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强国战略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主题出版作为服务国家战略、传播主流价值、记录时代精神的重要载体，其高质量发展对出版理论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出版人应扎根中国语境，从鲜活的主题出版实践中提炼理论新知。通过主题出版实践赋能出版理论建设，从而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成为当前出版业发展的关键命题。本文结合行业实践与学界探索，总结主题出版实践融合出版理论的若干思考，为出版理论和出版学科建设、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主题出版实践为出版理论建设提供丰沃土壤
出版学作为一门应用型社会科学，其理论生命力深深植根于出版实践。具有强烈时代特征、政治属性和文化使命的主题出版实践，近年来因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广泛的市场接受度和持续的创新活力，已成为出版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富矿”。它不仅深刻影响着出版业的创新发展，也为出版学科和理论建设提供了独特而宝贵的资源与驱动力。
1.1 主题出版实践规模拓展驱动出版理论创新
主题出版在我国出版生态中从阶段性、专项性工作向常态化、支柱性事业的战略转型，其规模的持续性、系统性扩张，已远非简单的数量叠加，而是改变了出版业的资源分配、生产节奏与价值导向。这种量变引发的质变效应，为出版理论建设提供了空前丰富、动态演进的鲜活案例库，成为驱动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理论的传播，到通俗政治理论读物的普及推广；从党史、国史等历史题材的系统梳理，到当代现实议题的深度呈现；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的研究阐释，到国防、外交等议题的系统解读；从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大节庆日的主题宣传，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与弘扬传承；从社会热点的精准释疑解惑，到少年儿童价值观的引导培育与塑造[1]，主题出版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现象级研究案例。具体来看，从宏观层面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如《复兴文库》）、重大时间节点出版物（如建党百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相关主题出版物），到微观层面若干畅销书、融媒体出版产品，这些实践全面覆盖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市场营销到传播推广的全流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的全景式样本。
主题出版实践规模的持续拓展，为理论创新提供了坚实基础。学者与从业者得以从海量案例中提炼规律、总结经验，深入探索主题出版的传播机制、受众特征与运营模式，进而推动出版理论的系统化发展与迭代升级，为行业可持续发展构建坚实的理论支撑。
1.2 主题出版实践模式创新拓宽理论研究边界
主题出版在实践模式上的创新，则显著拓宽了出版理论的研究视野与学科边界，主要体现在内容叙事与传播形态两个维度。
在内容叙事层面，新时代主题出版实现了从宏大叙事到多元表达的创新转型。新时代主题出版强调将宏大叙事与小切口、历史逻辑与情感共鸣相结合，探索出故事化、场景化、年轻化等多种叙事路径。例如，运用非虚构写作手法挖掘历史细节，以人物命运折射时代变迁；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和视觉元素解读严肃主题。这种转向促使出版理论必须超越传统的“文本中心”视角，更多地吸收叙事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的理论资源，深入研究主题内容如何通过有效的叙事策略实现“入脑入心”，如何完成从政治语言、学术语言向大众传播语言的创造性转化。
在传播形态层面，主题出版积极拥抱数字化、网络化与智能化趋势，以技术革新为引擎，以价值传播为内核，从“试水”走向“深耕”，实现了从单向传播到融合生态的体系重构。如媒介融合方面，《觉醒年代》衍生出漫画、有声书、沉浸式剧场等12种形态；跨界协同方面，《滹沱记忆》等通过融媒应用入口等方式与景区、研学、餐饮、民宿深度绑定，形成可复制的“主题出版+文旅”模式；价值共创方面，《中华源·河南故事》通过“AIGC数字人传承计划”，实现出版业从“内容生产”到“知识生态服务”的升级，这些文化与科技融合的创新实践，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出版传播学的研究范畴，也推动了一系列新课题的涌现，如出版学的知识服务转型路径、跨媒介协同传播的作用机制、算法推荐与主流价值传播的融合策略，以及用户参与互动对意义建构的影响方式等。
总之，主题出版实践模式的持续创新，推动理论研究从传统的“文本—受众”框架转向将知识视为可数据化、可体验的流动网络，理论焦点从“意义传递”转向“媒介化生成”。这种实践与理论的互动，形成了“实践创新—理论扩容—实践升级”的良性循环，推动主题出版在时代发展中持续焕发新的活力。
2 主题出版实践促进出版理论建设的三个维度
主题出版是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其“导向性和选择性”“历史性和现实性”“学术性和大众性”三重特性的统一代表了主题出版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亦为出版理论建设提供了价值锚点、时空坐标与传播逻辑，推动出版理论从单一维度的经验总结，迈向多维度协同的体系化建构，最终实现理论对实践的精准指导与前瞻引领。
2.1 锚定“导向性和选择性”的价值统一，筑牢出版理论的价值根基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崇高使命，也是主题出版的重要导向之一。新时代主题出版必须肩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使命任务[2]，深入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推动出版融合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思想保障和智力支持。主题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创新实践和发展，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理论的先锋队和主力军。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题出版工作始终是党出版工作的重中之重。[3]职是之故，政治导向性是主题出版最为鲜明的特征。主题出版对出版业内容生产和文化传播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形成“一锤定音”“一呼百应”的强大主导力。而主题出版的选择性既要坚守政治方向的“刚性约束”，又要提升文化表达的“柔性渗透”，还要兼顾市场传播的“有效覆盖”。
导向性与选择性相统一是主题出版的核心命题，其理论内涵与实践逻辑贯穿于意识形态建构、文化价值传播与社会共识凝聚的全过程。主题出版的“导向性”是灵魂，决定出版活动的价值方向；“选择性”是方法，实现导向价值的精准落地，二者的统一构成出版理论建设的核心价值准则，确保理论既“不偏航”又“接地气”。作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二者共同形塑着主流价值传播的深度与效度。
在理论根基建构中，需以“导向性”统领“选择性”，以“选择性”践行“导向性”。一方面，将导向性转化为理论的价值内核，明确出版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立场，在出版功能理论中强化“意识形态引领”“文化传承创新”的双重定位。另一方面，以选择性丰富理论的实践维度，将导向性的宏观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内容选择标准。从救亡图存（如《苦难辉煌》）、脱贫攻坚（如《摆脱贫困》）、科技创新（如《科技改变中国》）到生态文明（绿色奇迹塞罕坝），从红色基因传承（如《号角：红色印刷记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如《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主题出版物内容选择始终遵循“国之大者”的价值坐标。《火种》通过历史叙事的当代性重构，将革命历史转化为青年群体可感知的精神图谱，这种选择性不仅体现在对史料的甄别与阐释，更体现在价值立场的鲜明表达，彰显了“以文化人”的导向功能；《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的内容选择既保持了理论深度，又通过“短、实、新”的文风创新突破了传统理论读物的传播瓶颈，这种“去说教化”的选择策略，本质上是对传播规律的尊重，更是导向性在传播层面的创造性转化。二者的统一，使出版理论既具备鲜明的价值立场，又拥有指导实践的具体方法。
2.2 把握“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体系统一，拓展出版理论的内容纵深
主题出版作为承载国家意志、传播主流价值、传承文化根脉的核心载体，其本质是对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发展主题的学理化呈现与大众化传播。历史性构成了主题出版的精神底色，它要求出版活动必须扎根历史土壤，从文明演进与社会变革的纵深中提炼核心议题。时代性则赋予了主题出版鲜活的生命力和鲜明特征，它要求出版活动必须紧跟时代步伐，回应时代课题，满足时代需求，将历史智慧转化为解决时代问题的思想资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催生了新的出版主题——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价值、传播国家发展伟大成就、凝聚民族复兴共识成为主题出版的核心任务。这种时代诉求推动主题出版实现从“历史回溯”到“现实观照”的转化。
唯有厘清历史脉络，才能明晰时代方位。“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体系统一，既是主题出版的内在逻辑要求，也是其突破内容同质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密码。深入把握这一统一关系，方能推动出版理论向历史纵深与时代前沿双向延伸。二者的统一为出版理论建设提供了时空坐标，推动理论既“有根脉”，又“有活力”。浙江人民出版社通过打造《之江新语》《红船精神问答》等著作，追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萌发轨迹，使时代命题获得了深厚的历史背书。
在理论根基建构中，需以“历史性”滋养“时代性”，以“时代性”激活“历史性”。一方面，将历史性转化为理论的价值内核，明确出版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将“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根本立场，在出版功能理论中强化“历史传承”“时代创新”的双重定位。另一方面，以时代性丰富理论的实践维度，将历史性的深厚积淀转化为回应时代问题的有力武器。从革命战争时期的《红岩》，到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文选》，再到新时代的《摆脱贫困》，主题出版物始终紧扣时代脉搏，积极回应时代需求，使出版理论既具备深厚的历史底蕴，又拥有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2.3 实现“学术性和大众性”的传播统一，提升出版理论的实践效能
只有严谨的理论论证和学术态度，才能让主题出版物的内容站得住脚、经得起历史的检验。[4]学术性除了能够为主题出版提供新鲜、深刻的思想参照，还能为主题出版的重大选题提供科学论证和逻辑分析，否则，主题出版物内容的科学性将受到质疑。学术研究给主题出版注入了理性，史论结合，论从史出，从而让主题出版更具有说服力。[5]以“中国式现代化”主题为例，其学术生产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领域的概念解构与关系阐发，既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自洽，又需融入各学科前沿研究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基，打破西方现代化理论的话语垄断，构建了兼具历史厚度、理论高度与实践温度的中国式现代化阐释体系。其价值不仅在于理论创新，正如相关学者评价，该书是“用学术讲政治的典范”，标志着中国学界在现代化议题上从“话语依赖”迈向“话语自主”的关键突破。
主题出版和学术出版的最大不同在于叙事方式，学术出版注重思想的深刻性，讲究逻辑的缜密性、语言的精准性、观点的创新性和思维的抽象性，其面向的群体多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群体为主。而主题出版主要是为了引领时代课题，引导大众认知，面向更广泛的群体，更具有包容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其深刻论断对做好主题出版工作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主题出版物不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更加注重故事的生动性，讲究语言形式活泼、表述通俗易懂、故事情节有趣，内容鲜活、冒着热气，既要有意义也要有意思，能让大众喜闻乐见、爱不释手，从而起到润化于心、思想引领和情感凝聚的根本作用。《漫画百年党史·开天辟地》《半小时漫画党史1921—1949》《半小时漫画中共一大》采用生动活泼、老少咸宜的漫画形式和故事化的叙事方式，系列作品火爆出圈，使党史主题内容更易于被广大读者接受和理解，也实现了党史文化的有效传播和成功破圈。
主题出版的“学术性”是品质保障，决定内容的深度与可信度；“大众性”是传播目标，决定内容的覆盖面与影响力，二者的统一为出版理论建设提供了传播逻辑。在理论实践路径中，需构建“学术深度与大众传播”双向转化的理论桥梁。一方面，以学术性夯实理论的专业基础，强调主题出版内容的学术规范与思想深度，将“专家论证”“史实核查”“学术创新”等要求纳入主题出版质量理论体系，确保理论指导下的出版实践兼具思想性与科学性。另一方面，以大众性拓宽理论的传播边界，研究“学术内容大众化转化”的规律与方法，将学术话语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的叙事语言。二者的统一，使出版理论既具备专业领域的学术权威，又拥有大众层面的传播活力，形成“学术引领—大众共鸣—社会共识”的理论实践闭环。
3 出版理论激活主题出版实践升级新动能
主题出版的创新实践与出版理论建设呈深度互促关系：前者为理论发展提供鲜活的实践样本与实证依据，后者则为行业升级注入系统性的理论指引与动能支撑。作为兼具文化、经济、政治、技术多重属性的复合型行业，出版业的理论建设需依托出版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理论融合赋能，而这种跨学科理论创新又能反哺并激活主题出版实践的高质量升级。
3.1 出版理论引导主题出版内容品质升级
2018年8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融媒体与主题出版研究院发布的《主题出版发展报告（2018）》，对主题出版概念的核心内涵与外延作出创新性阐释[6]，建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立为新时期主题出版核心内涵。这一内涵拓展既在理论层面契合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在实践层面推动主题出版实现重要跃迁，使其形成涵盖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科技文化等多元元素的格局，既包含节点式主题出版，也纳入常态化主题出版策划。其中，科技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类等重大主题出版项目，以将宏大主题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内容的实践，为选题策划优化、价值导向把控、意识形态功能落地提供了优质案例，成为理论引导下主题出版内容品质升级的重要体现。
在科技文化维度，理论突破为科技类主题出版注入强劲发展动能，推动其实现优质选题数量持续增长、选题定位更趋专业化与特色化，并形成“三个转化”实践路径：其一为重大工程的知识转化，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大飞机出版工程》为例，该书通过系统性内容输出填补我国大飞机领域信息资源空白，为大飞机研制工作提供关键知识支撑与决策参考；其二是科研成果的传播转化，如《大国重器：图说当代中国重大科技成果》，以通俗化表达走进大众尤其是青少年知识空间，让国之重器的科技魅力触达更广泛的群体；其三是科学家精神的价值转化[7]，《科学与忠诚》《百位著名科学家入党志愿书》《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等著作，借助科学家事迹传递报国情怀，构建起跨越时空的“科学报国”情感联结。与此同时，科技类主题出版的理论自觉不断深化，形成对自身价值、发展规律及实践路径的系统性认知——在实践中始终遵循“科技逻辑”与“出版规律”双重法则，既精准追踪科技发展脉络，又严格契合内容生产、传播与接受的出版规律，实现科学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同时积极探索出版学、科技史、科学哲学、传播学等多学科交叉应用，例如以科技史理论梳理出版内容历史脉络、借传播学理论优化科技知识传播路径，这些理论探索为科技类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想指引与路径支撑，进一步夯实了主题出版内容品质升级的科技维度基础。
在传统文化维度，“传统文化升华型”主题出版概念的提出[8]，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两个结合”理论创新形成历史共振。随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基因深度交融，主题出版成为解码“第二个结合”的文化密钥——这既是出版界的使命担当，更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实现创造性转译的重要载体。在此背景下，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脱颖而出，成为出版社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推进改革创新、实现硬主题“软着陆”的关键路径，不仅为自身塑造发展新优势，更给传统文化传播注入新活力。从内容来看，此类出版物涵盖传统手工艺（《徽墨里的中国故事》）、古文典籍（《藏在典籍里的中华美德》）、遗迹文明（《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口述自传》《六千里运河二十一座城》）[9]等多元题材，凭借受众广泛、生命力强的特点，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传统文化传承与当代转化的核心载体，传统文化主题出版通过内容创作激活文化基因、赓续历史文脉，服务文化强国战略。与一般文化传承不同，传统文化主题出版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建构功能，并非简单复刻古籍，而是以出版为纽带重构文化认同。吉林科技出版社《那时风动，此时心动——〈清明上河图〉里的传统文化》《中国制造的文化基因：宋应星与〈天工开物〉》便是典型实践，前者让年轻人在解读《清明上河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接受“宋韵”文化的现代诠释，后者挖掘传统科技典籍中的文化密码，生动诠释了出版对“创造性转化”的精准把握，即将历史场景转化为当代生活可感知的文化体验。
站在“两个结合”理论高度审视，传统文化主题出版的探索本质上是一场文明基因的现代解码工程。[9]其理论自觉源于对“两个结合”的深度阐释，要求从文明基因中提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表达，进而构建系统性话语体系，例如从《周易》“变革”思想中探寻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共鸣，从《礼记》“大同”理想中挖掘与共产主义的价值呼应。这些理论自觉与探索，既是对传统文化主题出版实践经验的总结升华，也为其在新时代实现守正创新提供了思想引领与方法论指导，持续推动主题出版在传统文化维度的内容品质升级。
3.2 传播学理论引导主题出版传播效能升级
“受众理论”“效果理论”“场景理论”“具身传播理论”“国际传播理论”等为主题出版传播效能提升提供了方法论支撑。如有的主题出版物在内容上依然偏重理论性阐释和政策性宣讲，对受众的实际需求和接受情况关注较少。这类题材作品的实际影响范围往往局限于文化程度较高、专业学术水平较高的人群[3]，与“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和要求还存在差距。受众细分引导出版机构根据读者的年龄、职业、阅读习惯等特征，对主题出版内容进行“分众化传播”；场景理论则引导主题出版突破“单一渠道”传播，构建“场景化传播矩阵”，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阅读需求；国际传播理论中关于翻译策略、文化折扣、海外营销渠道等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实践者更有效地策划具有国际视野和共通话语的主题选题，创新国际合作出版模式，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如“跨文化传播”“话语权力理论”等引导主题出版“走出去”实践突破“文化折扣”困境，也凸显了主题出版“走出去”效果评估的特色。传统出版效果评估多以“发行量”“销售额”为重要指标，而主题出版物尤其是外向型主题出版物的“走出去”实践则应更注重“价值传递效果”与“社会影响效果”。如将“读者反馈”“媒体评价”“社会影响力”纳入评估体系。这些推动出版效果评估理论从“单一量化评估”向“量化+质化”的综合评估转变[10]，构建了“传播广度—互动深度—价值认同度—国际影响力”新型评估模型，既丰富了出版理论的方法体系，也为调和“传者中心”与“受者中心”的矛盾、实现从“走出去”到深度“走进去”的跃升，提供了关键的理论支撑与路径启示。
总之，理论引导效果评估从“简单统计”走向“综合研判”。理论界构建的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传播效果模型等，为出版社评估主题出版项目的综合价值提供了科学工具。主题出版实践不再满足于发行量、码洋等经济指标，事实上，对于早期比较常见的主题出版系统发行模式而言，简单统计发行量来衡量主题出版传播效能的方式也愈加不适应新时期丰富多元的主题出版发展现状，随着引入社会影响力、媒体转载量、读者口碑、学界评议等多元效果评价维度，通过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效益评估机制，理论将更科学地指引未来的出版实践。
3.3 经济学理论引导主题出版产业生态升级
在新时代的浪潮下，主题出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理念革新是关键。传统的主题出版思维和观念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迫切需要突破固有认知的束缚。出版理论为主题出版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方向指引。
主题出版在全产业链运营方面还处在起步阶段，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主题出版全产业链运营理念缺失、主题出版优质IP资源的稀缺、主题出版经营模式的落后等。出版经济学理论糅合产业融合理论和价值链延伸理论，为主题出版产业升级发展提供了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论支持和分析框架，促使主题出版突破传统的边界限制，积极拓展题材边界与内容版图。通过与其他产业的深度融合，主题出版能够挖掘更多元化的内容资源，创造出更丰富的产品形式，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产业融合理论引导主题出版突破传统出版边界，与文创、文旅、教育等产业深度融合，构建“主题出版+”产业生态。引导出版机构超越将主题出版视为阶段性政治任务的短期行为，转而树立长期主义思维，将其作为构建出版社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形象的战略支点，精心规划产品线，形成独特的出版风格和品牌识别度；价值链延伸理论则引导出版机构从“内容生产”向“内容服务”延伸，构建“全价值链服务体系”[11]，使主题出版从“单向内容传递”转变为“双向价值服务”。在理论引导下，主题出版产业生态力求实现从“单一出版”向“多元融合”的升级，它引导实践者积极运用AR/VR、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阅读体验，开发数据库产品，构建知识服务平台，推动主题出版从单一的纸质书，向结合融媒体图书、音频、视频、文创产品、线上活动、线下研学等文旅活动于一体的“复合型知识产品”升级，产业竞争力从而得到显著提升。
总之，做好主题出版，理念先行，什么样的理念就会催生什么样的产品。新时代主题出版有必要突破固有思维认知和旧有观念，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宽的研究视野、更广的认知维度、更大的实践力度，拓宽题材边界与内容版图，探索和重构适应新时代的主题出版理论体系、行业范式、产业模式和出版格局。[3]
4 出版理论与主题出版实践的协同共进
近年来，国内外出版学呈现出显著的交叉融合与创新升级趋势，其知识体系逐步突破传统框架，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延伸。在这个过程中，主题出版的实践需求将倒逼出版理论创新。技术与人文的平衡、学界与业界的联动、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融合，将成为关键破题点。其次要关注技术驱动的深度变革，密切关注生成式AI、大数据、元宇宙等新技术对主题出版内容生产、形态创新、传播模式带来的颠覆性影响，前瞻性地将其纳入学术研究和教学。如人工智能技术已深度嵌入从选题策划（数据挖掘与用户画像）、内容生产（AI辅助写作与校对）到分发营销（算法推荐与智能推送）的出版全流程。总之，AI技术将为主题出版注入新动能，在深化技术与人文的交叉融合方面，可依托“新文科”理念，构建“主题出版+人工智能”等跨学科课程模块，培养具备技术预判与人文洞察力的复合型人才。在“新文科”建设理念指导下，主动打破学科壁垒，将主题出版研究置于更广阔的人文社科、技术发展背景下进行。
主题出版实践是出版学科建设和理论构建弥足珍贵的资源。对于出版学术界而言，应更加深入地“沉”到实践一线，克服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短板，增强问题意识，勇于理论创新，构建起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眼光的出版学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波澜壮阔的主题出版实践提供坚实的思想支撑和理论指引。而主题出版实践则应更加自觉地拥抱理论，主动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策划、生产、传播的实践智慧，打造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主题出版精品。
5 结语
主题出版实践与理论的深度融合，绝非简单叠加，而是双向赋能的进程。唯有实现“实践促进理论”与“理论引导实践”之间的良性循环，方能推动主题出版从高原迈向新高峰，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为文化繁荣与理论自信贡献出版界的独特智慧。面向未来，我们应致力于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出版理论体系，推动主题出版事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建设贡献更大的出版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