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科专业建设事关出版强国建设。“十四五”时期，在中宣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出版学界业界的共同努力，出版学科专业实现了开创性和跨越式发展，呈现出一派繁荣发展的新气象。出版各界协同推进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涌现出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模式。然而，随着数智技术的迭代发展，新的出版业态层出不穷，不断冲击传统出版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高校的人才供给与出版业的用人需求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对此，本文总结和梳理“十四五”时期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成效与经验，剖析当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十五五”时期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助力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构建，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跨越。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以下简称“目录”），首次将“出版”（代码0553）列入学科专业目录，可授予博士专业学位 ^[1]，标志着出版学科专业地位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得到了根本性提升，实现了从依附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到拥有独立的最高层次专业学位的突破，这不仅是出版学科专业建设领域的里程碑，更是对出版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的充分肯定。

出版学科专业地位的提升促进了出版业界与学界的资源整合。目前已有多所高校积极推进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实体化建设进程，如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学院等，初步形成“政产学研用”协同共建的出版学科专业生态。同时，出版学科专业地位的提升也推动了课程体系的持续革新，部分高校增设了一批突出交叉学科特色，强化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培养的系列方向课程，如武汉大学搭建“智慧出版”课程模块，设置数字媒体编辑、数字媒介传播、数字叙事理论与应用、数字产品设计与制作等课程进行出版专业人才培养 ^[2]。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通过“业界精英进课堂”“双导师制”“教师赴企业挂职”等机制，强化学界与出版业界的深度互动，初步构建起一支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功底的出版学科专业师资队伍。

“十四五”时期，我国首次构建起覆盖专科、本科、硕士、博士的全学历层次出版人才培养体系，实现了出版教育层次的跃升。出版学科专业进入“目录”，推动了出版学科学位体系的完善，建成了本、硕、博贯通式人才培养机制 ^[3]。尤其是“出版”正式列入文学门类下可授予博士学位的专业类别，打破了长期以来出版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天花板”。培养“懂研究的出版人”和“懂行业的学者”，标志着出版学科专业正式进入国家最高层次人才培养序列。截至2024年10月，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印刷学院、中国传媒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上海理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暨南大学等10所高校获得了出版博士专业学位授予权，并于2025年秋季迎来首批92名出版博士研究生，将成为我国出版领域首批系统接受博士层次教育的专业人才 ^[4]。

出版专科层次人才侧重于技能型、操作型人才的培养，注重编校、设计、印制、数字运营等实务能力的训练，为出版行业提供高技能型人才支持，办学单位如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山东传媒职业学院等。出版本科阶段，编辑出版学、数字出版等专业方向持续扩大布点，强化了“新文科”的建设导向，推动出版与人工智能、艺术学、国际传播、国际商务等方向的交叉融合。“十四五”时期建成的出版“专本硕博”全学历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无论是规模还是结构、质量、制度都得到了系统优化，各层次之间初步形成贯通培养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运用和落实到教学实践中。”^[5]“十四五”时期，在中宣部和教育部指导下，在全国出版学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出版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并处于不断完善之中，为文化强国和出版强国建设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支撑。

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主要体现在出版学理论框架持续完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地位不断强化等方面。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也为认识出版价值的本质提供了根本遵循 ^[6]。出版研究者围绕出版原理、出版功能、出版价值、出版伦理等基础理论问题开展了系统研究。“十四五”时期，出版界创新提炼了一些标识性概念，如“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红色出版”“融合出版”“出版新质生产力”“数智出版”等，逐步成为中国出版学的学术话语。同时，出版学界还加强了对于中国出版史的系统性研究，阐释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梳理红色出版史实，凝练现代出版实践的学理特征，增强了出版学科专业话语的历史底蕴与文化自信。

“十四五”时期，出版智库作为支撑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平台，在政策引导与行业发展的双重推动下取得了显著进展，出版智库从起步阶段的分散化逐步向系统化、实体化、功能化转型。出版智库涵盖了高校、科研机构、出版集团等多种类型，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类型的出版智库体系。同时，助力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服务出版强国建设既是设立高校出版智库的客观诉求，也是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基本价值 ^[7]。2022年起，在中宣部指导下开展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全面推动出版学科专业和出版智库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建设步入新阶段 ^[8]。2022年12月，首届高校出版智库发展高端论坛在安徽大学举办，推动了智库间资源的整合与协同发展，拓展了出版学科专业的实践平台与发展空间。

出版智库功能持续拓展与深化，在政策建言、行业研究、舆论引导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例如，2025年，10家不同类型的出版智库发布了最新研究成果。科研院所型智库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了《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研究》，为我国出版人才发展提供政策建议；高校型智库如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发布了《国际数字出版发展趋势与启示》，为行业前沿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企业类智库如童趣出版研究院发布了《精品童书策划推广研究》，为少儿出版领域的内容创新与营销实践建言献计。此外，出版智库间的协同能力稳步提升，“库企联动”“库库共享”常态化运行。出版智库正逐步从“单点发力”走向“系统协同”，成为推动出版学科专业从理论建构向实践应用转化的重要桥梁，也为数智时代的出版业又好又快发展贡献智慧。

结合新时代发展之需，有关部门协同发力，通过一系列高规格、系统性、前瞻性的政策布局，推动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实现历史性跨越。“出版学”日益从幕后走向台前，出版学科专业从边缘走向中心、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实践探索走向体系建设，已初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大国风范、国际视野的出版学科专业体系。

2020年11月，高等学校出版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组织召开“全国出版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研讨会”，教指委委员和来自高校出版专业的专家学者、出版业界专家共商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发展之计，旨在推动出版学科专业建设。

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发来贺信，希望人民出版社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创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9]。贺信充分肯定了出版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也为出版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建设指明了方向。

2022年是足以载入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史册的年份。2022年7月，首届全国出版学科共建工作会在北京大学召开，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印刷学院5所高校分别与中国出版集团、中国出版协会等签署共建协议，新设出版学院或出版研究院，贯通了“政产学研用”，共同推动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新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将“出版（0553）”正式列为可授予博士专业学位的学科类别，出版学科地位的正式确立，标志着出版学科首次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获得独立身份。这不仅是对出版作为知识传播与文明传承核心作用的认可，更是对出版学理基础与专业价值的认定，为高层次出版人才培养奠定了制度基础。2023年12月，为系统总结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经验，进一步加强对共建工作的统筹指导，提升质量，提高出版学科专业发展水平，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将进一步优化布局，分批次、多层级推进共建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专业自主知识体系 ^[10]。

“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在出版各界共同推动下取得了系统性、深层次的改革与创新。高校作为出版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的主阵地，积极响应国家文化强国、出版强国战略，以出版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核心，以学科专业大交叉大融合为路径，推动出版教育向高层次、复合型、创新型方向迈进。“十四五”时期，出版学科专业实现了从“有论无学”到“学理贯通”的历史性跨越。

面向数智时代，出版人才培养模式持续创新，更加突出交叉融合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各高校依托自身学科专业优势，推动“新文科”建设，持续推进传统出版教育与人工智能技术、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的深度融合。例如，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学院开设“数字出版与技术”“数据挖掘基础与应用”等课程，推动出版人才在技术素养、知识结构与实践能力方面的综合提升。

出版学科专业教材、专著、学术论文与出版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同步推进，更加突出前沿性与中国特色。“十四五”时期，以出版教材编纂为抓手，全力推进中国特色出版学系列教材编撰和出版工作，并积极开展出版学术研究，为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夯实基础。笔者在中国知网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主题词进行检索，共检索到158篇学术期刊文献，其中2021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10日发表的学术期刊文献就有108篇，足见“十四五”时期出版理论和出版教育的创新探索之盛。此外，还有一些出版领域的理论专著和教材面世，如2021年出版的王关义教授的《中国出版业转型研究》，2022年出版的方卿、许洁等主编的《出版学基础》，2025年出版的万安伦教授的《出版学原理》等，越来越多的学术成果为出版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参考。

“十四五”时期，出版业界的深度参与和大力支持是出版学科专业发展的关键力量。政府部门、出版行业协会、出版科研机构、出版单位等都是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主体。从管理学视角看，出版业界是所有开设出版学科专业高校的“客户”，“客户”深度参与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高校共建出版学院或出版研究院，推动“双导师制”落地实施。例如，北京大学与中国出版集团共建出版研究院，并不断深化协同育人。2024年4月，中国出版集团与北京大学举行了深化合作签约仪式暨首届大学生阅读分享活动 ^[11]，为出版学科专业发展提供业界支持。出版业界广泛参与出版教育的举措不仅丰富了出版教育的内涵，也增强了出版人才培养的就业针对性与社会适应性。

出版业界还大力支持高校出版科研创新与智库建设。面对数智出版、融合出版、国际出版等新趋势，出版业界积极参与高校出版科研攻关与人才培养。例如，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大学出版研究院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主要从出版科研攻关与出版人才培养两大方面加强合作 ^[12]。在科研方面，双方围绕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应用、虚拟现实应用等行业热点拓展长期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方面，双方加强在实习实训等方面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此外，双方还围绕中华文化“走出去”、人工智能赋能出版产业转型、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基础教育等主题展开深入交流合作。出版业界依托实体资源和平台优势，与高校共建研究基地、实验室和智库机构，推动出版新技术、新业态与出版学科专业深融，为构建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用”是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终极目标。“十四五”时期，出版各界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共同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

出版学科专业视域下的“用”分为三个层面，即“国家、行业、个人”。一是“用”于出版政策的制定和行业管理，做好“智囊团”。高校作为科研和教学双重职能场域，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整合场，也是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理论研究、政策咨询、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批高校科研团队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出版课题，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咨政报告；二是“用”于出版单位发展。例如，《中原文库》等重大出版工程中均有高校出版学科专业人员的参与；武汉大学承办的“2025年度江苏省总编办主任培训班”“高教社2025年度骨干编辑培训班”等行业培训项目，持续为行业培训骨干人才；三是“用”于出版学科专业学生就业和服务读者的高质量阅读。高校通过优化出版学科专业教学体系，课程增设数字出版、智能审核、融合传播、版权运营等前沿方向内容，强化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培养与国情适应、与时代适配的出版新人，使学生好就业、就好业。同时，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目的是培养高水平出版人才，进而产出高质量的出版物来更好地服务读者，最终目标是助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13]。

“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科专业虽在顶层设计、人才培养、“政产学研用”协同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原创性和引领性方面仍需深化。

一方面，当前有关出版学知识体系的研究仍较多使用西方传播学或图书情报学等相邻学科的范式与方法，真正源自中国出版实践、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话语权的核心理论框架较少。诚如万安伦教授所言，当前出版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亟需在方法论上突破西方范式，将上千年出版文明转化为现代学科话语，在文化强国战略中筑牢学科根基。“十四五”时期，多项政策支持“中国特色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但在关键概念、范畴体系、研究范式和方法论等方面尚未取得系统性突破。例如，在融合出版、数字出版、智能出版等新兴领域，较多研究指向现象描述、技术应用或个案分析层面，对出版本质、价值逻辑和运行规律等的学理提炼需要进一步加强。

另一方面，出版学科专业在回应数智时代重大现实问题方面仍显滞后。突出表现在：“十四五”时期，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数智技术加速重构出版的生产、传播与消费模式，催生出一系列新业态。以ChatGPT和DeepSeek为例，它们的本质是提高人脑对各种信息资料进行收集、整理、计算、分析等能力的智能工具，是为人脑“观念建构”提供丰富、精准的方案、图式等资料或条件等的工具体系 ^[14]。2022年11月OpenAI发布能够对话的GPT-3.5；2023年3月14日，OpenAI推出GPT-4；2025年2月，OpenAI推出GPT-4.5。截至2025年2月，DeepSeek App的累计下载量已超1.1亿次，周活跃用户规模最高近9 700万，有超200家企业宣布接入DeepSeek。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迭代发展将重塑出版业的未来图景，形成从数据驱动到智能革命的发展态势 ^[15]。面对强烈的数智冲击，对出版边界、版权归属、伦理规范等核心问题的前瞻性、系统性理论研究有待加强。

“十四五”时期，出版新技术厚积薄发，出版新业态层出不穷。然而，出版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与教学体系更新稍显滞后，未能紧跟数智时代出版深度融合与技术革新快速发展的步伐。当前受限于数智型出版师资培育速度落后于技术迭代速度，部分高校的出版学科专业仍是传统课程体系占主导，数智出版、融合出版等前沿课程内容供给不足。尽管多所高校在出版硕士、博士点建设中增设了“数字出版”“人工智能与出版”“数据科学与出版应用”等方向或课程，但多数课程仍停留在理论介绍层面，深度与广度不足，缺乏与行业实践紧密结合的案例教学和项目驱动式训练。尤其在AIGC、大数据分析、元宇宙出版等新兴领域，课程内容更新的速度明显落后于技术迭代和业态嬗变。

此外，当前课程内容与出版实践存在一定脱节。出版业界已处于“内容+技术+运营”多维融合转型的关键阶段，出版单位迫切需要具备跨界能力、数智素养和运营思维的技术型、创新型、国际化的出版人才。然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教育规律与当下出版单位真实迫切的用人需求成为高校出版学科专业招生培养就业和课程设置的一项挑战。出版学科专业本质上具有强交叉性和显著的实用性，需融合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知识。尽管“新文科”建设突出学科交叉，但就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现实而言，新兴的“人工智能与出版”等前沿方向仍处于探索阶段，课程体系和教材建设仍在摸索之中。同时，高校间课程资源的共享机制尚不健全，优质出版课程资源尚未完全实现跨校互通，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版学科专业整体课程质量的提升。

出版学科专业师资多元化是贯通“政产学研用”的重要路径。“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出版学科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广招天下英才共谋出版学科专业建设，推动师资结构多元化，但仍存在短板，制约着出版学科专业高质量发展和数智时代出版人才的系统培养。

一方面，当前出版学科专业师资队伍的学科背景仍以传统的文科为主，具有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的教师占比较高，而具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人工智能、设计学、管理学等交叉学科背景的教师比例偏低。出版学科专业教师的学科背景过于单一，难以适应数智时代出版业对“文化+技术+运营”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当下出版业正经历从“内容生产”向“智能传播”“知识服务”“生态运营”的转型，亟须具备跨学科视野和跨领域实践能力的师资队伍。

另一方面，出版学科专业师资队伍中具备出版实践经验的“双师型”教师比例仍有提升空间。尽管现在多所高校通过聘任业界导师、开展挂职锻炼等方式增强出版实践教学力量，但常态化、系统化、规模化的“学界—业界”双向流动体系尚未完全建立。部分教师缺乏对出版一线业务，如AIGC应用、数字产品开发、版权运营、出版用户数据分析、出版企业管理等的深入了解，导致教学内容与行业实践之间存在一定脱节。同时，国际化师资和高水平领军人才的引进与培育仍显不足。出版学科专业建设要实现“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必须拥有一批具备国际视野、熟悉国际出版规则、能够进行国际学术对话的师资力量。

“十四五”时期，出版学科专业建设虽在国内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但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仍显不足，在全球出版教育、标准制定、学术交流平台搭建等方面的影响力与中国作为出版大国的地位尚不匹配。

当前，我国出版学科专业的国际学术能见度有限。虽然国内已涌现一批较高水平的出版科研院所和智库，几十家单位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智库高质量建设计划，但科研成果多以资政报告、行业报告等形式为主，服务于出版管理政策的制定与出版产业发展，系统化的科研成果国际发表与传播机制还有待加强。此外，在国际主流出版学期刊中，由中国学者发起或主导的研究议题仍然较少，国内出版学理论创新成果未能有效转化为国际学界公认的概念体系与话语范式。同时，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在国际标准制定、版权规则谈判、数智出版伦理共识等全球治理议题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仍有待提升。

出版学科专业的国际教育合作与人才交流层次尚浅。部分高校的出版学科专业开展国际交流的模式与路径多停留在学生交换、短期访学等层面，缺乏深度的科研项目合作、课程共建、师资互聘、合作学位项目和国际出版单位实训等实质性举措。“十四五”时期，出版学科专业的国际化发展取得了一些示范性成绩，如武汉大学与剑桥大学、阿伯丁大学、伦敦大学学院、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莱顿大学，以及励德爱思唯尔（Reed Elsevier）和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等开展师生间、面对面、学术前沿的国际化交流活动，还搭建了国际化学术平台，邀请了来自美国、德国的出版学者交流互鉴，出版学科专业学生深度参与国际化交流活动。“十四五”时期，不少高校增设或准备增设出版学科专业，但是在出版学科专业国际化发展方面，全国高校尚未形成合力，仍需共建“百花齐放春满园”的宏大场景。

建设出版学科专业是建成文化强国、出版强国的基础性工程。中国出版学科专业应该保有自信，建立学科专业主体意识，牢固树立出版的主体性，摆脱出版学科的依附性 ^[16]。“十四五”时期，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展。面向“十五五”，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发展应进一步强化主体性，在学科专业定位、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人才培养模式、学科交叉融合等方面下大力气，以适应数智时代出版业态的深刻变革。

一是进一步细化学科专业定位，突出出版学的独立性与引领性。魏玉山认为，建设出版学科专业既赓续中华文化根脉，又通过学科体系创新构建主体性知识范式，为教育强国战略提供兼具历史厚度与国际视野的出版学解决方案 ^[17]。出版活动兼具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多重属性，其研究对象、方法论和社会功能具有独特性、实用性。“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强化出版学科专业的自主性和辨识度，推动出版学在学科目录中的正式独立。

二是促进实践基础上的知识更新、理论创新与观念革新，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出版学知识体系 ^[18]。出版学科的主体性建设离不开出版理论的创新和自主的知识体系。当前，我国出版学涌现了探索性、开创性研究，如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初步形成了以出版原理、出版史、出版经济与管理、出版技术、出版伦理、出版美学等为研究框架的学术议题。“十五五”时期，应进一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出版文化、红色出版基因、现代出版等关键领域的深入研究，推动出版学从“经验总结”走向“理论升华”，形成具有国内知名度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出版学派。

三是优化出版学科专业布局与“东中西”梯队建设。动态支持和优化高校设立出版学院、出版研究院，扩大出版博士点布局，推动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出版学科专业利用资源禀赋实现协调发展。采取“外引内培”和跨学科“嫁接”等路径，充盈出版学科专业师资队伍。概而言之，“十五五”时期，应以出版学科专业自立自强为目标，以融合创新为路径，持续强化出版学科的主体性。

“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稳居世界第一梯队。2025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进行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部署 ^[19]。面向“十五五”，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发展必将进入以“数智化”为核心特征的新阶段。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数智型出版师资队伍作为支撑出版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导力量，其师资水平直接关系到出版人才培养质量、学科专业创新能力以及出版行业转型效能。推进数智型出版师资队伍建设，不仅是“十五五”时期出版学科专业内涵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应对数智时代出版业态变革的战略举措。“十五五”时期，应确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指导地位 ^[20]，以“政产学研用”协同为机制，以“交叉融合、实践赋能、国际视野”为方向，引进和培育相结合，建设一支具有中国风范、出版情怀的数智型出版师资队伍。

一是加强对具有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数字媒体技术等学科背景的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促进出版师资队伍从“以文为主”向“文、理、工、经、管、艺”大交融转变。鼓励高校聘任数智出版学者和业界专家，吸引具有数智出版产业经验的领军人才加入师资队伍，并在师资团队中发挥“领头雁”作用。

二是支持现有教师通过国内外访学、企业挂职、技术培训等方式，提升其数字素养与智能技术的应用能力。

三是搭建数智教研平台，提升团队协作能力。支持由高校牵头或参与建设“人工智能出版实验室”等平台，为教师提供技术研发、项目孵化和教学实验的场景支撑。鼓励组建跨校、跨学科、跨行业的教研团队，在数智出版协同攻关中提升出版师资队伍的课程开发能力、教材编写水平和科研转化效能。重点支持教师开展数据挖掘、数字版权、智能审核、元宇宙出版等前沿方向的教研活动。完善教师评价与激励机制，激发教师创新动力。

四是着力破解“重论文轻实践”“重理论轻应用”的评价体系，探索建立符合数智出版特征的多元评价体系，尝试将数字教材开发、技术标准制定、行业服务反馈、重大产学研项目、学生就业满意度等纳入教师职称评审与绩效考核指标，或作为重要参考。鼓励设立“数智出版教学成果奖”“数智出版教学创新奖”等专项奖励，激励教师投身教学改革与技术应用研究。

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必须紧跟数智步伐，以实践育人为核心，构建适应未来发展趋势的人才培养模式。“十五五”时期，出版学科专业实践育人要以中宣部、教育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进出版学科专业共建工作的实施意见》为指导，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构建实践育人共同体，推动出版单位与高校建立深度合作机制，共同制定出版实践教学标准，共设产学研合作项目。例如，设立“融合出版发展联合实验室”“数智出版创新中心”等平台，为教学提供真实项目场景，使师生在数智出版实战中掌握智能编校、数据挖掘、跨媒体运营等前沿技能。

同时，继续拓展“订单式”人才培养与定制化实践育人路径。校企联合“订单”培养出版人才模式形成于“十三五”时期，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分别在学校和用人单位进行双场景教学，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增强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适用性、实效性和创新性，不仅能提供出版单位所需之才，也开拓了学生就业路径，双方实现精准对接。“十五五”时期，针对出版单位对数智型、国际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应继续开拓校企“订单式”培养育人渠道，根据出版实践的具体岗位需求定制课程模块与实训安排。例如，针对古籍数字化、童书IP开发、学术出版国际化等细分领域，推动“实践学分认定与企业岗位认证互通”，支持学生在出版单位实习、项目研发、创新创业中积累实践经验，并转化为学术成果与职业资质。

国际化是出版学科专业从立到强的必然路径，也是我国从出版大国迈向出版强国的必然要求。《2025中国—东盟图书影响力报告》显示，2020—2024年，147家参与数据征集的中国出版机构向东盟各国共输出图书3 395种，引进东盟图书186种。2024年输出品种数较2020年增长4.2%，影响力指数增长183% ^[21]。随着我国出版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提升，国际化建设将成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建设的重要方向。国际化不仅是出版学科专业内涵式发展的要求，更是推动中华优秀文化“走出去”、增强国际传播力的重要途径。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应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并蓄的原则，通过深化国际合作、优化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学术交流与标准对接，全面提升出版学科专业的国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一是在人才培养方面持续推进国际联合培养项目，支持高校与国外知名出版院校和出版单位建立合作关系，开设多语种课程，增加国际学生来华学习出版专业的名额。同时，增设国际出版学习和实践类奖学金，支持本土学生参与国际出版实践、出版展会和访学项目，熟知国外出版动态，提升在国际出版领域的影响力。

二是在学术研究方面鼓励出版学科专业师生积极参与国际出版学术对话，推动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世界意义的出版理论成果走向国际。同时，建议政府主管部门支持创办一批高水平英文出版学术期刊，提高我国出版学科专业的国际“音量”。

三是在产学研协同方面推动出版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携手“走出去”，共建国际出版实验室、海外编辑部和数智出版平台，并开展同国际出版集团的长期性、项目化合作，推动中国主题出版物、数智出版产品和出版技术标准的国际化应用，以国际化标准提升反哺出版教育质量，以跨文化能力赋能出版人才培养，以学科融合驱动出版创新，不断实现我国出版学科专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取得长足发展和历史性突破的重要时期。政策支持、学界深耕、业界助推，出版学科专业已建成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完善了“专本硕博”全学历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此外，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政产学研用”贯通等方面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十四五”时期所取得的成果不仅提升了出版学科专业的发展地位，也增强了全社会范围对出版学科专业的认同感。

展望“十五五”，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必将迎来新的历史阶段，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持续发力：进一步强化出版学科专业主体性与辨识度，持续推进中国出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数智型师资队伍建设为核心，推动出版教育模式改革，深度对接行业用人需求；通过优化“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增强育人实效；以国际化发展为路径，提升中国出版学科专业的国际知名度。守正创新、交叉融合、国际视野的中国出版学科专业建设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推动出版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