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作为重要内容，提出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当前，出版业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面对数字技术的深度演进和用户需求的日益多元化，正经历着一场深刻变革。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已成为出版业转型升级、践行好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必由之路。这种融合不仅是内容与技术的简单叠加，更是要素的重构、流程的再造与生态的重塑。近年来，在推进出版融合发展的探索中，“内容+平台+服务”已成为一种较为通用的模式，该模式以优质内容为核心，以数字化平台为载体，通过延伸知识服务、用户运营和场景化应用，正在推动出版业构建起一个与数字时代相适应，开放、互动、可持续的知识服务生态体系，推动出版功能从知识传播到价值创造的新跃升。“十五五”时期，出版业面临文化强国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本文旨在就“内容+平台+服务”的融合发展模式进行阐释和分析，为出版业在数字化时代增强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履行文化建设的职责使命提供参考路径。

出版作为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在担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责无旁贷、重任在肩。而践行好这一使命，就必须紧跟时代步伐，既要善于捕捉技术变革带来的机遇，更要主动应对用户需求变化和市场竞争带来的挑战。

出版业传统的商业模式比较单一，主要是以图书为中心的生产销售模式——出版社编书，印刷厂印书，书店卖书，盈利主要来自实体图书的印刷与销售，缺乏对数字产品、增值服务或用户生态的深度开发。但在数字化浪潮的冲击下，图书出版作为出版人最拿手的看家本领，其表现形式已经无法很好地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其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传统出版流程较长、各环节生产严谨，在对文化热点呈现的即时性、实效性方面相对滞后，难以适应数字时代快速变化的信息需求。第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让信息的生产效率与传播速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但同时也催生了信息爆炸，带来了信息选择与过滤的难题。比如，仅就我国每年出版的图书而言，数量就达到50万种之多 ^[1]。一本书要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脱颖而出，可以说十分困难。第三，随着数字技术在文化领域的深度应用，以沉浸式体验、交互性为特征的新型内容形态正在兴起，并逐渐成为潮流，相对而言，纸质图书单一的表现形式在传播效果和用户黏性方面都存在短板。第四，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深度、系统的沉浸式阅读正在让位于快速、跳跃的碎片化阅读，读者注意力的分散和阅读耐心的下降，使得传统出版物难以维持原有的市场吸引力。而数字技术在带来信息便捷的同时，也让大量虚假、片面、误导性的信息得到传播，有些人为了吸引眼球、博取流量，不惜编造谣言、夸大事实；还有些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被断章取义，失去了原本的真实性。在已经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这些内容若被用作训练语料，可能引发以讹传讹的连锁反应。

挑战的另一面是机遇。数字技术在冲击传统出版模式的同时，也为出版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全新可能。一是内容的呈现形态更加多元。借助数字技术，出版内容已不再局限于文字，而是可以融合图像、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呈现出更加丰富、立体的知识图景。二是内容的生产方式更加智能。AI技术的应用，使得从选题策划、编辑加工到营销推广的全流程智能化成为可能，极大地提高了出版效率。三是内容的传播路径更加精准。通过大数据分析与算法推荐，出版物可以实现从“人找内容”到“内容找人”的转变，精准触达目标用户，提升传播效率与用户黏性。数字技术正在构建一个以用户为中心的出版生态，让内容的传播更高效、服务更贴心，也为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四是用户参与更加深入。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内容的传播方式，也让用户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内容共创的参与者。通过社交平台、在线社区等互动渠道，读者能够参与到内容创作、评价与传播的全链条中，形成了“人人皆可参与、人人皆可创造”的新型出版生态。这种互动性不仅增强了用户的归属感和黏性，也为内容的持续优化与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在技术与内容深度融合的背景下，出版业正逐步实现从“以书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转变，推动知识服务向更加个性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的深度应用，人们学习知识和接收信息的渠道日益多元，数字阅读、在线课程、知识服务等新兴形态迅速崛起，出版机构必须跳出单一产品思维，向用户思维、服务思维转变，积极构建文化和教育服务的新样态、新模式。其中，“内容+平台+服务”便是一种很好的探索。

笔者认为，数字时代的出版内容应当由两大部分构成，一个是图书，一个是课程。对于图书，所有人都不陌生，而说到课程，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教育领域的“课程”概念，它是有数智支撑、有场景构建的内容新形态，它可以提供知识服务、情绪价值，赋能文旅研学，畅通创意源泉。形象地说，它就是IP产业链上的文化预制菜。比如，河南漯河舞阳地区有农民画的传统，这种画带有浓郁的乡土风情。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充分发掘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与漯河市联合开发了“学画舞阳农民画”研学课程，在取得良好反响的基础上，以“舞阳农民画”为主题的图书《希望的田野》也应运而生，而且实现了俄语、泰语、蒙古语等多语种出版，“舞阳农民画”不仅随之出海远航，与农民画相关的周边文创也得到市场格外青睐。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课程作为活化内容的载体，其流通正在成为出版界的新业态。以中原出版集团为例，近年来，集团建立了以课程研发为核心的内容建设新机制，集全公司系统之力，深度挖掘中华优秀文化元素和河南特色产业元素的精神力量、时代价值，围绕“教育+文旅”，研发各类实践课程、研学路线和配套文创产品，用出版人新时代的表达方式，履行好新时代的文化建设职责。截至2025年底，公司系统已研发课后服务课程、研学实践课程、校本课程等各类课程资源295门，其中“最美出版研学——走进中原出版圆梦‘小出版家’”“追溯汉字起源探寻甲骨奥秘”入选全省研学实践教育精品课程，“面塑棋遇记”等34门课程在省级中小学学科综合类校本课程建设案例评选中分获一、二、三等奖。

笔者认为，课程有三大功效。一是它促进了资源开发。课程研发围绕着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现实，一方面形成了五育并举的素材，助力教育教学培根铸魂、启智增慧，另一方面把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篇章转化成出版产品加以弘扬传播，可谓一举多得。二是它锻炼了编辑队伍。课程研发的过程，就是编辑由单一的文字加工者向复合型的项目经理人升级的过程。“舞阳农民画”项目的编辑们打破了传统的出书模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体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这都较好解决了当前编辑培养的痛点。三是它提高了图书价值。课程如果来自图书，就节省了课程研发的成本，课程如果转化为图书，那么课程运行中的教学相长，就会成为后续图书出版的宝贵资料，让精品出版更有质量。

就出版业而言，传统的服务主要是围绕出版物展开的一系列服务性活动，以阅读服务为主，比如名家分享会、文化沙龙、惠民书展等主题阅读活动等。而如今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出版服务已逐步向围绕课程的场景化、体验式延伸。长期以来，出版业把服务对象称为“读者”，但在深度融合的数字出版时代，称为“用户”似乎更为贴切，这不仅仅是称谓的变化，更是技术发展助推了服务理念的升级。首先，这是传播形式的变化所致。刚才已经谈到，数字出版让传播由单向变为互动，受众不再是静默的“读者”，而是扮演着更为多元的角色——既是内容的消费者，也是传播者，甚至是创作者。比如，在各类新媒体平台上，评论区、弹幕的金句层出不穷，有的甚至比原创内容本身还要精彩。其次，这是文化业态的变化所致。随着新技术的推广，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正成为潮流，倒逼着出版不能只局限于纸质或屏幕。出版人不仅要为用户提供丰富的“有字之书”，也要通过新的场景营造生动的“无字之书”，使用户在场景中感知文化魅力、激发文化兴趣，进而通过寻找图书进行更为深入的阅读学习，形成从场景到阅读、从阅读到新的场景的螺旋上升。这种螺旋上升，也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就是“实践—认识—实践”过程的一种生动诠释。

近年来，清明上河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持续出圈，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沉浸式体验，更重要的是，它们的火爆自然而然地助推了河南文史类图书的出版和传播，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阅读和场景服务中得以有效触达人心。而从出版出发，也有许多成功做法。比如四川文轩的“元宇宙东坡藏书房”以苏东坡和三苏文化为主题，以数字技术重现宋代书房环境，用户可以身临其境地赏析苏东坡的诗词名作，进行在线交流，让阅读穿越千年 ^[2]。为了更好地激发受众的文化兴趣，中原出版集团把书中最有价值、最有教育意义的内容转变成场景和沉浸式体验，并充分发挥遍布全省的书店场景优势，以打造“校外五育并举的体验中心”为目标，积极拓展书店研学活动。2024年以来，全省新华书店围绕“二十四节气”“电的魔法王国”等主题，集聚书店研学课程165门，年均开展研学活动6000余场，覆盖学生20万人次。开封、洛阳新华书店在场地景观的基础上，分别结合宋文化、唐文化，创新开发了“风雅梦华”“洛水寻仙”沉浸式剧本研学项目，通过情节任务的设置、场景道具的搭建、演艺人员的植入，让孩子们通过角色扮演参与其中，在“故事”中完成学习探究，不仅更深入地了解了书中的内容和历史，也有效激发了阅读驱动力。集团在郑州打造了集图书市集、科技体验、沉浸剧场、线下社交于一体的“理在·阅空间”，依托四大主题剧场定期开展“书本剧研学”活动，孵化了《红旗渠水到俺村》《焦裕禄之歌》等红色书本剧，得到孩子和家长们的广泛好评，拓展了红色研学、思政教育的新模式。

随着数字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平台在出版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第一，它是资源汇聚与分发的枢纽，为活化内容、回归阅读精准匹配课程资源、图书资源和场景资源。而且在供需对接方面，能根据市场动向，合理调整供给，同时引导消费、创造需求。第二，平台是数据沉淀的中心，这些数据是数字化时代出版人的重要资产，不仅可以大幅提升内容的触达效率、增强用户黏性，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数据将是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的重要语料，是驱动出版业数智化升级的重要基础。第三，平台是产业生态系统的桥梁，能够广泛连接出版业上下游资源，甚至跨越行业边界，打破空间限制，促进出版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构建协同创新的产业生态圈。在“内容+平台+服务”的模式中，平台就如同基石，为内容与服务的不断升级提供坚实支撑。

在平台的探索与实践方面，出版业近年来不乏一些成功的案例。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在传统阅读项目上，开发了图书垂类大模型，打造了书天堂AI新阅读平台，上线了AI数字人伴读、富媒体资源库等功能。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的国际中文智慧教学平台内嵌大语言模型工具，实现智能出题、大数据学情分析、个性化教学等功能，为海内外中文学习者提供了高效、沉浸式的学习体验 ^[3]。近年来，中原出版集团聚焦主业主责，在平台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布局。文化服务方面，高质量建设、运营书香河南公共文化平台、百姓文化云、云书网等三大文化服务平台，搭建了“在线、在手、在场、在云”的全场景阅读体系，为用户提供了精品电子书、有声书等海量的阅读内容和个性化的阅读服务。教育服务方面，打造了河南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课后服务智慧云平台、研学实践智慧云平台等矩阵。目前，河南省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已上线备授课资源5万多份，实现了对新课标新教材的全面支持，并建立了完善的数据采集、存储和分析系统，能够实现为学生“精准画像”，因材施教。课后服务智慧云平台实现了“课前—课中—课后”全链条服务闭环，支撑1.7万余所学校超百万学生实现双师课堂。

编辑是出版过程中的核心角色。优秀编辑的能力，体现在策划出版一批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思想佳作上，体现在一部部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精品力作上。这些优秀出版物不是坐在家中等来的，它们像璞玉，需要编辑扑下身子，投身于火热的社会实践中，以敏锐独到的眼光去发现。但在传统出版领域，大多数编辑从事的是来料加工式的工作，角色更像是裁缝或者助手，而不是创意的策源者。正如前文提到的，数字时代的编辑，应当突破传统思维的边界，由单一的文字加工者转变为复合型的项目经理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采风体验，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在全民创作与全球化竞争的时代，优质内容的提供者更为多元，出版机构与作者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依赖传统编辑经验选取内容的方式可进行升级，比如借助算法评估作者的文字风格、知识储备和叙事潜力，从而快速锁定有培养价值的创作者的“数据+人工”筛选模式，就要求编辑必须具有数据分析能力、文化鉴别能力与充分的判断力，能够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到有效信息，发现优秀作者与优质资源，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引领阅读风尚。编辑需要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持续学习与提升，善用科技赋能出版工作，积极拥抱AI、区块链、知识图谱、大数据等新技术，关注新的出版模式和媒体平台的发展，通过创意策划不断丰富文化服务场景，创新内容表达方式与呈现形式。编辑要具有全方位视野和全流程把控能力，通过跨行业跨领域的融合，拓宽出版边界，实现内容的多元化与互动化传播。比如，大象出版社时刻关注并研究国家重大战略和决策部署，2021年11月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一颁布，社内编辑立刻展开策划，从儿童文学的角度入手，邀约名家组织了“我的国家公园”丛书选题。2022年4月相关热点进一步升温后，大象社的图书《秘境回声》已经面世了。随后，编辑们还充分利用新媒体手段，展开立体化营销宣传，拍摄了精美的宣传短视频，在新书预告、线上销售和媒体报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书获得了包括2022年度“中国好书”在内的多项荣誉。

数字时代的浪潮重塑了出版的形态，其核心流程正在从传统的“编而后传”向“先传后编、边传边编”演进。这一改变绝非对传统的简单背离，而是基于数字技术特性的一次深刻优化。首先，它拓展了触达用户的方式，使知识摆脱物理形态的束缚，极大地提升了信息传播的时效性与敏捷性，增加了图书上市后畅销的可能性。通过成书前的宣传，特别是根据作者特质进行设计包装，如学术型作者通过专栏文章、高校讲座树立专业形象，青年作家借助短视频展示创作日常，吸引年轻读者，跨界作者（如医生、工程师）突出“行业+文学”的双重身份，形成差异化优势，让纸质图书不再成为知识传播的终点，而成为传播的中介点，进一步放大了传播效能。其次，“边传边编”的本质是开放协同。内容发布后，来自全球各地、不同领域的读者可以化身“云编辑”，通过评论、补充、纠错、提问等方式参与其中，注入多元视角，其成果可能远优于单一编辑部的闭门造车。中州古籍出版社基于传统神话典籍《山海经》开发了《山海经：中国神兽图鉴》，以升级创新版的AR技术和虚拟现实交互体验，将虚拟的山海世界与现实相结合，打破了次元壁，为读者带来了裸眼可交互的沉浸式阅读体验。该作品在国内外各类书展上亮相，不断收到用户们的反馈，出版方与作者反复沟通打磨，2025年又开发了《西游记：中国神怪图鉴》XR融合出版物，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立体。目前，两书已实现英语、阿拉伯语、泰语、土耳其语等多语种的版权输出。最后，它形成了宝贵的实时数据金矿。每一次点击、评论都是用户偏好的数据投射，通过分析这些实时反馈，出版者可以精准洞察市场趋势、读者画像和内容效果，从而作出更科学的决策。比如，哪些话题值得深度挖掘？哪些表达方式更受欢迎？这使得内容运营从依赖经验直觉转向基于数据的科学决策，可以极大提升内容的传播效率和影响力。比如，海燕出版社的《强国记——中国知识产权的力量》一书尚未出版，基于图书内容的短视频就已在网上形成热点话题，社内就此启动了“开路先锋盾构机”的科普研学项目，并融合科学、艺术等多学科内容，用讲述、演示、探究、动手做的形式，呈现出12节精彩课程。在研学与课程开发中形成的数据反馈，也完善了图书表达，最终该书入围2024年度“中国好书”，取得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十五五”时期，文化繁荣发展被赋予更高期待，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迸发成为时代命题。对于出版业而言，“内容+平台+服务”作为推动出版深度融合的一种模式，可以促进优秀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更多元的形式触达更广泛的受众，提升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但构建好、运营好这一模式，还需要持续深化技术赋能与机制创新，强化全链条的协同作用。

出版单位的传统优势是图书，在课程开发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近年来虽然依托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和外部专家资源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未形成系统化、标准化的开发流程。未来，面对新旧动能转换的迫切需要，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内外部优质资源，着力构建科学完善的课程建设体系，加快培育出版业新质生产力。比如内容方面，应聚焦国家战略与文化建设要求，做好中长期课程内容规划，从通识类课程不断向具有地方特色文化、代表地方特色产业的工业研学、农业研学、文旅研学等课程延伸。研发力量方面，应积极拓展与专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引入教育专家、技术专家与一线教师参与内容设计，提升课程的科学性与实用性。机制方面，应探索建立课程知识产权保护与转化机制，推动优质内容资源的多形态开发与跨平台传播，同时构建课程研发、使用、评价与反馈的闭环机制，实现动态优化与迭代升级。

场景与课程密不可分，直接影响课程受众的沉浸感与参与度。“十五五”时期，科技、文旅等行业都将迎来更加快速的发展，也必将为文化体验场景的创新提供更多可能、开拓广阔空间。在场景构建方面，新华书店具有丰富的空间优势和文化资源优势，比如将地域特色文化、特色课程深度融入空间设计，积极推进“书店+研学”“书店+剧场”“书店+科普”等模式，打造集阅读、学习、体验、社交于一体的新型文化空间。文旅结合方面，出版集团可以围绕科学实践、劳动实践、思政教育以及区域特色人文地理、乡土文化等方面，将内容资源优势与名胜古迹、文博场馆、科技企业等场景深度融合，开发主题化、沉浸式研学路线与文化体验项目。通过整合出版内容与实地场景，打造可互动、可感知、可学习的文化体验，让知识传播从平面走向立体。

版权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核心要素与战略资源，是文化企业最重要的核心竞争力。当前，各家出版集团都已将版权运营上升到战略核心位置，着力构建科学的版权管理体系，为可持续发展、提升综合竞争力构建坚实基础。在“内容+平台+服务”的模式中，版权对于打通平台资源整合、延伸服务场景发挥着关键纽带作用。实践中，出版机构可以通过构建版权资源与服务一体化架构，以知识储备层、功能服务层的逻辑整合版权产业核心要素。知识储备层汇聚智力成果与经验沉淀，系统归集领域专家资源、优质版权储备及实践案例素材，形成支撑决策与服务的基础数据库；功能服务层围绕版权全生命周期需求，搭建覆盖权利确认、资源开发、交易流转、价值赋能及数据支撑的全流程服务模块，通过架构化思维实现各业务环节的协同联动，最终构建起具备专业协同性与系统完整性的版权产业基础支撑机制。

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推进文化和科技融合，推动文化建设数智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当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深刻重塑出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推动从内容创作到传播方式再到读者服务的全面变革。就出版业而言，可以充分发挥数据优势，持续探索人工智能在教育服务、文化服务等方面的场景化应用，建设行业应用垂类模型与知识图谱。依托出版优质内容资源，构建起符合自身优势的高质量数据集，为大模型提供更为权威、精准、可信的中文语料支撑，打造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同时，应加大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依托出版编、印、发、供各个业务系统应用的数据，打通内容、用户与市场各层级信息链，实现管理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的决策模式转变。

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当前，在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出版业的产业链条正从传统的线性模式向网状生态演进，打破边界、整合资源，构建价值共生的产业生态，对于出版产业体系的转型升级至关重要。近年来，行业内秉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不求所有，但求所链”的开放合作理念的机构日益增多，通过牵头组建区域性文化产业融合发展创新联合体，整合内容创作、技术支撑、业态创新、学术研究等多元主体资源，形成优势互补、价值共生的产业生态集群。“十五五”时期，创新联合体的建设运营将进一步深化，通过完善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雁阵格局”，对接区域文化教育发展需求，在内容研发、场景重塑、IP打造等方面形成协同效应，推动文化创新创造结出更多成果。

“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被赋予更加重要的使命担当。对于出版业而言，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既是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也是回应时代需求的战略举措。“内容+平台+服务”的融合发展路径，其逻辑是内容为王、技术赋能、服务升级的三位一体。这种模式并非唯一答案，但至少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实践方向。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出版的核心使命——传播优秀文化、传承人类智慧，显得愈发珍贵。在技术不断演进的浪潮中，出版人要努力成为文化市场的一股清流，把认真对待每一本书的理念融入所有的内容呈现，在众声喧嚣中坚守好内容的主流思想、核心价值、权威表达，在共情和体验中引导五官跟着三观走，让学习与娱乐相得益彰，真正以专业精神守护文化根脉，让优质内容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