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考核办法》自实施以来有力推动图书出版单位自觉承担“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实现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系统阐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为图书出版单位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科学行动指南。2024年8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论断，明确了有关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一系列新任务新要求，为进一步推动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提质增效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精辟概括为“六个坚持”。其中“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系统观念”的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性和方法性，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解决问题、解决难题拨清了方法迷雾、提供了路径指针”^[1]。《考核办法》作为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的基础性、规范性文件，将“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贯穿始终，并据此思想方法制定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以下简称《评分标准》），“为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考核提供了完备的评价体系和详细的评价标准，为全面推动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深入分析《考核办法》中的“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深刻理解和把握《考核办法》的编制思路和政策导向，对于图书出版单位进一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完善社会效益的制度体系、推动社会效益实现新跃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3]《考核办法》以鲜明的“问题导向”为指引，聚焦出版质量、出版结构调整优化、出版制度建设等关键问题环节，精准把脉、定向施策，着力破解制约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提升的瓶颈障碍。

图书质量是出版工作的生命线，导向问题更是图书出版质量的红线。一直以来，图书出版业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文化使命，强化内容建设，坚持守正创新，图书出版产品供给得到极大丰富，图书出版整体质量稳步提升。然而，受新媒体挤压、渠道价格战、快消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出版单位在经营压力下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的问题依然存在，问题教材、劣质童书引发全社会对图书质量的广泛关注和担忧。这些问题不仅严重损害了读者利益，也对出版行业整体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坚持问题导向，坚守出版质量这个底线红线不动摇不放松是出版单位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

《考核办法》将出版质量作为考察社会效益的重中之重。一方面出版质量在《评分标准》中所占权重最大，占整体分值的50%。另一方面，突出问题导向，不论是内容质量还是编校印装质量，都是以各级管理部门认定的质量问题以及问题严重程度来给出不同的评分。特别是对于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年度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强化出版导向和出版质量“万无一失、一失万无”的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近年来，国家新闻出版署每年定期开展图书质量管理专项行动，定期通报编校质量不合格的图书，持续强化图书出版质量监管。2023年8月正式实施的《图书编校质量差错判定和计算方法》，为进一步加强图书出版质量管理提供了重要行业标准，也为《考核办法》图书出版质量的评定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提出有关“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着力提高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坚持立足主业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指导意见。出版转制改革全面实施以来，图书出版单位在出版结构优化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专业出版持续深化，专业体系不断完善。但受经济利益驱动，超范围出书、跟风出版、产品同质化等问题仍然存在，行业“内卷”严重，不仅影响了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图书出版单位以更高的标准和要求履行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

《考核办法》针对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领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有成规模、成特色的品牌产品板块”这一考核指标，引导图书出版单位优化出版结构，聚焦专业领域、形成特色品牌。其中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对于《评分标准》中有关重点项目和奖项荣誉的得分评定，有的出版单位认为，重点项目或者重要奖项的获得具有不稳定性，因而会造成出版单位年度社会效益考核评价得分的不稳定。其实，这种不稳定恰恰暴露出一些出版单位缺乏稳定的产品结构和专业特色这一根本性问题。缺少重大选题的规划策划能力和优秀图书的持续产出能力，自然很难在项目和奖项的评选中获得稳定的回报。可以看到，那些常年能够获得重大项目和重要奖项的出版单位，都制定了长期稳定的出版规划，能够始终保持战略定力，聚焦专业领域，持续精耕细作，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形成了鲜明的出版特色和出版品牌，在重大项目和奖项的申报评选中形成了很强的竞争优势。而获得立项和奖项又进一步提升了出版单位的品牌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推动两个效益互促共进、一体双赢。

图书出版工作是党和国家意识形态工作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对图书出版活动实行许可准入和内容管理制度，形成了以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为核心，涵盖出版单位设立、出版物内容审查、质量管理、市场流通等环节的完整制度体系。对于出版单位来说，根据行业规章制度、按照上位法原则建立本单位的制度体系并坚决贯彻落实，是确保出版工作方向正确、行稳致远的基础。反之，若制度体系存在缺陷或执行不力，将直接动摇出版社的生存根基，甚至引发方向性、系统性风险。

《考核办法》关于内部制度制定了明确的考核指标。一方面，《考核办法》考察是否在企业章程和规章制度中体现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一家出版单位是否能够体现社会效益优先，首先要从其规章制度的编制中去落实，并依托相应制度有效执行单位内部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工作，形成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另一方面，《考核办法》对出版单位是否按规定执行三审三校、重大选题备案、书号管理、样本缴送等出版管理制度进行全面考察。从国家新闻出版署历年通报的编校质量不合格图书名单可以看到，部分出版单位出版质量堪忧，有些单位甚至多次“上榜”。如果一家出版单位质量问题频发，那一定是源于单位内部长期性、系统性、机制性问题，要么是在出版导向和选题把关上出现了放松，要么是在三审三校质量管理流程出现了问题，或者是各流程多种问题并存，制度执行不力、形同虚设。《考核办法》针对出版制度机制不健全、制度执行刚性不足等痛点问题加以规范，引导出版单位进一步排查制度盲区、补齐制度短板，消除制度执行的漏洞隐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4]《考核办法》将系统观念这一思想、方法贯穿始终，统筹顶层设计、过程优化与基础支撑三个维度，着力构建服务国家大局、激发创新活力、建强人才队伍的出版工作新格局。

系统观念强调整体与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系统整体性的强弱，要由要素之间协同作用的大小来决定。因此，为了加强一个系统的整体功能，就要注意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形成一盘棋，不能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那样就会大大削弱系统的整体作用。”^[5]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谋划和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工作要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为前提，创造性开展工作，做到既为一域增光、又为全局添彩。”^[6]出版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要积极发挥文化积累和知识传播作用，全力服务党和国家事业中心大局。

《考核办法》强化大局意识，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作为出版工作服务中心大局的基本要求，并以具体的指标进行考察和引导。一方面，《考核办法》通过总体性、方向性的工作要求引导出版单位服务中心大局。比如，在《评分标准》的“出版质量”方面，要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在“文化和社会影响力方面”，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推动科技进步、行业发展，等等。另一方面，《考核办法》通过具体的图书出版工作引导出版单位服务中心大局。比如，鼓励出版单位积极参与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主题出版、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规划、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民族文字出版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等国家或行业重要项目；支持出版物版权输出和出版物实物输出，做好文化出口，等等。《考核办法》通过政策引导和实践指导，推动出版单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一个系统（特别是生命、社会、思维系统）只有对环境开放，与环境相互作用，才能生存和发展。开放得越充分有效，自身运行发展也愈有效。开放不够，系统的生存发展将受影响，严重时将导致解体。”^[7]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形势环境下，知识内容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以知识内容为核心要素的出版系统也必然要实现深度转型。

《考核办法》将“积极推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化”作为独立考核点，其政策引导意义重大。中共中央宣传部2022年发布的《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要“围绕加快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构建数字时代新型出版传播体系”。其中特别强调：“在出版单位年度核验、社会效益评价考核中强化出版融合发展情况考核，推动出版融合发展成效与有关评奖评优、出版资源配置联动挂钩，进一步激发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活力。”^[8]《考核办法》积极推动政策落地，引导图书出版单位在坚守社会责任和文化使命不变的前提下，再造传统出版，实现创新发展。新形势下，图书出版单位应当坚持系统观念，保持开放性，并不断从外界引进负熵以维持稳定有序。具体来说，要积极引入科技创新技术手段和成果，推动出版传统流程向智能化、个性化、融合化生产转变；要以读者知识获取路径为核心，重塑编印发全链条，推动多部门协同，实现策划、生产、运营一体化；要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流程，动态调整资源配置，建立以知识触达率、读者参与度、产品转化率为核心的评估体系，驱动系统持续高效运转，实现出版全流程减熵增效。

系统的生命力，取决于构成系统的要素的活力。毛泽东同志曾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9]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才作为系统核心要素的重要价值。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10]建强出版干部人才队伍，既是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的现实需要，也是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推动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在当前图书出版业深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深刻认识和把握人才的核心驱动作用，对于推动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考核办法》将队伍建设作为专项考核点，从党风廉政建设、任职资质管理和员工教育培训等方面加以要求和引导。新形势下，这三方面工作仍是图书出版单位培育优秀人才队伍的重要抓手。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筑牢出版队伍的政治根基，通过提升政治素养、严明纪律规矩，确保出版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导向，为履行新时代文化使命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严格任职资质管理，夯实人才队伍的专业基石，通过科学设定岗位标准、优化人才结构，既传承发扬编辑出版的优良传统，又着力培育适应媒体深度融合所需的数字运营、创意策划等新型能力，为构建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奠定基础，激活出版事业发展的内生动力。深化员工教育培训，通过构建常态化、系统化的培训体系，持续提升人才队伍的政治判断力、技术应用力和文化创造力，使出版单位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回应读者需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政治建设把稳方向之舵，资质管理构筑能力之本，教育培训注入活力之源，这一系列要求环环相扣、有机统一、协同作用，共同确保人才这一核心要素的先进性、适应性和创造力，保障和驱动整个出版系统在正确的方向上高效运行。

《考核办法》以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为指引，为新时代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工作确立了清晰的价值坐标与实践框架。其不仅精准聚焦筑牢质量底线、优化出版结构、补齐制度短板等核心问题，更立足于服务国家大局全局、推动创新减熵增效、激发活力建强队伍等系统性谋划。为切实将《考核办法》的要求转化为图书出版单位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实现社会效益的实质性跃升，有必要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实践探索。

出版在文化领域发挥的多重功能和扮演的多种角色，决定了作为出版业经营主体的出版企业所肩负的文化责任。^[11]《考核办法》的核心价值在于为图书出版单位提供了一套衡量文化责任和社会贡献的标尺，其意义远不止于评价本身。图书出版单位应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将《考核办法》的核心原则、关键指标与评价维度，深度融入自身的战略规划、业务流程和日常管理，实现外部要求的内化与转化。要坚决摒弃“为考核而考核”的短视行为，避免陷入被动应付考核的误区，应当结合自身的专业定位、资源优势和发展实际，构建本单位内部的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制度体系，覆盖选题策划的价值导向评估、内容生产的质量全流程管控、出版物传播效果与社会影响力追踪、内部管理制度保障效能分析等多个维度，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自我检视和自我完善机制，将考核要求转变为体系优化的方向和标准，形成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基因和企业文化，实现从“要我做好”到“我要做好”的根本性转变。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部署，为包括出版业在内的文化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出版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实现动力机制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转变，实现出版业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12]要积极推动内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科技前沿突破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大力优化选题结构，削减低水平重复出版，着力加强具有思想穿透力、文化积淀力和市场生命力的原创精品供给。要深化内部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探索建立更加符合现代出版规律、更富效率与活力的组织架构，打破部门壁垒，强化编印发全链条协同，提升整体运行效能。要主动拥抱数字化、智能化浪潮，积极探索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内容创作、流程优化、精准传播、效果评估等环节的创新应用，拓展出版边界，创新服务模式，以技术赋能提升出版工作质量效率，为创造更广泛、更深远的社会效益开辟新空间、提供新引擎。

图书出版行业社会效益的提升是一项涉及多方主体、多个环节、多种要素的复杂系统工程，要超越单一主体视角，构建开放协同、高效联动的出版生态体系。图书出版单位要加强纵向协同，争取上级主管部门在政策解读、资源配置、评价导向等方面的指导与支持，积极投身于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确保发展方向和工作重心与国家战略同向同行、同频共振。要强化横向联动，与兄弟单位建立常态化的交流合作机制，共享优质资源与先进经验，共同应对行业共性问题，避免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形成分工有序、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良性格局。要深化外部合作，尤其要加强与高校、研究机构、图书馆、书店、互联网平台、人工智能企业等的紧密合作，开展前瞻性选题策划与深度内容研发，借力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平台创新传播方式，提升优质内容的触达率与影响力。通过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协同网络，有效汇聚政策、资本、人才、技术、渠道等各类资源，形成推动图书出版社会效益新跃升的强大合力。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呼唤新作为。新形势下全面提升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是一项强基固本、关乎出版业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战略工程。本研究结合《考核办法》实施以来图书出版单位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变化，通过对《考核办法》的深入剖析，揭示了贯穿其中的“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的认识论、方法论价值及其对当下图书出版工作的现实指导意义。展望未来，要实现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的持续提升，必须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任务部署，将“问题导向”作为破解发展瓶颈、激活革新动能的“金钥匙”，将“系统观念”作为统筹全局工作、服务国家大局的“方向盘”，推动社会效益实现从外部考核压力向内生发展动力的深刻转变，以及从局部环节改进向整体系统优化的全面跃升。唯有如此，图书出版单位才能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探索中进一步夯实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制度文化根基，不断开创图书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