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提出将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此后，中医药深度融入健康中国、文化自信、新质生产力、“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成为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中，中医药国际化乃中医药发展的核心战略方向之一。在这一进程中，中医药英文期刊不仅承担着知识发布的基本功能，更是构成中医药文化对外传播的重要窗口、中医药知识跨文化转译的制度平台，发挥着推动国际科研合作与学术网络建构的媒介作用。尤其是作为嵌入全球学术体系的传播载体，中医药英文期刊在塑造中医药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学术可见度与增强知识“合法性”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与结构性的双重作用。

当前，我国有20余本中医药英文期刊，其中大多为中医药临床、中西医结合以及中药药理研究等自然科学类期刊，强调与现代生物医学范式的对接^[1]，可以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重要指示的具体实践。然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中医药临床施治的基础哲学理念，以及相关历史经验、文化语境与知识结构，常常被压缩转化为可量化、可验证的科学问题，其复杂内涵难以得到充分阐释与展现，其文化灵魂和学科体系的独特性，在融入高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国际学术体系的过程中面临被弱化、被简化的风险。

《中医药文化（英文版）》（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作为目前全球唯一以中医药人文研究为核心定位的英文期刊，立足医学史、本草文化、古籍文献、中外传统医学交流对话等领域，旨在通过系统性的学术表达开辟中医药知识的人文阐释空间，推动中医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深度对话。与主要关注临床疗效、药理机制及实验研究的其他中医药期刊不同，该刊聚焦于中医药知识体系本身的历史形成、发展脉络、文化逻辑与国际表达等话题，在当前中医药全球学术出版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因此，本文选择以其为典型案例，以“地方性知识—全球话语”的转化为理论路径，结合当前中医药英文期刊出版现状，尝试探讨优化我国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的路径与方法。

“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这一概念由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于1983年出版的论文集《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提出。其中最后一篇论文《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鲜明地阐述了这一概念。格尔兹在该文中考察了印度、马来西亚、伊斯兰教地区等非西方社会的法律实践，从而提出了知识具有情境性与制度嵌入性的理论主张^[2]。“地方性知识”概念的提出，解构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普遍知识”霸权，从而为多元知识体系的比较与理解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后经科学哲学、知识社会学、后殖民理论与跨文化研究等多学科拓展，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套体系以知识多元主义为核心，强调知识的本土主体性、文化不可通约性与跨文化阐释性，批判知识等级与文化霸权，主张在平等对话中理解、传播与转化不同文明生成的认知体系，成为解释传统知识、非西方学术体系、跨文化传播与知识全球化问题的核心理论框架^[3]。

综合现有研究，“地方性知识”的概念内涵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地方性知识”并非简单的“地域知识”，而是特定文化共同体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内化的完整认知体系，与当地的历史、信仰、语言、生活方式深度绑定；二是法律、民族志、医学等均是“地方性知识”，其知识的有效性、意义与价值严格依赖其生成的具体情境（时间、空间、社会关系、实践场景等）；三是“地方性知识”由文化内部的实践者（本土主体）创造、传承与验证，其权威源于本土共同体的实践共识，而非外部的“普遍标准”。简言之，“地方性知识”具有文化根植性、情境依赖性、本土主体实践性等特点。这一概念的核心指向是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霸权，批判将西方科学范式等视为唯一普遍真理。但也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性知识”与“普遍知识”并非对立，而是知识的两种存在形态，即所有知识本质上都有地方性，所谓“普遍知识”只是被标准化、跨地域传播后的“地方性知识”，由此可见“地方性知识”还具有“非排他性”。

中医药知识以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整体观为思想根基，其理论建构、概念体系与诊疗逻辑均深度内嵌于中华本土文化语境，是在特定历史与文明环境中形成的系统性生命认知与医疗实践体系，具有不可剥离的文化属性。在此基础上，中医药知识的有效性、意义与价值并非抽象、普适、脱离场域的客观法则，而是严格依赖其生成与应用的具体情境，包括历史文化语境、地域环境、临床场景、医患互动关系、个体体质差异以及长期形成的诊疗实践等。离开这些具体情境，中医药的核心概念便难以被完整理解，其辨证思路、配伍规律与疗效机制也会被割裂、简化甚至误读。此外，中医药知识是历代医家、中医从业者、传承人与患者群体在长期临床实践、代际传承中不断创造、总结、修正与完善的成果，其学术权威性源于本土共同体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共识，以及临床实践对其疗效与价值的反复验证，充分体现了“本土主体主导，权威内生自证”的核心特质。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医药知识也不断吸纳外来知识并走向海外，例如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药物入华后被吸纳至中医药用，近代以前海外华人在移民过程中传播、使用中医药，近代以来的“中西医汇通”和对现代药理学研究的引入等。

总而言之，中医药知识体系植根于中国文化、依赖本土情境、由本土主体实践并保持开放包容，可谓完整具备“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特质（见图 1）。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中医药知识作为“地方性知识”，其国际化发展，尤其是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不仅是简单意义上的知识输出或文本翻译过程，而是有效融入“国际学术话语体系”并实现意义转换的过程。在全球学术交流体系中，地方性知识往往需要经过翻译、标准化、制度适配等过程。因此，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的核心问题，并不仅在于其知识是否符合某一既定的科学评价标准，还在于如何实现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沟通、转换与相互理解。

一方面，中医药知识需要通过遵循现代学术规范、对接国际出版体系、引入科学评价方法以及优化跨文化翻译机制，提高其表达的可理解性和国际传播能力。例如，中医药术语、药材、诊断、医疗器械等的标准化、规范化以及现代科学研究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医药知识与全球医学体系之间的交流，为其进入国际学术空间提供了重要路径。

另一方面，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又不能简单等同于向现代生物医学范式靠拢。如果在传播过程中完全按照单一知识标准进行内容重构，将中医药学简单归类为“尚未科学化的医学”，定会导致中医药理论体系被拆解为碎片化概念，其文化背景、整体性思维和实践逻辑被削弱。因此，中医药知识的全球传播应是在保持知识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阐释和双向互动实现知识增值，而非向所谓的“普遍知识”的单向转化。

基于此，中医药国际传播的关键，在于探索如何在全球知识体系中实现自身知识逻辑的有效表达与话语建构。尤其是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自始至终面临的问题本质或可解释为“地方性知识”与“西方主导的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与适配问题，前者决定了知识体系的文化根基和理论主体性，后者则为知识交流、传播和获得认可制定规则。二者并非对立，而是应在持续对话、协商和再阐释中实现融合。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当前全球学术期刊出版格局，系统分析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所处的话语环境，进而为后续探讨其国际传播机制与优化路径提供现实依据。

在国际医学分类体系中，中医药通常被归入“补充与替代医学”（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CAM）范畴^[4]。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WHO”）则使用“传统，补充与整合医学”（Traditional，Complementary and Integrative Medicine，TCIM）这一更为综合的概念框架^[5]。而从学术期刊分区来看，根据国际公认的科睿唯安《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以下简称“JCR”）的学科分类，中医药相关期刊通常被归入“整合与补充医学（Integrative and Complementary Medicine，ICM）”。值得注意的是，WHO在阐释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传统医学概念时，特别强调了其历史和文化根植性^[6]，但在国际医学分类体系和学术期刊出版领域，这一理念并未转化至相应的学科布局和评价体系。

根据科睿唯安（Clarivate）2026年发布的最新报告，JCR收录“整合与补充医学”领域学术期刊共计49种，其中SCIE期刊28种、ESCI期刊21种，主要包括“草药/天然产物/药理类（8本）、中医药综合类（9本）、针灸/经络/手法医学类（10本）、整合医学综合类（16本）、传统医学体系专门类（4本）、护理/实践导向类（2本）”六大方向^[7]（见图 2）。可以看出，该领域期刊资源布局偏向临床实证、药物研究与整合医学方向，侧重现代生物医学范式下的量化类研究。相较之下，专门承载传统医学文化、理论、历史阐释的期刊占比极少，整体学科板块结构存在明显偏向性。

在此基础上经进一步梳理，JCR收录的49本“整合与补充医学”领域学术期刊中，除去部分整合医学综合类期刊以及以阿育吠陀、瑜伽、汉方、顺势疗法、传统护理等为主题的期刊外，根据发文内容与方向可划归为中医药主题期刊的有27本。

通过对JCR收录的中医药期刊的收录数量、分区层级、影响因子、主办国家、类型分布、研究范式与议题取向等方面的综合考察，可以较为系统地揭示当前中医药英文期刊的结构特征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

首先，从收录数量、分区、影响因子来看，中医药期刊占据JCR“整合与补充医学”领域期刊数量超过一半（55.1%），且多数位于Q1区和Q2区（63%），由此可见，中医药期刊在该学科领域已形成较为突出的学术影响力。这不仅表明中医药科研在全球传统医学领域占据较为核心的地位，也反映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知识体系正通过国际学术期刊这一渠道进入全球学术交流网络。但就影响因子而言，除《植物药》（Phytomedicine）以11.3分形成断层式领先外，大部分期刊的影响因子主要集中在2—7分，甚至部分期刊不足1分。这一数据明显低于主流生物医学领域的其他期刊，也直接反映了在国际学术领域中医药研究群体规模小、发表数量相对有限、研究方法与现代医学研究存在体系差异等问题。

其次，从类型分布和研究议题上看，JCR收录的中医药英文期刊主要集中在三大类：一是以天然药物、药理机制和实验研究为主的自然科学类期刊；二是以针灸、推拿和临床疗效评价为核心的临床研究类期刊；三是以整合医学或补充医学为框架的综合性期刊。整体呈现出自然科学研究占主导、临床研究较为活跃，而涉及中医文化、医学史、知识体系与跨文化传播的人文社科类期刊则相对稀缺的格局。这种结构性失衡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过度强调生物医化（biomedical chemistry）的研究路径，而对其独特的理论体系、文化语境与知识传统的系统阐释不足，从而削弱了中医药学作为一种整体医学知识体系在全球学术语境中的完整表达。

再者，从主办国家和地区来看，中国办刊数量最多（13本），占全部期刊总数的近一半，是中医药国际学术期刊的办刊主体；其次为韩国5本、美国3本、德国2本、英国2本，此外还包括瑞士、意大利等国家的期刊。中国虽然在数量上占据优势，但从影响力方面看，位于Q1区和Q2区的期刊中近一半（8本）由国外主办，其中排名前三的期刊分别由德国、美国、韩国主办，说明中医药相关研究的高影响力学术平台并非完全由中医药知识的原生地——中国所主导。这一现象揭示了中医药国际传播中“知识起源地”与“学术话语平台”之间的某种分离：中医药的知识根脉在中国，而高影响力的学术传播平台反倒由国外所主导。

总之，通过对JCR收录的中医药相关期刊进行综合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医药国际学术期刊体系已初具规模，并在“整合与补充医学”领域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仍存在品类结构失衡，难以匹配中医药文理交叉的学科属性，高影响力优质平台多由海外主导，中国本土期刊整体话语权偏弱等问题。从“地方性知识”理论来看，以上现象表明中医药知识在进入全球学术评价体系的过程中，尚未形成与其知识属性完全适配的话语表达机制。因此，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的关键，不仅在于提升国际可见度，更在于探索“地方性知识”向“全球话语”有效转化的实现路径。

如上所述，在全球文明互鉴与中医药国际化纵深发展的背景下，中医药英文期刊作为中医药知识跨文化传播的核心载体，其办刊模式直接关系到中医药学这一特色学科的国际认同与学术话语权构建。然而，在当前以JCR为核心的国际学术评价体系中，中医药英文期刊的发展面临着种种结构性约束。针对上述现实矛盾，笔者以国内主办的全球唯一中医药人文领域英文期刊《中医药文化（英文版）》的办刊实践为切入点，尝试回应上述矛盾。

中医药是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地方性知识”，其国际传播的核心瓶颈不在于语言翻译，而在于本土知识主体性的完整表达。现阶段，中医药研究多依托自然科学范式，依靠动物实验、量化检测、循证验证开展研究，该路径可客观证实中药药效、助力中西医融合，但单一依赖量化实验极易割裂中医药完整理论，将其简化为零散指标与碎片化数据，既消解中医药学的整体性特质，也阻碍海外学界理解其理论内核与文化底蕴。因此，中医药英文期刊应在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基础上，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平衡自然与人文科学研究，完整呈现中医药理论、实践与文化一体的自主知识体系。

对此，《中医药文化（英文版）》的办刊实践提供了有益探索。该刊坚持“从文化源头全面解读中医药学，向世界展示中医药深厚学术内涵，促进中医药人文与自然科学之间对话”的办刊理念，形成了区别于临床医学和药理研究期刊的特色定位，并配套长效落地措施。在内容层面，期刊聚焦中医哲学、基础理论、本草源流、古籍文献、中外传统医学交流等方向，持续打造专题专刊。截至2026年3月，期刊共发布24个征稿主题，并出版12本主题专刊^[8]。相关选题并非简单围绕中医药知识本身展开，而是将其置于医学史、人类学、传播学和全球卫生多元学科框架，旨在系统阐释中医药作为“地方性知识”的核心特质，具象呈现中医药国际化过程中的话语适配、文化转译等现实难题（见图 3）。另外，在活动与编审机制层面，期刊常态化举办中西医人文对话论坛，邀请人文社科与医药领域专家围绕“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国际表达”等议题开展跨学科学术交流对话，并邀约高影响力学者撰写观点性文章（Opinion）。与此同时，期刊注重搭建多学科、国际化的编委与审稿团队，依靠跨学科协同优化学术把关和知识组织能力。目前，期刊编委共有65人，主要审稿人282人，相关成员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其学科背景横跨中医临床、药理、医史文献以及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等专业领域。

上述实践不仅缓解了中医人文类研究国际稿源稀缺、主题分散的困境，也赋予了期刊独立设置议程的能力，使得期刊实现了从单纯刊发成果到主动引领全球中医药人文研究的转型，一定程度上为中医药英文期刊破解知识表达碎片化问题提供了可复制路径。但需提及的是，人文特色定位也使《中医药文化（英文版）》直面“东方知识”与“西方评价”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相较于知识更新速度快、论文产出频率高以及文献引用网络更密集的实验科学和临床医学类期刊，中医药人文类研究考据周期漫长，相关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也需要更长期的学术讨论才会逐渐显现，其跨学科引文的“溢出价值”更难以被纳入评价。由此可见，不能单纯以分区、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衡量中医药期刊价值，完整呈现本土知识体系、坚守自身文化主体性，才是中医药英文期刊必须长期坚持的核心实践。

如上所述，中医药学作为兼具自然科学与人文社科双重属性的“地方性知识”，其国际传播效果难以仅依靠影响因子、总被引频次等量化指标加以衡量。但现阶段国际期刊领域，仍普遍以JCR引文评价体系作为期刊建设的核心评判标准。这套评价范式适配现代生物医学研究范式，却与中医药理论体系长周期积淀、多学科交叉融合、公共传播价值显著的核心特质存在显著适配偏差，压缩了人文类、交叉类中医药学术期刊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此，构建符合中医药“地方性知识”传播特点的多维影响力评价体系刻不容缓。具体而言，需打破单一引文指标的评价桎梏，将专栏专题建设质量、国际科研合作深度、Altmetric多元计量指数、海内外媒体传播效能、国际政策文件引用情况、行业社会辐射力、国际学术共同体培育成效等维度纳入综合考核框架，构建一套统筹学术价值、社会效益与国际传播能力的立体化期刊评价机制。

近年来，《中医药文化（英文版）》围绕综合影响力建设进行了积极探索。在公共传播层面，期刊持续布局官方网站以及X、Facebook、LinkedIn、Researchgate、微信公众号等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强化论文成果的“二次传播”，不断提升中医药人文研究在国际公共空间中的可见度和讨论度；在学术共同体建设方面，期刊通过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担任客座主编或特邀编辑，举办国际论坛、专题学术沙龙及系列讲座，持续加强作者、审稿人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逐步实现由“发表论文”向“议题设置”的转变；在品牌建设方面，依托国家战略需求和特色办刊定位，持续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中医药文化品牌，不断增强期刊的国际影响力。根据期刊官网统计数据，独立IP访问来源覆盖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在筑牢中国本土读者基本盘的同时，构建了覆盖英语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地区（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及印度、日韩等传统医学研究重镇的国际读者网络，呈现出国际学界高响应度、国内外读者共同支撑、国际学术共同体持续扩展的传播格局（见图 4）。

上述实践充分证明，脱离单一量化标尺、搭建多维影响力体系，能够有效缓解“地方性知识”期刊在西方评价体系中的天然劣势，进而为行业建立中医药期刊分类评价标准提供现实样本。

“地方性知识”进入全球学术体系，不仅需要完成语言转换，更需要实现知识体系、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的跨文化转译。中医药术语、整体思维、文化符号具备强本土情境依赖性，直译易造成概念损耗、认知错位，进而形成跨文化传播壁垒。因此，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应坚持规范性与文化表达相统一，在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优化“地方性知识”的话语表达方式，提高可理解性和国际读者的认同度。具体而言：在语言表达层面，可在摘要、关键词及正文中规范采用中英结合的方式表达中医药专业术语，依托拼音锚定原词读音，用汉字留存中医药原生语义，规范英译适配国际阅读，同时增加术语说明、概念图示、历史文献图片等辅助表达方式，提高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可理解性；在视觉传播层面，可充分发挥期刊封面、插图、图标设计等视觉元素的传播功能，将中医药知识体系、文化意象及历史语境转化为更具国际传播力的视觉表达，使抽象理论获得更加直观、生动的呈现方式，增强跨文化传播效果。

《中医药文化（英文版）》在编辑实践中对此进行了持续探索。在专业术语表达方面，期刊长期采用“拼音（中文+英译）”的复合表达方式，对书名、药名、方剂名、腧穴名等中医药核心术语进行规范标注，在保证国际学术交流准确性的同时，有效保留了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文化语境，避免了单纯英译可能造成的概念偏移。在视觉表达方面，期刊围绕不同专题设计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原创封面，将学术主题、文化符号与艺术设计相结合，以中国“传统手绘”结合独家原创设计，向世界传递中国式学术审美。例如“丝绸之路上的中医药”主题专刊，以传统中药戥秤和亚欧药用植物为核心视觉元素，结合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意象，形象展现中医药知识跨区域传播、文明交流互鉴的发展历程，实现了学术内容与视觉叙事的有机融合（见图 5）。

“地方性知识”的话语建构，本质上是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实现跨文化有效沟通。中医药英文期刊既不能为了适应国际表达而削弱自身知识体系，也不能脱离国际学术规范形成自我封闭的话语模式，而应在国际学术规范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建立有效衔接机制，不断提升中医药“地方性知识”的国际可理解性、可传播性和价值认同，为其逐步进入全球学术话语体系提供更加坚实的话语支撑。

“地方性知识”融入全球学术话语体系，需构建多主体参与、多平台协同、多层次互动的国际传播共同体。当前我国中医药英文期刊数量有限、办刊主体分散，在专题策划、国际编委组建、审稿资源共享、海外传播及品牌建设等方面存在重复投入、协同不足的问题，尚未形成整体性国际传播合力。同时，在全球学术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单兵作战”模式已难以满足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需求。为此，中医药英文刊应依托国家“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建设”及“双回流”战略，积极建立专题联合策划、编委与审稿专家库共享、青年作者联合培养、国际会议联办等协同机制，逐步形成覆盖基础研究、临床研究、人文研究、医学史研究及国际传播研究等方向、特色鲜明且相互支撑的期刊矩阵。

《中医药文化（英文版）》近年来围绕协同办刊进行了积极探索。2023年，编辑部联合策划并承办“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论坛”；近年来，编辑部以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英文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平台”秘书处为工作依托，持续加强与全国中医药英文期刊之间的联动，并积极与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及国际学术组织合作，通过专题专刊、国际论坛、青年学者培训及客座编辑制度等多种形式，不断促进作者、编辑、审稿人与国际学者之间的深度交流，在推动中医药人文研究国际传播的同时，也为我国中医药英文期刊之间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虽然上述探索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但从其实践可看出，协同办刊不仅能够有效整合优质学术资源，更有助于提升我国中医药英文期刊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和学术影响力。

另外，从长远来看，中医药国际学术传播还应逐步实现由“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由“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的转变，只有构建开放共享、协同创新的国际传播共同体，才能不断增强中医药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传播能力和全球学术影响力，推动“地方性知识”真正融入全球知识生产体系，实现由“地方性知识”向“全球话语”的跨越。

学术出版不仅是传播渠道，更是知识再生产的制度空间。目前，全球学术出版正从“学术增量时代”进入“学术可信度时代”，医学领域的研究视野不断开拓，正从“自然科学中心主义”走向“复杂问题导向”，全球顶级医学期刊已开始引入叙事医学、医学人文、跨文化医学、医疗伦理与文明视角等，为中医药学国际发展提供新的空间。中医药英文期刊的国际化，不应简单地被理解为进入JCR体系或提升影响因子，而应被视为一个涉及知识表达、学科建构与话语权重塑的复杂过程。

本文以“地方性知识”理论为分析框架，结合JCR收录中医药期刊的发展现状，系统分析了当前中医药国际学术出版面临的学科定位、人文研究空间不足、国际评价体系单一以及跨文化传播能力有待提升等现实困境，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坚持知识体系导向、强化持续议题建设、完善多维影响力评价体系、优化国际学术表达以及深化协同办刊机制五条实践路径。论文进一步以全球唯一以中医药人文研究为核心定位的英文期刊《中医药文化（英文版）》的办刊实践为例，说明中医药英文期刊可以在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基础上，坚持“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主体性，通过持续的内容建设、学术共同体培育和跨文化话语创新，实现“地方性知识”向“全球学术话语”的有效转化。

需要指出的是，中医药“地方性知识”进入全球学术体系，并非意味着以西方科学话语取代自身知识体系，也不是停留于地方文化的自我表达，而是在坚持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学术体系实现跨文化沟通与价值认同，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的话语体系。未来，随着我国高水平科技期刊建设和中医药国际化战略的深入推进，中医药英文期刊完全有可能在现有国际学术体系中开辟出一条兼具现代学术规范与传统文化特色的发展路径。这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医药知识的全球传播，也为非西方知识体系参与全球学术话语建构提供了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