基。

“一带一路”话语地位的重塑，本质是打破“西方中心—非西方边缘”的知识垄断，推动全球学术生态从“单向度依附”转向“多极化共生”。学术期刊要承担唤起中国学界主体性觉醒的义务，依循“文明对话”，将“实践智慧”“和合共生”“人类命运同体”“节点治理”等本土概念上升为普遍共识，助推实现全球知识版图的“再中心化”进程。

如果说认识论困境关涉的是“说什么”的问题，那么传播结构困境则直接影响着“如何说”和“谁能听到”的问题。在当代全球学术传播体系中，存在着一个高度不平等的“中心—边缘”结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垄断了绝大多数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掌控了主要的学术数据库和引文索引系统、把“高被引”作为学术评价的神话，主导了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组织，形成了一个封闭而排他的学术俱乐部。这种结构性的不平等不仅体现在资源分配上（如期刊数量等），更体现在话语权力的分配上——谁的声音能够被放大、谁的观点能够被传播、谁的理论能够被引用，都深受这一权力结构的制约。对于试图讲述“一带一路”故事的中国学术期刊而言，这种传播结构的不平等构成的障碍是：即使发表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进入国际主流的传播渠道，其影响力也将大打折扣；即使提出了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如果不能获得西方学术权威的认可和引用，也难以在国际学术界产生实质性影响。

这种传播结构困境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和制度根源：从历史维度看，现代学术期刊体系起源于17世纪的欧洲，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英语为主导语言、以西方学术传统为评价标准的国际体系，后发国家要打破这种路径依赖殊为不易；从制度维度看，当前的国际学术评价体系（如SCI、SSCI、A&HCI等）都掌握在西方商业出版集团手中，它们通过制定收录标准、计算影响因子等方式，实际上控制了全球学术评价的游戏规则，形成数字时代的“新圈地运动”（New Enclosure）现象；从经济维度看，学术出版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垄断的产业，少数跨国出版集团控制了大部分高影响力期刊，形成了巨大的进入壁垒；从技术维度看，数字化时代的学术传播越来越依赖于大型数据库和检索平台，而这些关键基础设施同样被西方机构所垄断。在这样的结构性制约下，中国学术期刊要想在国际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就如同在一个规则不公、裁判偏心的赛场上比赛，需要付出比对手多得多的努力才可能获得同等的认可。

即便突破了认识论和传播结构的双重制约，“一带一路”叙事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来自接受端的认知困境，这种困境源于不同文明之间深层的世界观差异、历史记忆的影响以及当代地缘政治竞争所激化的意识形态对立。从文明差异的角度看，“一带一路”所体现的“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等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的是互联互通、和谐共生，而西方文明传统中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则更容易将国际关系理解为独立行为体之间的竞争博弈，这种深层的哲学差异使得西方受众在理解“一带一路”的合作共赢理念时往往会产生认知失调，倾向于用自己熟悉的零和博弈逻辑来解读中国的倡议。当中国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强调不同文明平等对话时，西方听众往往难以跳出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甚至给中国的新理念贴上“意识形态宣传”的标签加以排斥。

更为复杂的是当代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意识形态偏见的强化作用：美国等西方大国出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的考虑，不遗余力地对“一带一路”进行污名化和妖魔化，炮制“债务陷阱”“新殖民主义”等负面标签，通过其强大的国际传播网络在全球范围内散布对“一带一路”的歪曲解读。这种有组织、有预谋的认知战不仅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看法，甚至渗透到学术界——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一带一路”时，自觉不自觉地带入了这些预设价值立场，将其研究导向验证西方政界预设结论的方向。在这种被污染的认知环境中，即使是最严谨的学术研究、最客观的事实陈述，也可能被选择性解读或恶意曲解，使得通过学术期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变得异常艰难。

如果说前述三重困境主要来自外部环境的制约，那么中国学术期刊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则构成了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内部障碍。本文仅以学术生产和国际传播两个视角来讨论。

一是议题设置能力不足制约了学术期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不少学术期刊惯于“等米下锅”的自发来稿状态，没有把“找米下锅”“找精米下锅”作为自主选题方式，再加之学科拼盘的办刊模式，缺乏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导致没有议题、专题和主题而出版的现象。在面对“一带一路”这样的重大议题时，要么束手无策，要么担心“话语敏感性风险”而趋于保守，不敢主动出击策划选题，从而错失了在国际学术界发声的良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6]已刻不容缓。

二是国际化运作能力不足限制了学术期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但它带来的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各文明间的交流互鉴。这就更加需要学术期刊必须要有国际化运作能力。实践中，不少期刊缺乏专业的英文编辑团队，导致翻译质量参差不齐，影响了国际读者的阅读体验；编委会和审稿人队伍的国际化程度偏低，难以吸引高水平的国际稿件和建立广泛的国际合作网络；数字化传播能力不足，在利用新媒体平台、构建在线学术社区等方面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期刊；最为关键的是，许多期刊缺乏清晰的国际化战略和品牌意识，在办刊理念上仍然停留在“自产自销”的阶段，没有真正担负起期刊国际化传播的使命。这些能力短板的存在，使得即使有好的理念、好的内容，也难以有效传播到国际学术界，更遑论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

突破结构性制约的根本路径在于理论创新为驱动力重构话语体系，以实践创新为突破口实现范式转换。传播国家新形象，服务共建“一带一路”，“既要坐而论道，又要起而行之”^[6]。学术期刊须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下，深度阐释中华文明的理论内核，构建“一带一路”知识生产机制与话语传播范式。

面对西方知识霸权的挑战，中国学术界需要以更大的理论勇气和创新精神，构建具有自主性、原创性、普遍性的“一带一路”知识体系，而学术期刊应当成为这一理论创新工程的主要阵地和推进器。学术期刊作为原创性和专业性学术成果发布平台，其论文严谨的论证方式、理性的话语风格和专业的学科知识，在消解文化折扣、促进价值共鸣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通过深入的理论阐释和概念辨析，将“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进行学术化的解构和重构，使其能够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获得准确理解；通过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用具体的数据和事实来支撑“一带一路”的价值主张，增强其说服力和可信度；通过比较研究和历史分析，将“一带一路”置于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时段视野中进行考察，揭示其与历史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传统的继承赓续关系以及与当代全球化趋势的契合之处；通过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多个维度全面呈现“一带一路”的丰富内涵，避免单一视角带来的片面理解。具言之，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推进：其一，深入挖掘中华文明的思想资源，将“天下观”“和合思想”“中庸之道”等传统智慧与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发展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新型国际关系理论，讲好中国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故事。其二，基于“一带一路”的丰富实践，提炼出关于发展合作、文明对话、全球治理的新概念新范畴，在走深走实“一带一路”中创生“文明互鉴共同体”“包容性全球化”等原创性叙事，并通过严密的学理论证赋予其普遍意义。其三，汲取中国古丝路文明研究成果，借鉴西方古丝路研究理论等批判性理论资源，在“扬弃”的基础上，构建“一带一路”话语体系，以彰显中国叙事和中国智慧。

在话语构塑方面，学术期刊需要发挥“话语转译”和“意义生产”的功能，将中国特色的表达转化为国际学术界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话语形式，同时保持其核心价值内涵不被稀释或扭曲。这需要采取“创造性诠释”的策略：一方面，对中国本土概念进行深度阐释，揭示其普遍意义和当代价值，使之成为国际学术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构建“一带一路”概念、命题、范式和方法，使话语叙事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全人类价值共享维度，使之能够容纳“一带一路”的创新实践。同时还要加强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的话语建构，在目标学术共同体的概念体系中寻找“意义锚点”。“用国际学术语言讲中国故事，以中国经验丰富国际理论”的双向互动，可以将“一带一路”框定为“21世纪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但这种公共产品不同于传统的霸权稳定论所说的由霸权国单方面提供，而是通过平等协商、共同建设、合作共赢的方式产生，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学术期刊的话语构塑本质上是一场知识秩序的重构实践。既要避免“文化自恋”导致的话语封闭，又需警惕“理论依附”造成的价值消解。通过大力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来传播好中国声音，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要突破现有国际学术传播体系的结构性制约，中国必须在继续努力融入现有体系的同时，着力构建具有自主性的学术传播平台和机制，形成“融入”与“建构”并举的战略格局。在平台建设方面，应当采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提升现有中国学术期刊的国际化水平，通过深化办刊体制改革、提升学术质量、契合国际表达方式，扩大国际合作等措施，使一批期刊达到国际一流水准，成为发表“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阵地；第二步，创办新的国际化学术期刊，特别是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创办区域性、专题性的学术期刊，形成覆盖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期刊网络；第三步，构建新型的学术评价和传播体系，包括建立体现发展中国家利益和价值的期刊评价标准、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学术数据库和检索系统、创新基于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去中心化学术出版模式等。

在机制创新方面，从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特殊性角度看，一是转变观念，以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为中心，强化专题研究和主题出版，通过议题设置赋能“一带一路”话语叙事，改变“弱策划”“弱话题”状态，提升办刊主导权、话语权，激发办刊活力。二是建立国际化的编辑和审稿机制，吸纳“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优秀学者担任编委和审稿人，真正实现“共商共建共享”的办刊理念。

面对跨文化传播中的认知障碍和接受困境，学术期刊需要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前提下，创新叙事策略和传播艺术，使“一带一路”故事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这种创新应当遵循“在地化”与“共同性”相结合的原则。所谓“在地化”，就是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历史经验、现实关切，用当地受众能够理解和共鸣的方式讲述“一带一路”故事；所谓“共同性”，就是要挖掘“一带一路”中蕴含的人类共同价值，如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使之超越特定文化的局限，获得普遍认同。

在叙事话语的讲述中，一是注重案例研究和经验分享，通过生动具体的项目故事展现“一带一路”的实际成效，让事实说话，以事实服人；二是采用比较研究方法，对比“一带一路”与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当代的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等的不同之处，在比较中凸显其独特价值和创新意义；三是重视跨学科叙事，不仅从经济效益角度，更从文化交流、生态文明、社会发展等多维度展现“一带一路”的综合效应；四是创新视觉叙事，利用数据可视化、信息图表、多媒体展示等手段，使学术内容更加直观易懂。“视觉的原因是形象，没有形象我们什么也看不见。”^[7]

同时，要特别注意回应和澄清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误解，但这种回应不应是简单的辩解和反驳，而应是建设性的对话和深入的学理分析，做到“以学术讲政治”。针对“债务陷阱”的指责，不仅要用数据证明其缺乏事实依据，更要深入分析债务问题的复杂成因，提出债务可持续性的系统解决方案；针对“新殖民主义”的质疑，不仅要说明“一带一路”与殖民主义的本质区别，更要从理论上阐述新型国际合作模式的特征和优势。中国对外传播正经历从“自言自语”到“寻求共同话语”或“话语共同体”的转变过程。这种建设性的学术对话，既能增进理解、消除误解，又能推动理论创新和实践改进。明确“一带一路”故事的叙事方向，突出文明互鉴与共同发展的主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将“一带一路”置于全球发展和治理的宏大叙事中，聚焦合作共赢、民生福祉等共同价值，弱化单边地缘竞争框架，塑造出具有道义感召力和普遍意义的叙事主线。

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不能仅仅依靠中国学者的单一叙事，而是需要构建一个包括各国学者在内的全球学术共同体，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叙事格局。学术期刊在这个过程中应当发挥平台和纽带作用，推动形成“协同研究、联合发表、共同传播”的合作机制。一是推动建立“一带一路”国际学术联盟，吸纳共建国家的大学、研究机构、学术期刊等加入，定期举办学术年会、联合开展重大课题研究、共同发布研究报告等；二是创新国际合作办刊模式，通过联合创办期刊、互换版面、共享审稿资源等方式，形成覆盖不同地区和语种的期刊网络；三是建立青年学者交流机制，通过设立“一带一路”青年学者基金、举办青年学者论坛、开展联合培养项目等，培育新一代的“一带一路”研究者；四是要加强与国际学术组织的合作，争取在重要国际学术组织中设立“一带一路”研究委员会或工作组，提升议题设置能力。国际中文教育在传授语言技能的同时，也成为传播中国文化价值观念的载体，进而形成服务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他者传播”^[8]矩阵。“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也迫切需要我们从文化、历史、经济、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全面了解对象国，才能实现经济合作共赢，以及多彩文化的相互了解、相互欣赏、相互融合 ^[9]。

这种全球学术共同体的构建，不仅有助于汇聚全球智慧、形成研究合力，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叙事主体的多元化，当越来越多的非中国学者开始研究“一带一路”、讲述“一带一路”故事时，其可信度和说服力将大大增强。同时，这种多元参与也有助于丰富“一带一路”的内涵，使之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事业，而不仅仅是中国的倡议。由此避免从中国单方面讲故事，而是吸纳各国多方叙事，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式话语。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对话者需要通过“视域融合”达到相互理解。逻辑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应从“是什么”切入，实践中需要从“做什么”开始。^[10]在“一带一路”这个宏大且不断发展的主题中，唯有开足“脚力”才能走实走深“丝路”项目、走进“丝路”人物；擦亮“眼力”洞察“一带一路”故事，丰盈“脑力”去创新、提炼“一带一路”的思想与精髓，运用过硬“笔力”将之精工细作地呈现给受众。^[11]向世界讲好“一带一路”即“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和文明之路”的故事。

此外，在数字技术深刻改变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时代背景下，学术期刊必须主动拥抱技术变革，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赋能“一带一路”故事的全球传播，比如，建设“一带一路”学术大数据平台，整合全球范围内的相关研究文献、政策文件、项目信息、媒体报道等，运用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等技术进行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为研究者提供专业的知识服务；开发智能化的学术传播工具，基于人工智能的多语种翻译系统、个性化推荐系统、智能辅助系统等，降低跨语言学术交流的门槛，提高学术内容的传播效率，等等，这种新的学术传播生态将为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使之真正成为全球共享的知识财富。

从讲好“一带一路”故事中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知识建构与文明对话。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工业4.0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为全球发展合作提供了新的进路选择，更为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开辟了新的可能空间，而学术期刊作为知识生产、积累、传播、创新的核心载体，在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使命。学术期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既面临着来自知识霸权、传播结构、跨文化叙事、机制阻碍等多重挑战，也蕴含着通过理论创新、平台建设、叙事优化、协同合作、技术赋能等多维路径实现突破的巨大潜力。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学术期刊讲好“一带一路”故事的过程，实际上是参与全球知识体系重构、推动国际学术秩序民主化的过程，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开展平等对话、共同探索人类发展道路的过程，是中国从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向贡献者、引领者转变的过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学术界应当以更加开放的胸怀、更加创新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充分发挥学术期刊的独特功能，将“一带一路”的伟大实践转化为深刻的理论认识，将中国的发展经验升华为人类的共同智慧，将东方的文明理念融入全球的价值共识，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事业中贡献中国学术的力量，书写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崭新篇章。唯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故事精彩纷呈，中国话语响彻全球”的历史性跨越，才能在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宏大叙事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中，镌刻属于中华民族的不朽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