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民阅读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政府主导、立法保障、加大投入、区域推进、科技赋能等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突破[1]。《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出台，更是标志着我国的书香社会建设进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系统化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新时代全民阅读仍然面临着不少问题和挑战：诸如全社会对于全民阅读的认识还有待提高，区域、城乡之间的阅读差距有待缩小，弱势群体的阅读资源与条件有待改善，对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水平有待提升，专业和民间阅读推广机构的力量有待整合，数字阅读的碎片化和娱乐化有待改进等。新时代全民阅读的新使命，就是回应和解决好上述问题与挑战，进一步推进书香社会建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阅读文化，增强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1 进一步提高对于全民阅读的认识
全民阅读对于个人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乔治·R. R. 马丁说：“读书的人，在他死之前，活过一千次人生。不读书的人，只活了一次。”[4]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时间、空间总是有限的。通过阅读，我们能够穿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看见不同的生活，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生。我们不需要通过自己不断试错去获得智慧，但能够通过观察别人的生命、了解别人的活动而增长自己的智慧。每本书的智慧，不仅仅是作者本人的智慧，更包含了阅读他人作品而获得的智慧。人类的智慧，其实也是通过阅读逐步积累发展起来的。
全民阅读对于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阅读虽然是个体行为，但每个个体阅读行为汇聚起来的全民阅读，就会成为一个国家的行为，成为一个民族的行为，继而造就一个国家的精神世界。全民阅读对于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公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养，推动书香中国建设，构建学习型社会，提高社会现代文明程度，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个民族的阅读水平决定着这个民族的精神高度，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更离不开全民族的共同阅读生活[5]。
正因为全民阅读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阅读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通过政府倡导、增加投入、推动立法等各种途径推进全民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出台，为书香中国建设进一步固本强基，也为深入开展全民阅读筑牢了坚实的法治保障[6]。我们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良好的阅读氛围，形成建设书香中国、阅读强国的共识。
认识是行动的前提。认识越是深刻，行动越是自觉。只有提高对于全民阅读价值和意义的认识，形成全社会的共识，书香中国的建设才能根深叶茂、花繁果香。
2 进一步合理配置城乡阅读资源
阅读的公平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平。美国著名阅读专家赫希说过：“我们只有在妥善处理好阅读问题后，才能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竞争中处于最佳地位，才能实现保证每位学生人生起点公平的目标。与经济繁荣和社会公平相比，解决阅读问题才是当下最为紧要的事情。”[7]全民阅读，不仅是全体公民的义务，也是全体公民的权利。所以，全民阅读，关键在于一个“全”字，不让一个人掉队，让所有人得到优质而均衡的阅读资源，是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
目前，我国区域、城乡和家庭阅读资源配置不均的情况仍然比较严重。大城市、中心城区拥有丰富的图书馆、书店、读书会等阅读资源，而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阅读设施严重不足。据统计，我国县级公共图书馆人均藏书量仅为城市的三分之一，且更新缓慢。这种“阅读地理学”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了知识获取机会的不均等。东西部地区中小学阅读资源配置的差距也比较大，根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历年数据，虽然全国生均图书数量在稳步增长，但东部沿海省份与西部部分省份的差距长期存在。西部农村学校的生均图书数量和质量（复本率高、内容陈旧）问题比较突出。图书馆数字化与信息化水平的差距更大，东部发达地区的学校图书馆已普遍接入区域教育信息网络，拥有电子阅览室、在线数据库和数字图书资源。而西部很多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图书馆仍以纸质图书为主，缺乏计算机和网络设备，数字化建设滞后。从家庭来看，弱势人群、低收入家庭基本没有藏书，缺少基本的阅读资源。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国家应当加强阅读设施建设，优化阅读资源配置，促进阅读服务均等化。”[8]在推进阅读资源建设方面，建议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是基础设施的“补短板”与“强网络”。在继续推进县级图书馆总分馆制的同时，应特别关注农村和边远地区的阅读设施建设。可借鉴浙江温州的“城市书房”、江苏“农家书屋提升工程”等经验，打造“15分钟阅读圈”。创新实施“流动图书馆”“阅读大篷车”等项目，让图书主动走向人群而非等待人群寻找图书。同时，打破以大型图书馆为中心的单一模式，建设多层次、网络化的阅读空间体系。在城市，要努力推动阅读空间嵌入社区、公园、地铁站等公共空间；在农村，则要将阅读设施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综合文化服务站等结合，提高设施利用率。
二是资源分配的“精准滴灌”。要改变简单的“送书下乡”模式，转向基于需求的精准供给。通过大数据分析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阅读偏好和需求，实现阅读资源的个性化配置[9]。例如，为农民工聚居区配置职业技能类读物，为留守儿童集中地区配置心理健康与亲情主题图书。针对农村地区网络基础设施薄弱问题，加快数字阅读平台向基层延伸。同时，开展面向农村居民的数字阅读技能培训，防止数智时代产生新的阅读不平等。
三是社会力量的“协同共治”。鼓励和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阅读资源建设，通过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政策杠杆，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服务的积极性[10]。腾讯“公益书屋”、新华出版社与中铁十九局五公司联合打造的“新华阅读空间”、桂林三金的“新教育书房”等企业公益项目的成功，证明了社会力量参与的巨大潜力。
3 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阅读指导工作
人生虽然有不同的阅读时期、不同的阅读重点、不同的阅读趣味、不同的阅读内容，但是，少年儿童时期的阅读对精神成长起着关键性和基础性的作用。人的一生之中，少年儿童时期是精神成长最关键的阶段。在这段时间里，他所看到的东西、所阅读的内容，都会对其思想、价值观甚至整个人生产生最根本的影响。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对加强少年儿童阅读指导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8]，如明确“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少年儿童阅读计划，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同时要求出版单位要“根据阶梯阅读的要求，有针对性地出版适宜不同年龄段少年儿童阅读的出版物”；公共图书馆应当“设置少年儿童阅览区域，根据少年儿童的特点配备相应的专业人员，开展面向少年儿童的阅读指导”；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发挥言传身教作用，开展力所能及的家庭阅读、亲子阅读等，帮助未成年人养成良好阅读习惯”；幼儿园应当“为幼儿提供适宜的读物，创设良好的阅读环境条件，培养幼儿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中小学校应当“加强书香校园建设，加大阅读在教学计划中的分量，开设阅读课程，开展阅读辅导，组织校园阅读活动，帮助学生养成阅读习惯，并加强对教师的阅读指导培训，提高教师的阅读指导能力”；高等学校应当“将阅读作为重要的教育教学方式，组织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鼓励学生拓展阅读内容，丰富学生精神世界，提高学生综合素养”，对各个阶段的责任主体都提出了具体而明确的要求。
应该看到，少年儿童阅读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仍然比较严重。在应试教育压力下，许多青少年陷入功利性阅读困境，缺乏对阅读本身的热爱。同时，数字原住民一代面临碎片化阅读与深度阅读能力退化的双重挑战。如何引导青少年从“被要求读”转向“主动要读”，从“浅阅读”走向“深阅读”，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可以从以下五方面予以推进。
一是课程体系的全学段覆盖。要将阅读指导纳入学校教育全过程，开发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分级阅读指导课程。尽管在各个年龄段的阅读中都要注重培养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但是，可以考虑在低年级侧重阅读兴趣培养，中年级侧重阅读方法指导，高年级侧重审辩式思维训练。
二是阅读材料的高质量供给。建立分级分类的青少年读物推荐机制，严把质量关。同时，加大对原创优秀少儿读物创作出版的支持力度，改变引进版主导的局面。鼓励作家、科学家、艺术家为青少年创作优质读物。
三是评价体系的过程性改革。要防止阅读的“应试化”，改变以考试成绩为单一评价标准的做法，将阅读能力、阅读习惯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推广“阅读存折”“阅读护照”等工具，记录学生的阅读历程，强化正向激励。
四是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加强语文教师和图书馆员的阅读指导能力培训，提升各个学科教师的阅读素养，培养一支懂儿童、懂阅读、懂教育的专业队伍。可借鉴国外“阅读教师”资格认证制度，建立中国的阅读指导师职业标准。新教育实验研发的《中国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为不同学科的阅读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源[11]。
五是建立校家社一体化阅读体系。要打破学校、家庭、社会在阅读推广中各自为战的“阅读孤岛”，建立由教育部门牵头，文化、妇联、共青团等多部门参与的校家社阅读协同机制，设计贯穿学校、家庭、社区的阅读活动链，培训教师成为家庭阅读指导师，培训家长成为学校阅读志愿者，培训社区工作者成为阅读活动组织者，实现人员角色的交叉与互补，真正实现从“孤岛”到“群岛”的阅读生态构建。
4 进一步努力让更多“非读者”成为读者
如果说少年儿童的阅读是全民阅读的重要“基石”，那么，“非读者”（也称“非阅读群体”）则是全民阅读应该重点关注的“增量”。从世界各地阅读推广的实践来看，大部分全民阅读推广实践与研究均将关注点置于读者本身，却忽视了“非读者”群体的存在。
“非读者”并非文盲，而是具备阅读能力却不愿意读书的人。这一群体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三点：有阅读能力，缺乏阅读意愿，阅读量和阅读频率严重不足。自20世纪60年代“阅读回避者”概念提出以来，“非阅读群体”越来越受到阅读研究者的关注[12]。
尽管“非阅读群体”并未直接参与到阅读中来，但恰恰是全民阅读推广的关键群体。要深层次揭示“非阅读群体”的成因，需要从读者的全生命周期进行考察，研究在不同年龄阶段国民对阅读关注度的变化规律。有调查显示：“非阅读群体”由后天多种因素造成，主要表现在缺乏对阅读价值的认知、缺乏良好的阅读习惯、缺乏阅读时间与机会，以及受到数字媒体冲击等方面。
非读者并非不可逆转的“文化弃民”，而是亟待唤醒的潜在读者。当下，很多阅读推广活动并未围绕“非阅读群体”展开。然而，“非阅读群体”在人口中占据更大的比例。由国际出版人协会和挪威出版商协会联合发布的一份名为《阅读很重要——调查和运动：如何挽留并发现读者》的报告显示[12]，在过去20年中，全球读者对于纸质图书的阅读总量呈下降趋势，读书频率和阅读书籍数量逐年减少。韩国成年人阅读率从2019年的56%降至2023年的43%，美国46%的成年人一年未读一本书，德国有43%的人“一个月未读过书”，连学生阅读率世界居首的新加坡也出现了阅读率的下滑[12]。欧盟统计局2022年阅读调查报告显示，欧盟国家的女性与男性非读者占比分别高达40%和56%[12]。2023年，中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仅23.38分钟，可人均每天接触手机时长却高达106.52分钟。可见，相较于“从有到优”，解决“从无到有”以扩充读者基数，将“非阅读群体”有效转化为积极的读者是提升国民阅读素养与参与度的关键所在。
如何推动“非阅读群体”向读者的转型，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是面向青少年“非阅读群体”，共筑全方位阅读支持体系。要强化家庭在阅读教育中的核心作用，特别是强调父母对子女阅读态度与习惯养成的深远影响。家庭作为个体阅读启蒙的摇篮，其文化氛围对孩子的阅读认知构建至关重要。此阶段引导能够显著预防青少年后期阅读兴趣衰减，进而避免“非阅读群体”的扩大。要充分发挥学校阅读课程与阅读活动的作用，创新阅读教学模式，赋予学生书籍选择权、增强阅读成就感，促进同伴间的书籍交流与共鸣。
二是面向成人“非阅读群体”，支持生计联系和“非阅读群体”聚会。成年人“非阅读群体”的大量存在一方面是受生计所迫而缺乏有效阅读时间，另一方面是缺乏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阅读模式。同时，老龄化问题也是造成“非阅读群体”现象的不容忽视的原因。因此，要大力推进在图书馆、社区中心、工作场所休息区等空间的具体化阅读项目，定期定向定点发放购书抵扣券，及时提供推荐图书及发放读书讨论指南，探索将工作时间中一定时间指定为读书时间。要开发和运营基于人工智能的参与式阅读平台，利用人工智能促进成年“非阅读群体”的阅读参与，为“非阅读群体”用户提供个性化的阅读体验。要增加老年主题优秀选题以满足多样化需求，鼓励出版物配备有声、大字、电子等适老化格式，降低阅读门槛，通过优化出版、推广无障碍阅读、完善借阅体系等举措，提升老年人阅读兴趣与参与度，推动老龄社会阅读文化发展。
5 进一步重视发展无障碍阅读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发展，强调要对残疾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中宣部版权管理局和中国残联宣文部共同举办的阅读权益保障论坛，从杭州到昆明，再到太原、新疆，已经连续举办四届，这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尊重和保障残疾人权利的具体举措，意义非常重大。
《马拉喀什条约》2022年5月在我国落地生效以来，中宣部、国家版权局积极完善配套制度、加大宣传推广、加强监督指导，不断将著作权法和《马拉喀什条约》对阅读障碍者平等获取文化和教育的支持落到实处。2023年9月，《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施行，为残疾人平等、充分、便捷地参与和融入社会生活，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有声、大字、盲文、电子等无障碍格式版本的出版物，支持全民阅读无障碍环境建设。残疾人服务机构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必要阅读辅助设施和相应服务。”
阅读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也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环境无障碍，阅读有关爱”是推动全民阅读和无障碍阅读的基本原则。在“十五五”期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阅读权益的保障工作，推进无障碍阅读事业的发展。
一是要提升阅读品质，推动无障碍阅读资源直达基层。要满足阅读障碍者多元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丰富盲文、大字、有声等无障碍格式版优质内容的供给，在提升无障碍阅读品质上下功夫，在提升公共阅读空间的普惠性、可及性、便捷性上下功夫，为阅读障碍者铺就更广阔的阅读成长道路。
二是要提升文化服务，营造无障碍阅读书香氛围。要认真总结阅读权益保障工作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实际行动改进工作。加大无障碍阅读重要意义、相关知识的普及力度，鼓励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共同营造全民阅读惠及阅读障碍者的良好环境与和谐氛围。
三是要培养领读者，加强对阅读障碍者的关爱帮扶。要帮助阅读障碍者培养阅读兴趣和养成阅读习惯，鼓励文化出版单位、特殊教育学校和社会各界面向阅读障碍者开展内容健康向上、具有文化底蕴的无障碍阅读推广活动。通过新技术、新载体、新设施等的开发和应用，扩大无障碍阅读活动覆盖面，提升社会影响力。《人民日报》曾经报道过内蒙古呼和浩特盲人医疗按摩师武琨杰通过阅读掌握职业技能，并且帮助其他盲人建立“小TC学习园地”的事迹[13]。武琨杰的故事很励志，也启发我们，全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对阅读障碍者的关爱帮扶，为残障人士和其他弱势人群提供更优的无障碍阅读设施，创造更好的无障碍阅读环境，提供更多的无障碍阅读机会，帮助他们用阅读探索世界，用阅读传递美好。
6 进一步发挥出版业对于全民阅读的独特作用
在社会各界共同推动全民阅读的行动中，出版界有着特殊作用。《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九条明确要求：“国家支持和引导丰富出版品种，优化出版结构，提高出版质量，推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出版物，加大全民阅读优质内容供给。”[8]
叶圣陶先生在1950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的开幕式上专门谈到了全民阅读的问题。他指出：“不单叫要读书的人有书读，还要叫不读书的人乐意读书；不单叫人读了书就完事，还要叫人乐意批评，随时对出版家提意见。换句话说，就是把发行工作的重心放在读书运动上，想尽种种办法让不读书的读书，少读书的多读书，读了书的善于读书。”[14]此外，他还就减轻读者负担，降低书价，鼓励创作者等问题进行了阐述，论述了从作者、出版者到读者之间的良性循环问题。
由此可见，出版业是推动全民阅读的枢纽，关联着全民阅读工作的方方面面，是全民阅读工作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出版是纸质阅读的源头，而纸质阅读是开展深度阅读不可或缺的方式。要阅读，必须有好书。正因为有了出版机构的遴选，有了编辑对所出版内容的沟通和打磨，才能确保在社会上流通的书籍具有较高的价值，才诞生了丰富的阅读资源，才能满足不同群体对阅读的需求。也正是通过主题出版的策划，成功的出版本身就可以引领阅读潮流，推动特定领域或话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激发公众广泛的阅读兴趣。
出版业在传承经典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具有代表性的、记录当下这个时代的作品，形成了当下思想的传播。出版业如此促进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提升了全民文化素养，增强了民族认同感。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重要的概念。强调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在阅读与创作、出版的语境下，意味着通过阅读获得的见识和灵感被转化为实际行动——创作新作品。将阅读的内容投入到知行合一的创造之中，既是个体创造力的体现，也是对所学知识的一种活用和拓展，是一种知识创新的实践。
真正的创作，是对阅读体验、行动收获的个性化表达，而出版则是将这些个体创作推向公众视野，实现知识与思想的广泛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作和出版是将个人的阅读成果转化为社会共享的精神食粮，使得阅读的价值得到放大和深化的过程。
从阅读到创作再到出版，是一个完整的链条，体现了知识的吸收、转化与分享，是个人成长与社会积累之间、全民阅读和文化创新之间的良性互动。
7 进一步加强各类媒体的阅读倡导
全民阅读的推广，离不开媒体的推波助澜。在出版业遭遇寒冬，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时代，公共媒体肩负着引导阅读风向的重要责任。一方面，媒体要实现从“信息场”到“意义场”的转型；另一方面，媒体也要防止自己成为全民阅读的“异己”力量——成为拉走阅读者的平台。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十六条和第十七条明确提出：“报刊出版单位、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网站等新闻媒体应当通过新闻报道、专题栏目（节目）、公益广告等方式，宣传优秀出版物和全民阅读先进典型，推广全民阅读活动，营造全民阅读氛围。”“国家鼓励促进全民阅读的新技术、新载体、新设施等开发与应用，支持利用信息技术开展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扩大全民阅读推广活动影响力。”[8]这些要求，为各类媒体的阅读倡导提供了具体的指导和遵循。
一是要加强主流媒体的“价值引领”。各级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应开设高质量读书栏目，如央视《读书》栏目、《人民日报》“读书”版等，推荐优秀书目，传播阅读理念。媒体人自身应成为阅读榜样，通过言传身教影响公众。
二是要加强新媒体平台的“创意传播”。充分利用短视频、直播、播客等新兴媒介形式，创新阅读推广方式。如抖音“全民好书计划”、B站“读书类UP主”等，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阅读价值。同时，加强内容监管，防止低俗化、娱乐化倾向。
三是媒体融合的“全媒联动”。打通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打造“报、网、端、微”一体化的阅读推广矩阵。建立国家级阅读推广融媒体平台，整合各地资源，形成传播合力。
8 进一步发挥领导干部带头阅读的作用
全民阅读的开展，需要各级领导的率先垂范和大力推广。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指出：领导干部只有读书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使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现代领导活动与读书学习的密切关系，深刻认识到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自觉做到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积极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15]。
领导干部的阅读习惯不仅关乎个人修养，更影响其治理能力和决策水平。此外，领导干部的读书行为还有独特的社会示范效应——他们在会议讲话中引用的经典、日常阅读的书目，多少会影响到一个部门甚至一个城市的阅读风气。从全民阅读的推进来看，关键在于发挥榜样的引领作用。在这一过程中，领导干部是最重要的表率，其影响力不容忽视。习近平总书记就是最好的读书榜样。他曾经为了借一本书，请人“吃了三顿炒鸡蛋”。他说：“我爱好挺多，最大的爱好是读书，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为充分发挥领导干部在全民阅读中的示范带头作用，可以做好以下四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出制度化的“阅读清单”。建立领导干部推荐阅读书目制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史国史、治理理论、管理艺术、前沿科技、文学名著等纳入必读内容。中共中央党校和新教育研究院等研制的“领导干部阅读推荐书目”可以作为参考。
二是开展常态化的“读书交流”。在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中增加阅读分享环节，将阅读与工作研讨相结合。推广“读书沙龙”“思享会”等学习形式，营造机关阅读氛围。
三是进行成果化的“阅读转化”。鼓励领导干部将阅读收获转化为调研报告、政策建议和工作创新。建立阅读成果交流平台，促进学习成果共享。
四是鼓励公开化的“阅读示范”。鼓励各级领导干部通过公开演讲、文章撰写、社交媒体分享等方式，展示个人阅读思考和收获，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效应。
9 进一步加强全民阅读的理论研究
与如火如荼的全民阅读实践相比，全民阅读理论研究相对滞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对于阅读的生理、心理机制的研究，还是对数智化时代全民阅读载体与方式的研究；无论是对世界各国全民阅读政策法规的研究，还是对我国全民阅读活动经验教训的研究，都远远不能够适应形势的需要。目前的全民阅读理论研究都无法承担为阅读推广提供科学指导、应对时代挑战并夯实文化根基的使命。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第三十九条明确指出：“国家鼓励开展全民阅读研究，指导开展公民阅读状况调查，支持开展全民阅读国际交流合作。”[8]为我们开展全民阅读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是加强全民阅读研究机构的建设。建议国家在适当的时候成立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协调财政、文化、教育、新闻出版广电和共青团、总工会、妇联等有关部委，以及新华书店和发行部门，吸收部分阅读研究的专家学者，统筹开展全民阅读促进工作。同时，支持依法成立“中国阅读学会”或“中国全民阅读促进会”等全民阅读促进领域的社会组织，在主管部门指导下开展全民阅读的研究与推广工作。加强对阅读各种前沿问题的研究，举办中外阅读论坛，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二是加强阅读的脑科学与心理学研究。传统的阅读推广多基于经验总结，缺乏科学依据。新时代的全民阅读需要引入脑科学与心理学研究，实现从“经验”到“科学”的范式转变。在阅读认知机制的“基础研究”方面，要支持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阅读过程中大脑活动的可视化研究，揭示不同阅读方式（纸质阅读、数字阅读等）、不同类型文本（文学、科学等）的认知加工差异，为阅读指导提供科学依据。在阅读障碍干预的“精准施策”方面，要基于对发展性阅读障碍神经机制的了解，开发早期筛查工具和个性化干预方案。目前我国阅读障碍儿童识别率不足1%，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5%~10%），而且，因为中文阅读涉及脑区域更多，所以我国大陆地区脑瘫患者语言障碍的发病率高达七成，而美国仅两成脑瘫患者有语言障碍[16]。在阅读心理过程的“循证实践”方面，要运用心理学研究方法，探究阅读动机、阅读焦虑、阅读沉浸体验等心理过程的影响因素，开发基于证据的阅读激励策略。在阅读效果评估的“科学工具”方面，要开发标准化的阅读能力评估工具，改变单纯以阅读量和阅读速度衡量的粗放模式，转向对理解深度、审辩式思维、迁移应用等高级能力的精细化评估。
三是加强全民阅读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鼓励国内相关阅读研究组织积极加入国际阅读协会（IRA）等国际阅读组织，联合国内有关城市创建“世界图书之都”，参与全球阅读推广项目，共享先进经验和成功案例。可以在国际层面上推动阅读文化的交流，在与海外相关机构的阅读交流合作的同时，展示中国出版和全民阅读的成果，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全民阅读工作的国际影响力。在系统引进国外优秀作品的中文版的同时，推动中国作品的外译出版，推广中国的优秀读物等。
10 进一步加快数智化时代的阅读转型
人类阅读的历史与其传播史紧密相连。人类传播史经历了语言传播、书写传播、印刷传播、电讯传播、数字传播等多次革命，每一次革命都对社会进步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不断将人类带进一个个新的时代、新的境界。进入数智化时代以后，移动终端获取信息的便利化和娱乐化，对纸质阅读造成了新一轮的冲击。尽管有许多批评数字阅读的声音，如认为数字阅读的碎片化、浅表化特点，容易引发注意力分散、信息茧房、数字鸿沟等问题。但是，数字阅读由于信息量大、信息形式丰富、方便携带、传播迅速等，也受到许多年轻读者的青睐。
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青少年一代是数字原住民，科学发展使数字阅读以网络检索的便捷性、阅读形式的多元性、内容及载体的丰富性、阅读过程的互动性，创造了全新的阅读体验，数字阅读正大步走进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并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也证明，网络阅读和纸质阅读是并行不悖且相辅相成的。正如宾夕法尼亚的一位媒体素养咨询专家费思·罗高指出的那样：“教授媒介素养并不意味着废弃纸质书。读纸质书与使用电子产品，这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竞争。毕竟，纸质图书也是一种媒介。我们只要快速地浏览几个网站就能明白，如果一个人不具备针对纸质图书的读写能力，就无法具备针对其他媒介的读写能力。”[17]因此，在数智化时代，传统的阅读观和阅读方法也需要作出相应的变化与调整。
一是要注重培养数智化时代的新读写能力。在21世纪，成为一个有读写能力的人，意味着需要掌握多种读写技能，意味着要能够理解通过多种形式呈现的信息，能够创造、批判和分析通过多种媒介呈现的文本。学生需要理解视频、数据库或者计算机网络中的信息，也需要更好地了解世界其他地区、其他语言和文化。数智化时代的新读写能力，其实是在把握阅读本质的基础之上，重点培育学生的审辩式思维。
二是要加大阅读资源的“数字化再造”。要加快公共领域图书资源的数字化进程，建设国家级数字图书馆联盟。同时，鼓励出版机构开发增强型电子书，融合文字、音频、视频、互动练习等多模态内容，提升阅读体验。要加快配备数字阅读终端设备，图书馆除了配置纸质图书外，还要添置电子书、电影、音乐、游戏、在线课程等多种类型的数字资源，筛选高品质的移动终端App，提供网络导航服务。要探索开展“互联网+阅读”的数字化书香校园活动，把数字化阅读与纸质阅读有效地融合起来，帮助师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三是要实现阅读服务的“智能化推送”。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开发个性化阅读推荐系统。根据用户的阅读历史、知识结构、兴趣偏好，智能匹配阅读内容，实现“千人千面”的阅读服务。同时，进行阅读行为的“可视化分析”：利用学习分析技术，追踪和可视化阅读过程，为阅读指导提供实时反馈。通过打造线上阅读社区，打破时空限制，连接有共同阅读兴趣的人群。如微信读书的“读书小队”、豆瓣的“读书小组”等，通过社交功能增强阅读的互动性和持续性。
四是要加强新媒体阅读的课程建设。数智化时代的阅读素养，不仅包括传统文本理解能力，还应包括信息检索与筛选、多模态文本解读、数字伦理意识等新维度。在互联网信息量超大的情况下，需要学校教育提供更多特定的课程，教学生搜索、筛选、判断、反思。21世纪初，WebQuest（网络探究）模式在欧美教育界广泛流行。该课程要求学生成立探究小组，基于网络资源搜集与问题相关的资料，并通过审辩思维和小组讨论，判断信息的类型、真伪、价值倾向等，形成自己的报告。为推动建立起互联网阅读共同体的伦理规范，应着力培养学生的网络自我保护能力与信息鉴别能力，使其远离恐怖、犯罪、网络暴力、诈骗等不良信息的侵害。
11 结语
我们希望，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新时代全民阅读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图景：在空间维度上，形成城市与乡村均衡覆盖、实体与虚拟深度融合的阅读设施网络，每个人都能便捷地获取优质的阅读资源。在时间维度上，实现全生命周期的阅读陪伴，从胎教阅读到老年阅读，每个阶段都有适宜的阅读指导和资源支持。在社会维度上，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补充的多元共治格局，形成人人推崇阅读、人人参与推广的社会氛围。在个体维度上，培养具有深度阅读能力、审辩式思维和终身学习习惯的现代公民，为个体幸福生活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我们相信，随着《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实施，书香中国建设步伐将进一步加快，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社会氛围将更加浓厚，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业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