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提出的原创性命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其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的一项战略安排。它的提出和完成既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重大学术课题。当前，学术界围绕中华文明标识的核心内涵、鲜明特征、历史基础等问题已经展开富有前瞻性和开创性的探讨，并刊发了一系列前沿研究成果 ^[1-3]。然而，相较于该问题学理阐释的复杂性与体系构建的新要求，现有研究整体上仍处于起始阶段。为了推动这一课题在“十五五”时期取得更加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亟需学术期刊界的深度参与，通过充分发挥学术期刊在学术生产中的独特作用，全面提升各项研究的自觉性、组织性与系统性水平，从而为更好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实践指引。

一般而言，标识是表明某物特征的符号或象征，是一种标注此物不同于彼物的识别方式，是宣示“我之为我”“我非他物”的具象化存在。中华文明标识是指在中华民族历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能够代表此文明特征、体现此民族精神、反映此文化价值的一系列符号、元素和概念的集合。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在新时代实现中华文明赓续弘扬的要求，也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必由之路。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作为党治国理政任务的提出，经历了一个孕育、成型和发展的过程。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从“标识”视角阐述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4]。此后不久，他又立足于“精神标识”层面，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4]，进一步揭示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文化的内在结构出发，提出“在5 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5]，由此将中华文化置于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更加清晰地勾画出中华民族三种文化的组成特征。除了中华文化的维度，习近平总书记同样注重阐明中华文明的标识性意义，提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6]等命题。从这些重要论述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或文明不是静态的历史范畴，而是承载民族精神、维系文化认同的当下现实，它始终与不断发展的时代同步，保持着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在总体性的论述外，习近平总书记还结合特定场景，对中华文明具体标识作出生动阐析，如指明“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识”^[7]，“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8]，“改革开放铸就的伟大改革开放精神，极大丰富了民族精神内涵，成为当代中国人民最鲜明的精神标识”^[9]等。这些文明标识既涵盖历史积淀的文化符号，也包含当代实践形成的精神印记，是传统与现代、思想与实践、精神与物质深度融合的文明成果，体现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多元构成和与时俱进。

随着认识的深入和实践的推进，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在2018年10月印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率先提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整体要求，将这一任务上升到体系化高度。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将“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纳入党中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当中。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设定更加明确的时间表，不久后这一安排被正式纳入“十五五”规划纲要。这体现了党中央对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彰显出新时代新征程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的坚定决心。

科学命题的产生来源于现实发展的需要。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现实呼声，是人的思维活动对中华文明历史和当代实际展开科学把握的结果。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利于整理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夯实中华文脉赓续的根基。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沉淀，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不仅包括物质形态的文物古迹、历史建筑、文化遗址，也涵盖非物质形态的思想观念、民俗风情、文艺技艺等。然而，在现代化进程中，部分文化遗产面临传承断裂、保护乏力甚至被遗忘、被破坏的风险。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前提是必须系统性整理和保护好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进而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文明基因和精神内涵，提炼出最能体现中华文明核心特质的元素和符号，形成覆盖广泛、层次分明、内涵清晰的标识序列，为赓续发展中华文脉夯实历史基础和文化基础。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利于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保持自主性与自信心、提升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根本依托，而文化主体性的巩固需要立足于全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精神追求和价值认同。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正是通过提炼那些深植于民族记忆、承载着共同价值追求的文化符号，为全体中华儿女提供情感共鸣与身份认同的精神纽带。当人们面对巍峨绵延的长城、精美绝伦的敦煌壁画，或是研读诸子百家经典、吟诵唐诗宋词时，这些具象化标识有助于唤起内心深处对民族历史的自豪感和对文化传统的归属感，成为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丰厚滋养。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利于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已成为国家综合实力竞争的重要方面，而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明标识则是传递国家文化价值的有效载体。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所包含的丰富载体与元素，如瓷器、丝绸、书法艺术、美食、服饰等，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展示自身独特性的重要窗口。近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抗日战争、北京奥运会、脱贫攻坚等，其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同样吸引了世界的目光。通过体系化构建步骤，将这些分散的文化元素提炼整合为更具传播力和感染力的标识符号集群，不仅有助于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也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共同的话语基础。

如前所述，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党和国家提出的一项战略任务，是新时代治国理政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由此赋予了学术界新的研究使命。学术期刊凭借自身的职能分工，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进程中贡献着不可或缺的力量。

作为新兴学术领域，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有许多基础理论问题需要作深入解答和系统阐释。学术期刊运营者凭借其专业素养和求新精神，能够敏锐捕捉到其中的关键问题，及时组织和刊发学者的前沿研究成果，推动该领域实现知识供给和理论创新。

在基本概念和内涵界定方面，学术期刊可致力于开展相关概念、范畴、命题的辨析和阐释工作，从而为更深入的研究设定理论“准星”，提供进一步讨论的“基座”。如在《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全球传媒学刊》等期刊发表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生成逻辑、符号表达和核心要义，不仅回溯了“文明标识”概念的发展史，澄清了“文明标识”与“文化符号”等相近概念的异同，还进一步从文化符号学、传播学等角度厘定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科学内涵 ^[10-11]。

在体系分类方面，由于中华文明标识是一个形成历史悠久、覆盖范围广泛、层级结构复杂的系统，学术期刊能鼓励学者从不同维度展开探索，如以物质与非物质、历史与当代等为“坐标轴”提出具有系统性和包容性的分类框架。在所刊论文中，有的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划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等类别 ^[12]；有的提出以提炼中华文明的视觉符号、听觉标志、嗅觉印记、触觉烙印、味蕾记忆等为底层架构，“实现对中华文明标识的全面识别与整体感知”^[13]。

在核心标识阐释方面，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以提炼出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标识符号为基石。学术期刊在这方面组织刊发了一系列各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如《河南社会科学》《中国文艺评论》《戏曲研究》等期刊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君子”“戏曲”等标识，通过阐明其蕴含的人文精神、价值理念和审美旨趣，作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核心要点 ^[14-16]。还有一些论文将重点指向当代中国，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红旗文稿》等的刊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人类文明新形态”等现代概念同样具有鲜明的标识意义，可以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注入具有时代特征的鲜活内容 ^[17-18]。

在研究视角多元化方面，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涉及多种学科知识，学术期刊能联络不同学科，约请学者从不同领域运用不同方法开展不同视角的研究。《中国档案》《当代作家评论》《电视研究》等专业类期刊从自身学科定位出发，强调了档案、文学、电视在呈现和传播中华文明标识方面的重要价值，指出这些载体及其所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华文明特性都可以转化为可感知、可传播的标识表达形式 ^[19-21]。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本质上是价值选择与意义重构的过程。在学者的思想阐释过程中，这样的价值取向总是或显或隐地在场。学术期刊通过价值嵌入、议题设置、文化传播等方式，推动学术研究服务于文明标识体系的价值凝练和共识形成。

在价值嵌入方面，能否将正确价值观融入文明标识构建是学术期刊取舍论文的关键指标。《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文指出，“文明标识是基于一定的价值标准对文化符号的筛选，中华文明标识的提炼和建构要符合自身特性，建立彰显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民族叙事”^[22]。《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文章则进一步强调，从传统社会的“仁、义、礼、智、信”到当今时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都是古老的东方文明古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识，应通过中华文明标识向全世界亮明自己的文化身份、文明主张和价值导向 ^[23]。

在议题设置方面，学术期刊在策划专栏、组织研讨等活动中选择什么议题，必然基于一定的价值考量。主动设置议题是学术期刊引导学者将研究视角投向时代问题的方式。如《学术前沿》杂志在2025年第17期策划了“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与中华文化走出去”专题，集中刊发了6篇既紧扣主题又各有侧重的系列论文，致力于构建兼具民族特质和国际影响力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国哲学史》《中国民族美术》《文化艺术研究》等刊物设立了“中华文明标识”专栏，定期或不定期地推出相关研究成果。

在文化传播方面，学术期刊不仅是学术成果的发布平台，更是文化价值传播的重要载体。中华文明标识蕴含着深层价值理念，如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智慧，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实事求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等，当其以学术论文的方式发布后，实际上就开启了一场中国价值的传播之旅。《学术前沿》《电影文学》《民族艺术研究》的文章以翻译、纪录片、艺术作品为例，证实中华文明标识的向外传播效果影响着国际社会对中华文明认知的深度与广度 ^[24-26]。实际上，好的传播内容兼具中国内核与世界表达，能够推动文化从“被看见”到“被理解”再到“被认同”。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最终要落脚于实践，真正打造一批体现民族特征、广受社会认可、具有鲜明辨识度的文明符号。为此，学术期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导向，注重理论成果的现实指导性，能够推动这一任务在实践层面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方法与路径遵循方面，学术期刊为丰富的社会实践提供成果发布和经验交流的平台，并要求总结出可借鉴、可推广的方法与路径。有期刊文章借鉴艺术的“取象”经验，确立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五个取象原则：重生所指示的生命与历史连续性，空间及视觉对于时间、听觉的优先性，具身化的对举方式，循环式的前进，祥瑞符号的呈现等 ^[27]。此外，还有期刊文章基于对昆曲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受众接受规律的实证探究，揭示文化标识的成功不仅依赖内容本身的精准传递，更要求在异质文化土壤中培育情感联结与价值共识的双重根系 ^[28]。

在外部赋能方面，学术期刊积极探讨如何借助外部力量与资源，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构建实践提供多元支撑。如《宁夏社会科学》刊文认为，视听艺术是构建、塑造中华文明精神标识的关键角色，不仅以强大的创造力、传播力和影响力深层次地形塑国家文化形象，而且以丰富多元的文化新业态全方位地重塑着当代民众的日常生活 ^[29]。《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文章则提出，文明标识的数字化转译和传播能力为中华文明标识注入跨越时空的生命力，必须以“文化守正”为基础，以“技术适配”为手段，以“制度协同”为保障，构建一套针对性强、层次清晰的系统性适配方案，使数智技术真正服务于中华文明标识的本真传播与价值呈现 ^[30]。

当前，关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学术研究，既取得了一定成效，也面临着新的挑战，突出表现为基于学者个人兴趣的自发式的分散研究与基于国家战略任务的有计划地系统构建之间的显著张力。学术期刊作为公共知识平台，具有联系学者和对接国家任务的双重优势，可以居中发挥引导、组织和推动作用，从而不断提升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发展水平。

在理论指导上，关于中华文明标识的主流研究基本做到了以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为根本遵循，但也有少数研究存在一些模糊甚至错误认识，陷入文化复古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误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31]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求我们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中，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发展理论。比如，我们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致力于中国历史实际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甚至动摇了西方学界以文字、冶金术和城市为标准的早期文明三要素说，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贡献了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

中外不同的文明概念和认定标准，必然导致不同的文明标识提炼要求。学术期刊在选题策划、稿件评审、编辑校对等环节中，需要引导学术界主动对齐我们国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切实运用好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分析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特别是及时吸收非西方标准下的文明成果，对凝结其中的智慧结晶进行科学提炼和总结。最重要的是，紧密结合实践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标识体系的构建成果既体现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又彰显中华文明独特魅力。正如《行政论坛》所刊文章指出的，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需要把握“两个结合”的正确方向，需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需要扎根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沃土，从而开创文明传承与现代化发展相统一的实践范式 ^[32]。

从目前已刊成果可知，大多数论文主题聚焦于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某一方面，如某个具体的标识、概念、环节等。相对而言，关于体系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鲜见。当然，这不是否认单一问题或者说点状研究的重要性，相反，它是体系研究的必要条件和必经阶段。从认识发展规律而言，对于新事物的理解是一个从片面到全面、从单点到全局的历史过程。随着认识的深入，在吸收单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学术界要将研究视野上升到宏观战略层面，从而揭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整体架构及内部有机联系。

围绕此任务，学术期刊应充分发挥学术组织与引领功能，鼓励学者将重点问题研究与体系问题探索结合起来。具体而言，专业类期刊可着力于特定领域具有原创意义和深刻价值的议题，而综合类期刊则要侧重于组织战略和体系问题研究，如标识层级的科学整合、符号系统的意义贯通、不同文明标识体系的比较借鉴等，以此推动形成“具有历史纵深、逻辑自洽和现实张力的标识网络，最终完成中华文明精神标识从离散符号到系统建构的理论闭环”^[33]。这种体系建构既可以通过单篇论文的高度凝练实现，也可以通过策划不同角度的多篇文章，形成有机组合体，实现对文明标识某一问题研究的全方位覆盖，这就要求期刊拥有高水准的策划和组稿能力。比如，《中国文艺评论》在2025年策划了“中华文明标识构建与艺术呈现”系列专题，连续3期推出3组14篇高水平成果，实现了对该领域较为全面、系统的拓展研究。

基于学科分类的专业研究有一套自己的知识和方法体系，在解决具体问题时能够发挥知识专精的优势，但也不免存在视域窄化的局限。当今时代，“随着社会发展和人类活动的日益复杂化，人们要想解决任何一个现实问题，都不能仅仅依靠一个学科的力量”^[34]。特别是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更需要强大的综合解题能力，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就成为必然选择。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正是极具综合性的复杂工程，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历史学、哲学、语言学、艺术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领域。

因此，需要学术期刊发挥组织作用，积极推动单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齐头并进。一方面，继续支持各学科运用内部知识和方法赋能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另一方面，主动搭建跨学科交流平台，通过设置跨学科专栏、组织多学科研讨会、鼓励学者合作研究等方式，产出更具宽视域和实践性的研究成果。如近期“尕日塘秦刻石”的研讨就是学术报刊推动多学科参与合作的典范。从《光明日报》推出发轫之作，到后续开设“学术争鸣”系列，再到《文史哲》《历史地理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历史研究》等刊物相继加入讨论，学术报刊在短期内就组织了考古、历史、古文字、金石书法、地理地质、物理化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论证，为国家最后的认定工作提供了充分的学理依据。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既要服务于国内文化建设，增强全体人民的标识认知度和文化获得感，也要着眼于国际文化交流，向世界展示文明底蕴深厚的中国形象。实现这一目的的根本前提就是向国内外受众传播好我们的文明标识研究成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数字阅读的普及，学术论文的传播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数字化传播凭借其即时性、互动性、海量存储和多终端适配等特点，打破传播的时空限制，使研究成果以更快的速度、更丰富的形式、更广泛的覆盖面直抵受众。为此，学术期刊需要顺应这一趋势，树立数字传播思维，增强网络传播能力，不断提升中华文明标识的触达率与辐射力。

从现实情况看，几乎所有学术期刊都已投身网络传播事业，建立了网站，加入了网络数据库，开通了新媒体平台，但是其中不少期刊仍存在重视不够、投入不足、人才不专业、规律掌握不到位等问题，以致还停留在粗放式、形式化运营阶段。就此，学术期刊应深化探索学术文章的数字传播规律，创新传播路径，释放传播效能。如相关研究显示，学术期刊微信公众号推文的发布时间、内容编辑方式、互动方式等与其社会传播效果密切相关，如果要提升文明标识研究论文的传播效果，就建议将“推文发布时间定在晚上八点到十二点之间，同时将相关主题的论文集结在一篇推文中，并辅以适当的总结评点”^[35]。此外，国际传播仍是我们需要改进的短板。文明标识是展现中华文化独特性、融通中外文明交流的有效方式，学术期刊应将相关研究成果作为对外传播重点。在实际操作中，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的文化特点与接受习惯，有必要对文章内容和形式作适当加工，以增强传播亲和力和实效性，让国外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中华文明标识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这一研究领域，目前不少学者和编辑还处于初步接触和深化认识的阶段，学术期刊的引导和培养成为其关注并从事这项工作的关键。为了提升学者的研究主动性，学术期刊可以结合自身定位，通过设立专栏、策划专题、举办学术征文、组织研讨会等方式，为学术人才创造交流思想、提升能力的空间，支持学者投身相关课题研究。如《历史研究》杂志社在承办第六届全国史学高层论坛暨第十八届历史学前沿论坛时，就将主题直接设定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为凝聚全国史学界力量关注、从事这一议题研究创造了良好的学术场域。

为了增强编辑参与的自觉性，学术期刊需要着重提升编辑队伍的责任担当意识和专业能力。首先是“提升政治素养，自觉将编辑工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36]，有针对性地组织编辑学习党和国家相关文件精神、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增强政治领悟力、判断力。其次是鼓励编辑深入学术前沿，准确把握该领域的发展动态和研究热点，甚至支持编辑直接参与相关问题研究，实现编研结合。最后是重点培养编辑的“标识”意识，使其能够敏锐识别有价值的选题、有创新的观点，并通过精心编校向全社会推出高质量成果，让自己成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贡献者。

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一项兼具深远历史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的文化传承工程，不仅关乎中华民族的文化繁荣与文化自信，也影响着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的未来图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是当代学人的历史责任，也是学术期刊的时代使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研究已从概念阐析逐步进入系统构建阶段，学术界原有的自发式的、碎片化的、微观性的研究范式已不能满足形势发展需要。党和国家在“十五五”规划中的专门部署，要求学术界尽快将现有研究水平提升到更有组织、更具体系化、更富战略性的层次。而学术期刊的深度介入则成为实现这一提升的关键，通过充分发挥其在学术场域中推动者、引导者和组织者的作用，能有效增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构建的组织性、计划性与目的性。反过来，学术期刊亦应把握好这一历史机遇，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在指导原则上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在研究内容上兼顾重点突破与体系建构，在知识方法上推动单学科与跨学科相互补充，在传播能力上加强数字化和国际化建设，在人才支撑上引领学者和编辑深度参与，共同为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贡献更多学术智慧和期刊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