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强国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数智化出版新业态开始崛起，编辑作为知识与文化的创造者，以及出版业的核心主体，不仅肩负着新时期创造新文化的职责和使命，还面临着更广泛业务范畴和更高业务能力的要求。现代出版可以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尺度进行时代划分，本文主要从技术驱动产业发展的角度，将现代出版划分为科学时代、数智时代和融合发展时代，这三者不是替代的关系，而是迭代或叠加的关系。每个时代以其突出的特征或新增的特征来标明这个时代，每个时代的突出特征又对编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就是说，现在所处的新时代是结合了科学时代和数智时代内容的融合发展时代。融合发展时代的出版业，既需要学者型编辑，也需要科技创新型编辑，更需要内容经营型编辑。融合发展时代的编辑需要在学者型专业能力支撑下，拓展数智技术应用能力与内容经营能力，从而成为“三型”编辑。

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历程，每个时代都被深深刻上了技术创造和创新的烙印，技术创造和创新的烙印是通过具体的产业和产品呈现出来的，而把技术应用于产业、转化为产品，依靠的是既懂技术应用、又懂产品价值、还懂市场需求的专家型产品设计师和策划师。对于出版业而言，这个专家型产品设计师和策划师就是编辑。编辑既要成为内容专家，也要培养技术和经营的思维与能力，以技术和经营推动内容创新，以内容扩大经营范围和产业边界，这是出版创新发展的技术要求、市场要求和时代要求。

人类拥有对世界的解释权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科学和学科的建设是人类行使解释权的重要方式和手段。科学时代主要有两方面特征，一是内容上，科学知识取代了神学知识；二是技术上，大机器、大规模复制取代了原有的手工复制。这两方面特征是现代性及现代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现代出版以传播和建设现代科学知识、科技发展成果和科学思想为主要内容，要求现代编辑必须具备科学素养和学术能力，成为“懂内容”的学者型编辑。

学者型编辑指的是既有专业学术背景和科研能力，本职工作又是编辑，能够胜任编辑出版工作的群体。有研究认为，现代编辑和出版家的起源、本色和本源就是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即“现代出版是以现代科技、现代知识、现代思想和现代道德观念等作为内容进入图书和报刊等知识生产领域，并以广泛传播作为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知识和现代思想的创造主体自然是现代的科学家、思想家和文学艺术家等知识分子”，“当社会上没有现成的可供利用的出版机构，他们便以办报办刊和成立出版机构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成果”^[1]。

无论是从中国出版史看，还是从世界出版史看，学者、作者、编辑和出版人的角色最早是合而为一地出现的，且一直延续到现代出版业的肇始期。在中国古代，孔子被后人称为“编辑之祖”，“没有孔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可能就不会有《尚书》《春秋》和《诗经》等经典作品流传下来”^[2]。中国古代也有不少学者开创了编辑思想、编辑理念和编辑方法，例如，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的史书体例，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编纂理念；班固编写的《汉书》，“网罗一代”“述叙汉德”再创纪传体史籍的编辑方法，成为后世编纂皇朝史籍的范本；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开创了编年体通史的先河，并使得编年体史书发展走向成熟，等等^[3]。在中国近现代，梁启超、鲁迅、茅盾、巴金等人既是著名的学者、作家和作者，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鲁迅一边为《新青年》撰稿，一边从事刊物的组稿、审稿等工作；茅盾曾在商务印书馆做过十年的编辑工作；巴金曾回顾自己的编辑工作：“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4]从西方出版史看，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师徒对话内容由其弟子记录、保存、整理成书，成为西方经典流行于世。现代出版亦是群星璀璨，如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担任《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总编辑时，既是编辑，也是重要的撰稿人，詹姆斯·A.H.默里（James A.H.Murray）在编辑《牛津英语大辞典》时，撰写或修改了一半的词条释义^[5]。社会进化论之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英国传媒大发展的维多利亚时代，投身出版业，在19世纪50年代担任《经济学人》的副编辑。

总体来看，“学者即编辑”是从古代社会一直到现代社会早期编辑出版的主要特征之一。在这一时期，编辑本身就是科学家或文人，或者说，编辑是学者编辑或文人编辑。他们不仅在某一领域拥有专业知识和学术素养，而且作为编辑和出版家的成就丝毫不逊色于作为学者的成就，这是“材料提供者”和“产品生产者”尚未实现有机分工的现代社会早期以前的普遍特征。这一特征是各民族和国家经典著作得以经久流传，各民族和国家文化得以传承与积累的重要因素。一定程度上说，这一时期的编辑扮演着文化创造者和传承者的角色，履行了文化创造和传承的双重职责。

现代社会分工的深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式和体现，即让擅长的人做自己擅长的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分工的直接结果是社会生产的专业化，以及随之而来产业发展的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效益，这“三高”早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是现代企业的安身立命之本。作为文化产业和知识生产部门的出版业，自然也受到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趋势和规律的制约和驱动。出版业的内容创作主体与编辑出版主体分离，是出版业融入社会分工的重要标志和体现。

现代出版与古代出版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出版企业作为独立法人实体的出现和独立编辑部建制的出现。其中，编辑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在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和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现代出版业的诞生。然而，自编辑从作者群体中分离出来，就面临着双重能力建设的考验。一是作为独立职业存在的依据或安身立命之本，即把书稿内容从原稿或草稿打造成合格产品，并进行市场营销的出版专业能力；二是编辑某类图书所必需的学科专业能力，这是由图书出版内容的专业化和主题化特性决定的。在学者与编辑一体化的时期，编辑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以及较高的学术修养和专业判断力，成为从事编辑出版工作的核心优势。但编辑从作者队伍中独立出来以后，这种优势便不再显著了。为了维持最初的出版水准，学者型编辑便自然是出版业对编辑的必然要求和发展方向。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认为，学者型编辑“应该成为所供职的学科或专业的学者或专家，即不仅是公认的一位编辑家，而且是某一方面的专家、具有学术素养的学者。比如是经济学家、辞书家、翻译家、文化名家、教育学家，等等。”^[6]编辑虽脱离了学者和作者身份，但不能脱离学术圈，应始终保持对学术标准和知识深度的坚守。社会分工的初衷是提高生产质量、效率和效益，以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最大化，但所谓的出版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如果是以出版质量的下降作为代价，那么就说明这种分工已经造成了编辑学术专业能力的丢失，必须予以补足，因为“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和企业经营的通则。否则，就容易造成或持续发生“好书不少，烂书更多”，以及“有高原无高峰”的状况。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公众对出版内容的知识性、思想性和科学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出版内容的知识含量和思想深度既是区分优质出版物和一般出版物的重要评判指标，也是出版业文化主体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正如有学者所说，“出版生产和传播的知识是系统化、智识性的，这使它与其他文化实践活动有了本质的区别”^[7]。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出版产业的市场营销不再将产品销售视为唯一核心目标，而是更加注重出版物价值的传递、理念的传播以及品牌形象的塑造。

编辑作为确定出版物内容和方向的主要推手，是出版价值的发现者和设计者；编辑深度参与出版物的材料选择、生产工艺和装帧设计等制作环节，是出版价值生产过程中的指导者和参与者；编辑推动出版物的发行和营销，是出版价值传播的主导者和实现者。总体来说，编辑作为价值创造者，是集价值发现、价值设计、价值生产和价值传播于一体的角色。刘杲先生认为，编辑部门虽然是生产部门，但生产和营销是互相促进的关系，编辑部门应该介入营销，“最好是从选题策划做到营销策划，根据市场预测提出营销方案的建议”，编辑有责任帮助发行部门懂书^[8]。编辑的职业特征要求编辑必须对出版内容拥有强大的鉴别力和掌控力，要充分了解所涉学科的专业知识，在内容筛选、结构规划和价值传递环节中发挥引导作用。正如有学者提出，编辑自身专业水平越高，越能高屋建瓴、驾轻就熟地当好“伯乐”，这对繁荣和创新文化事业的作用不可低估^[9]。学者型编辑往往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拥有“专家权利”，其专业性、权威性和公信力使得他们在知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即在内容价值创新和将优秀内容转化成合格产品乃至精品力作方面，具有绝对的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这种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的基础和根基就是学者型编辑的特质。

本质上说，无论出版形态和时代如何变化，判断内容价值、把握知识体系、理解学术脉络等学者能力始终是编辑的基础能力，是每个时代编辑必备的能力内核。

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重塑传统产业边界与产业形态。就出版业发展演变而言，主要经历了两个关键节点：一是互联网技术的使用，使传统出版的内容生产从组织思维转变为服务思维；二是以AI为代表的智能技术的使用，使出版以智能化的方式完成新的生产和传播。需要注意的是，早期互联网时代的出版虽然开始强调读者需求与用户导向，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内容生产方式，整体上仍延续着“复制”的传统路径，只是增加了新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渠道；而在算法、算力与数据驱动下的数智时代，技术已超越了传统的复制功能，技术本身成为内容的一部分，而且具有了创造新内容的价值，出版的生产方式随之发生改变，呈现出以技术为主导的内容生成和价值创造的新特征。编辑需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在专业能力和学术素养的支撑下，不断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实现从学者型编辑向科技型编辑的自然延伸。本质上说，数智技术是科学和技术长期发展的结果，数智时代仍属于科学时代，但这一时代的出版生产方式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数智时代是科学时代的新阶段，是超越传统科学的新时代。

现代科技对于现代工业的最大价值就是大规模的复制技术，现代工业的生产线和流水线就是这种复制技术的典型代表，出版业的现代印刷机和装订联动线堪称现代工业大规模复制技术的楷模。在这种出版业态和内部分工协作的工作状态下，编辑可以不干涉机器的正常复制工作，这是生产部门的职责。在数智技术条件下，技术已经超越了现代大机器的单纯复制价值，具有了内容创造的新价值，换句话说，技术已不只是复制工具，而是成为了内容的一部分，新技术能够不断创造新内容。这就要求编辑在学术判断力的基础上，理解技术逻辑、数据结构与知识生成方法，将新技术的创造价值融入选题策划、产品设计和生产制作中。编辑再也不能置身于技术之外，任由出版部门和外包技术公司单纯发挥技术的复制功能，而必须深度参与技术在出版各环节和各流程的应用，以原始内容为基础和出发点，借助数智技术实现内容的二次创造、产品类型的多元开发和价值传播的最大化。

实践证明，数智技术的不断发展为出版业源源不断地创造了新内容。如有研究表明，数智时代实现了古籍数字出版中的价值再创造，古籍知识的再组织，是新知识的生产^[10]；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出版产生新内容，可能产生新知识^[11]；同样是原有的内容，数据库把数据资源聚合在一起以后，人工智能就开始发挥作用，开始创造新知识^[12]。通过技术对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可以将静态原始的数据变为动态可用的数据^[13]。编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将目标书稿与市场图书进行对比，一是可以判断稿件是否具有稀缺性，二是可以判断稿件的观点是否具有创新性，三是可以判断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是否具有创新性等^[11]。新技术的使用可以帮助编辑从庞大的数据集中快速提炼出新的知识结构与素材，使得内容被持续重组与再利用。相较于传统方式，基于大数据做出的价值判断，促使编辑能够更加精准地进行出版策划与营销，使得内容被持续更新、重组与再利用。陈原先生曾预测：“如果以信息为中心的这样一个技术突破，就使我们能够激活这个出版工作。”^[14]如今的数智时代，正在为激活出版业提供新的契机。编辑必须具有强烈的科技意识，拥有以科技创新出版业发展的勇气。出版业需要加强编辑的科技意识和科技应用能力建设，为推动内容创新、提升生产效率提供源动力。

新的数智技术在出版领域的应用不仅为出版业带来了众多创新产品，而且开创了出版业态的新时代。新产品和新业态包括数字化出版产品、纸数融合产品、专业数据库、知识服务平台、在线教育课程以及短视频和游戏等类型。《出版融合发展报告（2025）》介绍了一系列编辑深度参与的新型出版产品，如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人教口语数字智能学习平台”、机械工业出版社的“工程科技数字图书馆”等数字化出版产品，人民邮电出版社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听！国宝在说话》融媒书、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小凤凰FM、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华夏手造”等纸数融合产品，以及《永乐大典》高清影像数据库、敦煌文献数据库、国家古籍数字化资源总平台、中华古籍智慧化服务平台等内容型数据库。这些以知识内容生产、组织和传播为核心的新型出版产品中，编辑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导作用。

出版企业主动投入数智技术，并结合自身专长打造特色化的出版产品，是现代出版企业品牌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在经济、文化与战略层面均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代特征不仅要求编辑具备专业知识和学术素养，还提出了以下新要求：一是认知层面，编辑应增强科技创新意识，要主动了解、学习和熟悉新技术，用新技术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认识到智能技术不同于以往互联网技术的工具改进价值，其带来的是生产方式、工作逻辑与决策模式的系统性重塑。二是使用层面，编辑应提高科技应用能力，能将智能工具引入选题策划、内容加工和营销传播的出版全流程，使其成为全流程编辑的智能助手。编辑作为内容生产的主导者，在技术已经成为内容的一部分并且不断创造新内容的时代，要让技术成为内容创新、产品创新和营销创新的新动能、新工具和新手段。三是掌控新技术层面，编辑应提高判断能力，以学者的专业素养和内容敏感度对技术生成的内容进行价值判断、专业判断和风险判断，严格把控内容价值、学术规范、社会效益和文化导向等。对于出版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而言，还要具备技术选择与布局能力，能准确判断哪些技术值得引入、哪些只是“技术噱头”，清晰规定人工智能的使用边界和使用程度等。

新的数智技术在创造多元产品和出版新业态的同时，带来了阅读革命。第二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显示，2024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电脑端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听书、视频讲书等）接触率为80.6%，较2023年的80.3%增长了0.3个百分点。其中，近八成的人通过手机阅读；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数字化媒介接触时长超三小时，传统纸质媒介阅读时长仅半小时；近四成的成年国民有听书习惯^[15]。《2024—2025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持续增长，整体收入规模超1.7万亿元，比上年增加8.07%^[16]。显然，现阶段的国民阅读呈现出网络化、移动化、音视频化等特征。

出版与阅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无阅读就无出版，反之，无出版也就无阅读。在读屏、听屏蔚然成风的阅读趋势下，市场需求促使出版业必须在坚守内容品质和文化价值的同时，不断推进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有研究提出，“其实编辑的整个业务工作，终极目的就是为全民阅读服务的，或者说是通过为全民阅读服务，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服务的。”^[17]新阅读不仅推动出版产业加快创造与市场需求相匹配的出版主题、出版形式、传播渠道与营销方式，而且促使出版业加快培养兼具专业素养和数字技术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如果把阅读理解成信息和知识的传播与接受，那么，新形势下的阅读革命至少包括信息和知识载体的革命、接触信息和知识方式的革命，以及处理信息和知识方式的革命。所谓编辑的市场意识，不仅是对内容需求的判断，还包括对需求方式和使用方式的判断。

面对数智时代的阅读革命，编辑要对新阅读有新理解，以便能够适应和及时应对新阅读在各方面的新需求。其一，理解内容与载体的适配性。不是所有内容都适合所有载体，编辑要具有分析和辨别载体适配性的能力。从功能上，要区分学习、应试、娱乐和科研等；从受众上来说，要区分儿童、成人和老年人，还要区分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等。其二，理解内容与接触方式的适配性。不同内容拥有不同的、更适配的接触方式，编辑要对不同的内容选择各自适合的传播方式。有的适合听，有的适合看（观看），有的适合读（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有的适合体验，有的适合参与，有的适合互动。其三，理解内容及其接触方式和传播方式与接收人群的适配性。市场的消费主体是读者，读者具有审美偏好和阅读偏好，这种偏好不仅体现在内容选择上，还体现在内容载体、接触方式和处理方式的选择上。这就要求编辑要对读者及其需求有更深入、更全面的理解。对新阅读进行系统分析、价值判断并作出编辑决策，离不开编辑的学者型思维和素养。

数智时代，编辑需利用扎实的学术能力和专业素养，深入理解并运用数智技术，掌握其应用场景、优势和局限，以及技术与内容的结合点，确保技术精准地服务于内容。同时，应进一步打破编辑与技术人员的“隔离”状态，以市场需求为核心，实现“双向”奔赴，即技术人员需具备内容理解能力，编辑需具备技术应用能力。这种“双向”奔赴或可成为新时代科技型编辑的一种培养模式。

数智时代打破了文化产业的边界，不仅使出版具有了更多的媒体特性，还把出版带入了融合发展时代。在融合发展时代，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日益多元。在这一形势下，一方面，图书的流量和销量遭到其他媒介和产品形态的分流，使出版陷入危机之中；另一方面，其他文化产业对内容的需求日益增多，又为出版业提供了新的商机。正如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表示：“挑战日益尖锐、机遇加速显现。”^[18]无论是危机还是商机，挑战还是机遇，都从正反两个方面为编辑转型带来了压力和动力。编辑必然要从传统出版业态下以经营图书产品为主，迈向在数字传媒和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新业态下以经营内容为主，即立足专业素养，通过内容的深度开发与综合利用，实现内容的价值多元化与最大化。编辑的角色和功能延伸，必然推动出版业向内容产业蜕变，在这方面，出版拥有先天优势，关键在于如何将优势转化为胜势。

出版物是其他文化产业进行再创作与衍生开发的基础资源，为其他产业尤其是文化产业提供初始化产品或原材料。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样板就是迪士尼。它从动漫《米老鼠》和《唐老鸭》，发展成如今的传媒帝国。百年后的今天，成为出版业融合发展值得学习和研究的榜样。

我国出版业在遭遇生存危机的当下，应看到危机之下的生机。我国出版业以自身的内容为源头，发挥内容源头性优势，向相邻或相关产业迈进，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哪吒》《我的阿勒泰》《三体》《流浪地球》《甄嬛传》《庆余年》等影视作品，均由文学作品改编而来，且大部分作品同时开发了动漫、手办、服饰等多元化的周边产品。融合发展时代是资源整合、资源配置和资源二次乃至N次开发的时代，出版企业拥有的内容资源就是其最大的优势。罗紫初教授认为，“出版资源所具有的多用性特征，决定了资源利用的效率取决于其用途被开发的程度。如果资源的价值得到了较充分的开发，那么出版资源的利用效率就高，开发者所获的利益也就较多。”^[19]程三国提出：“出版业的第一性原理是版权内容的价值变现，即以内容版权为核心资产，在兼顾文化传播与公共利益的前提下，通过多元路径实现其价值最大化。”^[20]在融合发展时代，不仅要实现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还要将资源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和效益优势，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首先依托编辑在内容判断与结构评估方面的学者型专业素养，并在这一基础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内容经营意识和经营能力，编辑要顺应形势的发展，由内容编辑转变为内容经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创新都重要，但内容创新是根本的。”^[21]在融合发展的新时代，编辑在内容创新方面要善于突破内容本身的固有思维模式，利用技术本身就是内容，新技术创造新内容的特性，让技术通过整合、重组和再加工、再定型，不断创造和生成新内容，并通过读者和用户需求反向刺激新技术创造新内容。应该认识到，利用技术进行内容创新，其显性成果既体现在内容本身，体现在技术对内容的整合与重塑上，更体现在产品形态和传播方式上，在技术推动下的内容创新是立体式的创新，是内容与产品形态和传播方式融为一体的创新，产品形态和传播方式让内容获得了新体验和新感受，新体验和新感受必然转化为内容的新价值。内容与形式从来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没有无形式的内容，正如没有无形式的质料一样”，“内容所以成为内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22]280-281。黑格尔特别以图书为例，阐释了他的这一哲学思想：“试就一本书来看，这书不论是手抄的或排印的，不论是纸装的或皮装的，这都不影响书的内容。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我们不重视这书的这种外在的不相干的形式，就说这书的内容本身也是没有形式的。诚然有不少的书就内容而论，并非不可以很正当地说它没有形式。但这里对内容所说的没有形式，实即等于说没有好的形式，没有〔名实相符的〕正当形式而言，并不是指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意思。但这正当的形式不但不是和内容漠不相干，反倒可以说这种形式即是内容本身。”^[22]281应该说，在数智技术环境下，“形式即内容本身”得到了更大、更显著的发挥，数智技术所带来的产品形态创新，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内容创新。

以数智技术推动出版的内容创新，在新时代具有跨越产业应用的新意义和新价值。内容和技术是相互匹配的，一方面，不同的内容需要通过不同的技术才能更好地呈现与传播；另一方面，不同的技术又会形成不同的产品形态和传播渠道，“技术本身已经成为内容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根据需要创造新内容。这就使得出版企业无法像以往那样，像简单地采购工具一样来采购技术。技术与内容必须深度地融合在一起，才能使内容的价值最大化，反过来技术才能更好地创造新内容”^[12]。例如，带有嵌入式音频、视频和交互功能的电子书，以及增强现实（AR）图书等，都是内容与技术深度融合的典型表现。这意味着，编辑不仅需要具备文本编辑能力，还要有敏锐的创新意识，能够识别出各类技术带来的机会，提出创意并将其转化为实际产品。同时，编辑也要理解数字技术、传播机制与用户体验之间的关系，掌握不同技术对内容表达的适配度，主动参与产品形态的设计与内容传播路径的规划，实现从单纯地“编书”到制作新型产品的转变。

相较而言，传统型编辑以出版一本书为核心目标，内容经营型编辑以整合内容资源、拓展多种产品形态为主；传统型编辑从选题和稿件出发，内容经营型编辑从用户需求出发；传统型编辑主要关注编辑加工，内容经营型编辑深度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和平台传播；传统型编辑以出版纸质图书为主，内容经营型编辑以开发电子书、音视频、数据库、知识服务等多元产品为主；传统型编辑有线性出版思维局限，内容型编辑是全生命周期与生态化运营思维。总体来说，内容经营型编辑主要根据大数据分析结果和数字化传播的平台特性，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设计产品，并通过讲解产品的核心价值，深度参与营销活动，最终实现出版价值的传播。在这种形态和形势下，编辑要实现的第一个角色转型就是从以产品为核心转向以内容为核心，转变理念和转变角色要同时进行，甚至要先转变理念，以理念转变带动角色转变。经营内容就是经营产品，经营产品依靠经营内容；内容创新就是产品创新，产品创新带动内容创新。在此基础上，编辑应进一步树立将内容和产品进行跨产业应用的融合发展意识。

内容经营的价值最大化，最终体现在编辑把内容资源“转嫁”到其他产业，尤其是与出版密切相关的文化和教育领域。技术尤其是AI通用技术已成为推动产业融合的引擎，内容相当于燃料，二者的有机结合与燃烧依靠的是思想，而思想整合材料创造新产品和新产业，或者打通各产业，是商品经济从诞生那一天起就固有的商业逻辑。而思想本身不是空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时刻附着在具体的人身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23]编辑就是或就要成为具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这就要求编辑不仅要懂内容、懂技术，还要了解和熟悉相关产业的市场需求、产品特性和产业规律等更多、更深层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产生整合和贯通产业的思想，才能把思想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在传统出版业通过“出版+游戏”“出版+影视”“出版+旅游”“出版+教育”等方式实现产业价值延展的过程中，其他文化产业有着创新内容和产品的需求，这就给编辑提供了整合和贯通的外部机制和机会。如有学者提出“版而优则影”^[24]，意思是出版物如果内容优秀，就有可能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换句话说，出版内容的质量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前提，也是出版业与其他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基本条件。现代编辑一方面要意识到出版资源具有可再生性，需要充分开发和利用出版内容资源，另一方面要提高内容运营和资源整合能力，根据出版资源的特点来优化资源的配置。

虽然在传统出版形态下，出版业倡导“一本书就是一个产品，编辑就是产品经理人”，但单一的产品形态决定了所谓的“经理人”至多是积极参与营销环节，无法真正实现“经理人”的价值，编辑想要通过思想整合内容实现产品创新和产业创新受到很多限制。在数智技术形态下，编辑通过思想整合内容、创新产品、创新产业则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因为产品创新分为两部分，首先是设计或思路创新，这部分依靠思想；其次是生产创新，这部分依靠流程和工序。对此，亚里士多德有过论述，“关于制造过程，一部分称为‘思想’，一部分称为‘制作’——起点与形式是由思想进行的，从思想的末一步再进行的工夫为制作”^[25]。数智技术可以将内容价值最大化，根据需要不断创造新内容和新产品，整合与创造的关键在于思想和创意。利用数智技术的产品创意和跨越产业的融合创新，最能考验和考量编辑的“思想”——即整合内容和创意的能力。如果编辑只擅长或只能把内容做成图书等出版产品，而不能将内容扩展至文化产业和其他领域，做成以内容为核心的其他文化产品，出版业就不能成为内容产业，更不能成为创意产业。不能成为内容产业和创意产业的出版业，就不会有超越出版业的规模和影响，甚至会因为不断地被蚕食而变得越来越萎缩。所以，编辑要实现第二次转型，即由传统的“内容选择型”编辑向“内容经营型”编辑转型。这个第二次转型具有超越编辑本身的意义和价值，编辑要以自身从“内容选择”向“内容经营”的角色转变，带动出版业向内容产业转型。或者说，出版业要通过编辑从“内容选择型”向“内容经营型”的角色转变，实现自身向“内容产业”的转型。

以学者的专业底色与思维方式为根基，推进科技创新型与内容经营型编辑能力建设，是贯通“三型”编辑培养的关键所在与内在逻辑。在这一主线下，随着出版形态与技术环境的不断演进，“三型”编辑并非终点，未来或将出现更多形态的编辑能力结构。但无论形态如何变化，其核心仍应回归对知识、内容与社会责任的理解与坚守。从传统的单一学者型编辑向“三型”编辑“进化”，绝不只是编辑个人之事，也绝不仅关乎编辑个人角色的转变和编辑个人能力的提升，而是关乎新形势下出版业人才队伍的整体建设方向，因为人才队伍建设是决定出版业未来的关键。建设一支新型的出版人才队伍是时代的要求，是时代赋予出版业的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这既需要企业的眼界和眼光，也需要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出版企业要基于编辑队伍的现状和现实，平衡两个效益“双增长”给编辑带来的能力压力和本领恐慌，合理制定“转型”培养计划和方案，让编辑既要有“转型”的内在动力，也要有“转型”的时间和机会；既要不影响当下的日常工作，又要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学习和提高新的技能。不能把压力和要求单方面地指向编辑个人，出版企业和出版管理部门应该面向新时代对出版工作和编辑的新要求，进行制度化、体系化、科学化和合理化的布局和安排，让编辑在科学化和合理化的体系下得到培养和提升，顺利实现向“三型”编辑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