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methodology），意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与手段，与探讨“是什么”的“世界观”相呼应，主要解决“怎么做”的问题。广义上讲，方法论是从认识论角度总结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保护和发展世界的经验，探讨各种方法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各种方法之间的相互联系，概括出关于方法的规律性的认识^[1]。从这个意义上说，方法论既是“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上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2]，也是关于“方法”本身的科学，“是对有关方法的具有一般性问题的系统理解”^[3]。作为学科领域知识发现、知识累积和知识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方法论研究及其体系构建触及研究范式与理论框架^[4-6]，关乎学科发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是连接学科理论与产业的重要桥梁，在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发挥“脉络”性的关键作用。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方法论的构建立足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这一人文社会事物的知识基础，以及研究者对其的认识与理解，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各类方法的综合，也是有关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方法”的规律性总结，属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基础理论范畴，具有相对独立性。但需要指出的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也与人们对其他科学方法的理解有关，其建构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科学方法在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等方面相关联，即其建构的过程反映和强化了其他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也为认识和理解普遍意义上的方法论所内含的理论取向和哲学原理提供佐证。

尽管关于出版深度融合的讨论已持续十余年，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出版深度融合现实问题、融合模式、实践路径等，对其基础理论，尤其是研究方法和方法论构建的系统探讨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导致相关研究存在理论整合不足、方法论自觉不够等问题。对此，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提炼和归纳既有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分析其方法论依据、使用场景和内在关联，并考察当前研究在方法选择、方法整合和方法论自觉等方面存在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梳理出版深度融合概念的源流、内涵演变与理论转向，阐明其研究方法论构建的知识基础，进而尝试构建具有独立性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方法论体系“框架”，为未来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

为明晰当前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的“方法”类型及其应用场景，本文以“出版深度融合”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将检索条件“主题”设定为“出版深度融合”，检索到637篇文献。考虑到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期刊范围的不确定性以及部分期刊内容并非学术研究，对所得文献进行人为筛查，剔除新闻刊讯、访谈记录、会议摘要和报告等非学术研究的无效文献，共获得有效学术研究文献522篇，检索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

从所收集的数据来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方法涉及问卷调查、访谈调研等质化和量化研究方法，并在多元化的场景中得到了具体的应用。

总体上看，在有效的522篇文献中，仅119篇论文在标题或摘要中明确指出文章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占总量的22.80%，剩余近八成的论文并未提及其所运用的具体方法。从方法类型来看，共提及27种研究方法，囊括了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等研究类型，并涵盖了哲学、管理学、历史学、图书情报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方法。其中，92篇文献指明采用了案例分析方法，约占总有效文献的17.62%；其次是文献分析法，共计14篇文献提及，约占总有效文献的2.68%；另外，各有6篇文献采用文献计量方法，5篇文献采用量化分析法、内容分析法、访谈调查等方法；部分文章采用了两种甚至多种研究方法。被提及的研究方法及其数量如表 1所示。

通过对提及方法应用的119篇文献进行进一步分析，可对出版深度融合主题下各类“方法”应用主题场景进行归纳。具体而言，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方法”应用主题场景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

其一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理论建构与政策研究，包括出版深度融合历程梳理、本质属性与融合机理探索、要义辨析、政策体系支撑等具体议题。在这一研究主题场景下，学者多采用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政策分析等质化与量化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强调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阶段进行划分，从历时性维度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理论构建、政策支撑体系建设进行系统性分析。除此之外，有学者采用“辩证法”“矛盾论方法”的哲学方法，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关键概念、发展互动关系与机理等进行论述。

其二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态势与热点研究。为探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态势和前沿热点，厘清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知识脉络，学者多采用政策分析法、文献计量法、内容分析法，对一定时期内探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话题的文献进行关键词抓取、主题聚类分析等，指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研究热点主要关注媒介融合、媒体融合、数字出版等方面”^[7]等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前沿与态势。此外，也有学者采用数理统计和内容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指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系2022年我国数字出版热点议题之一，并在政策、技术等加持下，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新格局正逐步形成^[8]。

其三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效果和受众行为研究，包括指标指数体系构建、出版企业融合出版产品质量问题、读者阅读行为等议题，相关议题多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展开。出版深度融合的量化研究主要聚焦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效果研究以及受众行为研究。有学者通过层次分析法、问卷调查法、扎根理论、专家访谈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出版企业融合度评价体系^[9]、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标体系^[10]、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数体系^[11]，为评估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水平提供参考；也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对图书出版企业融合出版产品质量控制、智能化转型的现实图景等议题展开研究，为考察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效果提供依据；此外，还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和焦点小组访谈，对出版融合背景下H5融媒体内容的受众阅读行为进行调研，并提出策略建议。

其四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实践路径、模式和策略研究。此场景作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多年来受到学界、业界的广泛关注。研究者多采用案例分析法，对所在出版单位出版深度融合创新实践模式、创新思路、技术升级与平台建设以及融合策略等内容进行介绍和经验分享。此外，也有学者将案例分析与文献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实地调研、内容分析法、访谈调查等研究方法相结合，对出版融合人才培养、某一具体领域深度融合发展、传统出版企业转型与融合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对策建议。

其一，既有研究多以经验总结为主，方法论意识缺位。上文数据表明，仅有约20%的研究明确采用具体研究方法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相关议题展开讨论，绝大多数研究以实践经验总结为主，未采用具体的研究方法对议题、观点进行论证。事实上，“研究方法缺位”问题是出版学发展亟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早已有学者指出，“出版学研究长期以来不重视实证方法，大多数研究停留在传统思辨和经验总结的层面”^[12]，且“应用思辨分析进行研究的文献，往往是结合作者个人的经验阐述某个观点，或是在提供政策建议，而不是系统地运用归纳法或演绎法针对某个现象进行学术研究”^[13]。这导致出版学相关研究规范性缺失，也限制了学科独立性发展。

其二，方法研究方面，现有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研究多停留于融合实践，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本体论、知识论、认识论等基础理论研究不足，致使方法论建构缺乏稳固的理论支撑，其相对独立性难以凸显。专门研究方法的确立、应用和被广泛认可，是融合出版学得以独立、融合出版理论得以验证、融合出版知识体系科学性得以保证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恰恰是融合出版研究所欠缺的。

其三，在方法论自觉上，既有研究方法以借鉴为主，未能超越既有方法论的“话语移植”，着眼于学科和产业发展的方法论自觉意识不足。方法与方法论的发展在借鉴和反思其他成熟学科方法的基础上，应着眼于中国本土出版学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也是一种相对成熟的方法论意识^[14]。现有研究虽聚焦中国本土出版融合发展问题，却多以借鉴其他学科方法或一般方法为研究和考察方法，鲜见对理论、经验和实践在方法层面进行抽象和提炼，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出版融合领域与出版学科自主性发展。

上述问题，并非仅为研究方法选择或运用层面的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既有研究尚未充分厘清“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基本内涵、演变逻辑及理论转向等知识基础，致使相关研究对象和问题边界难以被清晰界定，也导致研究方法的专门性与方法论体系的相对独立性难以充分凸显。知识基础既是研究对象得以确立、研究问题得以展开的重要前提，也是研究方法选择、方法提炼及方法论体系建构的理论依据和基本准则。因此，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概念源流、内涵转向的考察，既是对既有存在问题的进一步解构，也是推进方法论自觉、夯实基础理论支撑的必然要求。

关于“融合”（convergence）概念的缘起尚无定论。普遍认为，1978年，麻省理工学院尼古拉·尼葛洛庞蒂（Nicholas Negroponte）以技术发展与“计算未来”为想象，提出的“计算机产业（computing industry）、广播与电影业（broadcast and motion picture industry）及印刷与出版业（print and publishing industry）圆环交叠模型”预言^[15]被认为是“媒介融合”的雏形，模型中三个圆环中心的交叠处正象征着技术演化促使媒介形态与媒介产业“融合”。1983年，美国政治学家、传播学家伊契尔·索勒·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在其所著的《自由的科技》（Technologies of Freedom）一书中，以广播、电话、电报等彼时的“新媒介”与报刊、杂志、书籍等“旧媒介”的商业往来为逻辑起点，并以媒介功能为例证，提出“过去存在于媒介及其用途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正在被侵蚀”^[16]，即“媒介模式融合”（convergence of modes）这一技术革命之于媒介功能与产业发展的重要论断。

在随后的讨论和实践中，媒介融合逐步“跳脱”媒介多元化和媒介功能交叠的“技术中心”论调，转向媒介的“传播实践”及其融合逻辑探索。丹麦学者克劳斯·布鲁恩·延森从历史的、实践的角度，将媒介融合诠释为“一种交流与传播实践跨越不同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机构的开放式迁移”^[17]，强调媒介技术物质形态相融境况下，媒介制度、社会机构乃至人类传播实践的多元及动态迁移。亨利·詹金斯等学者关注媒介融合背后的“融合”文化建构与生成，即“技术、产业、文化以及社会领域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并不只源于“技术的不断融合与分化”，而“取决于是谁在表达以及表达者认为自己在谈论什么”^[18]。不难看出，技术发展和媒介实践发展推动“媒介融合”从“技术交叠”走向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的深度绑定，既包含载体终端、传播介质、媒介机构等物质层面的融合^[19-20]，亦囊括媒介在“融合”过程中所衍生的权力与规制重塑、管理和组织架构调整、内容创作模式与思维更新等理念与传播实践变迁，并在二者的相互影响和磨合中构建了一个基于技术融合的复杂交错的“关系网络”^[21]和文化场景，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文化的生成、呈现、传播以及互动方式。

在尼葛洛庞蒂和普尔的论述中，“出版业”都是形塑“媒介融合”的组成部分，源起于印刷的“出版自由”也曾为公众依托多元新媒介传递信息的“自由”提供“庇护”。与电视、广播等信息传播与服务行业变革相似，技术革命带来的书籍、期刊和报纸之间的融合改变了“出版”的定义^[16]；同时，计算机、网络乃至电视、广播等媒体在存储、传递信息方面成为印刷媒介的平行补充。在此情境下，“出版融合”成为出版业应对技术更迭、媒介功能边界弱化、信息快速增长等挑战的必然选择。可以说，出版融合既是出版业内部载体功能、体制机制、组织架构和出版实践发展的必由之路，也为出版业向外与其他产业建立“关系”与“联结”，拓展其产业边界、服务业态和实践场景提供窗口，在推动出版电子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同时，顺应了当下信息社会知识“协同生长”与“动态涌现”的发展特征。

当前，出版融合发展已进入“深水区”^[22]，即从物理性的技术、载体“相加”和“相融”，走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物质、规制和理念的“深融”。作为出版行业整体性推进和变革的主要方向，出版深度融合是以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在内容、技术、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为表征，实质为出版内外部的非线性相加和多维协同^[23]，强调出版作为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开放系统^[24]的“一体化”发展与演进，以及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网络”的构建。

以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脉络为基础，可以看到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内涵包含三层转向。

其一，融合对象由“技术中心”转向“要素重组”。出版融合发展始于技术对媒体功能和边界的影响，“技术中心”视角下的纸电终端相加、相融也一度成为探讨出版融合的逻辑起点。但随着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既有的出版制度机制、机构设置、资本分配、人力队伍等已无法适应新的媒介分工和社会文化场景，出版融合发展转向对内容、技术、资本、劳动、数据等要素的重组，并以此为牵动和抓手，推进出版体制机制创新发展，以满足市场需要。

其二，出版业内部融合目标由线性、单向的内容生产系统整合转向基于平台的开放生态构建。“媒介数字化解构了传统出版的物质基础，知识网络化重构了出版的价值链条，传播社会化重塑了出版的动力机制”^[25]，三重变革打破了传统出版单向且封闭的内容生产流程，推动出版业内部进行结构性调整，出版业从线性生产走向“网络化”“一体化”生态建构的过程，延伸了“出版深度融合”的“深度”。

其三，出版深度融合的边界由产业内部融合，转向与影视、文创、新闻等其他文化产业、事业建立“联结”，并以跨媒介叙事为融合抓手，参与社会文化产业再分工与协同发展。“联结”即“联系与依存”，强调事物间因关联而组成的“一体感”。若以尼葛洛庞蒂的“圆环交叠”预言为参考，可以说“媒介融合”的开端在于“出版业”与其他文化产业间的互动，而其中互动的缘由与内核在于“内容”的跨媒介流动与整合。内容作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根本^[26]，为在更广泛的“媒介融合”语境下探讨“出版深度融合”广度提供文化支撑。从书、报、刊到网络文学、游戏、音乐、影视等多元媒介，跨媒介叙事已成为出版业“破圈”和对外“融合”的重要方式，也为出版业“联结”其他文化产业、搭建文化“关系网络”、参与社会文化产业分工与市场竞争、创新文化场景提供机遇。

整体而言，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内涵从以技术创新的“点状”驱动，向“要素整合”和“流程创新”的产业内部“线状”垂直，以及与其他产业的“网状”协同拓展方向发展，这一“认识论”转向，为构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方法论体系提供理论框架与具体研究场景。具体而言，“认识论”即“是什么”以及“如何看”，是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的底层逻辑和思维方式，决定了“怎么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人类的新技术、新制度往往催生出对传播知识的结构性需求。”^[27]信息技术革命语境下，人类的内容需求呈现知识化与服务化特征，这促使出版业的内容价值从“消费内容本身”转向“提供基于内容的深度服务”。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与结构调整，延伸和拓展出版产业边界，以应对社会文化发展以及人们对知识传播的结构性需求变化，成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方法论体系构建的逻辑起点。质言之，方法论体系的建构既要从宏观层面把握社会文化变迁、制度安排与产业协同之间的关系，也要从微观层面关注人的知识需求、认知活动与实践参与，揭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中产业结构变革与知识传播方式变迁的内在联系，从而促使相关研究在整体把握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趋势的同时，具体阐释其回应社会需求、拓展产业边界和重构知识传播关系的实践机制。

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的知识基础为构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方法论体系提供了较为稳固的理论支撑，也为其内在逻辑构建提供依据。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方法论体系由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方法构成。其中，哲学方法作为最高层次的方法，不仅提供了认识出版深度融合本源、本质、共性和特性等哲学框架，也为阐释出版深度融合实践发生学、现象学原理以及其演化机理和规律提供方法论指导。一般科学方法指普遍适用于各类学科研究的科学方法，其多从中观层面，为认识和分析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理论与实践具体问题提供参考。专门方法意指仅适用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的专有方法。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而言，在方法的融合和探索中发展出专门方法，对构建独立性方法论体系和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出版现象与出版活动及其规律的总的观念和看法，既是出版领域的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旨在系统回答出版“是什么”“干什么”“为什么”的根本问题^[28]。作为传统出版、数字出版由并立发展走向一体化发展以及全媒体出版传播体系的出版新阶段^[29]，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既是当下中国自主出版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产物，亦是信息技术革命语境下，中国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出版深度融合方法论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指导，紧密围绕当前中国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目标及其实践转向，以“意识—实践—经验”逻辑为驱动，检验好、回答好出版深度融合“怎么做”问题。

具体而言，“意识”源于对出版深度融合“本体论”与“认识论”等发展以及实践的反思与追问，在回应“出版深度融合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同时，为方法论体系构建提供逻辑起点。如前文所述，出版融合从“相加”到“相融”，再到“深融”，经历了从“技术中心”或“介质融合”走向面向产业内部和外部的“关系建构”。出版物不再只是承载内容的“容器”，而是在连接知识、技术和服务的同时，成为出版业与其他产业，以及受众等建立“联结”和“关系网络”的节点。这一“意识”变化势必带来“融合思维”与“融合方法”的变迁，对“出版深度融合”方法论的追问从出版单位等出版“主体本位”视角下“技术、载体和流程等如何相融”，转向“关系本位”视角下出版物、知识服务等“关系节点”状态、形态等如何转化和交融，这为融合实践开展提供思路。

“实践”是“意识”在现实世界中的反映和具体化，也为方法检验与实现提供具体场域。“经验”则是连接“意识”与“实践”的桥梁，也是对方法的凝练以及批判性反思，在构建方法论的同时，为新的“意识”启动和生成提供参考基础。对出版深度融合实践的考察，需从“发生学—现象学—发生现象学”层面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起源、形成过程历史必然性进行考察，挖掘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以及出版主体、客体等不同事物之间的运动规律，进而归纳和提炼具有一般性、普遍性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经验”。从“实践”到“经验”转化的过程是从方法层面对“意识”进行纠偏，同时也通过对“融合方法”的反思与批判，构建出版深度融合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方法论体系构建指引了正确方向，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方法论体系构建也需以哲学方法引导，促使人们能够从辩证、矛盾角度正确认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现象和活动。这其中，“意识—实践—经验”框架作为动态发展的逻辑体系，既包含对既有出版融合认识、实践以及方法的批判性反思，也关注不同技术语境、时代和社会背景下，被作为“经验”所归纳和提炼出来的融合方法的复用与创新。

科学方法论、归纳法、演绎法等一般方法以及信息论、系统论、协同论等横断学科方法的引入可强化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方法使用和方法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作为中观层次的方法集合，一般方法和横断学科方法旨在为解决特定类型的问题提供思维范式和结构化框架，也可从具体情景、关键节点与案例、特有关系等维度为处于萌芽期或探索期的研究领域架构从“无序”到“有序”、从“部分”到“整体”的桥梁。回溯“出版融合”概念提出、深化以及实践历程，不难看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内涵变迁及实践转向并非出版业的偶然决策，而是出版业的系统性变革，其中涉及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语境变迁对出版业的影响，并在出版业内外部的动态调整中，形塑和推动出版深度融合的发展。由此可依循“语境论”与“整体论”互动逻辑，构建出版深度融合方法论中观框架。

作为方法论的“语境论”强调将社会历史事件作为研究对象，进而综合使用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的方法，实现基于语境的方法论统一，从而推进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发展^[30]。“语境论”所倡导的语境化框架为剖析出版深度融合在“相加”“相融”“深融”等不同时期，出版业相关管理部门、出版企业、受众、技术服务商等不同主体决策意图、思维和惯习，探究主体间的关联架构、竞争与合作等关系和协同发展状况，以及挖掘影响出版融合因素、出版业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等提供范式框架。换言之，从“语境论”视角出发，旨在通过解释学和实证主义方法，借助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探究出版深度融合从萌芽到实践，再到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介质、主体、产业等多维度、多层次“关系”和“联结”形成的动力机制与内在运行机理，厘清出版融合与特定时代发展语境间的关系，为系统认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深描”视角。

“整体论”作为一个相对松散的概念，泛指用整体的观点看待和认识事物和现象，并强调系统性、涌现性等带来的“整体效应”。从内涵转向来看，出版深度融合从单维、单向和线性的技术相加、相融，向多要素、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经济、技术等子系统之间非线性融合^[25]转变。这一转向一方面是将出版深度融合看作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关注技术、内容、人以及管理、经济、文化等不同子系统之间的协同关系；另一方面则强调出版深度融合的目标，在于通过子系统的磨合与互动，涌现出新的内容、产品、服务、模式等场景、业态与体验，即出版深度融合的“整体效应”。可以说，“整体论”作为认识和架构出版深度融合的重要方法，是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整体目标出发，借助阐释学、价值网络分析、敏捷开发等一般方法，系统剖析出版深度融合组织架构及内部关系机制，重塑出版深度融合系统及内部子系统，同时有组织、有规则地引入新的技术、数据等要素，以整体力量促成创新“涌现”，从而推进出版生态“一体式”发展。

“语境论”与“整体论”互动框架强调“部分”与“整体”的依存关系，二者以“时间”与“空间”为横纵轴，为认知和搭建出版深度融合内部关系网络以及与外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提供方法参照。同时，“语境论”与“整体论”亦互为补充，即通过科学方法计算和阐释，构建起一个不断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对话、并持续推进出版业整体生态协同发展的出版深度融合中观方法论框架。

“有无专门的科学方法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一门学科的专门方法是推进该学科发展的工具。”^[31]依托学科性质和特色，创新专门方法，对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方法论体系、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如前文所述，作为知识基础的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内涵转向为创新出版深度融合方法论提供学科“认识论”支撑，亦可以其内涵转向为抓手，构建以“辩证—计算—发展”为轴心和协同的出版深度融合专有方法。

“辩证出版融合法”是一种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通过探究出版融合发展中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以及矛盾运动中螺旋式发展的过程，以考察和揭示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规律的方法。作为一种以质性为主的研究方法，辩证出版融合法可从整体和宏观层面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进行分析讨论，即通过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历史、内外部矛盾、利益相关者定位、效益平衡等进行系统和动态分析，在政策和文本解读、事件分析的基础上，归纳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规则与规律。此外，微观层面，辩证出版融合法亦可聚焦具体出版融合实践中，内容与技术间暗含的“质”与“量”，“体”与“用”之间的矛盾，或聚焦传统出版与新兴的数字出版在技术融入、流程改造和产品、服务传播网络构建中存在的否定与对立关系等，在剖析矛盾对立根源、寻求平衡与统一的同时，可通过对要素、资源以及主体定位的合理配置，推动出版深度融合螺旋式前进与发展，进而深化对出版深度融合本质的认识。

“计算出版融合法”是以数据要素为基础、以智能算法为核心、以动态满足个性化需求为导向，通过计算方式，对出版全链路的“人、机、物、环”及其相互间融合发展“深度”“广度”和效能进行测量，从而实现对出版融合模式的系统性重塑与深度优化的新型出版范式。“数字是方法”^[32]，数据要素和计算方式是探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效能，检验和评价融合效果的重要基础。事实上，在过往数十年的发展中，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在投入、产值规模、人才队伍、利润等方面均留下丰富的“痕迹数据”，结合当下快速崛起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相关技术，可为搭建具有中国自主特色的出版融合发展计量与统计模型、预期模型、行动者网络模型以及开发和演算出版融合路径等提供有力支撑，从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降低出版深度融合试错风险。此外，计算出版融合法作为一种以量化为主的研究方法，对评估出版融合发展效能、挖掘影响因素、检测融合发展集中度和现状等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当前已有学者采用数字出版关系分析法，在分析全媒体传播体系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扎根理论和专家访谈，制定了出版深度融合发展指标体系^[10]。未来，可进一步采用计算出版融合法，深化和完善相关指标和指数体系，为规范测量和统计出版融合发展水平和效能提供参照标准。

出版业的发展向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技术进步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出版深度融合作为对出版知识体系、实践体系的“发展”，其既包含对既有出版实践在当前技术语境下的反思和治理，亦作为一种“过程的集合体”参与和服务于人类社会整体以及与社会发展相对应的人的“发展”^[33]。由此，“发展出版融合法”关注出版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与其他产业系统性、结构性“联结”与融合，也强调由此产生的出版价值选择和外部效应。具体而言，“发展出版融合法”是指将出版融合实践纳入社会整体发展的战略性框架进行考察，通过参与式、包容性的技术与出版融合路径，使出版融合成为推动和实现知识对话、激发和解决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法和手段。作为一种整体性、系统性、结构性考察出版融合演进与社会影响的方法，“发展出版融合法”包含出版融合研究的三个面向。其一，对动态、非线性的出版史进行回溯与反思，在理解出版业以及出版融合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动力机制和运行机理等基础上，探讨出版融合如何服务人类及社会发展，以实现真正的“至善”。其二，对出版融合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强调了“人”在出版融合中的主体行动能力，即“以人为中心”这一发展学核心思想在出版融合进程中的映射，出版深度融合以“人”为第一资源，最终需服务于人们知识获取、消费以及认知建构的根本需求。另一方面，价值判断亦源于出版融合发展水平更高的国家、地区以及相关文化产业对出版融合理论与实践的反观，以此慎思出版融合从关注技术与功能叠加的“工具理性”，转向服务知识社会与“人”的发展的“价值理性”的推进之路。其三，对出版融合的动态和可持续性进行探索。发展既是结果，也是一种状态和过程，且其强调事物达到了某种成就或阶段^[34]。出版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既是出版融合在文化、人才、技术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结果，也需着眼未来。对我国而言，即在坚持“党管出版”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出版业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之间的关联。同时，针对大众出版、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等细分出版领域，以其特征为划分依据，引入传统型、组织型乃至市场型等政策工具，充分发挥有为政府作用，并深度激发出版业“内生造血”的能力，推进出版业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文化产业有效市场建设，从而服务人类社会文化传承与发展。

独立性方法论体系触及中国特色出版深度融合发展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科学性与自主性，是展示和体现我国出版业在深度融合发展领域智慧与经验的重要方面。本文对现有关于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数值统计和研究场景分析，发现既有研究在方法意识、方法研究以及学科方法论搭建的自觉意识方面存在不足。对此，文章从方法论体系构建的知识基础入手，通过与“媒介融合”理论对话，探究“出版深度融合”概念由来及其内涵转向，进而以“联结”为抓手，明确出版深度融合方法论构建内在逻辑。在此基础上，对出版深度融合方法论体系建设进行讨论。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理论研究，文章尝试以“方法”为切口，构建出版深度融合“认识论”与出版产业、文化市场的“联结”，并对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框架搭建底层逻辑与思路进行阐释，具有一定理论与实践价值。未来可在阐释学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底层逻辑与具体方法进行修正与完善，服务出版学科及其自主知识体系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