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是期刊发展的指挥棒，对期刊的健康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期刊长远发展及功能发挥角度看，对不同类型期刊采取分类评价方式，鼓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期刊准确定位，有助于期刊找准自身发展空间，走特色化发展之路。然而，政策类期刊评价体系长期处于缺失状态，对其政策影响力和实践影响力等缺乏有效评估。以政策类金融期刊为例，多年来，政策类金融期刊在金融研究方面具有深远影响，其研究成果不仅对金融学术领域贡献颇深，还为金融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充足可靠的参考内容。但是，由于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的缺失，其价值及影响力衡量方面长期处于失真状态。为准确衡量政策类金融期刊价值及影响力，助力政策类金融期刊找准定位及自身发展空间，实现特色化发展，构建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根据清华大学文科建设“双高”计划项目“政策类金融期刊系列研究”，金融期刊依照其办刊目的，可大体划分为学术类金融期刊、新闻类金融期刊、政策类金融期刊三类。据统计，中国知网收录90余种金融期刊，多属于学术类金融期刊，学术类金融期刊主要服务于金融学术研究，文章强调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金融研究》是典型的学术类金融期刊；新闻类金融期刊主要服务于面向普罗大众的金融新闻传播，其内容具有通俗易懂、贴近热点、时效性强的特点，《财经》是典型的新闻类金融期刊；政策类金融期刊主要服务于金融政策的制定与解读，侧重政策端与受体端（金融机构、高校乃至全社会）的信息交互，其内容偏向宏观、国际视角，多为政策研究文章，《中国金融》是典型的政策类金融期刊。目前，国内期刊评价体系多侧重于理论型学术期刊的评价，重点关注学术影响力，以“核心期刊”、影响因子为主衡量期刊的权威性和影响力。

当前，政策类金融期刊已成为决策者制定政策重要的参考内容。然而，现有期刊评价体系下，针对期刊政策影响力和实践影响力的价值评价仍然匮乏，政策类金融期刊的独特性与重要贡献未得到应有的认可，较难跻身核心期刊之列。2023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1]明确提出，应改进完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以内容质量评价为中心，坚持分类评价和多元评价，完善同行评价、定性评价，防止过度使用基于“影响因子”等指标的定量评价方法评价学术期刊，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对政策类金融期刊而言，构建属于自身的影响力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第一，创新评价思路可以推动研究成果向实际应用转化。随着国家对科技创新和学术评价的重视，政策文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益凸显。2018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通知开展清理“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 ^[2]，这要求学术评价体系必须与服务国家政策制定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创新评价思路，引入政策关联度指标，对于优化和完善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需求的评价体系意义重大。尤其在构建政策类金融期刊评价体系时，更要充分重视政策关联度的作用，从而全面、准确地评估期刊在政策制定和实践指导方面的特殊价值。

第二，构建专门评价体系可以树立正确办刊导向、创新发展动力机制。构建专门针对政策类金融期刊的科学评价体系，一是可以推动政策类金融期刊树立正确的办刊导向。办刊导向是期刊的灵魂和核心，决定了期刊的内容和风格，也是期刊能够发挥功能作用的关键之锚。构建专门针对政策类金融期刊的评价体系可以帮助该类期刊用正确的价值观、绩效观引领其科学健康发展。二是可以形成有利于政策类金融期刊创新发展的动力机制，提高其办刊质量。评价体系只有跟随科研工作的变化不断演进，才能促进科研工作和期刊发展，扩大期刊的影响力。三是可以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充分发挥评价的正向激励作用。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可以引导优秀科研成果回流国内期刊发表，同时鼓励潜在作者做更有实践价值的研究，写更有政策影响力和实践影响力的文章。

构建原则在评价体系构建工作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的作用，为确保实证研究进展顺利，评价体系科学有效，避免出现偏差和谬误，实现政策类金融期刊的真实价值反馈，本研究设置了6项评价体系构建原则。

（1）客观性。构建评价体系需确保标准、方法和结果的客观性，保障其权威、公正、透明和可信。

（2）可操作性。指标设计应基于可量化和可执行的原则。选取指标时，优先考虑数据的可操作性，避免抽象或难以衡量的指标。

（3）可及性。可及性是指标数据获取的可实现性。选取基本能够获取或可推导得出的数据指标，摒弃获取难度大、数据真实度存疑的指标，或通过其他可及数据指标替代。

（4）重要性。在进行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研究时，应重点对其产生的现象进行观察分析，对不重要的、与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相关度不高的指标，应进行下调权重、合并、简化、剔除等操作，确保体系内指标赋权合理。

（5）定性与定量结合。本研究中既需要样本期刊的定性数据，也需要定量数据。

（6）无量纲化。评价体系中包含定性、定量两类指标，数据收集所得到的裸数据无法直接进行运算，因此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以满足各指标间的对比、运算需求。此外，为直观反映各级各项指标在评价体系中所占权重，对评价体系进行了归一化操作，将二级指标、一级指标依次统一于各级数据平台，确保每级数据权重之和恰好为“1”。

为构建一个科学的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研究采用了多维度研究方法。在体系框架的设计阶段，通过专家咨询法，组织了多轮研讨会，综合了各金融期刊代表的意见，确定了核心评价指标。而后，运用层次分析法（AHP）对这些指标进行了分层和归类，从而确立了评价体系的结构。

在数据收集方面，运用CiteSpace对中国知网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挖掘金融类期刊文献属性；同时通过案头分析筛选互联网公开信息，整合政策公告、法律条文等资料；辅以德尔菲法对样本数据进行归正和优化，避免使用同一方法而导致数据片面，最终形成实证分析所需的数据集。

实证分析阶段，借助RStudio对原始数据进行Min-Max归一化处理，消除指标数据间的量纲差异，实现标准化计算。

本研究构建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以其核心功能为导向，遵循“框架设计—指标优化—数据适配”三阶段路径。框架设计确立了政策影响力（Ca）、品牌影响力（Cb）、实践影响力（Cc）、国际影响力（Cd）和社会影响力（Ce）5个一级指标。指标优化方面通过研讨会与行业协会、出版社及期刊代表积极探讨，增设了20个衍生于一级指标的二级指标：政策类文献数量占比（C1）、前瞻性政策文章占比（C2）、后顾性政策文章占比（C3）、政策相关者署名文献数量占比（C4）、主要发文机构中监管机构占比（C5）、办刊机构属性（C6）、核心期刊（C7）、基金资助文献量（C8）、全媒体渠道（C9）、品牌美誉度（C10）、品牌搜索量（C11）、发文量（C12）、下载量（C13）、会议活动（C14）、双语出版（C15）、国际引用（C16）、国际编委（C17）、国际作者（C18）、社会责任文章数量（C19）、社会责任文章下载量（C20）。针对上述框架面向政策类金融期刊及有关专家设计权重意见问卷，问卷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对一、二级指标进行1~9标度，以实现对指标间的重要性关系进行量化。基于回收的有效问卷评分结果，研究采取归一法和均值法确定了每个指标的初步权重。具体指标矩阵及权重如表 1所示。

为避免样本量不充足而导致评价体系失真现象，本研究选取2024年9月中国知网收录的金融、保险、投资、证券学科类型期刊107种，并剔除停刊、2023年文章未被收录中国知网的期刊23种，最终得到《中国金融》《金融研究》《清华金融评论》等84本国内金融期刊的样本组。

评价体系的二级指标主要包含三类数据：结构化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百度等公开信息源的直接数据，包括下载量等）、半结构化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百度等公开信息源的非直接数据，例如须预先定义选取方法的政策类文献数量占比）以及非结构化数据（来自中国知网、百度等公开信息源需进行量化处理的定性数据，例如办刊机构背景，或非公开数据，例如品牌美誉度）。本研究将上述数据收集任务分组，结构化、半结构化数据使用案头分析法，非结构化数据在案头分析法的基础上加入专家法进行修正，防止数据的偏离与失真。最终形成指标数据矩阵X。

$ \text{X}=\left[\begin{array}{ccc}\text{X}_{\text{n}1, 1} & \ldots & \text{X}_{\text{n} 1, 20} \\\vdots & \ddots & \vdots \\\text{X}_{\text{n} 84, 1} & \ldots & \text{X}_{\text{n} 84, 20}\end{array}\right] $

原始数据因量纲差异难以直接运算，需归一化处理，将指标数据转化为无量纲形式，以便后续分析。因此使用RStudio和Min-Max归一化方法处理专家组指标样本集的原始数据，将所有指标映射到[0, 1]范围，便于数据运算与比较，实现研究目标。经历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工作后，获得归一化数据（X’）和指标权重（ω）。基于上述数据便能够通过计算得出样本在指标矩阵中的得分情况，对结果进行直观呈现。运算公式如下。

$ \mathrm{S}_{\mathrm{n}, \text { sample }}=\pmb{\mathtt{ω}}_{\mathrm{n}} \cdot \mathrm{X}^{\prime}{ }_{\mathrm{n}}。 $

在评价体系设置中，一级指标是由多个二级指标构建而来的，因此在取得二级指标得分矩阵数据后，开始对一级指标进行运算，具体公式如下。

$ \mathrm{S}_{\mathrm{N}, \text { sample }}=\sum\nolimits_{\mathrm{n}=1}^{\mathrm{N}} \mathrm{~S}_{\mathrm{n}, \text { sample }}。 $

经运算，整理得出了84本样本期刊得分情况。整体来看，84本样本期刊得分平均数为0.218，中位数为0.204。该现象说明，在本评价体系下，样本得分分化情况相对明显，即处于较高得分区间的样本较少，多数样本密集分布于较低得分区间。具体来看，《中国金融》和《清华金融评论》两本期刊表现较好，得分均超0.5，其中《中国金融》不仅是榜单政策影响力得分最高的样本，且在其他四项影响力中均处于领先水平。《中国外汇》《银行家》《中国农村金融》3本期刊总分在0.4~0.5之间，3本期刊政策影响力得分均超0.2，且在其他一级指标方面表现突出，例如《中国外汇》具有国际影响力优势，《银行家》在实践影响力方面表现卓越。表 2为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下样本前10名得分情况。

基于RStudio对样本一级指标进行可视化处理后得出样本组一级指标主要分布情况，如表 3所示。

政策影响力得分数据峰度为1.783，偏度为1.129，呈现明显右偏（正偏）分布，在总分为0.5的情况下，84本样本期刊的政策影响力均值为0.114，中位数为0.104，即近50%的期刊得分低于0.1，得分率低于0.2。多数政策类金融期刊主要薄弱点在于政策相关者署名文献占比以及主要发文机构中监管机构占比两项指标。主要归因于政策类金融文章约稿难度大。政策类金融期刊倾向于选择权威度更高的政策制定者及专家学者，但金融细分领域繁多，单一领域专家数量有限，且政策类金融期刊内容发布存在时效性限制，这些都成了政策类金融期刊约稿工作的制约因素。

品牌影响力得分数据峰度为-0.110，偏度为0.577，呈现轻微右偏（正偏）分布，在总分为0.21的情况下，84本样本期刊的品牌影响力均值为0.067，中位数为0.062。相较于政策影响力而言，品牌影响力的分布相对均衡，其得分率也相对较高，说明样本期刊在品牌建设、传播渠道开展方面的表现良好，但仍存在提升空间。分析发现，核心期刊作为学术评价的重要指标，往往能够吸引更多高水平作者撰文，从而提升期刊的影响力和品牌美誉度，而品牌美誉度的提升，又会进一步增加读者对期刊的关注度，提高品牌搜索量，三者共同影响期刊的品牌建设。而政策类金融期刊品牌影响力表现不佳暴露了其在核心期刊认证方面的“劣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品牌影响力及美誉度提升，同时也侧面反映了构建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的重要性。

实践影响力得分数据峰度为4.176，偏度为1.758，呈现明显右偏（正偏）分布，在总分为0.15的情况下，84本样本期刊的实践影响力均值为0.024，中位数为0.021。实践影响力的得分分布为——多数样本得分处于低位，而少数样本得分显著突出。由此可见，在政策类金融期刊中，多数期刊在办刊实践、线下活动等方面需要向少数优秀期刊看齐。头部政策类金融期刊通常更注重与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以及学术界的互动交流，通过举办论坛、研讨会、沙龙等活动，邀请行业内的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金融机构高管等参与，就当前的金融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拓展其实践影响力。

国际影响力得分数据峰度为1.122，偏度为1.542，呈现明显右偏（正偏）分布，在总分为0.09的情况下，84本样本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均值为0.005，中位数为0.001。政策类金融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得分基本分布在低得分区域（0~0.06）。这表明绝大多数政策类金融期刊的国际化程度不足，多数指标均处于空白或低水平状态。因此，国际影响力是需要政策类金融期刊重点投入研究的部分。

社会影响力得分数据峰度为1.363，偏度为1.245，呈现右偏（正偏）分布，在总分为0.05的情况下，84本样本期刊的国际影响力均值为0.009，中位数为0.006。政策类金融期刊的社会影响力得分基本分布在低得分区域（0~0.013）。与国际影响力类似，由于社会责任非期刊业务经营的硬性要求，多数样本期刊对社会责任的重视程度不足，社会影响力水平有较大提升空间。

第一，深化底层指标数据，加强对各方面影响力的真实触达率的考量。调研发现，现有评价体系仍以原始数据或预处理数据为主，无法确切地表现出样本期刊各项影响力的真实触达率和强度。仅基于初级数据，课题组难以准确判断样本期刊的受众群体、政策建言效率等底层属性。因此，未来在政策类金融期刊评价体系的优化过程中，应加强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考虑在评价体系的后续完善中使用更多的数据分析方法，以优化数据处理和指标细化。例如，通过聚类分析、主成分分析（PCA）等方法深入挖掘数据中的潜在模式，并借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手段对影响力的具体触达情况进行观测，以便于优化数据的准确度和影响力具体情况的探测精度，引导政策类金融期刊价值回归。此外，在研究过程中，建议优化指标数据的收集方法，加强数据收集的灵活性和实质性，避免硬性预设规则对真实结果造成影响。

第二，推动评价体系的权威认证工作，优化第三方评审机制。对于期刊评价体系而言，只有其获得权威认证，才能最大程度准确衡量期刊价值及影响力。对政策类金融期刊而言，推动评价体系的权威认证工作至关重要。为实现这一目标，建议通过上报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业协会等权威部门组织申请认证。为加快认证效率，建议引入第三方评审机构，确保各项指标的透明度和独立性，以适配评价体系认证的进程。

第三，加强期刊行业内及跨领域合作，推动形成期刊联盟。近年来，政策类金融期刊之间已出现一些线上、线下局部合作活动，但仍不普遍。当前，多数政策类金融期刊依旧存在内容挖掘受限、作者资源不足的难点。为解决该现状，优化政策类金融期刊影响力评价体系，将有助于构建政策类金融期刊的合作机制，从而加强政策类金融期刊的互联互通。同时，还可以将合作机制延伸拓展至跨领域维度，通过定期开展学术论坛、研讨会等交流活动，推动期刊联盟组织的形成。最终，构建服务于政策类金融期刊的多层次交流平台，推进政策类金融期刊形成与监管机构、金融业、高校之间合作的新机遇、新渠道、新模式。

根据评价体系构建及运行分析，本文对我国政策类金融期刊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政策类金融期刊应加强品牌构建。我国金融期刊市场仍以学术类期刊为主，尤其是CSSCI期刊仍然是多数金融研究者投稿的首选。在我国，学术期刊有着较为完善的评价体系，能够较为准确地对学术成果进行评价。金融学术论文的选题、研究、撰写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方法论，因此在作者数量、文章产出量等方面有着充足的资源。然而，我国政策类金融期刊起步较晚，且缺乏具备公信力的评价体系，较难对政策研究成果进行公允的价值评判；政策类金融文章撰写需要较强的宏观性、即时性、权威性，对作者及产出成果要求较高，因此难以形成充足的作者资源。归根结底，这是政策类金融期刊品牌力不足的表现。为了弥补这一短板，政策类金融期刊亟须在品牌建设方面加大力度，不仅要提升期刊的学术质量，还需要加强与学术界的合作，在保证编校质量的前提下，强化选题、专题、专栏策划，加强与监管机构、行业组织、学者的沟通能力 ^[3]，吸引更多的金融领域专家参与内容创作与评审，逐步形成具有权威性的政策分析平台，提高期刊的影响力，进而推动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政策类金融期刊应提高国际化水平。当前，国内对开放获取期刊还没有建立足够的信任共识。^[4]期刊国际化有助于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从而激发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动学术创新。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关注和传播，有助于提升学者、学术机构和国家的国际声誉及地位，期刊通过与国际学术界开展合作和交流，还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学者投稿和审稿，促进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合作。对政策类金融期刊而言，国际化的推进一方面能够扩大期刊品牌的影响范围，吸引更多国际学者、政策制定者、金融从业者和智库研究者投稿和审稿，开拓政策类金融期刊的海外市场，提升国际知名度。另一方面，外籍作者和编委的引入能够为政策类金融期刊提供国际化研判视角，解决政策研究中的难题，提升政策研究的专业度和权威性。

第三，政策类金融期刊应加大社会责任投入。社会责任是基于自身的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而具有的相应的职责与义务。期刊必须充分认识出版工作者在推动科学研究、传播绿色发展、促进公司治理、培养科技人才、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和评价维度。期刊不仅是科研成果交流平台，更应承担起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的责任。因此，政策类金融期刊有责任在研究和传播中融入ESG视角。一方面，政策类金融期刊应加大对碳中和、碳达峰等绿色金融领域的关注，持续性地对国家相关政策进行解读、研究。另一方面，政策类金融期刊应以身作则，提升期刊自身社会责任意识，加强公益内容的全媒体渠道传播。社会责任治理对于期刊而言，是实现向中国式现代化出版组织转型的迫切需求。^[5]提升社会责任水平有助于加强期刊社会公信力，推动政策类金融期刊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