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出版业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发展以及价值三重困境^[1]，对主题出版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升级之路提出挑战。在此背景下，如何持续助推主题出版既能引领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与价值取向，又能成为核心经济板块、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自我国主题出版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代以来，出版主管部门始终在主题出版年度重点选题方向中要求增强学术性，2024年中宣部办公厅在部署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中明确强调“切实提升作品的学术含量、文化含量、出版质量”，2025年又规定“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术导向和价值取向”，均体现出对主题出版学术含量的高度重视，为主题出版的实践与科学研究提供了方向指引。

为提升主题出版质量，各级人民出版社、高校出版社等持续探索以学术类主题出版拓宽主题出版深度与广度的路径，即从学理高度对主题内容进行理论性建构与阐释。学界相关研究涉及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关系、学术出版机构主题出版发展路径，较少立足于主题出版视角探讨学术类主题出版。在二者关系上，韩建民等学者认为学术出版是主题出版的基础，二者在部分目标上具有趋同性，二者互相促进、相互依存^[2]，但对学术类主题出版尚未形成全面认识；李彭涛阐释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学术化的历史、价值和实践三重逻辑^[3]，但探讨的是主题出版学术化的历史脉络、责任使命与实践路径。在融合发展路径上，冯会平、范军从作者、选题、表达等方面提出做好大学出版社主题出版工作的建议^[4]，易彬彬等强调主题出版做好学术的融合要结合出版社专业优势、优化选题策划环节、经营高端作者队伍、完善出版社的人才机制^[5]，较多立足于内容生产层面分析融合发展策略，缺乏对学术类主题出版发展路径的系统思考。

鉴于此，本文在明确学术类主题出版的内涵意蕴与独特价值的基础上，探索用学术出版理路照亮主题出版道路的学术类主题出版发展路径，强化主题出版的使命与担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学术类主题出版是主题出版学术化的必然产物，主张借鉴学术出版的严谨范式运作主题出版，以学术含量提升主题出版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推进主题出版由政治宣传转向思想价值引领。

学术类主题出版属于主题出版范畴，具有主题出版的“活动”属性。随着主题出版在我国出版业整体结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深刻影响我国出版市场格局，主题出版内涵受到学界的重视，学界提出了三层维度的见解。一是主题出版的活动论，该观点下的主题出版内涵经历由“一大四重”^[6]“三种文化”^[7] 的叙述性概念，到“在选题策划和内容布局上与党和国家意志、战略形成某种必然联系和主题导向，并具有一定市场规模的出版活动”^[8] 的学理性升维。门类论与理念论是在活动论基础上的延展，尚未形成明确定义。前者认为主题出版是与专业（学术）出版、教育出版、大众出版^[9]、大型出版工程^[10] 并列的出版类别；后者揭示主题出版彰显出版的意识形态本质，主张品类逻辑不具有出版实践与管理价值，需将其视为理念或意识^[11]。

主题出版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有学者围绕三种观点进行阐释^{[6, 10, 12]}，但首先主题出版是一种出版活动，表现为出版机构承接“自上而下”的思想，积极布局主题出版工作。主题出版门类与主题出版活动构成主题出版实践的逻辑链条，换言之，主题出版活动的深入发展推动主题出版成为我国基本出版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催生出一种相对独立的出版门类。“相对独立”意味着主题出版作为一种出版门类既独立于传统三大板块，又难以脱离其他出版板块而独立存在，显示出主题出版作为出版门类的特殊性。其特殊性与主题出版揭示出版意识形态属性的本质特征有关，形成主题出版与其他出版板块的勾连，以此更深层次把握主题出版对于出版业的价值与意义。1969年，法国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认为国家权力的实施除了使用强制性和镇压性国家机器，还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非暴力的意识形态方式发挥作用，并将出版视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3]，即作为规范性知识生产者和中介型知识传播者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解读、塑造和传播。意识形态工具属性与主题出版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使命适配，并在新时代以来被主题出版充分凸显——主题出版脱离时政读物的品类限制，以理念的形式引导出版发展，兼具重点出版的战略高度性、大众出版的民众亲和力、学术出版的专业学理性、融合出版的多元化前景，以及国际出版的全球视野等特质^[14]，以更宽的视野、更长的维度、更大的力度描绘主题出版蓝图。

从整个出版领域看，可以将主题出版视为一种指引出版板块发展的理念，即作为贯穿于大众出版等活动中的理念；在从事主题出版实践时，应将主题出版视为有别于其他出版板块的活动或门类。与此类似的是，虽然“课程思政”作为理念引导学校教育发挥多学科德育的教育合力作用，但“思政课程”始终作为“第一课程”站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战场。以主题出版为理念，意图发挥多种出版板块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功能；以主题出版为活动或门类，旨在发挥主题出版启智增慧、凝心聚魂的主渠道作用。不过，活动强调“如何做”的实践问题，门类关注“是什么”的边界问题。本文并非旨在区分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而是推动主题出版的实践发展，故而延续活动论，将主题出版界定为与党和国家意志、战略形成某种必然联系和主题导向的出版活动。

为将主题出版工作提升至新水平，学术出版可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路径，为主题出版的深化与拓展提供借鉴。当前，主题出版正从时政读物、党政读物向文学、文化、科技、少儿等细分领域拓展。在此过程中，教育出版、大众出版与学术出版三大传统出版板块为主题出版提供新思路、新方法，从不同维度建构其知识生产逻辑：教育出版侧重价值引领，引导主题出版强化思想性、教育性、知识性，助力培育时代新人；大众出版注重话语转换，指引主题出版通过喜闻乐见的体裁形式、生动活泼的语言文本吸引读者，拓宽主题出版的传播范围；学术出版则提供内容深度借鉴，启发主题出版从学理高度阐释内容与政治话语，从而增强其说服力与可信度。在这一套方法工具的使用下，逐渐衍生出多种主题出版类别。例如，韩建民等学者主张将主题出版大致分为政治类、学术类和文学类^[15]，并总结出八种发展模式：党政读物创新型、治国理政学术型、文学市场创新型、本地资源立体开发型、科技与当代中国发展型、“走出去”与主题出版结合型、学术型主题出版工程、传统文化升华型^[16]。张志强提出主题出版已从早期聚焦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活动、理论问题等选题，逐步扩展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科技文化、国家意志、当代中国现实与治国理政等多类选题^[9]。在三大传统出版板块为主题出版提供方法论的过程中，以学术出版为方法具有基础性地位，因为无论是教育出版层面的价值传递，还是大众出版层面的普及推广，都需要理论支撑与知识构建作为根基，才能让内容价值真正“立得住”。

在打造主题出版精品的实践中，以学术出版为方法的路径逐渐形成。一方面，将研究人员视为作者资源进行开发与维系。学术出版是学术和出版的有机结合，指学术成果从生产到传播的活动，其生产者为研究人员，他们往往对某一个学科的某个专题经过长期的、深入的研究，从而为学术类主题出版注入理论拓展的活力。如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刘统教授长期从事历史地理、中共党史与战争审判研究，因此上海人民出版社经常向他约稿，推出《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转折：1947年中共中央在陕北》等学术类主题出版标志性成果。除了历史领域的学者，出版社还趋向于邀约经济、科技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主题出版物创作。如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张占斌、陈晓红等知名经济学者打造的《新质生产力》，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科技创新：中国未来30年强国之路》由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劲教授撰写。另一方面，在内容与形式层面贯彻学术出版规范。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构建起坚固的思想基础，主题出版物创作往往会借鉴学术出版强调科学性与学术性的做法，在内容层面深化逻辑结构、行文论证与学术创新，在形式层面追求标准化与规范化。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谭》在结构上按照毛泽东思想的六大组成部分和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设立九大专题展开；在论述上以《毛泽东选集》等权威作品为主要依据，从写作史、传播史、接受史维度创新性解读毛泽东的经典文章；在形式上所引用的论据和史料均出自学术界公认的权威文献，且经过编辑逐一核对引文出处、逐条校订注释文献。

学术类主题出版的主体是作为活动的主题出版，并非将主题出版作为一种理念融入学术出版，而是以学术出版为方法助推主题出版活动的质量跃升。传统文化类主题出版指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策划出版具有核心价值和精神动力的出版物的活动^[17]，学术类主题出版则是从学术角度策划出版与党和国家的意志、战略形成联系的出版活动。

基于学术类主题出版所具有的政治性、学术性与市场性有机统一的属性特征，理解其深刻内涵，有利于把握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进阶方向。尽管学术类主题出版与其他主题出版活动的区别在于学术性，但从本质上而言，学术类主题出版属于主题出版，与党和国家的意志、战略相呼应，在出版实践中不能用学术出版范畴内的出版物泛化学术类主题出版，要意识到政治性是其首要属性。例如，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策划的“大飞机出版工程”之所以属于主题出版，是因为该项目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让中国的大飞机翱翔蓝天”为指导，形成具有我国特色的大飞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知识体系；而科学出版社打造的“航空航天领域智能制造丛书”在选题策划上并没有凸显主题导向，只是结合国内外最新进展对航空航天领域技术进行系统梳理，因而属于学术出版范畴。此外，还要意识到学术类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的不同之处在于市场性，学术出版不因高端、小众的特性而失去价值，如“古文字与出土简牍文献研究”等冷门绝学相关出版物对于国家发展、文明传承、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而学术类主题出版若脱离人民群众与市场，将难以有效传播主流思想、凝聚社会共识。近年来，作为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学术研究“风向标”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高度重视学术研究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由此在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融合的背景下，紧紧围绕学术类主题出版三大特性，将主题出版扎根在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的土壤中，成为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出版活动追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前者关乎出版活动的对外功能，即是否对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如稳定社会秩序、繁荣科学文化等；后者涉及出版活动对于出版产业自身的作用，关系到出版业的生存与发展。然而，一些主题出版活动依然存在内容空洞、同质化等情况，对主题出版社会效益产生负面影响，进一步阻碍主题出版经济效益的实现，对主题出版的精品化发展提出挑战。深耕学术类主题出版，不仅可以在社会层面强化主题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而且可以在产业层面缓解主题出版市场困境，最终使主题出版传播效果更强、影响范围更广。

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内部困难增多的复杂严峻形势，学术类主题出版通过厚植学术出版的学术话语、理性话语优势，将对内宣传话语与对外传播话语统一于新时代思想宣传文化工作实践中，占领道德义理和舆论宣传的制高点，并应对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建构的挑战。

在对内的思想宣传文化工作中，学术类主题出版物传递信息的深度和广度，使其在传播、传承主流文化和思想成果上占据优势，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传播与认同有着深远的价值和意义。尽管出版与广播、电视等媒介同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但是其是以知识为对象的文化活动，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文化方面具有其他传媒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可比拟的作用。学术类主题出版更是致力于让读者获取围绕国家战略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科技等领域的综合性知识，以内容的专业性、权威性、前沿性影响读者的思维与价值观念，让他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认同国家发展道路、政策选择背后的逻辑。

在对外宣扬和阐释中国主张、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的过程中，以学术出版推动主题出版国际化、增强主题出版“走出去”的学术含量，成为破解“中国道路、西方话语”困境的应有之义。主题出版置身于西强中弱的国际舆论格局中，用中国话语解释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时要考虑西方文化思维方式。理性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其在内容上追求统一性、普遍性、确定性，以形式逻辑作为思想原则的基本特征在柏拉图思想中已经基本形成，并贯穿西方思想发展史，影响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18]。基于此，主题出版在强化国际传播的文化担当、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借助理性思维突出学理支撑，以学术类主题出版为载体加强内容在学理、通识层面的可信性，从而保障主题出版在国际场域中切实承担起消除隔阂、增进交流、传播文化的功能。

目前，主题出版存在优质内容供给不足、目标读者局限于特定群体的结构性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主题出版经济效益的实现。学术类主题出版旨在纾解主题出版内容供给层面的困境，培育主题出版的增量用户，达到新供给与新需求良性互动的市场均衡状态，稳固主题出版这一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方面，克服主题出版内容生产困境，提供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优秀作品和优质服务，以此提高主题出版的市场占有率。其一，避免陷入低水平重复出版的窠臼，用创新性选题吸引读者。主题出版重点选题相对固定且范围较窄，导致同一方向的选题不可避免会被多家出版机构同时组织实施，选题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而以学术出版为方法则能够拓展选题空间、引领社会阅读方向，从而减少出版同质化带来的库存压力。如围绕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产生的系列成果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代表人物著作中脱颖而出。其二，兼顾主题出版的学术性与通俗性，适配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国民文化素质不断提升，2023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5亿人。随着我国读者知识结构和阅读水平的提升，他们对内容的理论性、逻辑性要求更高，但还未达到欣赏纯粹理论读物的专业研究程度，因此只有用大众化表达形式科学阐释主题内容的深层逻辑或内在关联的学术类主题出版物，才能经得起出版市场的检验。

另一方面，挖掘主题出版的增量市场，深耕垂直领域，培育内生性的出版经济增长点。在人口出生率急剧下降、教材教辅管理政策变化、渠道权重重构与价格战升级等不确定性上升的外部环境中，作为出版“基本口粮”的教育出版受到严峻挑战，深度市场化的大众出版市场呈现结构性分化，而学术出版随着国家对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视以及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呈现稳健的发展态势，成为主题出版激活增量市场的突破口。学术类主题出版锚定科研人员、高校师生等群体的刚性需求，为出版机构提供持久稳定的盈利来源，这一点已被全球学术出版的较高利润率充分佐证。吕迪格·维申巴特内容与咨询公司（Ruediger Wischenbart Content and Consulting）的《2024全球出版50强报告》显示，排名前10的出版企业所创造的营收占该排名所追踪的出版总营业额的55%，且在排名前10的出版企业中，超过一半的价值来自科学、技术和医学类及专业类出版企业。基于此，在细分垂直领域推动学术类主题出版资源聚集，锻造特色出版品牌，通过垂类知识资源积累完成从“卖书”到“知识服务”的跨越，由此提升读者黏性，有助于学术类主题出版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与可持续化。

为推动学术类主题出版成为连接时代与个体、传递精神力量的有效载体，出版机构需要以内容建设为根本，从视角深度、选题广度与话语温度等多个层面寻求内容生产突破点；以实践支撑为关键，推动需求主导型融合产品开发、知识网红新媒体营销，实现出版产品开发与运营传播深化发展；以生态建构为保障，加强学术类主题出版内外协同创新生态建设。

学术类主题出版精品化发展应当以内容建设为根本，追求视角深度、选题广度与话语温度层面的有机统一，构建起以政治性为核心属性、以学术性为内在要求、以市场性为传播导向的精品内容图景。

第一，重视以小切口折射大主题的叙事视角。为了破除主题出版“只接天线，不接地气”的困境，要切实推动其与关注具体而明确问题的学术出版的融合转型，实现主题出版重视宏大叙事与学术出版聚焦局部话题的有机统一，通过具体问题的小切口体现国家战略的大主题。具体而言，出版机构需要结合专业优势、地方叙事、微观叙事、产业叙事等方式转向“小处着笔”视角，体现主题出版的深度与温度。如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依托母体高校优势策划“现代空空导弹基础前沿技术丛书”，对接国家国防科技战略；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青田范式：中国乡村复兴的文明路径》讲述以“青田”为名的独特乡村振兴范式，以差异化竞争优势深化国家叙事；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账本里的中国》折射普通人家账本背后的家国变迁和改革轨迹；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科技改变中国丛书”展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产业领域的成就。不过，学术类主题出版需要避免使用不具有典型意义、地域性过强的“小事件”“小产业”“小地方”“小人物”内容素材，以免难以上升到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大主题”。

第二，基于学术出版两大维度拓展多元选题。由于研究者无暇顾及主题出版创作，出版机构需要摆脱“先确定主题，再寻找作者”的“自上而下”路径依赖。为寻求学术研究与时代主题、现实需求的有机结合，可从以下两个维度挖掘契合主题出版要求的选题。一方面是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类主题出版，围绕主题出版核心选题“基底”拓展选题。在“基底”方面展开系统性、体系化的选题策划：跟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理化研究与国家战略的理论阐释，建立符合出版规律的快速反应机制；布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的创新成果，以及有关重大事件、伟大成就的读物，实现中长出版规划周期内的选题资源动态开发积累。此外，可从两个方向创新选题，让主题出版更具历史厚度与时代锐度：基于国家发展、时代变迁以及文明演进等角度，挖掘中国道路、国家治理、中华文化、经济发展等选题，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纵深与世界意涵；从人口老龄化、就业压力等社会热点问题入手，提高主题出版选题与大众关注焦点的适配度。另一方面是自然科学学术类主题出版，展现新时代自然科学领域的发展、变革与成就，包括科技战略和科技问题、专业科技、科技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缓解意识形态“强势输出”带来的阅读倦怠以及国际传播的“文化折扣”现象。

第三，弥合专业话语与大众阅读之间的鸿沟。只有将深邃的思想、洞见与抽象、晦涩的概念，以通俗化、生活化等大众化话语策略表达出来，才能拓展专业读者与非专业读者的市场规模，最大限度发挥主题出版的功能。一是通俗化策略，即使用修辞手法、故事化情节、素材案例、生动活泼的语言等表达手段减轻读者阅读的枯燥感。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谭》在描述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写道：“他在昏暗的油灯下，拿起阶级的解剖刀，对中国社会中的各色人群进行机理分析，他的解剖刀触动到旧中国社会内部各阶级的神经。”二是生活化策略，即用贴近实际生活的话语让大众易于理解、接受并学会运用主题出版物中的理论，帮助他们解决生活难题，从而吸引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尽管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指导大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但是人民群众对该理论体系的接受并不是直接发生的，他们会根据理论体系与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来决定是否接受、运用该理论^[19]。正因如此，将主题出版传达的基本原理与现代语境中的实际生活结合起来，彰显内容的实用价值与时代价值，有助于提升学术类主题出版物的大众吸引力与感染力。如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水煮三国》通过大话三国的方式探讨职场战略与组织管理哲学，讲述人们在人力资源管理和市场营销管理中遇到的问题及对策。

作为知识的载体，图书产品或许难以满足数字时代大众的文化消费需求，但是大众对于知识的需求是亘古不变的，把握住这一核心宗旨，适应数字化阅读趋势是学术类主题出版转型的重要方向。由于成熟的数字出版商业模式尚未形成，一些出版机构依赖政策路径推进融合产品开发，以此降低产品开发与宣传成本。然而，主题出版在国家层面的出版规划和基金项目评选中竞争激烈，如2013—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立项通过率仅在7%左右。鉴于此，出版机构有必要以市场化逻辑构建学术类主题出版融合产品开发体系，以功利性阅读、文化阅读、学术阅读三大层级需求深入用户知识获取效能、认知效能的提升以及知识体系建构的需求。

第一，围绕党政干部、师生群体开发链接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的融合产品，增强读者的知识获取效能，满足功利性大众阅读需求。一是将传统纸书升级为现代纸书，实现学术类主题出版的“可看+可听”，立体开发图书配套的音视频等线上资源，为党政干部提供丰富的主题阅读服务。二是挖掘高等教育教学的阅读需求，促进出版生态与教育教学生态同频共振。其一，推出与纸书配套的PPT、教案、教学大纲等教学资源，为教师教学提供增值服务；其二，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红色主题教育、“大思政课”等特色阅读课程和数字教材，适应高校教育数字化发展趋势。

第二，面向大众读者开发AI阅读服务数字人，提升大众读者的知识认知效率，挖掘大众读者的文化阅读需求。基于大众读者提升文化素养的潜在需求，以典型人物为切入点开发虚拟数字人，全面链接主题出版内容资源，基于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帮助读者深度挖掘知识内涵，提供系统、全面、专业且带有标注来源的答疑解惑服务，引领读者积极主动建构随身携带、实时对话、不断成长的主题阅读空间，让学术类主题出版在AI辅助阅读的加持下焕发活力。

第三，针对研究者筹备数据库，帮助专业读者构建个人知识体系，满足学术阅读需求。数据库通过海量信息的结构化存储、多维度知识关联、高级检索功能等特征构建完整的知识关联体系和直接链接，辅助专业读者建立知识框架，为科学研究做好充分准备。人民出版社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涵盖12个子库、13 000多册图书、7 000多万个知识点，实现文献检索方式从传统的篇目、章节和关键词检索到知识点和语义检索的飞跃，更智能、更精准地满足用户检索需求，解决纸书查阅难的痛点，极大提高了用户构建个人知识体系的效率。

传统出版以层层分销为核心的营销体系名存实亡，出版业营销体系转化为以流量为核心的新媒体营销体系，给主题出版的营销发行带来挑战。出版机构只有顺应出版营销变革，重视新媒体营销工作，才能建立起与读者的直接链接，扩大主题出版产品的传播范围和读者群体，破解学术类主题出版的“小众”困局。

从营销主体来看，依托出版人与作者两大主体培育知识网红，建立自主可控的新媒体营销矩阵。面对主播、达人高佣金以及投流费计税等流量成本攀升的现实，出版机构持续在自营内容电商渠道上发力，然而官方账号难以突破“企业宣传”的用户信任壁垒。尤其是学术类主题出版内容具有政治性、严肃性与专业性，时政类话题容易触发新媒体审核机制，在头部品种自然流量曝光量形成“流量垄断”的情况下，官方账号的新媒体营销工作困难重重。在此背景下，出版机构有必要重点培育传统文化、经济、历史等领域的知识博主，借助知识网红人设突破用户信任壁垒，依靠其在某一领域的专业性以及高质量的内容输出增强营销的可信度。一方面，采取入股等机制创新方式激励员工通过B站、小红书、抖音等平台探索新媒体营销，获得良好反响后再投入更多资源扶持。另一方面，聚焦权威作者、核心作者，以自建制作运营团队的方式为其提供文案策划、摄影、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等社交媒体运营专业服务。学术类主题出版作者一般是学术或行业权威，为垂直领域的流量中枢，但是绝大多数作者缺乏新媒体运营的实践经验与时间精力，由此出版机构搭建以作者为核心的私域服务体系，将旗下作者打造成知识网红，能够缩小专业深度与传播效果之间的鸿沟。这一举措既可以借助作者在垂直领域的影响力提升出版营销效果，又能够以用户数据为基础形成选题策划方案反哺作者，协助作者精准理解不断变化的用户需求，以此实现与作者的深度绑定，形成营销宣传与内容生产的良性循环。

就营销策略而言，突破传统营销硬性广告与主题出版简单直白宣教的局限性，实施内容营销与情感营销相结合的策略。内容营销对标“解决问题”的功能性消费需求，传播主题出版的内容价值。知识网红需要重视利用图文、音视频、直播、话题模块、活动等传播贴近用户需求的有价值的信息，吸引用户关注，让用户快速感知主题出版物的实用性，达成用户阅读消费行为。情感营销策略推动出版营销工作由以出版机构为中心的“推动式”图书销售向以用户为中心的“拉动式”价值共鸣转变，迎合用户“情感共鸣”“精神认同”的价值性消费需求。在理性价值指导下，通过共性议题传达情感性的故事，激活不同个体之间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情感体验，连接成情感体验与分享传播共同体，不仅让主题出版情感营销摆脱宣教的刻板印象，而且帮助读者实现从功能刚需到精神共振的价值升维。如浙江人民出版社编辑钱丛自2022年开始运营的“眉的说”账号，在其不断尝试下确立了“立足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的账号定位，通过诗歌以及其他文化内容打动读者，在三年内一跃成为百万级的网红。内容营销与情感营销策略的结合，让主题出版更快走进普通读者心里，使他们转化为主题价值的传播者，推动主题价值“落地”。

为了锚定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融合发展的战略布局，出版机构与科研机构两方主体需要稳固出版活动的实践场域与理论场域，形成以机制创新推动出版机构内部协同共创、以智库矩阵赋能融合实践创新的良好生态。

一方面，以机制创新为引，为学术类主题出版实践提供内部支撑。一是建立学术类主题出版流程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保证优秀主题出版项目高质量、高水平实施。学术类主题出版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实现并非取决于编辑这一个环节，因此有必要加快革新编辑的工作属性，实施内容型产品经理制度，提升主题出版核心竞争力。内容型产品经理需要按照“课题式设计、项目式管理、工程式推进、台账式督查、绩效式考核”的方式对主题出版项目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主题出版各环节的配合和信息流通，保证学术类主题出版的策划、生产、制作与销售始终围绕用户需求进行，并及时跟进销售情况和用户反馈，实现主题出版产品的迭代和升级。二是建立以各级人民出版社为主体，科技类、古籍类、教育类等出版机构协同参与的管理机制，实现学术类主题出版资源的共享，形成主题出版项目的规模优势。如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成立“党的诞生地”主题出版中心，2021年该社联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其他出版社共同打造“党的诞生地”主题出版矩阵，以专业学术为定位巩固上海主题出版在全国的优势。

另一方面，加强出版机构与研究机构的协同联动，为学术类主题出版发展构建智库矩阵。尽管当前主题出版研究逐渐形成体系，但是“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依然存在，难以为学术类主题出版发展提供解决方案。基于此，出版机构需要积极加强与研究机构的合作，及时将学术类主题出版发展中的问题与困境反馈给学界，呼吁学界协同解决主题出版实践难题。一是与研究机构联合举办主题出版产业发展专题研讨会，邀请不同领域学者参与，对学术类主题出版发展相关话题展开探讨。二是以博士后研究课题、企业课题的形式吸引科研人员申报，为学术类主题出版发展路径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三是与研究机构共建主题出版研究院，为学术类主题出版发展提供决策咨询和项目孵化等服务。如浙江出版联合集团于2022年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共建“中国主题出版发展研究院”，2025年又与该校共建“之江出版研究院”，在主题出版理论研究、项目合作、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实践基地建设、智库建设等方面开展合作。

在推进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应当将主题出版与学术出版融合发展视为战略而非战术，避免用中国学术出版盈利能力不足的现象否定这一战略，而应当从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高度认识学术类主题出版的深远意义。当然，也要客观认识学术类主题出版发展的市场瓶颈，出版机构需要在垂直领域深耕锻造内容资源优势，驱动成体系、规模化、高质量的内容建设与产品创新，并以专业领域流量中枢的作者为核心私域，构建“创作助手—营销管家—读者触达”的数字生态，促进学术类主题出版的内容生产、产品开发与大众传播，从而实现主题出版高质量发展的社会价值与经济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