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出版“走出去”，从意识形态维度而言，不仅是科技知识生产体系的跨国重组，而且是科技文明的全球对话。新时代以来，我国科技实力在全球范围已由“跟跑”向“领跑”跃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排名榜单中，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 ^[1]，但我国科技创新的全球贡献值与话语权之间存在显著落差，科技文明对话能力显著落后，特别是“中国科技出版远远落后于中国科技的世界话语权”^[2]。因此，面向未来的中国科技出版不仅承担着“破局”的使命，即改变百年以来“西学东渐”的科技知识流动格局，重塑中国科技的角色与地位，构建中国科技话语和叙事体系，助力中国重返世界知识生产中心、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而且担当着“升维”的重任，即深度参与全球创新网络，优化全球知识治理规则与生态，推动构建人类科技命运共同体。在当下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驱动发展的新阶段，全球科技出版业正经历价值链重组与规则重塑，过往数百年来由西方主导的“中心—边缘”格局逐渐转型为“去中心化”趋势 ^[3]，这也正是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实现“破局”与“升维”的历史性机遇。笔者认为：“破局”的核心在于以“跨境资本+本土化运作”模式打破出版业的西方垄断、独大局面，消解文化传播隔阂，以解决“走进去”的问题；“升维”的核心则在于聚焦竞争能级跃升，以“知识服务+规则制定”争夺话语权，实现从市场进入到规则引领的转型升级，以解决“走上去”的问题。“破局”与“升维”应当双管齐下、双轮协同，循序渐进推动我国科技出版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上去”的迭代升级。本文以我国科学出版社并购法国科学出版社（Edition Diffusion Press Sciences SA，以下简称EDP Sciences）并开展整合运营的实践为研究样本案例，尝试提炼我国科技出版国际化“破局”与“升维”的路径参考。

科技出版“走出去”作为科技文明全球对话的复杂机制，是一项需久久为功的系统工程，其演进脉络与发展路径呈现为渐进性探索、试错性创新与系统性重构的动态过程，折射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科技文化战略推进轨迹。我国科技出版“走出去”的实践路径，主要体现为国际合作出版、自主平台建设与海外战略并购等三种模式，其出现时间虽有先后，但并非简单的线性替代，而是在交叉式、阶梯式演进中，形成互补并存、协同赋能的生态格局，共同构成科技出版“走出去”的多元路径体系。但三种模式优势与局限并存，其固有矛盾在实践中深化并凸显，进而固化为阶段性困局，尤其在全球出版格局重塑的当下，制约整体竞争力提升。

我国出版机构通过与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自然等国际出版巨头建立合作关系，不仅显著提升中国科研成果的国际能见度和传播效率，而且系统学习了国际先进的运营经验、技术标准与市场规则，在此基础上，逐步完成从规则适应者到价值共创者的角色转变。在持续深化合作背景下，我们也要正视潜藏的话语权削弱、收益分配失衡等系列风险。首先，长期依赖国际出版平台，扮演“内容供应商”角色，无法建立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自主出版品牌，难以构建起覆盖全球且成熟稳定的科技传播网络。其次，学术评价体系的异化，致使本土科研导向易出现“唯SCI论”倾向，大量优质科技成果外流，出现中国学者将科研成果投向国外期刊发表、国内机构又高价回购论文访问权的“两头在外”现象。再者，收益分配的议价能力较弱，导致利润空间受到挤压，削弱“自我造血”能力，从经济层面固化我国在全球知识生产传播链条中的从属地位。这也促使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构建自主可控的学术传播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亟需探索符合国情且与国际接轨的学术评价多元路径，稳步提升在科技出版价值链中的话语权和收益分配能力。

我国出版机构通过多元化、立体化的实践路径，构建自主可控的国际传播平台体系。早期路径是在境外设立海外分社或办事机构，如科学出版社设立纽约分公司和东京全资子公司，开展本土化运营，建立自主发行网络和品牌影响力。随着技术进步，我国出版机构打造先进的数字出版平台，如科学出版社的SciEngine全流程出版平台、清华大学出版社的SciOpen平台等。走自主之路，是突破困局的必经之途，尽管眼下面临挑战，但未来可期。首先，从技术与资金看，无论是在海外建分社还是构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智能系统、多语言知识库等数字基础设施，都需长期资金投入，尤其是先进数字平台的技术研发与迭代升级，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但长远来看，这是构筑技术壁垒，积累数字资产，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基石；其次，从规则体系看，当前全球学术评价体系依然存在路径依赖，新兴自建平台要在西方主导的索引标准与自主评价体系间寻求突围，这正是打破学术评价固有路径依赖、重塑价值标准并参与全球规则制定的关键实践。再次，在规模体量上，新建出版平台存在“冷启动”周期较长、作者基数薄弱、机构覆盖率不足与内容资产匮乏等因素制约而难以突破双边市场的临界规模 ^[4]，这也促使平台创新路径突破初期瓶颈，形成“优质内容—高能见度—高吸引力”的良性循环。

海外战略并购即通过资本运作等方式直接兼并收购海外出版机构，典型案例如科学出版社并购法国EDP Sciences。直接并购能够迅速整合嫁接被收购方的本地化运营机制、发行网络、内容生产以及作者资源，极大缩短进入国际市场的周期。但是，相对于传统制造业收购而言，出版业跨国并购的目标诉求与运作逻辑存在显著区别。从目标诉求看，相较于制造业收购聚焦于资源优化、技术转化与经济效益产出，出版业并购不仅在于获取生产设备、流水线标准化产品抑或可量化的外在资产规模，更在于“获得并保持竞争优势源泉”的“无形资源”^[5]，或者说战略资产 ^[6]，以融入全球知识生产的体系，推动中国从科学技术“引进者”向国际科学话语体系的“参与者”甚至“塑造者”转变。从运作逻辑看，制造业并购聚焦可量化资产整合，可依托先进技术标准消除地域差异，其运作路径具有较高的可预测性与标准化特征，而出版业作为文化认同的塑造者与符号体系的生产者，其并购核心是文化基因的移植和文明对话的推演，因此，必须超越资产交割层面，探索一整套深植于异国土壤的文化编码系统与解码传播机制，以最大文明公约数重构知识生产规则与传播秩序。目标诉求与运作逻辑的本质差异决定了科技出版业并购并非资产加法运算，而是培育新生态系统，必然面临周期漫长、变量复杂、成效滞后等一系列严峻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在技术维度上，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出版业并购亦会面临与实业并购相同的技术兼容困境、数据资产割裂等技术性问题；在时间维度上，境外出版机构所沉淀的学术传统、资源网络以及品牌认同等软资产整合需经历文化适应与范式转换的漫长周期；在空间维度上，西方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与东方的知识生产模式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并购主体需要寻找双方微妙的平衡点，即坚守自身文化内核的同时实现知识全球化本土化再生产，这一长期试错与创新过程必然导致短期经济收益与长期战略目标间的掣肘，因此，切忌沿用工业文明思维和工厂整合逻辑，而应当确立文明对话思维，充分直面、正视文化认同重构所需的较长远历史周期与较复杂战略布局，这是科技出版业并购的核心关切。

2019年11月，科学出版社在巴黎与法国物理学会、化学学会、光学学会、应用数学与工业学会举行收购EDP Sciences100%股权的交割仪式，EDP Sciences正式成为科学出版社全资二级公司。《自然》杂志官网报道称此次收购为“中国出版社首次收购国外主要竞争者”。^[7]

在并购后的运营实践中，科学出版社并未执行传统实业跨国并购的资本控制逻辑，而是遵循文明对话、交流互鉴的逻辑，统筹整合双方资源和渠道，探索创新学术生产与知识服务新领域新路径。该宗跨国并购有效地推动科学出版社整体实力的提升，自2019年起，科学出版社已连续多年入围RWCC国际书业研究院评选的“全球出版50强”。

科学出版社并购至今，依循“重协同”与“轻干预”动态平衡的策略，持续推动“在地化”与“全球化”有机统合，特别是着重在发展战略、伦理标准等领域构建协商对话机制，将EDP Sciences的文化基因转化为中西方学术对话的互惠性介质，致力于开创科技学术治理与文明对话新范式。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文化协同层面，科学出版社推动“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文化与EDP Sciences独立、严谨、开放的法式学术伦理相协同，推动“本土下沉”，稳定品牌内核，精心呵护EDP Sciences百年品牌价值的可持续性，EDP Sciences与科学出版社双方强调“当SFP（法国物理学会）与其他学会决定出售他们在EDP Sciences的股权时，重要的是向科学界发出强烈信号，即EDP Sciences将一如既往”“当我们决定通过EDP Sciences扩展我们的国际业务时，我们就意识到保护EDP Sciences的长期利益并促进其未来发展符合每个人的利益”^[8]。其二，在资源整合层面，推动成立科学咨询委员会，为出版社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咨询，建立并维护出版社与科学界的制度化联系，通过提供编辑建议确保高质量的出版价值。这在充分尊重EDP Sciences学术传统的基础上，有效吸纳整合本地化网络与优质资源。

并购之后，科学出版社与EDP Sciences以协同生产机制合作推动英文、法文、中文图书出版，打破传统“引进-输出”的单向模式。双方立足全球视野，推动选题策划国际化，重点打造“当代自然科学丛书”与“未来科学家系列教材”品牌，将中国前沿科技著作推向国际。同时，探索“中法合作，返销法国”的教材合作出版新模式，如由中法教师团队共同编写、科学出版社出版，深度融合两国学术精髓与教学实践的教材《大学数学基础1、2》（法文版），被法国EDP Sciences出版社引进法国，2023年该案例荣获中国出版协会“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国际策划与组稿）。科学出版社与EDP Sciences共同出版的《北京的长城》中、英、法文版，作为面向全球讲述长城文化的科普读物，获评中国版协“一带一路”出版合作典型案例。2024年，EDP Sciences已与国内30余家出版机构合作，标志其已从单一的被并购方，转型为服务中国科技出版的国际枢纽。

并购之后，科学出版社与EDP Sciences携手合作创办高端科技学术期刊。鉴于欧洲科技学术出版市场的成熟度，采取通过“边缘价值网”切入市场，而不是直接挑战主流市场或一意孤行地改造存量市场的务实策略 ^[9]，瞄准欧洲市场尚未被充分满足的细分需求或新兴领域进行开发，特别是2022年，双方共同创办涵盖多学科前沿领域的综合性自然科学期刊《国家科学进展（英文）》（National Science Open，NSO）和专注网络安全与功能安全的交叉学科期刊《一体化安全（英文）》（Security and Safety，S&S），规避了传统期刊的固有惯性、高昂的转换成本以及利益相关者等潜在阻力，积极开拓增量市场空间，两刊双双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且被Scopus数据库正式收录。两刊成功的关键即在于注重整合资源与平台，组建国际化全球编委会，汇聚中国“两院”资深院士以及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全球前沿科学领域杰出学者。如NSO期刊在2024年启动青年编委的全球招募计划，网罗了来自英国剑桥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等全球顶尖学术机构的青年科学家。

双方加强数字化平台整合，如整合EDP Sciences的“Web of Conferences”与科学出版社的科技期刊全流程出版平台“SciEngine”，提供一站式学术服务，促成SciEngine与EDP Sciences的Vision4Press平台展开深度对接，EDP Sciences旗下的期刊可在SciEngine平台上实现全文发布，同时，科学出版社的期刊集群也在EDP Sciences的Vision4Press平台上进行展示。这项合作有效提高了中国科研成果的国际曝光率，也促进了双方的国际化出版网络建设，形成“技术+内容”的跨国出版生态。

从全球视野看，开放、透明、协作和包容的开放科学实践已成为国际共识，是当前科学知识生产与转化网络演进的新趋势 ^[10]，其本质是通过打破学术壁垒与规则垄断，在数字时代构建去中心化的新型科学共同体，推动知识传播方式从封闭性竞争向共生型开放跃迁，这也成为科技与学术出版疆域的另一片新蓝海。科学出版社与EDP Sciences以多元方式在开放获取、知识服务领域展开积极探索，推动中国科技出版业从纸质图书输出向知识服务输出转型，助推中国科技出版参与并融入国际开放获取出版的生态系统，包括以下措施。

其一，推广订阅开放（Subscribe-to-Open，S2O）全新模式。2019年底，EDP Science选取旗下数学期刊《自然现象的数学建模》（Mathematical Modelling of Natural Phenomena，MMNP）进行S2O试验，从2020年3月起，MMNP完全转为开放获取模式，2021年5月，EDP Science旗下6种数学期刊全部采用S2O模式出版。此后，EDP Science尝试将S2O模式引入天文学界，2022年，《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Astronomy & Astrophysics，A&A）转为开放获取期刊。2023年，《辐射防护》（Radio Protection）成为第8种转向S2O模式的期刊。同时，EDP Sciences还基于“四个开放”即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开放代码、开放同行评议的原则探索建设4OPEN巨型期刊（Mega期刊）。

其二，共同创办开放获取期刊。双方共同创办的NSO和S&S期刊采用开放获取模式，并通过SciEngine等平台实现论文同步出版与全球传播，将中国学术内容纳入全球学术交汇主流平台。2023年11月，S&S通过开放获取期刊数据库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DOAJ）评估，被授予DOAJ荣誉印章。

其三，助力中国科研开放获取。国内中文期刊积极借助EDP Sciences平台探索开放获取出版新模式，如《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英文版）》借助EDP Sciences平台，在全球进行OA出版。2020年6月，EDP Sciences与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签署支持开放获取的整体协议，为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机构的通讯作者发表开放获取论文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虽然出版业海外并购是突破西方文化壁垒、加速全球市场布局的重要战略手段，但跨国兼并收购毕竟存在着资金需求规模大、企业运作风险高、域外法律政策不确定性大等一系列复杂的风险挑战，如目前绩效表明，科学出版社在并购EDP Sciences之后，经济效应尚未充分显现。中国科技出版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再到“走上去”，不是商业布局的冲刺，而是文明对话的长征，是一项与国家外交战略、科技战略、文化战略同频共振、偕行俱进的历史系统工程，必定道阻且长，需要久久为功。特别需要统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平衡市场运行机制和文明对话战略，特别是要培育多元文明对话的实践路径，积累化解文化冲突的调适经验，并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文明对话和科技治理创新，从而培育全球科技传播文化新生态。对于科学出版社并购EDP Sciences的个案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能需要更长时效的沉淀和观察，但其前期谈判、交割和后期整合运营，不仅是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参与全球布局的新实践，而且是对全球科技知识生产与传播机制的新探索，为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参与全球科技文明对话和科技治理创新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本路径，形成了以下启示价值。

在“走出去”过程中，并购EDP Sciences的“买船出海”，作为以“资本走出去”推动“出版走出去”的案例，具有范式转型迭代的意义。

“在全球竞争加剧及技术壁垒提升的背景下，战略资产获取已成为新兴市场企业跨国并购的核心动因。”^[11]相较于发达国家的出版巨头跨国并购而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出版企业的跨国并购的目标取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市场扩张或效率提升，而是基于战略资产获取或协同的考量，即以跨国并购弥补自身资源、技术及管理能力短板，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一方面，通过并购可以直接获取国外顶级出版机构的核心资源。科学出版社通过并购EDP Sciences，将其百年发展积累的成熟期刊集群、编委网络和发行渠道等核心资产直接整合至中国出版体系，有效规避了自建品牌的高成本与长周期风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于文化出版企业而言，跨境并购本质上是以资本置换制度性身份的战略行动。“跨国出版并非仅是全球文化市场中跨国企业间的公平竞争或跨国企业与他国读者的友好交流，更体现为主权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冲突。”^[12]西方科技出版市场长期受到政府、学界与市场交织形成的系统性结构化壁垒制约，由此构建了一套显性与隐性并存的文化贸易保护机制与体系。如法国一直致力倡导“文化例外”“文化多样性”原则，要求将电影及数字媒体等文化项目置于普遍市场规则和自由竞争之外，并将之视为不能逾越的“红线”，避免法国文化受到外部文化的强势冲击，进而保护法国文化产品的独特价值 ^[13]，这在客观上也形成了对外国出版机构的排他效应。在学术机制场域，西方主导的学术索引数据库对非西方研究成果普遍存在系统性收录偏差问题，进一步强化了非西方科研成果的边缘化；在市场体系领域，欧美西方图书分销渠道呈高度集中态势，学术图书大多通过几家垄断优势出版机构分销，这种“品牌—渠道”深度绑定关系使得市场新入者面临破圈难的挑战。并购行动作为一种通过资本运作实现市场拓展和资源整合的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地理壁垒、弥合文化罅隙，使得企业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实现“身份置换”，更好地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规则和文化环境，进而实现从“外部闯入者”到“本地参与者”的“身份本地化”转变。在EDP Sciences案例中，并购带来的“身份转换”就对中国科技出版走进欧洲市场产生了积极效应，如基于欧洲学界对本土出版机构的天然信任，EDP Sciences作为百年学术品牌以其深厚的声誉和公信力显著降低了中国成果的涉足门槛，又如在学术话语权方面，EDP Sciences编委会新增中国科学家，推动《国家科学进展》等中法合作期刊被Scopus等数据库正式收录，不仅有效提升了中国科学的国际能见度，而且让中国更实质性地参与了国际学术评价标准的制定。

并购只是解决了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的问题，比“走出去”更为棘手的是“走进去”，即如何通过平台、技术、品牌等领域优势互补、资源互动的战略整合，以及文化协同实现“掌舵”，从而既有效化解资本操作的敏感性，又促成双向赋能，创造“1+1>2”的价值增值。

科学出版社并购EDP Sciences之后，一方面，推动物理整合，即在专业团队、内容资源、发行渠道、品牌价值等全方位开展整合，提升中国科技出版物的国际渗透与竞争能力；另一方面，推动文化整合，如与前股东共同组建科学咨询委员会，作为并购整合的逻辑延伸，作为一种跨文化学术共同体的新型范式，体现了对法国本土价值体系的尊重，巩固了法国本土科学界基本盘，保留了EDP Sciences的文化血脉和历史基因，充分展现了在全球知识构建浪潮中，对开放、包容、多元和共生等价值的维护，对全球性与地方性知识体系互动融合的促进；又如尊重不同地域学术机制，特别是注重叙述逻辑、表达范式的适配性重构，建立全球化内容题材的挖掘机制，以国际化视角和表达方式呈现内容，增强文化适应性，消解文化折扣效应 ^[14]。

“科学无国界”，科技出版作为超越地理与文化疆界的知识传播活动，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已从单向输出国家科技成果，转变为双向互动、深度参与国际科技文明对话的过程。出版业跨境并购并不是一方的“掐死”或者另一方的“背叛”，而是双方对创新的辩证思考和开放思维 ^[15]。因此，中国科技出版机构跨境并购国外优质成长型科技出版企业之后，应当以务实、理性的“全球本土化”视野，以渐进式协同方式，在注入“中国血液”的同时尊重传承“本土基因”，不但要有效避免全球文化企业并购中常见的因“断裂式整合”“休克式整合”引发的“质量波动”“声誉贬值”“价值缩水”问题，而且要以文明对话和文化协同实现“掌舵”目标，重构自身核心价值，不断提升并购绩效。

数字化转型创新是国际出版巨头并购重组后的一项重要战略发展方向，如汤姆森公司（The Thomson Corporation）与路透企业（Reuters Group PLC）于2007年合并成立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后，即以商务和专业智能信息服务提供商身份崭露头角，成为从传统出版转向数字出版浪潮中的骄子，爱思唯尔集团也在2005至2015年间通过大量高协同度并购，实现了从传统学术出版商向数字化信息服务商的战略转型，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内容提供商和数据分析平台运营商。科学出版社在并购EDP Sciences之后也在数字出版建设转型领域展开了积极探索，如整合升级全流程数字出版与知识服务平台SciEngine，对接国际主流期刊检索平台、学术社交平台和搜索引擎，实时进行内容资源与应用数据双向流动，并通过结构化数据和生产管理系统的构建，无缝对接内部投稿审稿系统与外部学术平台，实现第三方数据库和学术机构跨平台采集数据，助推全流程出版数字化、出版管理智能化、内容资源知识化，有效提升了集约化出版运营效率，从而改变了我国作为科技论文产出大国却没有自主内容服务平台的窘局，是一项较为成功的智慧出版实践模式探索。但总的来说，它与全球顶级科技出版巨头的实力尚有较大差距，也与我国方兴未艾的以数字信息技术为引擎的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协同度尚有提升空间。

应当说，当代中国蓬勃发展的新质生产力，不仅是中国科技出版内涵式发展的素材，而且是助力中国科技出版重返世界知识生产中心的动能，兼具“内容赋能”和“技术赋能”的意义，对助推中国科技出版“走上去”实现升级升维具有实质的支撑意义。

一方面，从“内容赋能”的角度而言，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创新产物，应当成为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科技出版重返世界知识生产中心的价值理念与内容资源，即胸怀“国之大者”，展示“国之重器”，重点瞄准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命科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精准策划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主题出版物，向世界传播彰显中国特色、特质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成就，构建、拓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家叙事，引领世界科技观的“破与立”，实现“东西平视”的“量变”与改变“西强东弱”局面的“质变”。另一方面，从“技术赋能”的角度而言，中国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新型互联网模式创新走在时代前沿。这些数字技术将彻底改造出版生态，如通过与人工智能、元宇宙、数字孪生、混合现实等前沿数智技术的深度融合，知识生产模式将转向人机协同与群智协同共存的新形态，未来出版的形态可预见地将会向更多维立体的方向发展，如虚拟现实出版、增强现实出版、混合现实出版、扩展现实出版、数字孪生出版等全新的知识封装形式 ^[16]。中国科技出版应当抢先应用前沿数字科技，不断更新出版介质，丰富出版形态，以改变传统的行业质态，同时，在组织管理机制、内容生产方式，乃至系统发展战略各个领域实现革命性重塑，在全球布局中实现从矩阵跃升为星链，即从传统的、集中式的矩阵出版模式向开放、互联的出版生态系统演进，而数字技术不仅构成出版业全球化布局的基础，也是其全球适应性的密钥，即以数字化统筹实现“数字全球化”和“数字本土化”，而这正是中国科技出版“走出去”的底气。因此，中国科技出版需把握中国在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形成“双峰并立”新态势的战略机遇，以中国新质生产力为引擎，推动前瞻性、开放式的全球科技知识生产和治理体系深度融合，特别是要突破传统渠道依赖，转向开放科学生态位布局与知识服务技术融合，通过解构知识传播壁垒，推动全球科技知识自由流动和智慧资源公正分配，进而探索知识生产、分配与消费模式的系统性重构，以及全球学术交流生态与科技治理结构的深度变革，最终推动构建人类科学命运共同体，助力中国引领全球创新浪潮，重返世界知识生产中心。

科学出版社对EDP Sciences的并购与运营，并非一项孤立的商业操作，而应当置于“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全方位加强国际科技创新合作，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17]的时代背景中加以审视与解读，这是新时代中国科技出版扬帆出海的国家战略引导和企业战略抉择合作的一次积极尝试，是拓展中国科技主权、提升中国科技生态位、推动中外科技文明对话的一次有益探索。从更为宽阔的全球视野看，虽然该并购案的经济效益仍待更长周期的考察，但其方法论价值已然产生，即通过资本运作，将经济资本转化为全球化的制度、文化和社会资本，跨越西方科技出版市场的结构性壁垒，突破西方主导的知识“生产—传播—评价”垄断体系，培育中外科技文明对话生态，进而重构全球科技传播权力结构和治理秩序，不仅为中国科技出版机构而且也为所有发展中国家科技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