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持续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可见，人机协同是未来发展方向，信息技术对于科技期刊就像物体与环境耦合一样，不断发生新的“涌现”，催生出多元主体协作方式、数字化互动交流空间和智能化知识服务模式等新场景。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突破，标志着大数据、高算力与先进算法已协同达到新的技术高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成果，通过学术出版从业者的实践迁移，正在期刊出版领域催化出版方式、传播秩序与技术伦理的范式重构。许多技术人造物已经出现在学术出版领域，出版实践越来越重视数据作为战略性资源支撑，聚焦人工智能技术提升期刊内容生产、编辑与发行的工作效率与质量，优化数字化平台建设来重塑期刊业务体系。然而数智技术应用于科技期刊领域处于新兴阶段，并存在AI代写代审、数据造假、版权侵权及隐私安全等系统性风险，对人类社会带来挑战。

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数智化实践只是技术的一个确定性表象，其背后隐藏了许多“负”的可能。启蒙运动的理性主张产生了“技术主义”，却也忽视了教育的“人文属性”，敲响了教育“去人化”的警钟。^[1]数智技术隐含碎片化、数据化的倾向，人们“永不下线”的状态使电子阅读丧失了内容严肃性。从技术现象学视角看，电子阅读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人与媒介的相互关系，它会带来信息超载和记忆能力减弱，降低阅读效果，使传统阅读失去“光韵”。^[2]现代出版业通过媒介技术挤压个体感知经验，也导致以地方经验为基础的社群传统普遍退化。^[3]技术具有非中立性，哲学涉及技术“看”的类型、方式和结构 ^[4]，由于数智技术与技术哲学具有极大的内生性和互释性 ^[5]，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方式的变革应当回到技术哲学的层面，通过技术哲学的视角，深入探寻科技与期刊编辑出版的关系。因此，在数智时代的背景下，本研究提出三个核心问题：①数智技术如何重塑科技期刊编辑出版范式？②技术哲学视角下编辑出版变革的异化表征与学理本质是什么？③如何通过伦理治理实现技术赋能与人文价值的再平衡？

数智赋能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方式变革是一场意义深远的技术实践，需要全面探讨科技与编辑出版的关系。面对技术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应从学理逻辑与实践层面，回溯应用场景与异化风险，启迪当下技术反思，如图 1所示。本研究搭建了数智时代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方式变革的新型人技关系格局，为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实践构筑了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更好地助推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研究。

数智技术能有效整合生产资料在信息采集、分析、生产以及反馈全过程的流通，搭载协同适配的技术应用系统，使内容生产、学术传播活动和学术共同体交流与互动不断涌现出新场景。技术创新为期刊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契机，数据、算法、平台作为关键要素赋能期刊数字化进程 ^[6]，推动出版范式从“技术革命”“媒介革命”迈向“场景革命”^[7]，构建起学术生产的场景化生存图景。

大数据技术可以对信息进行筛选、挖掘、整合，拥有强分析力和决策力，能够高效地获取科研领域最前沿的学术成果，全面准确地汇集科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实现选题策划由“经验依赖”向“数据分析”转变。^[8]例如，编辑可以在大数据平台输入选题的要求，设定大模型的身份，让大模型进行机器学习，将数据与知识融合，自动生成学术最新前沿和热点的推算，形成选题策划的方案，为编辑提供决策支持。同时，大数据生成的选题内容，在时间维度、内容深度和广度上相互交织，避免过度依赖于个人直觉和经验，从而缩短选题策划的时间，提高选题策划的效率和质量。

审稿工作是保证科技期刊质量的重要环节。目前，科技期刊普遍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对稿件学术创新和研究成果给出评审意见。审稿人面临繁重的科研任务，时常审阅跨学科或者非本人研究方向的期刊论文，生成式AI为其分析论文提供了便利。爱思唯尔的同行评议管理系统Aries Systems采用的Stat Review软件还能识别出审稿人不易察觉到的问题，如统计数据造假、理论与方法适配度、研究结论偏差等，并生成类似评审意见书的评估报告供审稿人参考。^[9]

查重技术从最初依靠人工编辑主观经验和肉眼辨别，进化到当下基于大数据的计算机智能检测系统，可在初审稿件阶段比对来稿的抄袭程度、引用情况、一稿多投等情形。知网研发的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AMLC）普遍被应用于国内的科技期刊投稿查重阶段，它与鉴字源论文检测系统、万方学术不端检测工具等，均可支持对AIGC内容的识别。一些反剽窃工具甚至开发了能够发现伪造图像的图表检测功能，帮助更加有效地打击学术造假和学术抄袭。^[10]大数据链接资源的功能，可以高效查证每条引用对应的参考文献，智能比对参考文献的内容与引用情况，目前期刊集群平台内还可以设置防止一稿多投的功能。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紧密关联的时代，科技期刊传播链条的核心由普适化的大众转向分众化的个体 ^[11]，不断探索用户画像的期刊精准化知识服务策略。^[12]在个性化学术服务系统领域，基于用户行为数据的智能推送是科技期刊传播方式的新趋势，算法根据用户的浏览历史、下载记录和搜索行为，进行个性化主动推送，优化用户的阅读体验。如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官网、中国知网等，均含有相关文献自荐系统 ^[13]，吸引网络化的长尾读者群 ^[14]。

数智技术赋能科技期刊日渐深入，其对内容资源的利用已经超越了基础的数字化阶段，使知识传播达到了空前的深度和广度。同领域出版机构可将知识资源融合、开发和利用，并通过大数据知识标引、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整合碎片化、优质的多源异构的内容数据，最终形成动态发展并不断完善的知识资源体系。^[15]这同时也意味着，相较传统的基于主题词、关键词、作者等的初级文献检索，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大数据挖掘和关联分析形成了新的知识分析法，可以提高学术内容的可被发现性。ArXiv-sanity作为智能学术搜索引擎的代表，还能以知识图谱的形式呈现论文，以便学者更为有效地利用现有的科学知识。^[9]

5G、AR/VR、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推动了多种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实现了从虚拟现实传播到增强现实传播的可能，为科技期刊带来数字阅读和元宇宙阅读的场景化体验。期刊数智化将图文、音视频等多种媒体形式进行有机整合，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学术内容，构建真实与虚拟相融相生的阅读世界。利用5G、VR、人工智能等技术综合打造的数字人，Sora文生视频等大模型可以将论文内容呈现出三维立体的效果，让读者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学术研究内容，增强论文传播效果。同时，元宇宙作为互联网的终极形态，可以实现“全真”阅读体验，以虚拟空间为载体，打造沉浸式、可视化的“主动”参与型知识传播，这不仅改变了期刊向读者单向输出的传统模式，更推动其转型为作者、读者与内容深度交互的阅读模式，促进知识的流动、增值与传播。

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进入数字化新阶段，以平台化思维重塑了科研信息生产、知识信息消费以及学术服务的方式。数字化平台支持各系统之间无缝衔接，便于读者及时获取学术信息，并且提供在线投审稿、结构化排版、在线支付、学术出版等功能，进一步提高了出版效率和服务质量。Elsevier、Springer Nature等国际出版集团都十分重视出版传播平台的有效使用和推广普及，不断拓展平台功能，从而影响学术交流的全生命周期。^[16]

期刊数智化转向使学者从纯粹的被动接收者，变成可以利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和在线论坛进行学术交流、讨论与反馈的主动参与者，作者、编辑、读者突破了时空边界的阻碍，达到了学术共同体多元参与者之间的“同频共振”。编辑出版由以往的“编—作—读”三元结构转变为“编—机—作—机—读”的五元结构关系，可以为读者提供更好的学术服务，互联网平台上进行约稿、学术活动、培训指导，组织高端论坛等学术活动，可以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搭建起编辑、作者、读者交流的专属知识交流空间，实现学术圈层的良性互动与加速循环。

元宇宙将会改变期刊工作的整体布局 ^[17]，这种改变不仅可对传播范式进行优化，更有望提升学术共同体关系的黏合度。期刊主办方在数字孪生技术的支撑下，将线下会议场景完整复刻到线上虚拟环境中，让参会者从听觉、视觉上产生沉浸式的学术体验。期刊编辑部可以邀请编委、专家等以数字人身份进入元宇宙会议室远程交流组稿的主题、学术热点、论文评价、编校出版工作，还可以利用各种数字化技术呈现更好的表达效果，让作者在元宇宙会议中动态立体地展示科研论文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与审稿专家、编辑交流互动。由此可以看出，数字技术将为学术共同体的互动方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18]

在技术层面，数字技术通过整合数据、算法和平台功能，加速渗透期刊编辑和出版的流程，实现流程优化与平台再造。面对海量的互联网文献数据，数据分析技术可以捕捉动态的数据流，利用算法调整数据与学者的匹配值，实现动态的个性化推荐，促进科技期刊传播力。科技期刊的数字出版蕴含着平台化建设的技术进程，“一键发表”的功能使得投稿—审稿—修改—发表这一系列环节在平台运行畅通无阻，缩短稿件的滞留时间和发表周期。^[19]

从应用现状来看，目前国内外科技期刊已经开始尝试将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引入编辑出版流程中，科技期刊的功能更具有智能性，实现选题策划、智能写作、学者画像、同行评议、数字出版、算法传播、学术共同体互动等功能，为作者、编辑、审稿专家、读者提供以用户需求为导向的服务。

但与此同时，技术风险与隐私安全问题也带来了挑战。当前，数字化形态科技期刊内容生产可能涉及“多元”主体，从而无法确认知识产权，带来对学术评价和学术诚信的深刻反思。算法工作原理的复杂性和决策过程的不透明性会带来算法偏见，影响学术出版的严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 ^[20]，对平台的惯性依赖也不利于创新意识的培养。数智技术的应用关联了利益相关者的学术信息，包括学者信息、审稿意见、读者评价、个人偏好等方面的隐私数据，若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被泄露，将会引发信息安全事故。

人与技术的异化及其表征是社会科学领域永恒的话题，技术异化带来的风险是由技术自身属性的辩证统一特征所决定的。德国技术哲学家海德格尔将“技术”视为支配地位的“座驾”，技术的中介作用不能简单的同价值中立画等号。数智技术在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各个工作环节中扮演了积极主动的角色，它们将直接影响到编辑、审稿人、学者等群体和科技期刊各要素的发展，并且有可能影响知识生产、知识管理与知识传播的方式。

在科技期刊领域，选题策划体现了学科的前沿动态和当下热点，具有学术性和专业性。首先，传统的选题视角局限于编辑已有的知识储备、工作经验，依托于人的主体性思维劳动。数智化技术将人的思维与数据直接建立联系，数据经过算法清洗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和知识，并基于此进行决策和行动，如果编辑为了获得具有更多曝光度的文章，根据算法技术所分析的热点议题组稿，最终可能出现选题同质化倾向。其次，大数据筛选出的学术热点和趋势也可能过于理性，缺乏情感色彩和深度，无法兼顾办刊特色和学术服务的实际需求，难以达到期刊发展理性目标与学术服务情感的共鸣，从而忽略了独特新颖的选题和冷门的基础理论研究，最终会影响学术发展方向和期刊应践行的社会责任。

硅基劳动力的参与成为当前创作最直接和最明显的特征，推动了期刊编辑出版产业“效率”革命。科研人员可以利用一系列生成式大语言模型完善论文框架、收集资料、续写扩写等，但由于非结构数据的转化能力有限，技术的算力制约，人工智能与创作会生成虚假研究成果、无实质创新性内容的文章、虚假引用等负面影响，往往让编辑难辨真假。这些问题都源于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人逼近，但却与人类价值观面向学术创新性的使命背道而驰，也给科技期刊出版的署名规范、引用规范、查重检测、学术进步带来了挑战，技术窠臼可能使人的主体性面临新的危机。

利用AI生成的内容高度重叠、空洞的审稿意见也是人工智能审稿较为常见现象。AI介入同行评议引发诸多质疑，审稿意见往往简单空洞，缺乏具体改进的建设性观点且流于表象，论文创新性、科学性和逻辑性更需要依靠审稿专家的主观经验。曾有编辑表示，在收到1000字以上的审稿意见时，就会警惕其是否为AI审稿，而不是审稿专家个人的思想产物。同时，对技术的依赖可能导致审稿技能的退化，同时也增加了对技术迭代的依赖，引发审稿专家的主体性危机。此外，智能比对文献重合率检测系统还存在技术和算法的缺陷，误检和错检时有发生。^[21]

学术网络是一个动态、自组织、复杂的网络系统，稿件的学术质量与期刊的影响力密切相关。算法渗透增强了编辑获取期刊文献计量学指标的信息能力，譬如SJR算法、特征因子算法EF、作者的学术画像、稿件的评分、影响因子、引文量、阅读次数和下载率等特征。在学术界普遍采用量化评价体系的情况下，这里的“发表偏倚”是指受“马太效应”的影响，发表“好数据”论文更有利于获得高影响因子，否定了知识的客观价值，不利于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

在检索、分享和推送已成为获取知识信息主要路径的数智时代，用户作为个体获取信息更加便捷、主动，往往沉浸在个人兴趣和算法推荐建构起来的信息壁垒中，造成学者知识窄化的现象。在信息茧房内，编辑视野受限使选题策划陷入同质化领域，也促使科技期刊为了获得大量的读者，推送热门话题的内容，忽略知识的客观价值。精准化的传播技术使得学者不知不觉禁锢在同质化信息中，鲜少接触茧房外的其他观点，带来传播回音壁效应，从而脱离真实的客观世界。表面上看算法技术为用户提供了更为精准、便捷的知识服务，然而，实际上，用户的每一次互动行为都在不断地转化为数据，逐渐增强用户以自我为中心的信息导航行为，这种看似个性化的服务，实际上通过数据反馈循环不断窄化用户的信息视野，将知识价值囚禁于主观偏好构筑的牢笼中。

目前，短视频、微博、微信等平台鼓励快速消费的电子阅读方式，学术内容被简化和分解为更小、更易消费的信息单元，这些信息单元往往被孤立地传播和接收，而不是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种趋势虽符合现代信息消费者的阅读习惯，但以降低读者的耐性、读者思考能力退化为代价。科技期刊数字平台的阅读方式，并不是在简单的工具主义观念下应用实践，而是隐含了对技术价值的塑造，也同时要求学术共同体在信息过载中重新锚定整体性知识框架，抵御思考的碎片化风险。电子阅读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期刊自身的整体配置，从而导致出现“期刊不见了，因期刊而存在的刊物特色、编辑思想、编排风格、专栏结构、各专栏间的呼应对话统统不见了”的现象。^[22]

近年来，期刊出版产业正在成为学术领域的角力场，国际出版商超过70%的收入来自数字产品和服务，知识付费、服务付费、工具售卖、数据售卖等已经带来了非常可观的经济收入。^[23]科技期刊付费墙的基本逻辑是依靠垄断学术内容和用户信息接触入口，限制了学术信息的流通以及学者获取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机会。利益归属是当代技术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24]，科研成果被垄断性地集中于出版商的手中，发表平台技术权力所带来的利益指向出版商，与科学知识非排他性相背离，同时也涌现了一些知识版权纠纷、学术盗版网站，加剧了知识鸿沟等现象。

近代哲学的主要内涵为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25]本研究基于吴国盛提出的技术本质的三种特征为逻辑起点，即推崇效率、普适性观念和“有所作为”的意志逻辑^[26]，同时，受到唐·伊德技艺现象学研究中关于“具身关系”“诠释学关系”“它异关系”“背景关系”^[27]的分类启发，针对科技期刊编辑出版方式的变革场景，反思现代编辑出版技术的本质，探讨技术与人的关系，并结合技术伦理治理，寻求人与技术共同作用于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的长远道路。

随着全球学术研究数量的快速增长，科技期刊必须更快速地接收、审阅和出版大量的研究成果。海德格尔认为技术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和世界的揭示方式，技术的迭代和革新在知识生产领域的显性扩张不仅仅是工具实用价值的改进，更是知识生产逻辑和思维模式的革命性转变，其作用场域从显性的生产领域扩张到隐性的意识形态领域。科技期刊出版实践由实体空间转向虚拟空间，在这个“永久连接”的空间中，编辑的媒介实践活动成为编辑出版流程的重心，而人的具身性相对缺失，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认识出版主体。此外，当工具开始支配编辑工作时，它会带来危险，使编辑的主体性在某种意义上被转化为执行技术命令的角色。韦伯对现代世界和现代文化发展前景深表忧虑，认为自我个体如今已被深深地“除能”了。^[28]

媒介技术重塑了知识形态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知识可以借助语音、图像、视频等进行多样化的呈现，碎片化的电子阅读是技术价值的体现，使人类文化消费习惯趋向浅表化，这些技术不仅将直接影响到科技期刊自身的健康发展，还有可能威胁到我们对知识的思考方式以及如何对待学术研究。在海德格尔看来，现代性可以通过尼采思想得到恰切表达，权力意志被视为现代性的本质。^[29]算法主导的内容传播形式，打破了传统意义上人与技术关系平衡的数字化生存环境，平台可以决定哪些文章能够得到更多的曝光，甚至决定文章的定价、订阅和使用方式，使人类无法控制信息交流的过程，也失去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控制权。技术具有非中立性，针对技术权力意志僭越知识形态与文化消费现象，拥抱与控制是永恒的主题，需要我们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批评。

学术价值和科学创新是科技期刊筛选稿件的判断标准。目前，囿于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和算法创新性问题，选题策划、智能评审、知识搜索、推荐稿件的过程中会提供同质化的内容，缺乏学科知识的差异化和前瞻性，削弱科技期刊的学术引领功能，甚至破坏学术生态。现代技术是普适性观念的体现，数学化作为一种操作技术，去除物质的多样性，达到普遍性。^[26]技术的异化使富有理性和无限创新意识的个人变成均等、标准的数码，人的身体变成只有肉身躯壳而缺乏精神灵魂的器官，倘若未来技术发展到逻辑上的极致，则有可能消除现代技术断裂性特征，那么人类自身的创造性将会荡然无存。

技术的发展为科技期刊带来元宇宙阅读模式、多样化的视听方式，还出现了“数字听觉人”“虚拟数字人”等主体形态。从现象学的取向来看，具身出版依靠媒介技术的演变重新回归了身体在场的叙事，出版活动不断追求对真实世界的模拟，从而无限接近身体在场的直接体验。^[30]传统出版模式中，技术作为工具服务于编辑的主体需求，并不具有主体性。如今，技术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身体则作为知觉、体验和连接世界的途径，实现了技术与人相互交互融为一体，技术与人呈现具身关系。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被一些科技期刊用来直观地展示复杂的科学数据和模型，帮助学者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科学概念。这促使科技期刊利用垂直转化的数字技术远离知觉的同构，在提升交流效率的同时，维护和促进学术的深度和质量，确保技术的应用能够增强而非削弱学术内容的理解。学者从技术的呈现方式去认识通过技术展现出来的这个世界，这时将技术与世界看作一个整体，人与技术呈现解释关系，技术成为我们理解世界的透镜或中介，我们通过技术来“阅读”世界。

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帮助人类窥探深层的认知规律^[31]，进而逐渐承担了内容生产、学术传播的工作任务，为人类提供决策支持。通过“人的决策+数智协同”模式进行选题策划^[32]、快速审稿、学术推荐等任务，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技术理性判断相结合，充分利用数智技术调动数据资源的强大能力，为编辑提供决策支持，人在最后决策环节起决定性作用。它者性的技术与活生生的人相遇，呈现为它异关系^[27]。这些“它者”并不是完全受人类操纵，而是拥有自己内在的逻辑，表现出一定的自主决策能力，与人类作者、读者、编辑和审稿人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科技期刊的日常运行已深度内嵌于技术基底之中——区块链版权存证、AI内容生成等系统不再作为独立工具存在，而是构成学术服务生态的“隐形操作系统”。例如，内容管理系统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进行版权保护、数字化出版平台利用大数据来优化传播策略。机器自动更新和维护也至关重要，以适应新的技术发展和安全需求。这些技术虽然对于受众来说几乎是不可见的，但技术已经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背景关系中，技术像是一个无形的基础设施，塑造期刊提供学术服务的环境和行为，而不直接参与前台的操作或决策中。

在科技期刊中，技术重构了编辑、审稿专家、作者、读者的角色和工作秩序，导致学术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彻头彻尾的变革。在现代科技的自由表象之下，其所构筑的意识世界隐匿着对劳动者的剥削以及对劳动者精神世界的异化。我们必须正确审视科学技术，警惕人成为技术的附庸，并基于“人—技术—世界”的生态关系框架，重构人类与智能技术的协作逻辑。把技术的人文本质内嵌在技术的开发与实践当中，在保持人类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将重复、机械的工作交付于技术应用，从而打造人与技术高质量协作的出版流程，推动科技期刊出版方式的数智化转型。

数智技术和人类个体之间的权力博弈调整了知识生产的规则和方式。技术的中介作用，塑造了我们对期刊使命的理解，进而影响我们对学术价值的感知。依据“帕累托改进模式”，达到最优的状态是技术“行动者”与人相互改进从而变得更好的过程。利用好数智技术的数据、算法、平台的优势，重视技术的权利和人的经验判断相结合，不断改进博弈策略，引导技术向“善”，实现技术的改进与期刊的共赢式发展。无论人工智能系统在实践中具有多么显著的提升作用，最重要的还是要确保其价值判断与权力导向是以人类的价值观为主导，防止人类生存上的无能化、平庸化以及技能的贫困化，规避技术胁迫下的智能应用与人类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带来的风险与冲突。

创造知识是学术活动的核心内容，为了追求高效率的科研成果，在投稿阶段，利用AI进行智能选题、AI写作生成无实质贡献论文、虚假研究成果，甚至一稿多投等，都涉及不同层面诸多的伦理困境与学术侵权，也给科技期刊出版的署名规范、引用规范、文献重合率检测技术带来了挑战。2024年1月19日，由中国期刊协会主办的AIGC技术在学术出版应用的学术诚信与风险管控研讨会在北京举行，AI生成内容技术引发的学术不端行为引起了全球学者的关注，呼吁尽快构建治理环境和管控措施。科研诚信和科研道德是学者在知识求索过程中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规范，也是保持学术界正常运转的重要遵循。

数智技术赋能科技期刊编辑出版变革是历史时代的必然趋向，同时也是期刊行业发展的内在要求。面对技术的日新月异，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技术伦理治理是对人类内在生命的看护和整饬，也是对外在编辑出版方式变革的诉求和表达，更是对编辑、审稿人、学者现实生存的规范。整体而言，在技术与人相互协作乃至技术嵌入人体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人是富有创造力的劳动主体，在与数智技术的协作过程中得以延伸和重塑，同时，隐藏在出版实践背后的硅基技术也因其技术能动性展现了自身的价值，和人共同构建起数智时代编辑出版领域的新型人机实践与人技关系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