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具有政治、商业、文化三重属性，发挥着创造知识、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重要功能。^[1]新时代我国大学出版在服务大局、助推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2]独特的出版定位，以及大学独有的学术资源、教育资源和品牌影响力，使得大学出版成为出版业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成为连接学术界、教育界与广大读者间不可或缺的桥梁。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和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大学出版社作为学术传播与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其发展状况愈发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目前，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发展趋势，一定程度上已成为整个出版业发展所面临的共性问题。有研究提出，在数字媒体时代，受资源禀赋（包括政府与社会资源获取能力）、品牌影响力、内部机制活力及发展战略等因素制约，我国出版社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两极分化”格局已经形成，处于竞争弱势的出版社面临多重困境。^[3]大学出版社间的“马太效应”日益凸显并持续强化，少数头部大学出版社在各项指标中均表现突出，跻身全国出版业前列，具备与出版“国家队”比肩的实力，而多数大学出版社规模较小，获得的国家级出版奖项和重点项目十分有限。^[4]为了探讨当下大学出版社的两极分化程度，本研究将从出版物质量、影响力以及选题规模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在出版物质量方面，以“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为例，笔者对第1—5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含提名奖）获奖名单统计发现，共有52家大学出版社累计获奖127次。其中，26家获奖1次、8家获奖2次、8家获奖3次、6家获奖4次，各有1家获奖6、7、9和15次。相较之下，超过半数的大学出版社尚未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含提名奖），获奖次数在3次及以上的18家大学出版社，则占全部获奖次数的66.9%。这既凸显了头部大学出版社的突出实力，也反映出大学出版业内部的巨大差距。

在出版物影响力方面，《2023百道图书影响力数据报告》曾提出：“影响力图书集中在头部出版社效应明显。”据笔者统计，该报告中共有20家大学出版社的108种图书入选，其中3家大学出版社入选图书10种及以上，共49种，占大学出版社上榜图书总数的45.4%；6家大学出版社入选图书9种及以上，共76种，占比达70.4%，显示出大学出版领域亦存在明显的头部集中效应。

在选题规模方面，有研究基于2018—2020年CIP数据的分析发现，大学出版社的选题规模头部效应较为突出，共有16家大学出版社年均选题超过1 000种，占所有大学出版社年均选题总量的41.02%，选题量前3位的大学出版社的选题总量占大学出版社选题总量的11.84%。^[5]另有研究曾基于2015—2017年CIP数据的分析发现，在我国大学出版领域，作者资源较为明显地表现出向品牌社集中的趋势 ^[6]；在2018—2020年CIP数据分析中，这一趋势仍然存在，排名前10的大学出版社的作者数量进一步增加。^[5]

综合以上三类数据可见，我国大学出版业已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两极分化态势，优质资源向头部出版社集中。这种分化态势不仅影响大学出版业整体发展水平，也对出版资源的合理配置构成了挑战。少数头部大学出版社在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领域具有显著优势，凭借较高的声誉和资源获取能力，在市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面对出版业的数智化转型，大型大学出版社依托资金、技术和品牌优势，转型步伐更为迅速；而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受制于资源与技术条件，难以同步推进，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行业分化趋势。长期来看，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或将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态势。

大学出版社的两极化发展将对整个行业生态造成多方面的冲击。对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而言，资源匮乏与市场萎缩可能导致资金短缺、人才流失，为了谋求生存，甚至可能会引发跟风出版、粗制滥造和侵权等不良行为。对头部大学出版社而言，可能因缺乏市场竞争而削弱创新动力，甚至滋生垄断倾向，破坏公平竞争。整体而言，两极化发展趋势将使大学出版业发展失衡，强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削弱行业活力，制约其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我国大学出版社两极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本研究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为何大学出版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哪些是影响大学出版两极化发展的特殊因素？大学出版社面临哪些现实困难？又有哪些实践经验值得参考？围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本研究期望为大学出版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及从业者提供有益参考，助力我国大学出版业的健康、科学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已有研究基于出版规模、效益数据提出了大学出版社发展中存在的两极分化问题 ^[4-6]，也有研究基于转企改制的视角考察了大学出版社目前面临的主要困境和实践进路。^[7]总体来说，已有研究多为大学出版社两极分化现象的描述或问题总结，未能系统地分析该现象形成的影响因素。在研究方法方面，已有研究多为政策研究、理论探讨、数据分析或个案经验总结，缺少对大学出版社的整体性实地调研，缺乏一手资料。

基于此，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与资料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探讨我国大学出版社两极化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团队于2023—2024年间对全国29家大学出版社开展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以求全面了解当前大学出版社发展现状和问题，分析造成大学出版社两极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总结有益的大学出版实践经验。在现实情境中，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受到多方主体影响，而其中最具大学出版特色、影响最直接且最密切的主体便是其主办单位——母体大学，因此本研究将重点考察母体大学对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作用与影响。

在调研对象选取中，本研究共涉及29家大学出版社，主办单位包含16所一流大学建设高校，10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3所非“双一流”建设高校，覆盖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行业特色类等大学类型，分布在全国15个省份和直辖市。访谈对象涉及各大学出版社的主要负责人、相关部门负责人以及一线编辑，他们具有丰富的大学出版实践和管理经验，确保了访谈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在访谈对象编码方面，本研究根据各大学出版社社名首字母拼音进行排序编码，代码依次为P1—P29。具体人员作为各出版社代表，不再进一步编码，均以大学出版社的单位代码进行访谈资料呈现。

大学出版社“两极分化格局”是多重资源和内部机制长期累积的结果，通过分析访谈资料，本研究共归纳出历史积累、人员因素、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动性四个主要影响维度。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历史为其提供了发展的起点和背景，人员是实现出版社战略目标的具体执行者，环境是大学出版社发展必须面对的外部条件，而大学出版社自身的能动性则直接影响出版资源的利用效率与回馈程度。

在这四个主要影响维度中，既存在影响出版社发展的一般性因素，同时又存在影响大学出版发展的特殊性因素。对于大学出版社而言，母体大学是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变量，亦构成其最鲜明的特色。因此，在分析大学出版社两极分化的多重影响因素时，本研究特别聚焦于母体大学对大学出版社的深层影响，旨在揭示其在大学出版社发展中的独特作用与影响路径。本研究归纳的大学出版社两极化发展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影响因素如表 1所示。

大学出版社已有的出版结构、规模与品牌效应深深植根于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长期累积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出版结构不仅界定了大学出版社的业务范围，也塑造了其在市场中的定位与竞争优势。传统出版时代，大学出版社的主要利润来源集中在教育出版和专业出版领域，这一优势在长期发展中得以延续与强化。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出版物的市场需求稳定性和专业化属性越强，越能为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提供资源与动力。教材教辅与专业图书凭借稳定的收益水平，仍然是大学出版社的核心收入来源，并为其数字化建设奠定了基础。目前发展较好的大学出版社，多在这两个板块表现突出，尤其在教材教辅方面优势明显。

具有较大教材教辅市场份额或专业壁垒较高的大学出版社，往往在“两极分化”的行业格局中占据强势地位。以教育出版为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的出版物覆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师教育及家庭教育等多个领域。其中，北师大版基础教育教材已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得到广泛使用。再如，在专业出版领域，依托清华大学强大的学科资源，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理工类和基础学科类图书已形成强势板块。其中，高品质、多层次、全方位的计算机图书是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特色品牌，自1995年以来一直占据我国计算机教材市场首位。

出版结构影响出版范围，出版社规模直接影响出版物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出版社市场竞争力。规模较大的大学出版社往往有更充足的资金用于选题策划、编辑校对、市场推广等环节，能够保证更高的编辑质量和更有效的分销能力，使得它们能够将出版物推向更广阔的市场。规模较大的大学出版社在成本控制方面也具有优势，能够通过大量印刷降低单本成本，从而在价格上更具竞争力。同时，大规模出版可以与更多作者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保障出版资源。

总的来看，一些出版结构成熟、规模较大、学术声誉优良的大学出版社，经过多年积累已形成强大的品牌效应。品牌效应不仅能体现出版社的出版声誉，也象征其出版物在市场中的地位与公信力，其在特定领域出版的图书与期刊往往被视为权威资源。这种高度的认可与信任，使其更易吸引高质量出版项目，从而进一步强化品牌影响力与市场优势。由此形成的正向循环，推动这些大学出版社持续扩大市场份额，巩固其行业领先地位。而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结构与声誉的形成，也深受母体大学学术资源、教学资源与学校声誉的影响。

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直接影响出版社的竞争力和战略走向，与大学出版社的两极分化现象密切相关。因此，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的任命和管理需要充分考虑出版的专业性和科学性，并且兼顾综合素质，如思想导向、管理能力、企业家精神等。一位优秀的大学出版负责人需要坚持正确的思想导向，了解出版业发展前沿，准确把握出版方向，根据市场需求和社会发展趋势优化出版结构，带领团队不断拓展业务规模，提升品牌效应。同时，在面对出版社自主权的争取与合理运用上，优秀的大学出版社负责人需要积极协调各方关系，为出版社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争取获得更多的优质出版资源和出版支持，避免出版社在学校中的地位边缘化，引领出版社走向成功。

调研发现，大学出版社负责人的个人特质与选拔方式对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具有关键影响。其中，负责人所具备的企业家精神是推动大学出版社创新与成长的重要动力。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负责人通常能鼓励创新、包容失败，并以企业化经营理念优化出版社的运行与管理，为员工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客观上，这类企业化管理水平较高的大学出版社普遍发展良好，对整个大学出版业具有一定的示范与借鉴意义。（P13：我们社在内部管理上，我介绍两点。第一是严格按企业化经营理念来运作和管理。第二是充分放权。我们社长曾是上市公司的老总，是用企业家的精神来办社，跟大部分出版社的管理模式相比可能先进了不少。）

在选拔方面，大学出版社核心领导层主要由母体大学进行任命委派，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参考董事会意见与出版社内部意见，但最终决定权基本在学校。（P6：我们属于给学校打工，根本性问题还是学校说了算，整个董事会没有决定权。）由于是学校任命，大学出版社领导层基本上在一届或两届任期之后就面临着调动，部分出版社负责人频繁更换导致经营理念存在较大波动性和不确定性，缺乏长远稳定的规划，以至于影响出版社发展。（P5：很常见的问题就是大学社的领导班子换得比较勤，我们社从2017年以来换了大概3届领导班子。领导调动频繁其实造成了很多业务发展没有持续性。）（P18：这些年，领导岗位变化特别快，出版社的领导层都是学校委派的，没有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化管理。）此外，还可能会出现从其他行业空降“外行”领导的现象，部分领导对出版业缺乏专业认识，专业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大学出版社的科学发展。“外行”领导的空降，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大学出版社中高级专业人才的缺乏，有研究曾提出：“职业化的高级管理队伍建设滞后是制约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4]

调研发现，目前部分大学已经进行了新的尝试，对出版社不再作为处级单位对待，大学出版社负责人也不再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出版社负责人的行政事务压力。（P13：我们社书记是学校委派的，社长跟总编是由组织部考察推荐，董事会任命。除了书记，其他领导的行政级别全部取消了。为什么有一些会议我们社长可以不参加呢？因为他没有行政级别。）并且，在取消行政级别后，出版社负责人也无需进行岗位定期轮换，从而在一定时间内确保了出版社领导架构和发展战略的相对稳定。（P10：我们社完全企业化了，相当于是资产运营公司下面的一家企业。因为不是处级单位，不需要处级领导几年一换。）

员工待遇和发展前景是影响员工留存和工作积极性的关键因素，出版社能否吸引并留住人才是出版社工作能否高质量落实的基础保障。十多年来，大学出版社“青黄不接”的人才断代现象十分严重^[7]，在当前“老人”陆续退休，社聘“新人”逐渐挑起大学出版工作大梁的情况下，更需要加强对社聘“新人”的支持与培养，通过“传帮带”等形式提升其工作水平。（P3：目前我社中青年员工的占比较大，从年龄结构来看，员工平均年龄为39岁，45岁以下的员工已经成为整个队伍的主力，占到80%，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团队。）（P15：目前我们社事业编制员工仅剩十几个人，长远发展势必要靠合同编制员工。）

当前大学出版社人才队伍建设面临诸多挑战，主要表现为整体收入较低、存在身份差异、晋升渠道有限等方面。大学出版社在完成转企改制后，对于人员管理采用“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对于转企之后招聘的员工采取聘用制或合同制，除特殊情况外，不再给予事业编制。（P5：通道打不通，就会导致社聘人员归属感不强，情绪也不积极。行业内很多人认为，大学社员工都是临时工，跟学校是没有关系的。）（P18：转企改制在我们这里其实改得并不彻底，并没有真正实行企业化运营，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人事安排这一块，企业编和事业编在身份、待遇方面的差别很大，同工不同酬。）相较“同工不同酬”而言，身份差异造成的问题还在于“同工不同福利”，绝大多数社聘人员、合同制人员无法享受母体大学的优质附属资源，如附属幼儿园、中小学和相关福利等。针对这一问题，部分大学出版社进行了协调，以求妥善解决。（P28：社聘员工上不了学校的附中附小，我们社希望通过向学校捐书、举办活动讲座、筹划课外活动等措施，争取一些附中附小的上学资源。）

有研究曾提出，员工的晋升要求和员工晋升困难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大学出版社人才队伍建设的主要矛盾之一。^[8]调研发现，当前大学出版社的员工晋升渠道依然较为有限。（P15：这几年学校限制了我们社的职称名额。我们评高级职称，首先要经过学校审批，在指标申报阶段学校就进行限制了。）（P18：我们社的领导班子都是学校委派的，对于一般员工来说，最多成为部门主任，没有其他晋升的通道。）并且，大学出版社依托于母体大学，而部分大学尚未建立针对出版社员工的专门评定方案，评定标准有待优化。（P3：学校的职称评审难度很大，评选条件是参照教学科研岗制定的，更注重科研成果。）此外，在职称评定中大学出版社与其他类型出版社相比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差距。（P2：和中华书局、三联书店等出版社相比，我们社完全是弱势的，人家是有职称指标的，我们社一个指标也没有。）

大学出版社作为大学主办的具有文化企业性质的出版单位，同时接受着出版部门、教育部门、宣传部门、工商部门、母体大学的多重管理，其中母体大学是大学出版社最为直接的管理单位，也是大学出版社所面临的最亲密、最直接的外部环境。大学出版社作为校办文化企业，一般由学校宣传部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由资产经营公司进行经营性管理。大学出版社需要完成学校安排的各项任务，且在诸多事项上需要经过学校相关部门的审批，独立决策权较为有限。（P12：学校对于出版社的业务开展是有要求的，出版社很难进行多元化经营，拓展其他业务，比如教育培训，学校认为教育培训不用出版社做，可以由继续教育学院做。）此外，在政策、信息传达方面，母体大学无形中成了大学出版社接收信息的中介渠道，出版社有时无法第一时间收到消息。（P5：现在很多相关文件不直接发给出版社，都是先发到学校，校领导看过之后再通知出版社。）

作为主办单位，母体大学需要对出版社各项工作负责，意识形态把关是确保出版事业健康发展的生命线，要做到万无一失。（P1：开玩笑地说，宁愿出现两个错别字，也不能出现意识形态问题，一旦出现意识形态问题，总编就不要干了。）近年来出版界频现负面舆情，尤其是部分因意识形态领域审查疏漏而引发的风波，引发社会大众不满，时刻警示着作为知识传播与文化传承重要阵地的大学出版社。（P6：现阶段意识形态要求越来越高，利润少点不算什么，但意识形态方面出一个问题都不行。）意识形态把关压力对大学出版社的工作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目前，由于大学出版社的决策自主权较为有限，母体大学应结合大学出版社实际情况，优化管理机制。在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母体大学应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出版社营造相对企业化的发展环境，给予大学出版社充分的自主权。调研发现，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企业化程度较高的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状况普遍较好，反之则相对较差。拥有较高决策自主权的大学出版社能更灵活地应对市场变化，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而决策自主权受限的出版社则因缺乏灵活性和自主性，影响其市场竞争力。母体大学如何在“管”与“放”之间找到平衡点，充分释放大学出版社的内在动力，是大学出版社转型发展的关键外部因素。

母体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互动实质上是知识生产与学术传播的上下游产业链互动，但是这种“校社互动”方式发挥效力的前提是保障长效且互利的目标。^[9]当大学出版社不能为母体大学带来可观的效益时，自然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支持。调研发现，部分大学对出版社的重视不够、投入不足、支持乏力，“大学出版社在大学内部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10]对于发展较好的大学出版社而言，地位的边缘化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发展自主权，而对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限的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而言，地位的边缘化则是一场“雪上加霜”的危机。（P25：长期做项目很难，最主要的原因是出版社在学校属于边缘单位，只要不出事情就行。）

在社会效益方面，多数大学出版社规模偏小、编辑力量薄弱、书号有限、品牌影响力不足，往往与社会效益评价相关的出版奖项无缘，承担的国家级重点项目、规划教材数目十分有限，无法创造卓越的社会效益。在经济效益方面，目前许多大学出版社上缴利润绝对数值相对较小，在学校整体产业收入中位居下游。（P5：我们社的利润每年大概是200多万元，比较少，设计院、建设公司等校办企业上交的利润比较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限性，导致母体大学对本校出版社的认可度不高。（P7：学校想把一些优秀资源拿到国家级出版社出版，因为这直接关联着后期的专业评估、专业建设，以及教师个人的职称评定。）许多大学出版社在母体大学的出版绩效考评系统中不受认可，教师在本校出版社出书无法达到学校考核要求。（P8：学校制定了一个出版社目录，入选的出版社得分比较高，我们出版社不在里面。）

此外，大学出版社转企后的身份变化促使大学重新审视大学出版社的定位。在当前普遍追求综合办学实力和学科排名等硬指标的大背景下，大学更倾向于将资源和精力投入科研、教学等核心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大学出版社的地位边缘化，由于缺乏应有的支持与保障，长此以往则会加剧大学出版社之间的两极分化。

当然，部分大学出版社的地位边缘化危机并非母体大学单方面造成的。母体大学和大学出版社都应有所作为，扭转危机。母体大学应加强对出版工作的重视，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纳入学校整体发展和战略规划中，促使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战略、业务规划与学校的整体发展目标紧密相连，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协同发展，为大学出版事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大学出版社应充分调动积极性，利用母体大学的优势资源做好出版工作，同时积极助力母体大学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必须承认，母体大学的资源和声誉直接影响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是大学社发展的基石与母体。然而，母体大学的资源和声誉是客观存在的现实，大学出版社如何发挥自身能动性，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才是影响大学出版社发展极为关键的因素。事实表明，顶尖的大学出版社并不全部产生于社会大众普遍认为的顶尖大学，普通大学的出版社也能脱颖而出，许多顶尖大学主办的出版社并未能在出版界取得卓越的效益和声誉。（P20：国家队不是谁封的，是努力得来的。大学出版社有时候是可以“超车”的，不然怎么能有广西师大出版社现象。）（P23：我们社下一步的发展重点是擦亮大学的金字招牌，要慢慢跟大学的地位相匹配。）（P25：我们社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的影响力和地位远远超过我们学校在全国大学当中的影响力和地位。）可见，在客观存在的资源之外，大学出版社自身的能动性对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调研发现，部分大学出版社在发掘母体大学优势资源方面存在显著不足，与母体大学的联结尚显松散。主要表现为：在资源整合与利用上，大学出版社对母体大学的科研成果、教学资源、专家学者资源的挖掘不够深入；在品牌建设与文化传播上，未能紧密围绕母体大学的特色学科和研究方向，未能深度扎根母体大学的深厚文化底蕴和品牌影响力，导致出版物缺乏独特性和辨识度，难以形成特色品牌。（P18：我们的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有很多很好的专家，资源很丰富，各种积累都非常多，但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挖掘。）

大学出版社应当积极、主动、充分利用母体大学的优势资源，包括但不限于：科研资源、教学资源、声誉资源、校友资源等。例如，某师范类大学出版社在教材出版与发行中，积极与本校基础教育界校友联络，依托就职于中小学教育一线的校友，了解中小学教育实际情况，从而打造适应教学实际的教材教辅，最终拓展了市场。（P17：我们省内约有500位高中特级教师，其中350位是从我们大学毕业的；四星级以上的名校长约有300位，其中250位是从我们大学毕业的。）在此基础上，大学出版社还可以开发多种产品类型，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加强与母体大学的合作，如文创产品、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等，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这就要求大学出版社必须重视新媒体对行业转型的推动，并以此为基础实现出版生产关系和商业格局的重构。^[11]

在1913年筹建哈佛大学出版社时，当时的洛威尔校长就提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出版学者作品的大学出版社，一所伟大的学校就无法充分发挥作用”。^[12]大学出版社自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植根于其所在大学，在享受母体大学资源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为母体大学服务，为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P12：为教学和科研服务，这是所有大学出版社的使命。）

具体而言，大学出版社应当：第一，结合母体大学的优势资源，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出版精品学术著作。^[13]在这一过程中，大学出版社需要在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发挥主体性作用，在出版过程中强调“以我为主”的原创性理论。^[14]第二，积极参与大学教材建设工作，依托母体大学教学资源，通过出版高质量教材，为母体大学教学工作提供有力支持。第三，积极参与学术交流与合作项目，为学校搭建学术交流平台，促进出版界、学术界交流合作。（P17：我们社在各个学院主办的学科竞赛、学科夏令营、学科教师培训等活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学校与我们社共建教材基地。）第四，与母体大学联合培养出版人才，为出版社长期发展储备人才。（P16：我们学校要求信管研究生必须在出版行业实习6个月，我们社会提供一些实习项目。）（P17：学校希望与我们社联合培养教育出版的硕士和博士。）

同时，文化传承与知识传播是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的共同追求和使命。作为学术成果和文化产品的重要传播者，大学出版社承担着传承人类文明和推动知识创新的重要任务。（P10：大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本校学生的学习，而是把知识传播给更多的人，这也是大学出版社的意义所在。）（P20：学校的出版社能够助力学校更好地实现办学功能和社会服务功能。）大学出版社应深入挖掘和传播母体大学的优势资源、办学理念和精神文化，在服务母体大学的同时为国家发展贡献出版力量。（P29：我们社参与了一些乡村书屋的合作建设项目，为书屋提供一些书和产品，开展讲座、美术课等。）

大学出版社当前面临的两极分化危机，并非由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出版业的普遍规律与大学出版社的特有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换言之，这是“普遍”出版逻辑与“特殊”校社关系相互交织的产物。其中，一般性因素指所有出版社在市场竞争中普遍面临的共性规律，如历史积累、品牌效应与人才管理等；而特殊性因素则源于大学出版社独有的制度环境与资源禀赋，其核心体现为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之间复杂而深刻的“校社关系”。

大学出版社能否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如何应对母体大学的制度约束与资源支持。一般性因素塑造了大学出版社的基本发展条件，而能否在制度框架下有效发挥自身能动性，将独特的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并实现对母体大学的价值回馈，亦是决定大学出版社发展方向与高度的核心所在。

与所有出版机构一样，大学出版社要遵循市场竞争的一般规律，即出版的市场逻辑与发展规律。一般性因素主要包括历史积累、品牌声誉、人才队伍建设、经营管理能力以及外部政策与市场环境等。历史积淀塑造了出版传统，丰富了资源储备，品牌影响力提升了市场认可度，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建设与高效的管理体系确保了内容与运营质量，而政策导向与市场需求则直接影响出版策略与产品结构。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一般性因素构成了大学出版社发展的普遍动力与生存条件。

在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过程中，一般性因素并非独立存在，而是深度嵌入其特殊制度环境之中，与“校社关系”等独特机制相互作用。市场竞争的普遍逻辑在大学出版社发展过程中往往通过母体大学的制度约束、资源分配和学术导向得到重塑与调节。品牌建设、人才引进、内容创新等看似通用的市场行为，都会受到大学体制、学科资源及学术评价体系的深刻影响。由此，一般性因素在特殊制度框架中呈现出独特的运行模式，为大学出版社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提供了基础，这种嵌入关系正是理解大学出版社两极分化格局的关键。

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结构、规模与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母体大学的历史积淀与学术传承。作为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路径往往与母体大学的学科布局、科研实力和资源投入密切相关。历史悠久、学科优势突出的大学，其出版社通常在早期便获得了较为充足的资源支持与学术声誉的加持，从而形成了稳固的出版结构与品牌影响力；而办学层次较低或综合实力较弱的大学，不利于其出版社拓展发展空间。此外，母体大学的行政定位与管理模式也会深刻影响大学出版社的运作方式与战略取向，母体大学的历史与制度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出版社的资源禀赋与发展格局。

出版业（一般）的人才管理与竞争逻辑，在大学出版社（特殊）被行政管理逻辑所深刻影响。首先，在领导层选拔上，大学的行政任命机制导致两大问题：一是负责人更换频繁且行政事务繁重，使大学出版社缺乏长远稳定的发展规划；二是“外行”领导“空降”现象时有发生，影响了决策的专业性与科学性。虽然部分大学已尝试取消出版社负责人的行政级别以确保出版社的稳定发展，但尚未成为普遍实践。其次，在员工管理上，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导致“事业编”员工与“合同制”员工并存，引发了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差异等问题。同时，大学出版社员工的晋升通道有限，领导岗位由学校委派；而职称评定名额较为有限，且评定标准往往参照学校教学科研岗位，不符合出版人才的实际情况。

大学出版社作为校办企业，其自主权受到母体大学的严格限制。一方面，经营决策需经学校多部门审批，难以灵活应对市场变化。另一方面，母体大学作为主办方，在意识形态把关方面要求“万无一失”，这使得大学出版社在选题策划上更趋谨慎，自主性进一步受限。同时，大学出版社在母体大学内部面临地位边缘化的危机，难以获得母体大学的资源投入。这源于母体大学对其效益认可度偏低，在经济效益方面，其利润在学校总收入中占比较小，而在社会效益方面，大多数大学出版社获奖有限。

面对“一般”的市场规律和“特殊”的大学环境，大学出版社的自身能动性可能会成为打破两极分化格局的关键性因素，这具体表现为出版社处理校社关系的能力，即对母体大学资源的利用与回馈。调研发现，许多顶尖大学主办的出版社并未取得卓越声誉，一些普通大学主办的出版社也能脱颖而出。这表明，母体大学的资源是客观条件，主动发掘和利用才是关键。部分大学出版社与母体大学联结松散，尚未深入挖掘母体大学的科研、教学和校友资源。更重要的是，部分大学出版社未能充分发挥反哺功能，未能主动服务母体大学的发展。这种反哺不仅是大学出版社的使命，更是一种提升自身在母体大学中的地位、对抗边缘化危机、争取更多资源支持的特殊生存策略。

为缓解大学出版社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可以从历史积累、人才队伍、外部环境和自身能动性四个方面，在一般规律与特殊机制两个维度上，多主体协同发力，改善两极分化格局。大学出版社需优化出版结构，突出学术特色与品牌优势，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大学出版管理部门，尤其是母体大学，应完善大学出版社的领导选拔与企业化运营机制，注重战略与创新能力的结合，提升员工待遇与职业发展空间，增强企业内部活力。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大学出版社应积极争取适度的决策自主权，以提高对市场变化的响应效率和适应程度。同时，大学出版社应加强与母体大学的沟通协作，深度挖掘母体大学资源优势，通过有效回馈形成良性的校社互动，从而实现资源共享与地位提升，逐步缩小与头部出版社的差距。

一所大学出版社的出版结构、规模和品牌需要经过长期积淀，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善，可以从内部人员、管理制度和外部环境等维度出发谋求改变，尤其要重视母体高校这一关键因素。世界一流大学往往具有世界一流出版社，欧美大学出版社在实践中主要形成了规模庞大、品类齐全的“牛津模式”“剑桥模式”，以及专注学术出版的“哈佛模式”。无论是颇具规模的“牛津模式”“剑桥模式”，还是更加特色化的“哈佛模式”，都毫无例外地体现出大学与大学出版之间的紧密联系与互生共荣。^[15]作为我国“双一流”建设重要参与者，大学出版社和母体大学有机结合，是密不可分的共同体。^[16]

母体大学是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坚实基石和强大后盾，大学出版社应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战略，加强与母体大学的深度合作，深入挖掘优质出版资源，服务母体大学的教学科研工作。同时，母体大学应加强对大学出版社的重视，优化大学出版社领导选拔与管理方式，加强大学出版社人才队伍建设，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大学出版社相对宽松的运营环境和较为充分的决策自主权，以适应日新月异的出版技术变革，应对日益激烈的出版市场竞争，满足愈发多样的读者需求。

囿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研究重点考察了影响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历史积累、内部人员、外部环境、自身能动性等因素，尤其聚焦于母体大学这一特殊的关键主体。此外，大学出版还受出版政策、市场环境、技术变革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未来，可进一步补充、细化与完善本研究所归纳的影响因素，亦可通过权重分析与路径研究深化理解。

大学与大学出版社的繁荣共生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发展步调必须完全一致。在促进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大学出版社应保持灵活性、前瞻性与超越性，勇于实现对母体大学现有层次的突破，为母体大学发展注入新活力。大学出版社之间应通过大学出版社协会等合作平台不断加强合作交流，学习借鉴成功经验，促进知识交流与资源共享，构建更加开放包容的大学出版生态，“集体答好出版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7]具备条件的大学出版社还应积极关注国际出版动态，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为传播中华文化、参与全球学术对话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