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是中国学术界一个常议常新的话题。之所以“常议”，源于时代发展对学术边界的持续重塑与学界价值认知的不断更新；之所以“常新”，在于评价实践始终面临三个追问：谁有资格评价？依据何种标准？孕育于怎样的环境？在当前量化指标盛行、学术生产与传播形态剧变的背景下，系统地回应这些问题，不仅关乎评价的公正与效率，更关系到学术自身的生命力与方向。故此，本文立足于学术期刊编辑视角，思考其作为联结学术共同体、催化知识创新的关键枢纽，如何在重构评价的主体共识、重释成果的质量标准、优化整体的学术生态方面发挥不可替代的建设性作用。

站在学术期刊编辑视角审视学术评价，首先需要对评价主体之一——学术编辑队伍自身的历史脉络与结构演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如何看待当今学术编辑在评价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

回望1949年至今的学术期刊发展历程，中国学术编辑队伍的结构大致经历了三次深刻变迁，每一次都重塑了编辑的角色与学术评价的格局。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际学术期刊界流行着两种办刊模式。

一种是，西方国家通行的模式——小编辑部、大编委会模式。此种模式下的学术期刊主要由高等院校、出版社、学会、研究会主办，且多数是专业性较强的学术期刊，多由私人投资经营；所以，讲究经济效益，注重成本核算，编辑部人员较少，文章内容的取舍主要借助社会力量。编辑部内的编辑主要是技术与文字编辑，承担编务性工作。而真正的学术编辑，由编委会成员充当，每个编委分担并且履行策划、组稿、审稿、定稿的职责。

另一种是，苏联及东欧国家通行的模式——大编辑部、小编委会（相对而言）或者无编委会的模式。此种模式下的学术期刊由国家机构主办（高等院校、学会、研究会等，均纳入国家编制），在兼顾经济效益的同时，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所以，编辑、出版费用全部由国家出资，文章的策划、组稿、定稿工作，也基本在编辑部内解决。

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管理上借鉴苏联模式的同时，又根据自身的社会、文化发展需求，采取了一系列规范化措施，逐步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出版管理体系^[1]。而学术期刊作为国家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组建和管理形式上，采用杂志社与编辑部相结合的体制，均属于有行政级别的事业单位。

当时，学术性期刊并不多，截至1957年底，综合类期刊有3家（不含大学学报），分别是：北京的《新建设》（1949年9月创刊，1950年10月改版为学术期刊），山东的《文史哲》（1951年5月创刊，1953年第2期起，成为《山东大学学报》的一部分），上海的《学术月刊》（1957年1月创刊）；专业类期刊有7家，分别是：北京的《文物参考资料》（1950年1月创刊，1959年更名为《文物》）、《历史研究》（1954年2月创刊）、《哲学研究》（1955年3月创刊）、《考古》（1955年1月创办）、《经济研究》（1955年夏创办）、《文学研究》（1957年3月创刊，1959年更名为《文学评论》），河南的《新史学通讯》（1951年1月创办，1957年更名为《史学月刊》）等^[2]。

在人员构成上，不少编辑部以学者型编辑为核心组建团队，还会聘请学界名流组成“编委会”协助把关。因此，尽管编辑手握稿件的“生杀大权”，但其决策依托于自身深厚的学养与编委会的集体权威，使得编辑部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公信力。

当然，彼时学术界对研究人员的考核以著作而非论文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科研人员扎堆于学术期刊发表成果的竞争压力，为期刊编辑从容行使学术判断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和氛围。

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旧刊复刊、新刊创办如雨后春笋，发展势头堪比后来的大学扩招。然而，期刊编辑的水平也难免参差不齐。学术编辑与其他编辑不同，既需要有学术素养与精准的学术鉴别力，又要有甘愿“为他人作嫁衣”的奉献精神，所以，合格的学术编辑人才奇缺。

但是，既然刊号已经申领、编辑部已经组建，那就得招兵买马，按期编辑出版，所以，不少不具备一定学术素养的人员也进入到学术期刊编辑队伍中。在一些高等学校和研究院所，编辑部甚至成为安置部分人员的“自留地”，使得学术编辑的专业性被稀释。

伴随着科研人员队伍的扩大，各单位年度考评、晋升职称、申报奖项、争“帽子”或称号等行为，逐渐按照量化比拼，学术期刊也开始划分为“核心”与“非核心”两大类，并且成为衡量学者成果的关键标尺。这样一来，人们对学术期刊的期望值也逐年增高，学术期刊除了感受到经费短缺的压力外，期刊排名的高低、进入评价体系的“核心”与否，也不断考验各编辑部的能力和智慧。学术编辑的角色，也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由相对纯粹的学术评价者，转变为同时承受评价压力的被评价者；在甄选稿件时，除了学术质量外，不得不考虑“核心”的各项指标对期刊带来的影响。

这一时期，国家加大了对学术期刊的支持力度。从2011年12月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为了促进学术期刊改善办刊条件、提高办刊质量、扩大学术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开展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期刊”工作，先后有二百余家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受到资助；同时，要求“获得资助的期刊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版面费”，违规者将视情节轻重分别采取书面警告、通报批评、停止拨款、撤销资助等处理措施，从制度上净化了办刊环境。各学术期刊主办单位也意识到了学术期刊的重要性和窗口名片效应，对总编辑、主编的选拔，编辑队伍的组合，编辑的能力考核，编辑成果的奖励等方面更加重视。通过上下合力，出现了学术期刊总体质量与编辑人员素质“比翼齐飞、并肩共进”的景象。

随着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编辑到龄离开岗位、退出历史舞台，现如今，在各学术期刊人员学历的构成上，硕士、博士已属于标配。新一代编辑大多具有学历高、外语好、视野宽、网络熟、反应快等特点，总编辑与主编也大都是60后、70后、80后，甚至90后。经过三五年的培养历练之后，他们的身份普遍兼有了“编辑—学者”“编辑—专家”的二重性，使得编辑队伍的学术素质、学术素养和对文章的判断力、鉴别力等方面有了良好保障。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还具备了深度参与学术对话、引领学术议题的能力，不再仅仅是文稿的“美容师”或评价指标的“应对者”。

所以，立足学术期刊来谈学术评价，就要了解中国学术编辑队伍的发展、变迁，就要以这支队伍已经实现结构性升级——专业化、学者化的现实作为认知起点。如果忽略这一深刻变迁，仍然以过往的眼光轻视编辑的学术角色，既不符合事实，也无益于构建一个健康、公正的评价生态。

谁是学术评价的主体？这似乎是个伪问题。因为答案很简单，当然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但是，这里的“学者”，还有一个怎么理解、怎么定位的问题。基于中国学术界的现状，符合“学者”条件的人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学科专家，另一部分是学科编辑。只有两者合一，形成稳固的“学者共同体”，方能担负起推动学术进步的评价责任。

当然，如果在编辑部语境下谈论学术评价主体，组合结构应该倒过来，即“学科编辑+学科专家”。如果再细分的话，学者共同体可以分成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核心层：原发期刊的学科编辑与外审专家，行使最初的鉴别与筛选权。

第二层次，传播层：二次文献（文摘、复印、索引、综述）的编辑与专家，进行成果的再评价与学术谱系的定位。

第三层次，反馈层：那些对特定议题或文本有深入研究能力的专家学者，他们的阅读、引用与批评，构成持续、动态的社会化评价。

目前学术期刊界的乱象是，一些学术期刊因为人手少，在遇到两个难题（一方面，某些稿件专业性太强，即使是学科编辑，也感觉知识储备有限；另一方面，涉及面广、多学科交叉的稿件越来越多）时，采取了最简单、最省事的办法，即把所有稿件的取舍统统交给聘请的外审专家进行裁决。也就是说，学术期刊责任编辑的权力、作用、责任，被有意无意地虚置、矮化、放弃了，仅仅成为“二传手”或快递员，变成作者与外审专家之间的机器人了。这显然是错误的。

学术期刊的责任编辑，与编辑部聘请的外审专家，两者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呢？答案是：两者绝非简单的“委托—代理”关系，而是一种审稿权力有限让渡与共享的关系。

本来，学术期刊编辑部根据工作流程，将稿件的初审权，赋予责任编辑或栏目编辑；然而，部分稿件因超出编辑的学科知识范畴，难以被准确判断和取舍，此时需将部分权力临时让渡给外审专家，借助其专业意见完成审稿任务。不过，这种权力让渡仅发生在责任编辑或栏目编辑无法独立行使初审权的情况下，且外审专家的意见本质上仅具咨询与参考性质。基于此，责任编辑与外审专家在审稿过程中应秉持“信任而不迷信，尊重而不盲从”的原则。

责任编辑在与外审专家打交道时，一定要摆正双方责任的主次关系。文稿发表后，收获的荣誉也好，受到的批评也罢，承担主体责任的，仍然是责任编辑，而不是外审专家。

责任编辑应当清醒地意识到，尽管在大目标上与外审专家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中国学术事业的健康发展、繁荣进步而辛勤工作，但是，由于两者的站位不同、着眼点不一样，所以，容易产生两种判断结果。

在外审专家一方，由于是受期刊编辑部委托，更多的是站在学术创作“当事人”的视角，以固化的眼光来观察、判断、衡量一篇文章，从而给出臧否意见。因此，头脑中设定的标准比较高，起码要八九十分才会对文章放行、推荐，而对那些有新见解、新观点的不成熟文章，尤其是对那些挑战或否定传统观点、旧知识的文章，则百般挑剔，难入法眼。

在责任编辑一方，更多的是站在学术旁观者的视角。例如，判断文章有没有新观点、新发现、新见解？哪怕这种新的观点、发现、见解是局部的，是学术理论体系的一条支流，但编辑可以让作者围绕这种新观点、新发现、新见解重新大做文章，将局部扩大成主体，将支流改造成主流。

所以，学术期刊编辑的判断标准，是在不断变动的。一开始，可能标准并不高，文章达到六七十分就能够入围；甚至，如果感觉某篇文章具有挑战意义的话，四五十分也不是不可以考虑。也正是这种站位不同、责任不同，栏目编辑会凭借自己的一双慧眼，思索如何与作者沟通、协调，尽己所能，与作者共同努力，先将那些四五十分的文章改造提高、成为八九十分的文章后，再送二审、三审、专家外审。

因此，如果责任编辑的知识水平、学术视野不够宽广的话，就有可能对外审专家的所谓“权威”意见缺乏清醒、辩证的认知，从而被专家的思维洗脑，全盘接受外审专家的意见。那就有可能通过编辑之手，将那些稚嫩、不完美，但有新火花、新创建、新思想的文章，弃置一旁，打入冷宫。

如此说来，学术评价的有效性与健康发展，依赖于一个权责清晰、功能互补的“学者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学术期刊编辑是处于枢纽位置的关键主体。他们不仅行使着学术成果的初始筛选权，更承担着在专家意见与学术创新潜力之间进行综合判断，并且推动学术创新潜力成长的终极责任。

在当下，各大评价数据库、引用索引纷纷以“客观计量”的面目深度介入学术评价，而编辑、专家合一的“学者共同体”，须掌握对算法设计逻辑的批评权与修正权，防止学术评价被“数据主义”绑架，进而共同探寻“人机协同，以人驭机”的评价新范式。

由于学术评价的对象涉及学术队伍、学术期刊、学术成果三大部分，为了缩小范围，这里只对如何评价学术成果即学术论文予以探讨。

学术期刊每年发表的文章数以万计，但并非都是“学术论文”，有不少只能算是“学术作文”。那么，什么样的文章算得上是学术论文？按照国家标准，对它的定义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国家标准《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GB 7713-87）。其中，对学术论文作了如下定义：

学术论文是某一学术课题在实验性、理论性或观测性上具有新的科学研究成果或创新见解和知识的科学记录；或是某种已知原理应用于实际中取得新进展的科学总结，用以提供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或讨论；或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或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文件。

学术论文应提供新的科技信息，其内容应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而不是重复、模仿、抄袭前人的工作。

第二阶段：2022年12月3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起草并发布了《学术论文编写规则》（GB/T 7713.2-2022）。其中，对学术论文（academic paper）作了如下定义：

对某个学科领域中的学术问题进行研究后，记录科学研究的过程、方法及结果，用于进行学术交流、讨论或出版发表，或用作其他用途的书面材料。

在海外学术界，对学术论文的评判也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它是否具备三要素——价值、能力、读者。所谓价值，指的是论文选题的学术价值；所谓能力，指的是研究者对选题的驾驭能力；所谓读者，指的是读者的接受程度。这三要素不仅构成了论文质量的评估框架，也是学术期刊筛选稿件的重要依据。

根据国家标准，再参考海外学术界的认知，判断一篇学术文章能否在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至少需要考察四个指标：

第一，在政治取向和光谱上，是否遵守了国家法律法规？

第二，在价值取向上，究竟是创新知识多，还是重复知识多？两者占到了多大比例？

第三，在学术取向上，符不符合现行的学术规范、技术规范？

第四，在审美导向上，是以“真、善、美、爱、仁”为追求，还是以“假、恶、丑、恨、奸”为旨趣？

如果再具体展开一点说，那就是，有没有“四度”——高度、深度、新度、温度。

第一，何为高度？学术论文是高度专业化的精神产品，它运用科学方法和大量可靠材料，剖析事物本质，探讨内在规律。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必然立意高远、高屋建瓴，不仅能够深入分析和解决问题，更能清晰地向读者阐释研究动机，比如已有研究存在哪些不足，是否具备改进空间、新的解决路径是什么，以及解决该问题的意义和价值等，从而把读者引导至全新的学术境界。

判断高度之一：作者既要对所研究的对象有全面的认识，还要通过论证、阐发，将自己的发现和认识上升到理论高度。

判断高度之二：论文的主题、思路、观点等方面具有较强的思想性、理论性、预见性，体现出作者在分析和解决问题时的层次、品位和境界。

第二，何为“深度”？指的是研究过程的透彻性与结论的深刻性。它由表及里，呈现四个递进层次：

一是领域的深入，对所研究的领域有着深厚积累、透彻理解。

二是问题的深入，能对研究的问题作抽丝剥茧、鞭辟入里的剖析。

三是解决的深入，能对所提出的解决方案或答案，给予充分、深刻的解释和论证。

四是推进的深入，相较于已有研究，在材料、方法、理论上，有明显的深入与推进。

也就是说，论文内容除了全面之外，还要分析透彻，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既在纵向上使读者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也在横向上分析事物不同视角的内在逻辑联系。通过深度研究，不仅解决了想要解决的问题，化复杂为清晰，让读者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还对本学科、本领域，甚至人类思想史上一些重大问题提供深层启示。

第三，何为“新度”？是指作者提供了激发读者兴趣的新知识、新内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观点新。修正或者推翻某一学科领域既有的旧观点，提出富有说服力的新见解。

二是材料新。通过扎实的田野、档案、考古工作，发现、发掘出前人未曾关注或使用的新材料、新数据、新证据。

三是方法新。引入新的理论视角、研究范式、分析工具，对包括旧材料在内的研究对象进行重新整合与阐释，从而得出新结论。

四是问题新。敏锐发现并界定一个以往研究所忽视、轻视的问题，从而开辟新的研究领域。

第四，何为温度？人文科学，研究的是人的观念、精神、情感、价值；社会科学，以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发展规律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它们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研究者的“情感”，离不开论文传递的温度。

正是这种温度，得以温暖、激活、调动读者内心对作者观点呼应的热情，使得“真”“善” “美”“爱”“仁”的弘扬更有力度；但如果缺少了这种“温度”，就容易造成一种作者自说自话、读者无动于衷的尴尬场景。

判断一篇论文的温度高低、情感多少，可转化为一系列追问：

是怀有敬畏，还是流于游戏？

是出于真诚，还是陷于虚伪？

是保持独立，还是甘于盲从？

是致力于解决问题，还是满足于材料搬运？

是追求言之有物，还是止步于概念堆砌……

这些选择，决定了论文的感染力和学术层次。也许有人问，是否在“四度”之外，再增加一个“密度”或者“广度”或者“跨度”？“密度”是指，行文叙事的逻辑严密；“广度”是指，材料的详尽与掌握程度；“跨度”是指，对交叉学科知识的积累和运用。

回答是：对所有文章来说，“密度”都是基础，所以，不用作专门强调；而“广度”和“跨度”，因学术期刊分为综合性、专业性期刊，彼此的选择还是有差异的。专业性期刊可能会认为，这个“广度”，适合于综述性论文，而研究性论文不应该将其作为首选项。至于“跨度”，由于学科不同，一味强求，也不切合实际。

因此，只就“高度”“深度”“新度”“温度”来说，作者提交给编辑部的文章，至少要占一个。如果栏目编辑读完之后，感觉这篇文章属于“四不占”，眼里只看到了文章的“平度”（平铺直叙、平淡无奇、四平八稳）或“广度”（高谈阔论、东拉西扯、漫无目的），那么，心目中也就失去了推荐、编发的兴趣和动力了。

上述对学术论文“四度”的评价，只是涉及能否推荐发表这一狭义的初级、短期、固化层面。而从广义层面来说，完整地评价一篇学术论文，则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包含短期评价、长期评价两个层面。

即使在短期层面，学术评价也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最基础的评价，学术期刊的栏目编辑根据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文字标准、技术标准，筛选出合格论文，随后严格履行“三审三校”程序，待所有流程完成后，将论文印刷成册、公开发表、推向社会。然而，论文发表后并非评价的终点，它还需接受广大读者的“二次评价”，这便构成了短期评价的第二层次。

这“二次评价”的读者构成和评价形式，既包括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者对感兴趣文章的下载、引用、传播，也包括二次文献的编辑对原发期刊文章的复印、转载、摘要、论点摘编等等，还包括发表的文章引起相关政策、规定制定部门重视后的推荐、批示、采纳，或者它在推动社会、经济、文化进步方面产生效益等等。

鉴于学术论文的“二次评价”以及“长期评价”涉及面宽、更为复杂，这里暂且从略。

多年来，学术期刊作为学术媒体的一员，受“单位所有，部门领导”这一体制机制的管理。因此，只有当自己站在主管领导、出版管理者面前时，才感觉是一个被评价者。

在多数情况下，学术期刊人由于面对的是需要发稿的作者，评价他者是日常必需的工作，天长日久，也就养成了这样一种角色心理：学术期刊人的标准，就是学术标准；编辑对论文的取舍，就代表了学术评价；进而，面对非主管领导、非出版管理者的“外部评价”（简称“被评价”）时，有着一种难以接受的抗拒心态。

那么，作为学术评价者的学术期刊，要不要接受第三方的监督？要不要被评价机构评价？理智告诉世人：“太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3]如果用白话文来表述就是：“祭祀用的太羹必然淡而无味，最珍贵的宝石必然有杂质，文章高手难免有败笔，良工巧匠也会有不精巧之处。”这些道理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王充的总结，但也适用于学术期刊。

以人文社科类期刊为例，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曾于2014年12月、2017年2月先后公布两批学术期刊名单，其中属于人文社科类期刊有2 300多种。在诸多期刊中，无论是综合类还是专业类之分，还是高等院校、社科院/所、社科联主办主体之别，刊物的档次水平、所编发文章的学术质量与品位，往往存在显著差异。追根溯源，这与从总编辑、主编到栏目编辑在时间精力投入，办刊理念，审美鉴别力上的个体差异密切相关，更源于各刊在学术规范、编辑规范、出版规范、管理规范、道德规范等制度标准执行力度上的参差不齐。这种差异如同商品市场中的同类商品：即便用途一致、质料相同，也会因生产地域、厂家、工艺、品牌的不同，导致商品附加值与市场售价天差地别。这其中，既凝聚着品牌本身积累的信誉价值，也涵盖了生产商在制作、包装环节投入的人力、物力、管理成本。

如何鉴别、评价学术期刊这种差异？受社会关系、寻租者干扰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制约，单靠同行或所谓的学术共同体，以及出版管理层，高校、社科院所的主管部门，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客观、科学。它需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即借助专业评价机构的力量来补充、完善。

对于这一点，《福建行政学院学报》的林丽芳编审，在2015年做过一次300人的问卷调查。从回收后的统计结果看：一是80.67%的人认为，“有必要”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二是大部分人认为，学术共同体作为学术期刊的评价主体会遇到障碍，专业学术期刊评价机构是首选的评价主体^[4]。

既然“有必要”对学术期刊进行评价，且专业学术期刊评价机构是首选的评价主体，那么，与其一味地指责和放大这些专业评价机构的缺点和不完美之处，倒不如调整心态，转变观念，将它们作为朋友、诤友，善待之，利用之，找出自身在选稿、用稿、编辑、校对、出版等方面存在的缺陷与瑕疵，从而为繁荣中国学术作出更大贡献。

认为专业评价机构可以转化为学术期刊的朋友，成为明代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所说的“道义相砥，过失相规”的“畏友”，并非办刊人的一厢情愿。理由是，涉及学术期刊评价的专业机构，包括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评价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科学术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在内，它们或三年、或两年、或一年公布的评价结果，都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以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推出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南核版，简称C刊）为例，在该中心2017年公布的“C刊”目录中，老牌期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由于数据下滑，由多年的“核心版”降级为“扩展版”，引起学界震动；这几家学报在随后的几年里，有针对性地查找自身的问题与不足，变压力为动力，经过辛勤努力，分别在“C刊”2019年、2021公布的名单中，重新回到“核心版”行列中。

另外，这些专业评价机构在文献计量指标的设置上，也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以“三大核心期刊评价机构”（南大、北大、中国社科院）为例，它们都需要一个短则两年、长则三四年的研制周期，所使用的评价数据必然是“过去时”，虽然两三年后推出的评价报告是“现在时”，甚至被用作“未来时”，但却不能准确、及时反映被评价期刊的“现在时”。而“人大书报中心”和“人大评价中心”每年推出的“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正好弥补了上述评价机构的这一缺憾。因为，它以月刊、双月刊、季刊形式出版的一百多个专题期刊，构成了一个丰满、立体的展示平台。

各学术期刊的掌门人，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评价机构的信息平台和评价结果，既从纵向角度，对自家过去“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的不同节点作一动态式观察、评价；又从横向角度，对与自家同类的期刊作出“一年”“三年”“五年”“十年”的鸟瞰式观察、比较，从而发现、找出自家期刊存在的问题、差距和缺陷，采取有效措施予以解决、弥补和完善；同时，还可以用学术期刊人的专业性办刊理念，影响评价机构的专业性指标，推动评价机构设计的计量权重更符合学术发展规律。

过去，学术期刊的掌门人对专业评价机构的态度表现出两重性：一方面，平日里盲目乐观，对自家期刊的家底、运行状态不清楚，对数据起伏带来的直接或潜在影响不重视，更别说采取应对之策了；另一方面，在评价机构的评价报告、结果出台前夕，又担心自家期刊的指标和数据可能出现下滑，于是，多方打探消息，被动地寻求权宜之计，临时抱佛脚。这既不利于学术期刊的品牌化建设，也不利于编辑部人才队伍的培养和稳定。

从被学术期刊主办方认可的评价机构看，尽管还没有一家是专门为评价学术期刊而特别设立的，但仅就现存的涉及学术期刊评价的若干个机构而言，其初心和存在基础，一直是以促进学术期刊的繁荣进步和健康发展为前提的，否则的话，“皮之不存，毛将安傅？”^[5]它们只能是自毁前程、自娱自乐了。因此，在这些评价机构眼中，学术期刊只能是它们的研究对象和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或“对头”。它们在推动中国学术发展进步的大目标、大方向上，与学术期刊的理念是一致的。

当然，这并不等于学术期刊评价机构的工作就没有了改进空间。毕竟，它们站位不同，对学术期刊的认知也就存在差异。从观感来看，目前两者仍是一种单向度的“评价—被评价”的裁判关系，如何让学术期刊切身感受到双向度的“对话—共建”的伙伴关系，是学术期刊评价机构未来的发展方向。例如，南京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的两家学术评价机构，能不能南北联合，分别借助各自的“大数据”，将“什么文章被学术界引得多”与“什么文章被专家选出来”相结合，每年共同发布一份“年度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趋势报告”？这不仅能给社科学术期刊的选题策划提供指引，还能为整个国家的科研规划和资源投入提供参考。

总之，学术评价是一个多元开放的生态系统，学术期刊编辑则是联结学者、学术成果与评价体系的关键枢纽，在评价体系中承担着双重角色：既是学术成果的评价者，亦是持续被评价的对象。这种“评价者亦需被评价”的自觉，是学术共同体实现健康自省的基石。各评价机构应制定更科学、更贴合实际的计量指标，为学术期刊取长补短提供参照；学术编辑也应以专业自信与建设性的姿态，主动参与评价标准的塑造，共同推动中国学术评价体系走向成熟，为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奠定坚实、公正的评价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