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近年来，国家层面相继出台多项重要政策，明确提出“深化教材建设改革”“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进教育数字化”等重要任务。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中进一步要求“完善著作权保护体系”“强化新业态新领域版权治理”，为教材版权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2023年11月，教育部印发《“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强调推动新形态教材建设与智能化教学资源开发。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被写入202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2025年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强化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教育出版亦迎来技术与内容深度融合的战略机遇。

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教材出版作为支撑人才培养与知识创新的重要载体，亟须在政策引领与技术驱动的双重逻辑下，破解长期存在的盗版泛滥、技术替代冲击等结构性困境，构建可持续的创新生态。本文立足于国家战略导向与行业现实挑战，系统剖析当前教材出版面临的侵权产业化与智能技术重构等核心问题，探索“技术—产品—制度”协同治理路径，以期为推动教材出版实现从传统内容供给向智能化教育服务转型提供参考。

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领域正深陷于一个结构性的恶性循环之中，其核心可概括为“侵权—传播—替代”的闭环困境。在这一循环中，相关主体未经授权复制教材内容的行为日益猖獗，并借助数字化手段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广泛扩散（传播），最终导致未经授权的版本在师生群体中部分甚至大面积取代了合法正版教材（替代）。这一现象不仅侵害了出版机构的合法权益，更破坏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良性生态。侵权形式呈现技术隐蔽化、场景高频化、主体多元化三大特征。高等教育教材出版的核心矛盾体现为以下三重困境。

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深度渗透和电子商务平台的指数级扩张，影印教材侵权行为呈现出日益复杂、隐蔽且跨平台联动的显著特征。这种侵权形态已非零散个案，而是形成了高度组织化、链条化的运作模式，对正版教材市场造成了系统性侵蚀。

线上层面，不法商家深谙平台规则，利用其审核机制存在的漏洞，精心构建“矩阵式”侵权网络。他们通过注册大量关联店铺、频繁更换商品链接或使用规避性关键词等手段，持续上架并销售侵权影印教材。这种策略使得单一店铺或链接被查处后，侵权行为能迅速在其他节点复活，极大增加了监管和维权的难度。电商平台在事前审核机制的有效性、主动巡查的覆盖度以及事后侵权投诉处理的及时性和彻底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客观上为这些灰色乃至黑色产业链的滋生与蔓延提供了空间。

线下层面，高校校园及其周边区域的复印店成为盗印、制作盗版教材的重要源头和集散地，堪称非法教材流通的“重灾区”。这些店铺往往以正版教材为母本，提供包括摘录章节、按需定制、批量复印、打印装订在内的一站式“盗印服务”，并随后进行批发或零售。其操作流程便捷，单本成本低廉，直接迎合了部分学生对低价教材的需求。

可以说，盗版教材已经构建起一个涵盖“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完整闭环产业链。线上渠道中，在某些主流电商平台上，活跃着为数众多的“影印教材专营店”。这些店铺公然以远低于正版的价格（通常仅为正版定价的1.5至5折）销售盗印教材。以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数据结构（C语言版）》为例，其正版定价为45元，而盗印本在这些店铺的售价低至15元左右，且单店销量往往十分可观。线下渠道则以高校周边的实体复印店作为据点，直接面向学生群体提供即时性、个性化的“定制盗印”服务，其单本制作成本通常可控制在10元以内。

这一庞大灰色产业链的生存土壤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正版教材相对高的价格形成了天然的消费门槛；部分教材在实际教学中的使用频率不足，降低了学生购买正版的意愿；对分散化、隐蔽化的盗版行为进行有效监管和执法面临现实困难；部分学生群体的版权保护意识相对薄弱。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催生并维持了“低价需求驱动灰色供给，灰色供给又进一步刺激低价需求”的恶性循环。

部分高校图书馆、院系资料室及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MOOC）平台构成组织化侵权网络，这些机构凭借官方背景、资源优势和技术能力，其侵权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因而更具破坏力。有些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库中存在一定比例未获授权的数字教材，这些资源通过OCR识别与PDF加密技术规避版权监管；MOOC平台则以“合理使用”名义上传教材章节作为辅助资料。此类行为导致正版教材销售被系统性替代，且因侵权主体具有组织背书性质，维权难度陡增。其侵权形式主要体现为以下两种典型路径。

一是图书馆数字资源的“授权缺失”。部分高校图书馆在建设数字馆藏资源库时，存在大量教材未经著作权人明确授权即被扫描、数字化并上传供师生访问的情况。例如，有些高校数字资源库中相当比例的教材电子版本缺乏有效的授权记录。更关键的是，为了规避版权审查和技术监管，此类机构往往采用光学字符识别（OCR）技术将扫描件转化为可检索文本，并辅以PDF文件加密、访问权限限制等技术手段，人为设置障碍，极大地增加了版权方发现侵权行为、固定证据的难度。这种打着“知识服务”“教学便利”旗号的操作，实质上是对著作权保护的系统性规避。

二是MOOC平台对“合理使用”边界的滥用。部分MOOC平台或其合作的高校院系，在提供课程辅助资料时，存在对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条款的过度扩张甚至滥用现象。它们常常未经授权，将教材的整章、整节甚至核心内容，以“教学参考资料”“辅助阅读材料”等名义直接上传至平台，供学员便捷地下载或在线阅读。这种做法严重模糊甚至突破了“合理引用”的法定边界（通常限于为介绍、评论或说明问题而适当引用），实质上构成了对教材核心内容的完整复制与传播，直接替代了正版教材的市场价值。

此类由具有公信力机构实施的侵权行为，其危害远甚于个体盗版，并会引发深刻矛盾。首先是系统性市场替代效应凸显。当师生能够通过官方或准官方渠道，便捷且低成本（甚至免费）地获取教材的核心内容时，其购买正版教材的意愿必然被严重削弱。这直接导致正版教材的销售渠道被系统性阻塞，市场份额被非法侵占和替代，对作者的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合法权益乃至整个教材出版生态的可持续性造成根本性冲击。再者是维权难度大。侵权主体拥有组织力量、公共资源和社会公信力，它们的行为往往带有组织决策程序和形式上的流程，甚至可能援引“教育科研需要”“公共利益”等理由进行抗辩。这种“组织背书”性质，使得版权方在发起维权时，不仅要克服复杂的技术壁垒进行证据取证，更需面对强大的机构阻力、潜在的行政干预以及模糊的法律适用空间，在责任认定、法律程序推进等方面面临巨大的成本、风险和不确定性，维权行动常常举步维艰。

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知识传授的形态，MOOC的兴起便是其显著标志之一。而当前，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GenAI）在教育领域的加速渗透，正在引发一场更深层次的教学范式转型。这股浪潮几乎席卷了所有高等院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在内的众多顶尖学府，正积极探索并实践如何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入各类课程的教学活动中，甚至致力于实现其辅助教学的全覆盖。AI辅助教学正迅速从探索走向普及，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教育发展趋势。

这种基于AI的新型教学方式，因其显著的智能性（如自适应学习、个性化反馈）、突出的易用性（如即时响应、便捷交互）以及强大的时效性（如实时更新知识、整合最新案例），日益受到教师和学生的广泛青睐。然而，其蓬勃发展的一个直接且深远的影响，是显著降低了对传统教材，尤其是纸质教材的依赖程度。

AI驱动的教学工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替代并优化传统教材的核心功能，这对传统教材的存在价值造成根本性挑战。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权威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高校纸质教材的采购量呈现持续且明显的下滑态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MOOC平台的课程注册与学习人数则经历了大幅度的增长。这种此消彼长的态势清晰印证了技术对传统知识载体的冲击。具体有以下表现。

核心功能替代。例如，清华大学开发的“AI助教”等智能系统，能够为学生提供实时的、交互式的问题解答（如复杂的微积分难题），其效能之高，使得传统教材中相当比例的习题练习功能被有效替代。同样，浙江大学等机构利用人工智能构建的学科知识图谱，能够自动生成贴合当下语境的教学案例，这一能力使得传统教材在内容更新速度上的滞后性暴露无遗。

教学范式迁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核心价值，在于推动教学从单向的“知识传递”模式，向动态的、双向的“智能交互”模式跃迁。教师和学生通过智能工具进行即时问答、深度探讨和个性化学习路径规划，极大地提升了教学的效率和深度。在此背景下，传统教材作为静态知识存储和单向传递载体的基础价值被显著削弱。它难以像智能工具那样提供动态响应、个性化适配和即时更新的知识服务，其在整个教学流程中的核心地位正被动摇。

因此，人工智能已超越辅助工具的范畴，正在深刻重构教与学的核心过程，这要求教育工作者和出版行业重新定义教材在智能化时代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方向。

针对高等教育教材出版面临的“侵权—传播—替代”恶性循环，亟须构建技术防护、产品创新与制度保障三位一体的治理框架。其核心目标在于，在技术端，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构筑坚固的版权保护壁垒，遏制侵权行为；在产品端，通过开发融合“优质纸质内容”与“智能化数字资源”的创新教材形态，重塑教材的价值链条，提升用户黏性与不可替代性；在制度端，着力构建涵盖“立法完善、执法强化、版权教育普及”等举措的多层次协同网络，形成治理合力。贯穿这一方案的核心内容，是将数字技术（包括AI）带来的挑战，转化为驱动行业创新升级的动能，推动教材出版机构实现从传统的“内容供应商”向综合型“教学服务提供商”的战略转型。

以数字技术赋能教材出版，以数字技术阻击盗印、盗版。如建设“一书一码”溯源体系，为每本教材赋予唯一数字标识，绑定正版用户权限，阻断盗印教材使用者获取教材配套的数字资源路径。

数字技术是构建教材版权防护体系的关键力量，核心在于利用技术手段阻断盗版资源流通与获取路径。主要措施如下。

一是构建“一书一码”溯源体系。为每本教材赋予唯一数字标识，是实现正版追踪与权限控制的基础。该体系可依托于新形态教材建设。新形态教材整合纸质内容与数字资源（如在线课程、练习习题、知识图谱、动图动画、拓展阅读素材等），其数字资源需通过绑定教材的唯一标识码进行访问。只有通过合法渠道购买的正版教材，其标识码才能激活配套的数字资源权限，从而有效阻断盗印教材获取核心数字内容的路径，显著增加盗版成本与难度。

二是部署智能监测网络。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如网络爬虫、图像识别、文本分析）对电商平台、社交网络等关键渠道进行全天候、自动化盗版内容扫描与识别。此技术手段能极大地提升对侵权链接、非法电子文档等盗版形态的发现效率和搜查覆盖广度。一旦确认侵权，系统可快速响应，协同平台方依据规则或通过法律程序要求下架相关侵权内容，对主要侵权渠道形成持续高压态势。

目前，国内许多出版单位，特别是教育类出版社正积极推动“一书一码”防伪溯源体系的构建，并将其与新形态教材建设深度融合，在服务读者的同时对防范图书盗版盗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通过自研的“文泉云盘”平台，为每一本正版教材赋予唯一的数字身份标识。读者只需扫描书中的二维码，即可便捷访问与该书配套的专属数字资源，例如教学视频、习题库、案例分析、拓展阅读材料等，极大丰富了教材的内容维度和使用体验。“一书一码”技术的应用增强了正版教材的用户黏性。据统计，采用“一书一码”且配套数字教学资源较为完整的教材，其正版销量均有不同程度提升，尤其在高年级专业课程及实验指导类教材中效果更为突出。以《数据结构教程（第6版·微课视频·题库版）》为例，清华社通过在书中嵌入防伪验证码，实现对盗印版本的有效识别与阻断。非正版教材因无法通过系统验证，其配套资源的获取途径被彻底切断，从而丧失了使用价值与市场竞争力。该教材在使用了“文泉云盘”防伪码后，近三年来每年销量近7万册。这一技术实践不仅有力遏制了盗印行为，保护了知识产权，也为清华社后续开展用户行为分析、学情反馈和内容迭代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撑。

又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22年年底研发了“智慧树”二维码出版物内容监管系统（以下简称“码管家”），实现对出版物二维码及其关联数字资源的规范化、系统化安全管理。“码管家”具备三大核心功能：一是版权保护，每本书拥有唯一标识，盗版书或二维码已刮开绑定的二手书无法享受相应服务；二是付费内容解锁，用户扫码绑定后可同步解锁附加资源，实现按需定制产品形态；三是定制群组服务，通过“一书一码”引导用户加入特定群组，提供授课、共读等专属服务。截至2023年年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已有超400个品种图书配套应用二维码，链接数字资源超3万条。“码管家”在提升图书服务能力的同时，有效构筑了知识产权防护屏障。

再如，人民卫生出版社采用多彩揭开式双层防伪标签与“明码+暗码”双重验证机制；商务印书馆构建了贯穿印刷、仓储、分销及读者验真的全链条防伪溯源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则推进“一书一码”与数字教材智能化基座深度融合。此外，数传集团（RAYS系统）、网梯公司（书链系统）、中企防伪（一书一码系统）等科技企业也推出了相应解决方案，逐步形成行业协同防治盗版的技术生态。

高等教育教材的数字化转型绝非简单的内容电子化，其本质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教材的功能质变，推动知识载体向具备教学决策能力的“智能体”跃迁。这一重构过程涵盖两大核心维度。

一是教材智能化进阶，即构建三维AI教学系统。核心路径是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将新形态教材升级为“教材智能体”，包含以下系统架构。第一，智能学习系统。基于自适应学习引擎（如长、短期记忆神经网络技术），动态生成个性化学习路径，实现“千人千面”的学习导航。第二，智能教学系统。集成虚拟助教功能，实时解析学习疑问。第三，智能分析系统。应用学情大数据生成教学热力图。

教材智能体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实现内容的动态更新与交互响应，形成盗版者难以复制的实时性技术护城河。其核心能力依赖持续优化的算法模型与即时数据反馈，使盗版资源丧失功能时效性与交互价值。

二是智能课程共建，发挥出版单位的生态枢纽作用。高校在建设智能课程时面临双重困境，即内容合规性缺失，分散的教学案例、实验设计等资源缺乏版权确权；资源碎片化，非结构化素材难以体系化整合。出版单位凭借两大核心优势与高校形成互补，即著作权资源池，持有体系化、可合规授权的核心教材内容；跨领域整合力，构建“高校—技术企业—创作者—出版机构”四方协作生态，实现技术工具与教学内容的深度耦合。

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产品重构，无论产品形态是教材智能体还是智能课程，对抑制盗版和课程教学改革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可以根治盗版顽疾，智能课程或教材需绑定正版授权（如虚拟实验的教材激活码），使盗版资源丧失核心功能完整性；其次，重塑教育价值链，推动出版业从内容供应商转型为智能教育生态构建者，掌握教学服务入口；最后，驱动教学范式革命，当教材进化为实时交互的“教学协作者”，高等教育方能真正实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范式转型。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驱动，国内多家出版单位已在教材智能体与智能课程开发等领域展开深入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成果。

以清华大学出版社为例，该社联合高校及技术企业共同开发了面向教材服务的“AI教材智能体”，构建了智能课程开发与运营的一体化平台。该智能体能够高效完成教学资源的自动化构建，显著提升教学内容的生成效率与质量。在具体实施中，智能课程开发涵盖两大方向：一是对传统教材内容进行系统化数字重构，形成结构化的数字资源库；二是依托AI教材智能体平台，开展智能课程的建设与部署。例如，在人工智能“101计划”系列教材中，清华社协同高校提供权威内容与数字资源，结合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智能课程，有效提升教学互动性与实效性。该AI教材智能体具备以下核心功能。

（1）智能辅助资料生成：通过AI技术自动生成配套的“AI问书”智能体、PPT课件、测试题库等资源，大幅减轻教师备课负担，并保障教学资源的时效性与一致性。

（2）一站式教学服务支持：为教师提供全流程数字化教学工具，覆盖作业、考试、编程实践、授课与智能批改等环节，推进线上线下融合教学。

（3）个性化学习与评估系统：支持学生进行自主学习、智能测评、错题巩固与学习进度管理，基于学情数据为其推荐个性化学习路径，强化薄弱环节，提升学习成效与动力。

AI教材智能体不仅变革了教材的生产与使用方式，也有力推动了教育数字化与智能化转型，强化了教材在教学中的支撑作用。以华中师范大学《Python编程从入门到实战》为例，该教材作为首批应用“AI教材智能体”的成果，已被全国数百所高校采用。实践数据表明，使用该智能教材后，学生课程完成率显著提升，反映出其在增强教学效果与用户满意度方面的显著优势。

高等教育出版社则通过构建数字基座、研发垂直领域学科大模型、打造开放平台与推行因材施教机制，系统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出版的深度融合。该社正全力构建以学科大模型和教材智能体为核心的数字教材智能化体系，重点开发面向不同专业与课程场景的教材智能体，为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提供精准支持。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依托其在外语领域的积累与技术优势，深度融合人工智能与优质教学资源，推出“建用相融，评管互促”智慧课程解决方案。基于U校园AI平台，该社构建了贯通课程建设、教学实施、效果评估与教学管理的全链条智慧闭环生态，为院校提供智慧课程建设与教学模式创新的全面支持，助力教学实现智能化、个性化与高效化转型。

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制度体系的协同性，需从教育、立法和执法三个维度构建相互支撑、协同发力的治理框架，形成“三元共治”格局。

深化教育引导与源头治理，培育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土壤。根治盗版问题，必须着眼长远，通过系统性教育改变观念、培育正版消费习惯，从源头压缩盗版生存空间。高等教育机构应发挥引领作用，将版权保护与知识产权通识教育纳入必修课程体系，系统性地向师生普及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伦理规范及侵权行为的危害，培养其自觉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同时，要创新教育资源的供给模式。大力推广“创作者（权利人）—出版社（内容提供方）—高校（需求与应用方）”三方深度合作的智能课程开发模式。该模式以授权使用的正版内容为核心，利用数字技术开发互动性强、更新及时的优质教学资源（如电子教材、在线课程、素材库等），并通过合理定价和便捷获取机制，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的正版教学资源生态。必须深刻认识到，盗版教材进入课堂不仅严重扰乱正常教学秩序，更直接侵蚀学术诚信根基，是对知识创造者劳动成果的剽窃和对知识产权法律权威的漠视。因此，全社会应共同行动，尊重每一位作者的知识产权，自觉做到不购买、不阅读、不使用、不传播任何盗版、盗印教材及教辅资料，这不仅是法律义务，更是维护学术尊严、建设创新型国家所必需的基本道德准则。

健全立法体系与惩戒机制，筑牢法治根基。构建严密高效的知识产权法治体系是协同治理的基石。首要任务是健全法律惩戒机制。应加快推进以《著作权法》为基础的法律法规实施细则的修订工作，明确并细化电子商务平台的连带责任边界与承担情形，例如规定平台在接到有效侵权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对显而易见的侵权内容未履行合理注意义务等情况下的责任。同时，亟须改革政府采购规则，取消或严格限制“最低价中标”模式，增加对供应商知识产权合规性与产品合法来源的审查权重，从源头遏制盗版产品通过官方渠道流通。此外，建立覆盖全国、互联互通的知识产权信用追溯体系至关重要。该体系应整合市场监管、版权管理、电商平台等多方数据，对重复侵权、恶意侵权的商家实施跨部门、跨平台的联合惩戒，如限制市场准入、取消评优评先资格、提高融资门槛等，大幅提升侵权违法成本，形成强大的法律威慑力。

强化跨部门协同执法，破除壁垒以提升效能。高效执法是遏制侵权行为的关键环节，必须着力打破部门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桎梏。应建立并强化出版、文旅、教育、网信、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的常态化侵权信息共享与执法协作机制。通过搭建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侵权线索的实时推送、案件移送的无缝对接和执法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推行“网格化监管+重点平台专项治理”的立体化执法模式。“网格化监管”强调压实基层责任，将监管力量下沉至社区、乡镇，对线下盗版图书、音像制品集散地进行常态化巡查和精准打击；“重点平台专项治理”则聚焦大型电商平台、社交平台、网盘服务商等侵权高发领域，定期开展集中整治行动，清理侵权内容，督促平台落实主体责任。这种点面结合的模式旨在克服执法碎片化问题，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执法合力，显著提升执法响应速度与覆盖广度。

在保护图书知识产权具体实践中，出版单位充分认识到，仅凭技术难以彻底根除盗版问题，还需要通过制度协同与跨部门合作构建长效机制，主要措施如下。

政策倡导与行业自律。例如，清华大学出版社通过全国政协、行业协会等渠道积极建言献策，推动法律条款向更严格的版权保护倾斜；清华社建立内部版权审查制度，对合作印刷企业进行盗版风险评估，2023年与三家违规的印刷服务供应商终止合作。

反盗版联盟与行业共治。科学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化学工业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等出版机构发起成立“京版十五社反盗版联盟”，联合协作开展市场维权，进行版权保护宣传，配合各地执法部门打击盗版图书；在联盟支持下，2024年，仅某电商平台，清华大学出版社删除盗版图书2 371条，立案267起，显著净化了教材市场环境。

校园合规治理与教育引导。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清华大学出版社等10家教材出版单位共同发出《致全国各高校的教材使用倡议书》，呼吁使用高质量教材、杜绝盗版教材流通；同时，清华大学出版社还联合教育和宣传部门开展“版权进高校”系列活动，通过讲座、交流、线上线下宣传等形式动员高校师生参与“使用正版、拒绝盗版”行动，从需求端压缩盗版生存空间。

总结来看，国内一些出版社通过“一书一码”防伪体系、智能教材开发、制度协同与教育引导等多维度实践，努力构建一套较为完整的教材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应用样本。其经验表明，唯有将技术手段、产品形态与制度设计有机结合，才有可能应对盗版侵权与技术替代的双重挑战，推动高等教育出版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这些实践探索不仅为出版单位提供了参考，也为国家科教兴国战略和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了行业支撑。

高等教育教材出版的突围之路系于技术革命与制度创新的双轮驱动。出版单位须以智能教材为支点，完成“内容+服务”的价值升级；政府需通过严立法、强执法、广教育压缩盗版生存空间；高校应落实主体责任，切断侵权产业链。唯有构建“创作者权益保障—出版者技术赋能—使用者价值认同”的良性生态，方能实现知识保护与教育创新的动态平衡，最终支撑科教兴国战略下的人才自主培养使命。如人工智能领域“101计划”核心教材总主编郑南宁院士所言：“教材是人才培养的基因载体，其质量关乎国家创新体系的根基。”在人工智能重塑教育的浪潮中，中国教材出版的转型实践，将为全球提供知识产权保护与教育、科技融合的“中国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