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深化文明互鉴与促进民心相通的关键桥梁，出版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与中阿合作论坛的多元框架下，正持续推动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人文交流向广度与深度进军，并已成为构筑新型中阿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2024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后，中阿合作开始由以经贸为重点转向经济、安全与文化“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体系，并将出版合作的战略地位提升至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支撑层面。

现有研究中，学界对中阿出版合作的探讨多集中于宏观理论阐释、政策框架分析以及对既有合作成果的梳理，缺乏对合作实际效能与传播效果的深入审视。部分研究指出，当前合作中存在出版选题与目标市场需求脱节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中国图书在阿拉伯国家市场的接受度与影响力未达预期，其深层原因在于对对象国市场生态与读者文化需求的系统性调研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基于对埃及与阿联酋图书市场的一手调研数据与案例，致力于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旨在通过对两国市场结构与读者偏好的实证分析，为中国对阿出版的方向调整与模式优化提供参考。此外，现有文献亦缺乏对阿拉伯国家内部不同出版合作模式的比较研究。本文通过埃及与阿联酋的对比分析，提炼出“节点辐射”与“平台架构”两种差异化合作路径，以期为我国出版机构开展对阿合作提供更具国别针对性与实践指导性的策略参考。

埃及与阿联酋的出版模式分别代表了阿拉伯国家传统与新兴的两种出版生态，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典型样本。当前中阿出版合作已超越了简单的“官方—民间”二元操作，呈现出了更为复杂的特征。本文将中国与埃及的合作概括为“节点辐射型”，其核心在于培育关键本土机构作为连接中阿出版生态的核心节点；将中国与阿联酋的合作概括为“平台架构型”，该模式的核心运作逻辑，是战略性地利用阿联酋本土的成熟平台资源（如沙迦出版城），同时着力于与阿方共建一批目标明确的专项合作平台（如“中海文库”、中阿出版合作中心）。通过“借船出海”与“联合造船”相结合的策略，形成了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平台集群，为大规模、高效率的合作提供体系化支撑。

埃及作为阿拉伯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出版业历史悠久，但当前市场运行受文化传统与现实挑战的双重影响。开罗被视为阿拉伯国家的出版中心，全国约有400~500家正式出版社^[1]，年出版图书品种超过1万种^[2]，以教育、文学和宗教类纸质图书为主。尽管面临宏观经济波动和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等制约，埃及出版业依托庞大的读者基础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在阿拉伯国家中仍占据核心地位并保持相对活力。

中埃出版合作具有较长的历史基础。自1956年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旋即签署了文化合作协议，为中阿文化交流奠定制度框架。此后，“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一带一路’中阿友好文库”等项目陆续实施，埃及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2016年1月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明确将出版与翻译合作列为重点领域，标志着两国出版合作进入了系统化、机制化阶段。

当前埃及图书市场呈现明显的分层特征。根据2025年5月《第七日》畅销书数据^[3]，非虚构类作品占71%，其中以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为背景的虚构作品占比49%，表明读者对本土文化身份的强烈认同；奇幻与悬疑题材亦具有市场吸引力，显示普世叙事主题的接受度较高。非虚构领域，心理学（35%）和个人成长类（24%）图书需求显著。同时，《金字塔报》年度编辑精选书单^[4]和Goodreads平台数据^①显示，在出版界和知识精英层，传记、历史及社会变迁类非虚构作品影响较大，而大众读者更倾向情节驱动的虚构作品（如犯罪、爱情、奇幻）。这一“文化双轨”格局为出版机构的内容策略提供重要参考。

① 参见Goodreads平台“Most read books this year in Egypt”排行。

经济层面，高通货膨胀水平导致图书价格区间大致在15~900埃镑，读者购买力整体下降。为缓解书价压力，2023年开罗书展引入“分期付款购书”机制；同时，廉价盗版书在街头书摊盛行，形成“阅读需求旺盛而正规购买疲软”的消费矛盾^[5]。这一现象要求出版机构在定价、分销渠道等方面采取更灵活的应对策略。

在埃及出版市场的复杂环境中，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作为典型合作型机构，其成效源于一套较为成熟的“引领—保障”机制。该集团自2011年成立以来，基于对本地文化需求和消费特征的深入分析，开辟了中埃出版合作的有效路径，并构建涵盖选题策划、翻译加工、印刷制作和发行渠道的全流程本地化体系，为合作提供了稳定性和效率保障，从而确立了其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

在内容选题上，该集团注重契合埃及读者偏好，既引进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反映中国当代发展的著作，也选择了《细雨中的呼喊》《黄金时代》等文学价值较高的作品，以及《骑士街九号》等适合青少年的儿童读物。

翻译与制作环节，该集团依托80余位资深翻译人员（其中30余人具有博士学位）^[6]的专业团队，确保译文准确传达原意并适应阿拉伯读者的语言习惯与审美取向；封面设计和版式亦充分考虑了当地的视觉偏好^[7]。

该集团与接力出版社联合成立的“接力出版社埃及分社”，已累计出版少儿图书超过100种，《彩虹系列》《给梦一双透明的翅膀》等儿童文学作品深受欢迎。此外，与湖北教育出版社合作设立的“中埃编辑部”专注汉语教材和文化读物开发，形成“出版+教育”融合模式，取得较好市场效果。希克迈特集团翻译出版的多部中国图书在开罗书展热销，《“一带一路”国家的经济》《给梦一双透明的翅膀》《念书的孩子》等获翻译奖项。该集团总经理艾哈迈德·赛义德因在中阿翻译合作中的贡献，获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青年成就奖、谢赫扎耶德奖等。该集团引进的中国文学作品已形成一定读者群，甚至出现读者主动追问余华、徐则臣等作家新作的现象，表明中国文学在埃及已从单纯引进转向了读者忠诚度培育阶段。

目前，该集团与中国80多家出版社及阿拉伯30多家出版社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已累计引进、翻译了中文图书超过1 000种，覆盖政治、经济、文学、少儿读物、汉语教材等领域。

希克迈特集团的实践界定了一种“节点辐射型”合作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在于：作为关键节点，既承接中国官方项目（如丝路书香工程）的战略资源，又以市场主体身份开展灵活商业运作。

该模式的有效性源于“高效节点辐射”与“深度本土化”两大机制的协同。在辐射层面，通过上游整合中国出版资源、下游对接阿拉伯分销网络，实现内容与渠道的规模化扩展。具体而言，希克迈特集团作为出版方兼阿拉伯地区销售代理，将译作图书批发给当地140多家书店和分销商网络，这些合作伙伴多为阿拉伯国家的民营书店业主、区域图书批发商和连锁零售商，通过开罗国际书展等线下平台批量上架零售，并逐步扩展至拉巴特、利雅得、阿布扎比等书展，实现跨国渗透。在本土化层面，通过“内容适配—价格策略—视觉呈现”的综合路径，系统降低文化折扣，实现中国图书的在地化转化与文化渗透。二者互动，推动中埃出版合作从文本贸易向深层文化认同演进。

然而，该模式亦存在内在局限：一定程度上，其发展依赖节点机构领导者的个人视野与本地网络，面临个体化风险；埃及宏观经济动荡（如高通货膨胀）对纸质书市场构成直接冲击，而节点机构在数字化转型中的资金和技术能力可能受限；此外，过度依赖少数节点，导致整体传播网络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存在潜在弱点。

阿联酋开放包容的政策环境，为当地出版业的繁荣与国际合作铺设了坚实基础。自1984年11月中国和阿联酋建交以来，两国关系持续稳步发展。进入21世纪后，阿联酋提出“向东看”政策，积极拓展与中国的全方位合作。2004年1月中阿合作论坛成立，推动双方在出版、影视、新闻等文化领域的合作不断成熟^[8]。2012年1月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出版交流步入制度化、常态化的发展新阶段。

阿联酋政策的开放性与引导性，在沙迦出版城这一全球首个出版自由贸易区中得到集中体现。其推出的“零关税、一站式服务”等创新政策，为国际出版机构营造了高效、便捷、低成本的营商环境，成为吸引全球出版资源汇聚的制度沃土，也为中阿出版合作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

得益于这一开放化育的政策环境，阿联酋出版生态呈现出高度国际化与数字化的特征，形成了多元共生的良性格局。整体产业展现出显著的活力与潜力：该国注册出版商约235家^[9]，市场规模从2019年的2.7亿美元预计将增长至2030年的6.5亿美元。其多元共生性首先体现在语言格局上：英语出版占据主导地位，本土图书零售市场中阿语图书仅占12%，且超过76%的进口图书来自美国、英国和印度，共同构建了以英语为主体、阿语并存的多元语言生态。

根据阿联酋文化部2023年发布的国民阅读指数^[10]，读者的内容偏好同样呈现广泛分布的多元特征。宗教（38.7%）、小说（35.8%）、历史政治（35.8%）、个人成长（31.2%）与科技（28.1%）等五大类主题的读者占比均超过四分之一。与此同时，阅读媒介高度数字化，超过90%的读者活跃于社交媒体。在语言使用上，英语（51%）、阿语（24.6%）及其他语言共同构成了国民的阅读语言体系。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一个由多语言、多题材、多媒介有机融合的共生生态系统。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和阿联酋出版合作持续拓展，并呈现出典型的平台化运作特征，其核心在于通过构建功能互补的多级平台体系，实现从顶层设计到市场触达的系统性推进。

首先，在顶层，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上倡议设立“中海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双语文库”项目，该项目于2023年4月正式启动，其作为国家级战略平台，为整个合作提供了权威背书与内容框架。该文库涵盖“文化与艺术经典”“文明互鉴”“现当代名家名作”三大系列，从文明对话的高度确立了合作的核心叙事。

其次，在核心执行层，多功能平台集群构成了合作的中坚力量。这包括：

作为“内容本地化支点”的海外编辑部——五洲传播出版社在阿联酋设立的“海外编辑部”，深入履行市场调研、选题策划与本土化制作等关键职能，成功策划了系列中国主题图书，并使其进入了阿布扎比大学、沙迦大学等主流高校与图书馆体系。

作为“教育体系嵌入平台”的汉语教材合作：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参与阿联酋“百校项目”，推出了《手拉手》《你真棒》《跨越丝路》系列教材。这三大系列教材是深度本地化与数字化结合的典范。该项目的成功深刻体现了在视觉呈现上将他者叙事与自我叙事相结合的跨文化传播理念^[11]——教材通过精心创设“小艾莎”“小哈利法”等本土人物形象，精准还原了当地儿童的外貌与服饰特征；在内容层面，则系统融入了“椰枣、沙漠、清真寺”等阿拉伯文化符号与生活词汇，使教材紧密贴合当地学生的认知语境与情感结构。与此同时，项目积极响应阿联酋教育数字化的特点，配套开发了丰富的音视频、交互式课件等数字资源。其中，精心编创的中文儿歌更成为广受欢迎的教学工具，被誉为“自动运行的学习程序”，有效提升了学习趣味性和效果^[12]。得益于这种文化适配与数字赋能的有机结合，该系列教材不仅在阿联酋示范校取得显著成效，更被黎巴嫩数字未来公司引进出版，标志着中国教育出版从内容输出升级为深度嵌入对象国教育生态的系统解决方案。

作为“高能见度交流平台”的国际书展主宾国机制：2015年阿联酋担任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主宾国，2017年中国担任了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主宾国，为深度合作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此类平台不仅促进版权贸易，更通过中国作家（如刘震云、孙睿等）与当地读者的面对面交流，在情感层面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文学在阿拉伯国家的影响力。

最后，在基层，“丝路书香·中国书架”项目作为直面读者的品牌展示平台，在阿布扎比、迪拜等地的核心文化场所设立长期专架，集中展示阿语与英语版中国主题图书，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重大主题著作、中国故事绘本，以及其他各类中国题材图书。它作为一个稳定、可见的品牌化线下触点，将持续产出的中国故事以出版物形式呈现在当地读者面前，完成了传播链的终端触达^[13]。

这一由战略顶层、执行中层与市场基层构成的多级平台体系，通过其制度化的运作保障，共同支撑起中国与阿联酋出版合作的系统化架构。

上述多级平台的体系化构建，最终凝练为“平台架构型”合作模式。该模式的成功运行，展现出三大核心特征，并内嵌着独特的驱动协同逻辑。

第一，顶层驱动与体系化布局。该模式以“中海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双语文库”（以下简称“中海文库”）等国家级项目为引领，通过清晰的战略定位，确保了合作的方向性与资源投入的可持续性，形成了从宏观蓝图到具体项目落地的完整闭环。

第二，平台功能分化与驱动协同。合作网络并非单一平台的孤立运作，而是一个由功能各异、优势互补的平台构成的生态系统。在此体系中，“中海文库”扮演“战略大脑”，负责确立文明对话的高度；海外编辑部与汉语教材项目作为“深度耕耘的触手”，分别负责大众市场的文化转译与国民教育体系的深度嵌入；国际书展是“脉冲式放大器”，周期性释放影响力；“中国书架”则是“品牌前哨”，实现常态化市场渗透。这种专业化分工避免了功能重叠，并通过网络化协同产生系统性效能。具体销售落地方面，通过阿布扎比大学、沙迦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体系采购，以及“丝路书香·中国书架”在迪拜、阿布扎比核心文化场所的长期专架展示，由本地文化机构、大学书店或签约出版社（如沃塞莱出版社）负责批发采购与零售上架，实现机构级触达与部分大众零售。

第三，从“单向输出”到“双向共建”。无论是共建“中阿出版合作中心”、合作开发教材，还是通过海外编辑部进行本地化策划，都体现了与对象国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成果共赢的共建理念，显著增强了合作的深度与韧性。

该模式也面临一定的潜在挑战：高度依赖顶层设计与体系化运作，可能导致其对市场细微变化的灵活性相对不足；同时，如何将宏大的平台成果有效转化为普通民众自发的、广泛的阅读兴趣，即解决“最后一公里”的普及问题，是保证其长期影响力的关键。

合作主体与驱动力的根本不同，直接催生了中埃、中阿（阿联酋）两种截然不同的出版合作机制。从合作主体来看，中埃合作以民营与市场运作能力较强的国内出版社为核心，构成的“节点辐射型网络”呈现出了“市场驱动、灵活应变”的特征；这一网络以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等机构为关键节点，通过民间力量实现了文化传播的下沉与本地化。节点机构凭借其对当地市场的深刻理解和灵活的商业运作，建立了覆盖选题、翻译、发行的全流程运作体系。

相比之下，中阿（阿联酋）合作则由官方与国有机构主导，形成了“平台架构型网络”，体现了“政策引领、体系保障”的优势。这一网络通过“中海文库”“中阿出版合作中心”等多层次平台，依托国家战略与政策资源构建了体系化的合作框架。平台网络的优势在于资源整合效率和规模效应，但需要注意避免与基层市场的脱节。

基于不同的合作网络结构，中埃与中阿（阿联酋）在内容策略上分别走向了“情感共鸣”与“体系化表达”两条差异化路径。在中埃出版合作的“节点辐射网络”中，内容策略强调“文化适配”与“读者共情”。以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为代表的节点机构，在内容策划中兼顾文学性与市场性，强化家庭伦理、人文关怀等具有普世价值的主题，选题涵盖文学、儿童读物、教材及社会文化类等图书，使中国文学作品在阿拉伯语语境中得以实现情感共鸣。这种基于深度市场洞察的内容策略，有效促成了中国图书的“在地化重生”。

相较之下，中阿（阿联酋）出版合作的“平台架构型网络”的内容策略则呈现出了明显的层级化特征。顶层以“中海文库”等国家级项目确立文明对话的高度；中层通过《手拉手》《你真棒》《跨越丝路》等教育出版项目实现知识体系的深度嵌入；基层则依托数字平台拓展传播广度。这种体系化的内容布局有利于构建完整的中国形象，但需要关注不同层级内容之间的有机衔接。

传播路径的选择直接决定了受众影响的深度与广度。中埃合作的“节点辐射型网络”，它的传播路径主要依托本地民营书店、分销商网络与传统书展，以实现深度的文化渗透。这种传播方式虽然覆盖范围相对有限，但通过节点机构的批发—零售链条，能够建立稳定的读者群体和持续的文化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受埃及高通货膨胀水平影响，节点机构（希克迈特集团）正积极向数字阅读和少儿读物领域转型^[14]，以适应市场变化。

而中阿（阿联酋）合作的“平台架构型网络”，则依靠国际书展、大学图书馆体系与“中国书架项目”实现广域传播，具有覆盖面广、效率高的优势。然而，阿联酋市场以英语阅读为主的特点，导致阿语版中国图书的零售落地主要依赖机构采购渠道，大众零售规模受限。同时，印刷与跨国物流成本较高也制约了阿联酋出版的阿语图书向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再出口，影响了传播的规模效应。

对两种模式的评估，其最终价值在于识别其各自特征与互补性，从而为构建更具韧性的未来合作框架提供“互鉴”的基石。通过比较可见，“节点辐射型网络”在文化亲和力与市场适应性方面表现突出，但面临数字化转型的压力和节点依赖风险；“平台架构型网络”在资源整合与品牌建设方面优势明显，但需要解决语言市场错位和传播深度不足的问题。

未来中阿出版合作应当促进两种合作模式的交叉赋能：一方面，通过“节点辐射型网络”实现深度市场渗透和情感共鸣；另一方面，借助“平台架构型网络”实现广度覆盖和体系化布局。具体而言，可以探索“中国-埃及-阿联酋”三方合作模式，利用埃及节点的本地化能力、阿联酋平台的国际化优势，共同开发面向整个阿拉伯国家的出版产品。

出版合作的核心在于内容能否触达人心。本文对埃及与阿联酋的市场调研，为内容策略的精准革新提供了关键依据：埃及市场呈现的“文化双轨”特征，与阿联酋高度国际化、数字化且对科技、成长类主题的偏好，共同揭示了内容必须与读者真实的生活和情感体验相接轨的核心需求。为此，未来中阿出版合作应在内容层面实现三大转向：第一，在选题上，从“供给导向”转向“需求导向”。系统性地规划与两地市场特征相匹配的内容矩阵：针对埃及，深耕蕴含人文关怀与社会洞察的文学作品；面向阿联酋，则加强科技、个人发展与非虚构题材的引进与共创。第二，在叙事上，从“宏大概念”转向“具象生活”。借鉴成功案例的经验，善于运用对象国受众熟悉的视觉语言与故事结构。如针对埃及读者对本土历史小说有强烈认同的特点，我方需找到中国故事与其文化身份的情感共鸣点。第三，在符号上，从“传统单一”转向“现代多元”。应着力挖掘和呈现反映中国当代地方风情与普通人故事的鲜活符号，使之成为比传统符号更生动、更真实的现代中国注脚^[15]。此内容策略的转向，旨在从源头上破解供需错配难题，为后续的技术赋能与平台落地提供清晰的内容坐标。

在明确内容策略的基础上，需通过智能化技术为其提供持续的动态数据支撑与效率赋能，构建驱动合作体系升级的核心引擎。首先，应共同构建跨国出版数据追踪与读者分析系统，实现对市场偏好的实时感知与前瞻预测，为基于市场洞察的出版内容策略创新提供动态校准的科学依据，从流程上系统性破解供需错配难题。其次，中方机构需与沙迦出版城、阿布扎比阿拉伯语中心等平台深化合作，联合开发智能版权数据库、AI辅助翻译系统与新一代数字阅读平台，全面升级出版流程，实现从内容生产到分发的智能化协同。尤为关键的是，必须将数字出版能力建设置于核心位置，通过技术输出与版权共享，支持以埃及希克迈特集团为代表的合作伙伴加快数字化转型，共同开发有声读物、交互式教材等多媒体产品，以应对传统纸质书市场的波动，并把握社交媒体与短视频时代的新阅读趋势。

在构建新体系的基础上，应当通过机制深化与模式协同来优化合作的整体效能。一方面，要优化与拓展平台功能。应重点强化国际书展“主宾国”机制的长期效能，在北京、阿布扎比、沙迦、开罗等主要书展设立常态化的“中阿联合出版专区”或“青年出版创新论坛”，使其成为版权交易、作家对话与专业培训的稳定枢纽。同时，应鼓励出版机构与高校、智库共建翻译工作坊与联合实验室，深化产学研协同。另一方面，要着力推动“节点辐射型”与“平台架构型”两种模式的交叉赋能。应系统性地培育区域性出版枢纽，支持埃及的节点机构利用阿联酋的平台资源进行国际分销与品牌提升；同时，应积极探索“中国-埃及-阿联酋”三方共创模式，将中国的原创内容、埃及的深度本地化能力与阿联酋的资本及渠道优势相结合，构建“内容共建、技术共融、渠道共通”的立体化合作生态，实现深度传播与广度覆盖的统一。

为确保合作体系的长期稳定与创新活力，需要将人才培养与内容融合作为战略性保障。在人才队伍建设层面，应启动“中阿英多语出版人才培养计划”，依托中国外文局、五洲传播出版社、阿拉伯出版商协会等机构，与高校合作设立出版传播专业课程，系统性培养精通中阿英三语、熟悉跨文化运作的编辑、译者与运营人才。可通过设立双向实习与短期实训机制，推动中阿青年出版人才流动，构建稳定的人才合作网络。在内容开发层面，教育出版是实现深度嵌入的突破口。应利用好外研社与阿联酋合作的成功经验，从单纯的教材输出升级为多语种、跨平台的数字教育内容共创。双方可共同开发面向海湾国家（以英语为主）和埃及等国家（以阿语为主）的在线课程、文化游戏与虚拟课堂，有效降低出版成本、扩大受众覆盖，更能通过教育内容深度融合，为中国出版在阿拉伯国家赢得未来读者。

总体而言，中阿出版合作正从“文本互译”迈向“文化共创”阶段。“节点辐射型”与“平台架构型”两种网络化模式的实践也会随着合作深入而不断加以修整和延展。未来的合作应当促进两种网络的深度融合，既发挥节点机构的本地化优势，又依托平台体系的资源整合能力。

通过数字化创新、人才培养和网络协同，中阿出版合作将构建起更加立体、多元的传播体系。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出版高质量“走出去”，更能为中阿文明互鉴提供持久动力，为构建中阿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跨文化出版合作不应仅考虑文化输出，更应考虑持久而包容的文明互鉴与人文交流互动机制，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实现从传播扩散到文化认同的跨越，为中阿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