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是传播知识的核心载体，集中承载着一个国家与民族的价值观念体系，其质量直接关乎教育成效与人才培养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教材建设工作，将之作为“国家事权”加以统筹规划、精心安排、狠抓落实 ^[1]。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中明确指出“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进一步凸显了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重要性。

教材建设的成果最终须通过出版环节落地转化，教材出版既是教材建设成果的关键体现，更是检验教材建设质量、拓展教材传播效能的核心支撑，为优质教学内容走向课堂、惠及学子搭建起重要桥梁。在教材出版领域，大学出版社是“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引领者和主力军” ^[2]，切实承担着传播优质教学内容、培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聚焦工科教材出版这一关键细分领域，大学出版社更凭借母体大学工科门类齐全的学科布局、产教融合的实践资源与深耕行业的师资储备，精准匹配工科教材“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科学性与应用性统一”的核心要求，成为工科教材出版的中坚力量，为培养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筑牢出版支撑。也正因此，大学出版社应更加重视工科教材出版工作，要深刻认识到，教材是集意识形态逻辑、知识逻辑与教育逻辑于一体的内容载体 ^[1]。对于工科教材而言，同样如此，其在讲授工科知识、解读技术原理、分享实操技能的同时，更肩负着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使命。

本文立足大学出版社，聚焦工科教材出版工作，系统剖析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工科教材建设的重要性及现存问题，探讨新时代大学出版社在工科教材出版中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工作的策略和措施，为筑牢工科教材出版意识形态防线、提升教材质量与教育实效提供参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并围绕意识形态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明确提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巩固壮大奋进新时代的主流思想舆论”这一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根本性、战略性、全局性意义。出版工作长久以来就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沿阵地，教材作为传播知识与价值观的载体更是其中的关键领域 ^[3]。对于工科教材而言，意识形态不仅是其出版质量的“生命线”，更是确保工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导航仪”。

当前，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向高端化、智能化纵深推进，以互联网和工业智能为核心的各类新技术不仅重构了工科知识体系，更推动了教育场景与技术深度融合。在此背景下，教育部于2022年启动的“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速落地，数字教材、虚拟仿真等新载体逐步普及。新时代对工科人才的需求已从单纯掌握专业知识转向兼具扎实技术能力、正确价值导向与创新素养的创新型工科人才，因此培养具备扎实工科知识、坚定价值立场与过硬创新能力的工科人才，成为当下迫在眉睫的重要任务。工科教材作为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其意识形态建设直接关系到价值导向的传递成效，更是确保工科人才正确价值导向和坚定理想信念的关键环节，因此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工科教材出版尤为重要。

从国家战略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关系到国家文化安全和政治安全，是工科教材出版的导向保障。通过强化工科教材出版的意识形态工作，能有效识别并抵制“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渗透，确保教材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紧扣国家战略与产业实际，从根源上防范教材内容偏离正确政治方向、脱离国家发展大局的问题。这一导向要求也在政策层面得到明确支撑，2019年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中，均明确规定“教材出版部门成立专门政治把关机构……把好政治关”，并强调“政治把关要重点审核教材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4]。

从教育高质量发展层面来看，意识形态关系到教育立德树人初心，是工科教材出版的核心支撑。工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工科教材的坚实支撑：既需要教材传授系统的专业理论知识，强化实践技能培养，为学生夯实专业能力基础，更需要正确的价值导向引领，确保人才培养贴合国家战略需求，不偏航、不走样。意识形态正是贯穿工科教材出版全过程的核心思想内核与灵魂，通过在讲解公式原理、分析技术案例时融入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与科学精神，确保工科教材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培养兼具过硬本领与坚定追求的复合型工科人才，为工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思想根基，助力立德树人的教育初心落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明确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不少挑战。”当前，工科教材出版的意识形态领域也面临多重挑战，既有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时代冲击，也有价值渗透与导向偏差的潜在风险，总体呈现出“多元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特征。

全球化推动了中西文化与技术深度交融，部分西方价值观借助技术标准、案例素材、学术范式等载体悄然嵌入工科教材的专业内容中，这些价值观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容易让学生形成文化认知偏差，甚至弱化对本土技术成就与文化的认同，造成隐性误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渗透不同于文科教材的说教阐述，而是与工科专业知识深度绑定，极大增加了识别与防范的难度，成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风险点。

教育数字化的深入推进加速了数字教材的普及，在线课程、电子讲义、交互式教材等形态日益多元，为工科知识的传播提供了便捷渠道，但也让意识形态监管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碎片化、短视频化的教材内容可能会弱化价值引领的系统性，大数据的算法推送还可能加剧特定不良价值观的极化传播，这种传播速度远超传统纸质教材，增加了风险拦截难度；同时，数字教材的互动性、即时性特征明显，弹幕评论、在线答疑等功能可能加速不当价值观的传播；此外，数字教材平台众多，内容溯源难度大。这些都加大了意识形态风险的把控压力，给工科教材的价值导向坚守带来严峻考验。

2017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以来，新工科建设围绕跨学科融合与前沿技术，快速推动传统工科转型升级与交叉学科布局，成效显著，已形成覆盖全国高校的系统性改革格局。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领域的工科教材开发出版有一定的滞后性，面临“知识更新快、融合性强、价值导向要求高”的挑战，缺乏成熟的意识形态融入范式。部分教材过度强调技术原理讲解与实操技能介绍，陷入“重技术、轻价值”的误区，忽视了工程伦理、责任担当等意识形态问题。

当代青年学生信息获取渠道广泛、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对教材的思想性、时代性、包容性要求更高。他们既渴望了解工程领域的最新理论知识和前沿技术，也注重增强民族文化自信；既追求专业能力提升，也关注个人价值与国家需求的结合。这就要求工科教材的意识形态引领必须摒弃生硬说教的模式，以专业场景为载体，将正确价值导向自然融入技术原理阐释、工程案例分析等内容之中，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的深度耦合、有机统一。

在上述当前外部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新形势下，大多数大学出版社在教材出版方面已经建立了基本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度，如内容审核机制、编辑培训制度等。然而，在实际工科教材出版流程中仍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崇洋媚外现象，以及极端个人主义、西方个人自由至上理念的渗透，甚至有个别教材涉及国家主权安全问题”^[5]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综合分析，主要由以下几方面原因导致。

大学出版社虽普遍执行“三审三校”制度，但前期把控欠缺：选题立项时仅靠选题名称、作者简介、内容简介等有限信息难以预判内容导向问题，而在稿件编写阶段，编辑人员多未深度介入，不能同步与作者沟通价值导向、筛查初稿风险。这种“重后期、轻前期”的流程，使选题阶段埋下的隐患，常到三审三校才暴露，不仅导致修改成本大幅增加，还可能影响出版进度。例如，在一本材料学的教材中，出现“一二百年来中国缺乏原创、无影响世界的新产业革命创造”等违背事实的表述，完全忽视了我国近年来的科技发展突破，但这一涉及意识形态风险的表述却直至印前审读才被发现，被迫紧急修改，造成成本浪费、打乱了出版计划。

不少大学出版社在意识形态审核的专业支撑队伍上存在短板：一方面，未建立由工科领域专家与思政专家组成的意识形态审核智库，缺乏专业力量协同把关；另一方面，内部编辑人员缺乏系统的意识形态培训与实操指导，因此虽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却难以把握技术表述背后的价值倾向，在实际工作中编辑大多只凭个人经验判断，导致失误。例如，在园林设计和动漫设计教材中，作者大量援引西方工程案例、设计范式及技术理论，对我国在生态园林建设、本土动漫技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却呈现不足，本土工程实践经验提及寥寥，这类教材存在“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既不利于学生了解本土实践，也会制约相关领域的本土化创新；再如一本植物学教材中在介绍“罂粟”时对于其毒品原植物这一重要特性只字未提……类似问题的出现，核心原因在于编辑团队在审稿中聚焦编校差错（如文字语病、格式规范），却因专业能力不足、风险意识欠缺，未能从宏观层面预判书稿内容偏差对学生认知的潜在影响，更未意识到内容失衡背后的意识形态导向问题，最终导致隐性风险被忽视。

对于加强工科教材意识形态工作，融入思政元素，很多出版社并未制定有针对性的具体编写要求，也未在出版合同中明确价值引领要求，教材内容完全依赖编写者自创。而工科教材编写者专业能力较强，但意识形态素养存在差异，尤其是实践类教材的企业编写者。例如，部分编写者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一味将“专业技术知识传递”作为核心目标，轻视乃至忽视意识形态与专业内容的融合，导致教材缺失价值引领；还有常见的是部分编写者无法准确把握表述尺度，意识形态的融入存在“强相加、硬融入”的形式化、表面化问题，只是添加一些口号式的内容，缺乏与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不能真正实现意识形态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育人效果，甚至出现“低级红”“高级黑”现象；更有甚者，少数编写者自身存在价值观偏差，受西方思潮影响较深，在内容编写中隐含“西方技术优于中国技术”等错误导向，对学生的思想认知造成负面影响。

当前教育数字化转型加速，学生的阅读习惯发生深刻变化，数字教材迎来蓬勃发展，但出版社在数字教材内容审核方面还处在摸索阶段，大多仍参照纸质教材审核方式，尚未形成针对数字内容“量大、碎片化、更新快”的特性优化机制，难以覆盖虚拟仿真场景设计、在线互动题目导向、视频内容倾向等新形态风险点。在一定程度上“课程思政特色数字教材治理不当不仅起不到育人的效果，还会产生各种负面影响”^[6]。

大学出版社要做好工科教材出版的意识形态工作，需以“四个坚持”为基本遵循——坚持“党管意识形态”根本原则、坚持“优队伍强审核”关键路径、坚持“严规范强引导”关键方向、坚持“重创新强靶向”实施路径，进而构建全面系统的实施策略，最终实现工科教材专业属性与价值导向的有机统一。

“出版工作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代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出版工作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文化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党管出版，是党性原则在出版工作中的体现，也保证了出版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7]大学出版社必须始终将“党管出版”这一原则贯穿工科教材出版全流程，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审核机制。审核机制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防火墙”，大学出版社需打破传统审核模式的局限，包括要制定明确的意识形态工作指导方针，建立科学的内容审核制度，以及完善责任追究机制。

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在《意识形态工作管理制度》基础上进一步设立专门的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明确其在出版社党总支的领导下开展工作，负责出版社意识形态工作的统筹协调、监督管理和执行落实，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贯穿于出版全过程，实现“全流程审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在涉及意识形态把关的关键环节——选题论证和审读加工两个工作流程中，严格政治导向把关，执行政治导向‘一票否决制’，坚定政治立场，严禁问题教材进入出版流程”^[8]。

具体来说，在选题策划阶段，要建立健全“教材出版价值论证+意识形态安全论证”的双论证制度，严把选题入口关，杜绝涉及“历史虚无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错误导向的选题；在教材编写阶段，要组织编写队伍深入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意识形态政策，确保教材内容符合国家意识形态要求；在审核出版阶段，建立“党总支统筹、专人负责、多级审核”机制，由出版社党总支牵头意识形态审核工作，如有必要，可依托高校人才资源优势，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成立意识形态审核专家组，对教材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评估，进一步提高审核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确保每一本工科教材都经得起意识形态检验。

强化编辑队伍建设、提升意识形态审核能力，是做好工科教材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抓手。对此，大学出版社可从“常态化培训、实战化演练、场景化赋能、制度化激励”四方面系统推进。

将意识形态教育纳入编辑培训体系，定期组织政治理论学习与意识形态工作专题培训，重点解读最新意识形态政策、出版领域典型意识形态案例，切实提升意识形态工作能力。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在制定每年的编辑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计划时，始终把意识形态相关内容放在首位，专门设置意识形态政策解读、案例研讨等专项培训，筑牢编辑的思想防线与业务根基。

定期梳理出版流程中的常见意识形态风险点，通过举办编辑沙龙、开展案例复盘、组织模拟审核等实战活动，让编辑在实操中积累经验，提升对隐性、潜在意识形态问题的甄别能力。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意识形态工作办公室在日常工作中及时收集编辑在审稿中遇到的意识形态典型案例，整理汇总后发布到出版社微信群供全社编辑人员学习，同时严格执行案头编辑月度例会制度，共同探讨审稿中的难题，交流意识形态把关经验，互助共进。

为避免编辑人员因专业认知盲区导致意识形态审核出现疏漏，推动编辑走进高校工科教学一线、参与学术研讨、对接科研团队，深入了解学科发展趋势与国家战略需求导向、精准把握专业知识体系。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通过与学校多院系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组织人员常态化参与相关学术会议、对接作者群体，持续强化了编辑对工科教材专业内容与价值导向的双重把控能力。

2019年中宣部启动对图书出版单位的年度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第十条明确指出：“图书出版单位的出版物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社会影响恶劣的，社会效益评价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年度考核结果定为不合格。”东南大学出版社在各项编辑制度中，均明确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作为核心原则，在对编辑人员的考核中，更清晰地强调了意识形态考核导向，层层压实责任意识，推动编辑主动加强政治理论与业务学习，进而形成“能力提升—审核提质—素养升级”的良性循环。

如上所述，大学出版社可以从多方面提升内部编辑意识形态审核能力，但需要注意的是，工科教材的内容根基始终建立在作者创作之上，作者的初始意识形态素养从源头上决定了教材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质量。教育部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中第十八条明确“高校教材实行分级分类审核，坚持凡编必审”。同时也明确“教材出版部门成立专门政治把关机构，建强工作队伍和专家队伍，在所编修教材正式送审前，以外聘专家为主，进行专题自查，把好政治关”^[4]。出版社需搭建与作者和专家的常态化沟通平台，聚焦工科教材特性，兼顾内容科学性与政治导向性，形成“出版社统筹、作者创作、专家把关”的闭环模式，全方位夯实教材意识形态工作质量。

为此，要“强化策划前期编辑与作者的沟通……推动知识传授与价值塑造的落实”^[9]。在工科教材选题立项阶段，就应明确编写者的意识形态责任，例如签订条款清晰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书》，从一开始就划定内容导向的“红线”与“底线”；同时，建立常态化作者素养提升机制，一方面可定期组织编写者参与社内开展的意识形态专题培训，另一方面可邀请意识形态领域专家、优秀工科教师开展讲座，既解读最新意识形态政策要求，也分享工科教材中知识讲解与价值引领融合的编写经验，从而同步提升编写者的意识形态认知水平与教材融合编写能力，避免出现“重知识、轻价值”或“重价值、轻知识”的极端倾向，确保每本工科教材既具专业深度，又有思想温度。

随着教育数字化的深入推进，工科教材数字化转型为知识传播注入了新活力，但同时也给工科教材出版带来了意识形态传播场景碎片化、内容更新提速、互动传播增强等新挑战，为此，大学出版社需要从制度完善、人员配备、部门协同三个维度发力筑牢安全防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例如东南大学出版社专门制定了关于数字教材的管理规定，明确了数字教材出版全流程审核节点，对关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强调实行“双人双审+专家复核”，针对视频、虚拟仿真实验等数字化模块研讨专门的审核标准，尤其重视排查画面解说文字、链接跳转等潜在的风险；成立数字出版与信息中心，组建专业化的数字编辑队伍，通过专题培训、政策解读、案例研讨等多元形式，提升其政治素养、加强其对意识形态风险的敏锐感知与精准判别能力，同时聚焦其数字化内容审核技能培养，增强其对数字化场景下意识形态风险特殊性的研判水准与处置实效；此外，还建立了跨部门协同机制，推动数字出版与信息中心和文字编辑、策划编辑各内容审核部门联动协作，在数字教材策划阶段就联合研讨，明确意识形态把关重点，编写过程中实时共享审核标准与风险提示，形成“制度保障、专人负责、多方联动”的全链条意识形态审核格局，以便既能满足工科教材数字化转型需求，又牢牢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新时代大学出版社加强和改进工科教材出版意识形态工作，既是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工科“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高素质工科人才的重要保障。面对当前社会复杂的意识形态新形势与工科教材出版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大学出版社需紧紧围绕打造优质内容、完善审核机制、培养人才队伍、创新审核模式，将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工科教材出版全流程，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未来，随着科技强国建设的深入推进，大学出版社还需持续探索工科教材出版中意识形态工作的新方法、新路径，不断提升工科教材的意识形态质量，为培养新时代高质量工科人才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