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1]。人文交流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和心灵的桥梁、国与国之间加深理解与认同的纽带”^[2]，在国际形势波谲云诡的当下，“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3]。“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4]。作为体育运动的精神成果，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以书籍等出版物为载体传播中国体育文化，对于展现中国形象、推动和加强中外人文交流具有特殊的价值与意义。本研究基于中外人文交流的现实语境，通过考察近十年来我国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现状，深入挖掘其面临的挑战及背后的成因，探究更具现代化和实效性的体育图书海外出版路径，以期通过体育图书海外出版搭建中国与世界人文交流文明互鉴的桥梁，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向世界传递了体育理论知识，讲述体育事业产业发展状况，展现中华体育文化，向海外受众提供了观察、了解中国的窗口，有助于推动中外人文交流。

中外人文交流指不同国家、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民之间，为了增进相互理解和友谊所进行的跨文化沟通和交流活动，包括直接交流以及分享他们之间的不同理念和体验 ^[5]。人文交流以获得文化认同、价值认同和政治互信为目标 ^[6]。

体育图书是系统性阐述体育理论、技术和文化的出版物，具有教育功能、文化属性与社会价值 ^[7]。海外出版是指作品跨越国家界限进行出版和传播的行为，旨在以书为媒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增进世界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展示和塑造中国良好形象 ^[8]。通过体育图书的国际推介、版权合作，能够系统介绍体育理论、知识和技能，展示我国体育事业以及相关政策制度的发展以及中华体育文化的内涵和魅力，进而实现不同国家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共赢，增进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理解和尊重，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人文交流文明互鉴。不难看出，体育图书海外出版的旨归与中外人文交流的目标指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体育图书海外出版通过多元化的内容呈现，能够在不同层面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在政治层面上，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能够增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政治制度上的理解与互信，例如我国著名网球运动员李娜在其自传《独自上场》中重点讲述了中国举国体制下职业运动员的发展历程，该书的版权输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方公众对我国体育制度的理解；在经济层面上，体育图书的版权贸易本身就是合作共赢的经济活动，能够密切国际经济往来与合作；在文化层面上，体育图书的版权输出推动了中华体育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交流，例如在体育图书中占很大份额的武术类图书，就可以让国外公众领略到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博大精深；在生态层面上，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能够通过共享现代体育绿色发展经验，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共同体的构建，例如我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图书《绿色奥运：北京的承诺》即向世界读者呈现了奥运体育盛事背后的绿色理念与实践。

厘清我国体育图书海外出版的现状，分析其具体存在的问题，是提升体育图书海外出版效能，进而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逻辑起点。目前来看，中国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数量较少，占比低；内容上以体育理论和传统体育特别是中华武术为主；出版形式以传统纸质图书为主，数字技术应用有限，中国体育图书在海外市场中吸引力和竞争力不足。

从数量上看，体育图书海外出版的占比低，数量少。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中，体育类图书被标记为G8，其子类目包括体育理论、世界各国体育事业、体育运动技术、武术及民族传统体育、普及读物等14类。经过检索，当前我国出版的体育图书共有8万余种，其中，文体活动图书34000余种、体育理论图书14000余种、武术及民族体育图书8000余种。相较于体育图书国内出版的蓬勃之况，其海外出版数量较少，占比较低，存在感不足。“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是我国重要的国际出版工程项目，但两大工程中立项的体育图书仅有几十种。

从类型上看，我国体育图书海外出版的题材多以体育理论和传统体育为主。其中，体育理论类图书以教材和体育史著作为主，例如《运动训练学》为国际运动训练领域提供了专业参考，《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从史学角度出发讲述中国体育故事，阐释了中华体育精神；传统体育类图书则以武术为主，例如《中华文明史话·武术史话》和《中华武术通史》梳理了中华武术发展脉络，挖掘了武术与中华文化的内在关联，探讨了传统武术文化的多维价值。目前，武术类图书在体育图书海外出版中占据很大份额，以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为例，该社自2008年以来，实现了162种图书的版权输出，其中107项为武术类图书。

从载体形式上看，我国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以传统纸质版本为主。但是，纸质图书单纯靠文字、图形、图像呈现给读者有限的内容，而音频、视频等多媒体数字资源的注入为纸书的内容扩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9]。目前，我国体育图书版权输出在纸质出版的基础上，也开始了数字化的尝试与发展。例如“中华武术海外推介丛书”在传统图文内容的基础上，利用数字技术等手段推出了武术数字教学，在出版物载体形式上加以创新。但从整体来看，传统纸质图书依然是体育图书版权输出的主要形式。

体育图书海外出版在促进体育文化交流、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厚潜力，但目前来看，我国体育图书的海外市场表现不尽如人意，尚未发挥其理想作用。

我国体育图书版权输出数量较少，而且主题集中于体育理论和传统体育项目和文化，这就使得体育图书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的展现。诚然，体育图书中占比较高的体育理论和传统体育类图书对于增进中外体育学术交流、传播历史悠久的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占比很低的体育人物传记类和体育事业类图书对于通过讲述中国运动员和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故事，传播中国当代优秀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以此获得国外公众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理解和认同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于这两类体育图书版权输出的忽视和不足，无疑削弱了体育图书在消弭中外体育制度的隔阂、增进体育事业的国际理解与认同中的应有价值。

另外，传统体育类图书的海外出版对体育人文价值挖掘不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进行中外人文交流的过程中，“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10]。目前，输出版权的传统体育类图书的内容多是以宣传推广和教学培训为主，缺乏对我国传统体育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的提炼。例如广受国外公众喜爱的武术类图书往往重视武术动作和套路的演练，而对蕴含于中华武术传统中的“止戈为武”的和平理念却缺乏阐释和表达，武术文化中的精神标识没有得到应有的凝练和展示。事实上，“止戈为武”的和平思想对于战争风云密布的当今世界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当前，体育图书海外出版的市场适应性不足，缺少国际读者共鸣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体育图书的叙事方式未能充分适应海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对生活在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下的海外受众来说，过于官方的政治化叙事常带有“宣传”色彩；而在西方观念中，“宣传”带有“强行灌输”的含义 ^[11]。海外出版工作中若过于强调官方的态度、政府的声音，会导致海外受众的抵触和偏见，降低体育图书的传播效果。

另一方面，我国体育图书种类和题材与海外市场需求不甚契合。通过对亚马逊网站上体育畅销图书的统计分析发现，国外读者更偏好运动明星传记和探险旅游类体育图书 ^[12]，然而，当前已输出版权的中国体育图书的内容以讲述中国体育历史和传统体育文化为主，趣味性、新鲜感稍显欠缺。

“数字原住民”对屏幕媒介的依赖颠覆了传统阅读与内容消费模式。体育图书数字化程度较低，这无疑降低了中华体育文化的传播效果。例如，体育教学示范图书主要以图文结合方式讲解动作要点，较为抽象，其教学效果显然逊于能够多角度展示动作要领、配有专业运动场景的体育教学视频。展示中华体育文化的图书虽富有深度、具有收藏价值，但在信息碎片化的今天，能带来视觉听觉双重享受、兼具教育和娱乐双重功能的中华体育文化相关视频更便于获取和理解。不可否认，纸质阅读依然是获取深度信息的重要方式，但数字技术以及新媒体平台是传统图书出版整装出发的有力推手 ^[13]，也是优化中华体育文化国际传播的方式。

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涉及政府、出版机构、版权代理公司、媒体、翻译者、作者等多元主体，唯有各主体间的协同，才能提升我国体育图书的国际能见度。但是，目前我国体育图书的国际推广与传播缺乏整体规划与各主体的有机协同，多以政府主导、出版机构参与的国际图书博览会进行推介，营销手段和方式十分有限，没有调动多元主体的传播与推广积极性。协同性不足一方面导致出版书目分散化、碎片化，没有形成体育图书海外出版的合力；另一方面造成体育图书的国外受众知晓率和触达率较低，大大削弱了中国体育图书的国际影响力。

我国体育图书在中外人文交流中的多维价值与其在海外出版中的低存在感形成矛盾，出现上述困境是文化差异、我国体育图书市场适应性不足、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等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以体育修身养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西方体育价值观强调拼搏、竞争和突破自我。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取向的差异为海外受众理解、认同中华体育文化带来阻碍，也就导致我国体育图书难以有效打开市场，对体育图书海外出版的数量和种类都形成了掣肘。因此，体育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是造成我国体育图书国际出版困境的重要原因。

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属于典型的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不是单向度的信息传递和意义表达，而是一个双向互动的知识交流和意义融合过程 ^[14]。因此，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现实语境下，要实现中国体育图书高效的海外出版，就必须从受众角度出发，设置图书选题，并选择合适的叙事方式。目前来看，我国体育图书的选题缺少对海外受众需求的关切，分众化理念不足，且多以“直接展示自我”为思路，实际上是一种单方面的输出，缺少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体育文化的联系、呼应，难以引起海外受众的兴趣和共鸣。

尽管体育本身倡导和平、公平、正义，但体育政治化加剧的今天，国际体育舆论场也充斥着矛盾冲突。例如，西方媒体长期以来质疑、曲解我国体育发展制度，歪曲我国运动员形象等事件也时有发生。体育领域的意识形态对立让体育成为部分国家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带有偏见的舆论环境影响着海外受众对我国体育发展和体育文化的认知，这为我国体育图书扩大国际市场增加了难度。

美国学者舒尔茨等人提出了作为战略性营销流程的整合营销传播理论，该理论强调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与消费者建立互动式的营销关系；使用各种载体，力求达到最有效的传播影响力；发挥不同渠道的优势，形成鲜明的品牌个性 ^[15]。结合体育图书海外出版的现状与困境，本研究认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应当基于整合营销理论，从内容、受众、渠道、技术等方面入手，推动我国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发挥体育图书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独特价值。

首先，应该丰富体育图书的种类，并且增强其时代性。一方面，在原有注重体育理论和传统体育图书的基础上，开发新的受国际读者欢迎的体育人物传记、休闲体育、群众体育等门类的体育图书。例如，2024年来，讲述“村BA”故事的中国体育图书《“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这就是“村BA”》走向海外，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群众体育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要结合当代我国体育发展实际，积极回应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形势的变化，提高其内容的时代性，注重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与我国体育的现代化发展结合起来，赋予传统体育文化新的时代魅力。

其次，还要积极构建我国体育图书的中华文化标识体系。体育图书不能止步于对体育项目的推介，更要提炼、展现能够体现中华优秀体育文化人文价值的精神标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命题。所谓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由中华民族创造的，由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民族共享，承载着中华文化价值，塑造中华民族形象的符号系统”^[16]。体育图书正是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包含的家国情怀、侠义文化、天下大同理念、儒释道文化等都是能够体现中华体育文化精髓的精神标识。在对这些精神标识进行提炼和展示的基础上，还可以通过体育图书语料库建设，规范具有中华文化标识、内涵的体育术语的外文表达，避免因文化语境差异或译者个体化表达造成的歧义和认知混乱。

要实现通过人文交流达到心与心交融的目的，就需要能够引起“共情”的故事。体育作为超越肤色、种族和国界的通用国际语言，盛产能够引起世界各国人民共情的体育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采用贴近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 ^[17]。要实现体育图书的有效“走出去”，就要精准定位国际受众的需求，根据出版对象国的历史文化特征和体育发展特点，有针对性、目的性地选择故事主角、故事内容以及故事叙述框架进行意义表达。例如从体育的全球区域性特征上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体育发展各具特色：拉丁美洲足球文化浓厚，非洲民众爱好足球、篮球和田径，北欧挪威、瑞典等国家冰雪项目发展较好等。我们可以针对不同国家地区公众的体育项目偏好进行内容的调整和优化；还可以寻求现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在体育发展和体育文化上的共性进行策划选题；另外，体育图书出版者要扩展视角，调研海外图书市场，精准把握不同受众的信息需求，实现分众化传播。

从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的国家战略出发，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应该完善多主体多渠道的协同机制，携手推动我国体育图书打开海外市场。

第一，政府应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搭建国际合作交流平台，为优秀体育图书走向世界打通渠道，并且根据政治经济形势走向，有的放矢，针对性地部署体育图书海外出版工作。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冬奥会历史与冬奥会》《从夏蒙尼到北京：冬奥百年》等图书获得“丝路书香工程”立项，体育图书实现了与体育赛事的同频共振。第二，我国对外传播主流媒体可依托资源和平台优势，牢牢把握自身在国际传播中的话语主体地位，在大型体育赛事或热门体育新闻报道中，加强我国体育图书的海外宣传，吸引国外受众的关注。第三，出版机构可以将线上与线下活动相结合，搭建与国外读者的多渠道互动平台。线上可通过开设海外社交媒体账号拉近与海外受众的距离，线下可组织作者走出国门，真正走进海外读者的生活。通过增强亲近感，提高海外受众对我国体育图书的接受度。第四，我国明星运动员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是推广体育图书的合适人选，可以作为体育图书国际传播矩阵中的重要单元。例如，沈阳出版社联合咪咕数媒，通过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对徐梦桃自传《命运翻转》进行海外版权输出。徐梦桃作为体育明星的国际影响力无疑能够助力图书的推广。第五，可以利用“他者”分享式传播，拓展我国体育图书的市场知名度，提高国际受众知晓率。海外出版商、版权代理公司、高水平译者、读者等都是体育图书的重要传播者与推广者，是我国体育图书海外出版的合作伙伴。通过他们的分享能够进一步拓展中国体育图书的辐射范围。

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须积极适应技术变革，丰富出版物的载体和形式，增强中国体育图书的吸引力和可读性。在图书编著和出版工作中，推进电子图书的编著、出版、推广工作，以满足互联网时代受众“随时随地获取信息和放松娱乐”的需求；注重体育类音像制品的网络出版，优化受众体验；还可以融合增强现实（AR）等数字技术，增强阅读趣味性和娱乐性，更形象高效地传播体育知识和文化。另外，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极大丰富体育图书的载体形式。通过AI绘画、有声书自动生成技术、文本视频生成模型等可创作图文、音频、视频等多模态内容。例如2025年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推出的“中华武术海外推介丛书”就运用了AI教学手段，为海外武术爱好者提供了一套好学、好用、规范的中华武术学习用书。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加强中外人文交流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支柱 ^[18]。体育作为一种跨越文化、语言和地域的普适性活动，其精神内涵能够引起广泛共鸣。我国体育图书的海外出版以多元化、现代化的方式讲述中国体育发展历程和中华体育故事，促进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体育文化交流，增进世界对我国政治、文化和制度的理解与认同，厚植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社会民意根基，势必会成为推动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路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