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宣部、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各方面的努力推动下，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取得了长足进展，出版科研也日益走向繁荣，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出版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然而，当前出版领域仍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深层困境。究其原因，一是出版实践受科技进步、市场、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显著，其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而理论的变革和创新则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由此导致出版理论研究滞后于新兴出版实践；二是出版机构与学术机构缺乏常态化合作平台，未能形成协同创新的合力，各方“自说自话”，理论研究与出版实践“两张皮”；三是当前出版教育中仍存在着“重理论轻实践”的观念和现象，在教学内容、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上也未能紧跟行业需求，理论教学脱离行业实际。出版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不仅会影响出版行业的创新效率和复合型出版人才的培养，还会削弱出版的文化传播效能，甚而动摇出版业的社会价值根基。因而，如何破解出版理论研究与出版实践脱节的问题，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之间的有效融合，是当前出版界面临的一大挑战。本研究试图对数字时代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融合的必要性、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二者有效融合的路径。

当下我国正在大力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和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5G、大数据、数字技术、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正在重塑出版业态。面对建设文化强国的新使命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双重挑战，亟需推动出版理论体系的重构，推进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的有效融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1]出版业是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文明、推动创新转化”的主力军，在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在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出版业正遭受着极大的冲击，根据开卷对出版市场的调查数据，2025年上半年，我国整体图书零售市场码洋同比小幅增长0.73%，实洋同比下降0.31%。^[2]面对新形势下的困难和挑战，出版业要承担起传承中华文明和推动创新转化的重要使命，迫切需要推进出版理论创新以及出版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有机融合。

首先，出版理论创新为出版实践提供方向指引。出版理论创新并非抽象的概念推演，而是通过构建新的方法论体系，破解新形势下出版业发展过程中的核心矛盾，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支撑，引领出版实践的方向。其次，出版实践是出版理论的来源和基础。出版实践中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通过抽象提炼可以转化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范式。因此，唯有坚持实践导向，出版理论才能保持生命力与解释力，真正发挥引领出版实践、服务文化强国战略的核心作用。最后，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的融合并非单向驱动，而是要实现二者的双向互动，即出版理论创新为出版工作实践提供方向指引，实践中的经验又反过来丰富和完善出版理论，最终形成“理论指导实践、实践反哺理论”的良性循环。

出版理论与实践融合发展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之必然要求。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提出要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为建成出版强国奠定坚实基础。^[3]新形势下出版要实现创新和高质量发展，需要培育一大批既有较高专业理论素养又具有丰富出版实践技能的高素质出版人才队伍，这就凸显了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融合对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当前，新一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步入一个全新的数智化时代。数智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传播、消费与服务方式，其在推动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升级的同时，也催动着知识观念的更新与理论范式的跃迁。

首先，数智技术在出版业中的应用，极大地拓宽了传统出版的物理边界。技术发展是引发出版业态变革的直接驱动力^[4]，在数智技术的驱动下，出版机构逐渐由内容产品生产商转变成为连接创作者与读者、整合多种媒介形态的知识服务商。这一转变将重新定义出版的概念、边界、功能、使命和价值，颠覆传统出版的理论和认知框架，推动出版学基础理论体系的重构。

其次，数智技术打破了传统出版中“作者—编辑—读者”的线性工作流程，构建起面向全链条的智能化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尤其是新兴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从过去的辅助排版、编校加工渗透至选题策划、内容创作、营销发行等出版产业链全流程环节。^[5]这一变革的本质，是知识生产模式和传播模式的重构。面对人工智能技术对出版业的深刻影响，出版研究者需要更新观念和研究方法，加强对新技术应用于出版的研究，探索数智时代出版的新特征和新规律。

最后，数智技术正在引发出版业价值创造和传播逻辑的系统性重构。数智技术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如浏览历史、内容偏好、观看时长、评论互动等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将传统出版中“隐性”的用户需求转化为“显性”的数据资产。例如，微信读书通过借助AI技术的赋能，实现数据资产化，从而引发新的价值创造。其内嵌的“AI问书”“AI翻译”功能等可将海量书籍转化为可交互的知识库，从而实现出版机构由传统内容生产商向知识服务提供商转型。

面对数智技术驱动下出版实践呈现的技术、产业、社会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图景，亟需构建“技术赋能—实践应用—理论建构”的协同反馈机制，通过应用研究总结出版业在技术应用、组织变革、生态构建等方面的规律性经验，通过理论研究系统梳理数智出版中的权力关系重构、价值分配机制、伦理和安全风险等理论命题，形成具有解释力与预见性的理论体系。最终，通过学术理论体系与行业实践经验的双向互构，为出版业数智化转型提供方向指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出版学作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理应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以深化人们对出版规律的认识。

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夯实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具体而言，要深入开展对出版学原理的研究，着力围绕出版学原著、中外出版史、出版研究方法论等进行攻关。^[6]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出版历史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在数千年的出版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出版经验，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这些在长期出版实践中形成的原理和规律性认识，既需要进行坚守，同时又要坚持与时俱进，根据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不断创新和发展出版理论。

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大力推进出版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出版理论的创新需要有原创性和前瞻性的理论观照中国出版的历史和引领其未来发展的方向。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出版学科夯实理论根基^[7]，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和时代化，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工作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将马克思主义出版原理与中国具体出版实际相结合。要深入探究现代出版的本质规律和核心原理，深化对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认知。面对数字时代出版业面临的新变革和新挑战，出版企业和科研人员应聚焦出版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大力开展出版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8]要深刻把握出版新质生产力催生的出版新业态、新形态所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切实推动融合出版理论创新。^[9]

面对数字时代出版业的深刻变革，亟需创新出版理论，以指引出版工作的方向，解决出版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出版理论创新的基础和动力来源于出版实践，这就必然要求推进出版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然而，现实中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脱节的问题依然存在，这不仅制约了出版学学科体系的现代化转型，也阻碍了出版业向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的转型升级。

出版理论的前沿探索往往以技术革命为驱动，形成对未来出版形态的预见性构想，但在实践层面却往往陷入“技术理想主义”与“商业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困境。例如，数字出版理论模型假设出版社具备全链条数字化能力，能够通过语义关联实现内容资源的深度开发。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传统出版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往往面临着投入产出倒挂、盈利模式模糊以及思维固化等现实困境。由此导致部分传统出版机构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意愿不够强烈，一些出版机构即使进行了对数字化转型创新项目的研发投入和建设，也仅仅是把其当成了一种“政治任务”而非基于市场驱动的动力。

当下出版实践在新兴技术赋能下正在突破传统边界，迫切需要新的理论对其进行指引和解释，然而，既有理论体系却因路径依赖陷入“认知困境”，难以因应新兴出版实践。具体而言，一是传统出版理论的“内容为王”强调专业机构生产高质量内容，但在UGC（用户生成内容）与PGC（专业生成内容）融合的背景下，出版价值创造已从单一的专业生产模式转向多元协同的生态化体系。二是传统理论将出版渠道视为单向传输的“管道”，而数字时代的渠道已演变为具有社交属性的“节点网络”，这种“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是对传统渠道理论的颠覆。三是传统理论将读者视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数字技术使出版机构能够通过用户画像、行为分析、社群运营等手段构建“读者—用户—粉丝”的转化链条。新的出版生态链中，用户不再是被动的内容接收者，而是兼具消费者、传播者与创作者多重身份的参与者。面对出版实践中的新变化、新现象、新问题，迫切需要对传统出版理论进行范式重构，构建起适应数字时代的出版理论新范式。

当下信息技术革命正在重塑出版业态，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已经从“相加”“相融”走向“深融”。^[10]出版融合作为数字技术重构出版生态的核心路径，已成为全球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近年来，出版学界和业界围绕出版融合的概念、本质、内涵，出版融合与高质量发展，出版融合与社会治理，出版融合与社会形态变革等诸多问题展开了大量研究，并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为出版融合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和参考。但从整体来看，学界对于出版融合的研究仍存在基础理论体系不完善、学理支撑薄弱等问题。“迄今为止，出版深度融合还没有形成公认的基本理论、方法及相关标准，深度融合下的出版范式远未形成。”^[11]出版融合范式缺失、逻辑不清、理论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瓶颈。

在出版融合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现有研究仍集中于出版融合核心概念辨析及经验层面的描述阶段，缺乏对出版融合运行机制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出版融合面临的深层挑战还在于范式理论的滞后性。出版深度融合作为一项开创性的产业与社会实践，需要系统化的理论框架支撑。然而，当前的研究仍囿于“多学科拼贴”与“跨学科浅层嫁接”的阶段，缺乏深度协作和交叉学科融合。在出版融合政策顶层设计、基础理论构建、技术产品应用路径、商业模式创新等方面尚未构建起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12]当前，传统出版范式与新兴出版范式共存于出版深度融合实践中，根据创新范式演进机制理论，技术迭代、创新成本和收益、出版融合实践、出版融合政策等因素均会对出版融合范式的演进产生影响。在媒体融合加速推进的时代语境下，出版范式将如何演进，究竟是延续“多中心”模式，还是通过深度耦合形成新的出版融合范式？传统出版范式与新兴出版范式之间究竟是竞合、取代还是融合关系？当前出版融合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挑战，亟需出版融合理论的创新和突破。

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是党和国家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其目的是要整合出版管理部门、高校、出版企业、出版研究机构、出版行业组织等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政产学研用”各类主体的优势，实现协同创新，共同推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出版学科专业共建，体现了出版管理部门以及学界、业界对出版实践与出版理论创新的高度重视。

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战略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当前出版学科建设和出版专业教育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出版学是人文社科类学科中一门典型的应用型学科，出版学的存在价值和合法性源于其通过开展科学研究实现出版理论创新，从而满足出版实践需求。出版学科专业共建旨在通过调整和优化出版实践关系来推动出版学术共同体的话语实践，进而推动出版知识体系生产与出版理论创新，最终实现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目标指向。然而，当下我国出版学科建设面临的尴尬现实问题是出版基础理论体系不完备，未能形成系统的学科理论框架，对出版实践问题的解释力不足，出版技术创新性与应用性不强，高校出版专业培育的人才创新能力不足，难以胜任出版行业对于高素质出版人才的需求。

从现实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出版学科建设相对滞后，对出版人才的支撑力度不足。首先，在专业设置上，部分高校出版专业市场化导向传递滞后，专业课程设置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教材、教学内容陈旧，教学资源更新速度滞后于快速迭代的出版技术和行业实践。其次，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当前我国出版学科的师资来源较为单一，多为来自海内外高校的博士毕业人才，虽然学历层次较高，但普遍缺乏出版行业实践经验。再次，在学科建设成果导向上，我国出版学科建设仍存在重视成果产出，忽视对产出成果的应用、评价和检验的问题。^[13]最后，科研成果转化动力不足也是出版学科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由于科研成果与产业实践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接机制，使得许多有价值的学术理论成果无法及时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影响了出版业的创新发展。

出版理论作为出版业发展的思想基石，其与实践的互动关系直接决定了出版业的技术革新能力与市场适应效率。面对当下出版领域中存在的理论和实践割裂的现状，亟需加快出版理论范式转向，立足动态变化中的出版实践，加大对新兴出版现象的研究力度。^[14]大力推动出版学界、业界的联合和协同创新，共同推进出版理论与实践的有效融合。

出版学科具有较强的应用性，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和行业实践需求，出版学的生命力始终根植于出版实践的土壤之中。^[15]出版学者在开展研究过程中，需要立足中国语境扎根本土实践，以问题为导向，以服务行业为目标。出版活动的本质是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的实践过程，出版过程中的选题策划、编辑校对、营销推广，每一个环节都蕴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出版实践为出版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立足出版实践开展出版学研究与重视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并不矛盾，因为复杂和抽象的理论问题往往需要通过实践来进行验证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当前出版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和困境，如数字时代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的融合问题，AI在出版业中的应用和问题，内容同质化与版权保护的矛盾，出版市场“价格战”、侵权盗版以及电商直播平台间“内卷式”竞争困局，出版国际传播能力不足等，这些问题既是行业痛点，也是学术研究的突破口。

推进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构建要有历史纵深和哲学思考。出版不仅具有丰富的本土性和历史继承性特点，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开放性、时代性和实践性等特征。^[16]出版研究者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深入考察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出版活动，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的成就、经验和教训，在继承和发扬中国出版优良传统的同时，充分借鉴国外先进的出版经验。当前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出版学者应以高度的学科自觉积极推动出版理论建设，在出版学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研究等方面产出更多的理论成果。^[17]同时，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是在科技不断进步、媒体融合不断加深、信息传播多元化趋势不断加速的技术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因而，在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应将“技术变革”置于更加突出的地位。^[16]这就要求出版研究者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拥抱技术变革，不断拓展视野，升华情怀，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出版实践。^[18]

出版是一项古老的事业，而出版学又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理论体系是一项兼具历史使命与时代价值的系统工程，传统出版学理论范式的突破和创新需要借助“他山之石”，向传播学、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成熟学科借鉴和学习，从中汲取智慧和养分。通过跨学科的知识融合与方法论创新，突破出版学发展的理论瓶颈，形成具有解释力、指导力和前瞻性的理论框架。

中国出版学理论研究能否与出版实践有机融合，从出版实践场域中提炼具有共性的理论命题，并将其转化为推动学科发展的核心增长点，取决于出版学科学术共同体的集体自觉与行动。面对当下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日益走向“深融”的现实和趋势，亟需更新传统出版理论，推进出版融合范式理论创新，以引领和指导出版融合实践。然而，当前出版深度融合的理论建设相对滞后，现有研究中，无论是“单一学科范式”“多学科范式”还是“跨学科范式”，均难以为出版深度融合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持。要破解这一困境，需要打破行业和学科壁垒，加强出版学界与业界之间的联动，构建起学界与业界深度合作的学术共同体，确立“超学科”的出版深度融合理论建设共同愿景，如此方能推进出版深度融合理论的创新。^[19]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唐纳德·斯托克斯（Donald Stokes）教授曾在其撰写的《巴斯德象限：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一书中首次提出“巴斯德象限”理论模型^[20]，该理论模型旨在说明科研过程中的认识世界和知识应用的目的是可以并存的，这一创新理论模型弥补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差距和鸿沟。中国出版学研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本质上是构建“巴斯德象限”研究生态的过程。这既需要出版理论研究者走进出版现场发现真问题，也要求出版实践研究者超越经验，在操作层面提炼规律。为此，出版理论研究者在学术研究中应超越功利性的价值导向^[21]，做到“眼睛向下”，主动走出书斋，奔向“田间地头”，扎根丰富的出版实践场域。当前数字出版、融合出版等新业态的涌现，恰好为出版深度融合理论创新提供了鲜活素材。出版理论研究者应建立“田野调查”的学术自觉，主动“观照不断发展的、不断变换的出版实践”。^[22]通过参与出版机构转型决策、分析用户阅读行为数据、跟踪技术迭代对内容生产的影响等实践，发现具有共性的研究命题。这种从实践中提炼理论的过程，既能增强研究的现实针对性，也可避免陷入“为理论而理论”的形式化陷阱。对于出版实践工作者，在积极推进出版深度融合转型过程中，应注重将出版实践中形成的新经验、新做法进行总结和提炼，并将其升华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融合创新理论。与此同时，主动加强与学界的对话，通过参与学术会议、发表学术文章等方式，推动实践智慧向学科知识的升华。总之，只有打破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壁垒，通过实施出版学界与业界之间的协同创新，构建更加紧密的出版学术共同体，中国出版学方能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科学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辩证统一的学科生态。

出版学科专业共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凝聚“政产学研用”各方力量，整合各类出版资源要素，共同推进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高素质出版人才的培育是出版学科建设的着眼点和关键核心。然而，当下出版学科专业共建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出版理论创新不足、理论与实践脱节，出版教育供需结构失衡，人才培育与行业需求脱节。出版理论解释力不足和出版教育失焦的根源在于现有出版知识体系无法因应动态变化的出版实践。^[23]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集结各方力量和资源，共同探索新形势下的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问题。

面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对出版行业带来的深刻变革，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应从教育理念、师资建设、专业课程设置、教材建设等方面发力。第一，在出版教育理念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积极推进以“服务出版行业需求”为导向的教育理念和模式，加强与出版行业之间的链接，主动拥抱数字技术^[24]，大力推动课程改革，实现专业课程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匹配。数智时代的出版教育要重视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结合大数据、区块链、元宇宙、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出版教育向“知识服务”转型，构建从内容生产到创新转化的闭环。在当前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背景下，出版教育应加快“出版融合”相关学科学理的建设步伐，结合学校的办学特色和资源优势，精准定位学科方向，围绕出版融合的核心要素，如数字技术、内容创作、传播渠道、运营模式等，构建系统的专业核心课程体系。

第二，在师资队伍建设上，加强高校、出版企业、出版研究机构等多方合作，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联合培养等方式提高师资水平。积极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支持高校与出版单位互聘教师，吸纳业界有丰富出版经验的出版机构负责人、行业领军人才、资深编辑、数字出版技术工程专家担任导师，促进出版专业青年教师到企业挂职学习，通过参与企业实践、短期培训、联合开发课程资源等方式，提升教师的专业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能力。

第三，在专业课程设置上，要遵循“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当前数智化时代背景下，出版学科专业应强化数字出版、智能编辑、全媒体营销、国际版权贸易等课程的设置，以提升学生技术操作与市场分析能力。与此同时，适当借鉴英美等出版业发达国家在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上的经验和做法。如英国伦敦大学在出版专业课程设置上，注重强化实践和市场导向，专业课程涵盖出版商职业操守、电子出版、学术期刊出版、儿童与青少年出版等模块。其中，电子出版课程涉及数字内容策划、跨媒介叙事及用户行为分析；学术期刊出版模块则结合开放获取与订阅模式，培养学生在数字版权保护、区块链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实践能力。美国出版教育同样注重跟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课程建设上注意根据技术的发展以及行业需求的变化动态调整课程。^[25]

第四，在教材编写上，要坚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体现时代性和本土化、先进性和科学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具体而言，一是要紧跟时代，立足国情，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教材内容，及时更新教学案例，将反映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典型出版案例写进教材。二是要立足学术前沿，吸纳数智时代国内外出版创新理论成果和新兴出版技术应用成果，同时，适当借鉴和吸收相邻学科的理论成果，构建跨学科的知识理论体系。教材编写应做到数据来源权威可靠，出版相关概念界定清晰，推理论证科学严谨。三是要成系统，做到知识体系完备，章节设计和内容安排科学合理、具有关联性；要立足出版行业实际，坚持市场、行业、实践导向，确保教材内容与岗位需求匹配。针对数智时代学生成长环境和学习特点，积极开展出版专业教材和教学资源的数字化研发。

出版教育界应借助国家大力推进“新文科”建设和出版学科共建的契机，积极推进新形势下的出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育，加强对新知识生产范式下的学科体系研究，从传统的以内容编辑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模式向数字内容策划与编辑、智能传播技术研发与运用、新型出版的经营与管理三者有机融合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转变，以满足数智时代出版行业对于人才的需求。^[26]

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融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根本原则和理论遵循，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出版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助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使命要求，也是构建中国特色自主出版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当前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迅猛发展且正在向出版行业快速渗透，传统出版面临着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机遇和挑战，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已成为出版业发展的必然趋势。面对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出版生态的深刻变化，出版学亟需更新理论范式，推进出版理论和出版实践的有效融合。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高校、出版企业、出版研究院、出版智库等各方进一步深化合作，开展出版学科共建，实施协同创新以及资源和技术共享，构建具有协同研究能力的出版学术共同体。以此为基础，共同推进出版学研究在范式和方法上的创新突破，为数字时代出版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