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编排是书刊版面设计中的一部分，文字排列引导阅读视线，对阅读体验有很大影响。在当代一些艺术海报版面设计中，经常可见利用改变文字的排列方式获得奇异的视觉效果。在我国，除非一些古籍或书法作品，正式读物中文字排列为横向右行，这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习惯。然而，中文汉字排列向来的传统却是直排左行，从直排到横排，排列方向改变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距今3 000多年前，中国甲骨文已经成篇地出现在加工平整的龟甲上。一篇完整的卜辞少则十余字，多的长达50多个字。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排列顺序都是从上而下，但行列的顺序则没有定则，有的自右而左，有的自左而右。根据董作宾的研究，甲骨文字排列遵循对称的原则，沿中缝向外刻辞，在右右行，在左左行。少数只刻一行字的会出现单列横行，有左行和右行两种。[1]钱存训认为，对称的排列原因一是为了表示文字的平衡，二是避免犯兆（裂痕）[2]。甲骨文字的排列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人对汉字编排最早的美学理解。
甲骨文字随载体（甲骨）天然形态展开编排，具有多样性、多变、随器赋形的特点。后世文字发展经历金文、石鼓文、尺牍、竹简等多种样式，甲骨文直排右行、单排右行（横行）等文字排列方式，自商代以后走向衰落，至秦汉以后遭淘汰，另外一种直排左行的文字排列方式，则流行甚广，并稳定固化，最终成为一种标准的版式规则。自此文字直排左行的方式便固定下来，成为后世历数千年的文本书写范式。
钱存训认为，这种直行书写的原因虽不可确考，但可推测这一特点应与中国文字的构造、书写材料、应用工具以及生理和心理等因素有关。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如人体、动物、器皿，大多纵向直立而非横卧；毛笔书写的笔顺，大多是从上到下；竹木材料的纹理以及狭窄的简册，只能容单行书写等等，都是促成这种书写顺序的主因。至于从右到左的排列，大概是因为用左手执简，右手书写的习惯，便于将写好的简册顺序置于右侧，由远而近，因此形成从右到左的习惯。[2]劳榦先生进一步引申了这个观点，此后陆续有人撰文提出 "汉字书写顺序与使用竹简有关" ，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家的共识。这里可以补充说明3点。
第一，秦始皇统一六国文字，无论笔划多寡，大小均一，汉字自此成为 "方块字" 。等宽的外形使得直排时行线平齐，保证了字体良好的识读性。相比拉丁字母，每个字母的字高可以统一，宽度却无法均一，如果字母直排，从视觉上看来行线无法做到平齐，不利于文字的阅读。
第二，中国人早在7 000年前就开始使用毛笔，书写者使用柔软的毛笔必须掌握一种所谓 "向背" 用笔的笔法。当书写一个字时，左边起笔向右运行再收笔，完成一个笔划的书写。在起笔和收笔处，会有个提顿 "转笔" [3]的动作，起笔处向右斜往上转，收笔处一般向左下转。从书写便利性来看，从上往下直排书写最为顺手。
第三，中国古代文字直排除了与书写载体竹简有关以外，还与古人书写文字的方式有关。在唐到五代各式椅子、案桌出现之前，无论是块状尺牍还是卷装竹简，都无法大尺度地以横向平铺形式进行书写。古人书写要么席地而坐，要么站立，左手持简，右手执笔，没有它物依托。（见图1）
人们以这种姿势来书写，除了要有良好的手臂手指等身体控制以外，必须寻求一种最合理的行文方式。自上而下的直行书写，既顺应了重力方向，减轻了右手疲劳，又有利于左手保持稳定，尤其是竹简编成卷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后，直排成为中国文字排文的唯一选择。（见图2）
统一标准的格式有利于律令文本准确无误地传达，统治者无不设立明确的文书制度，并为标准样式的统一付出积极的努力，中国文字直排方式很快定型。隋唐之后，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书本被大量印制和发行，中国汉字直排传统被深刻地固化。通过政府的文书制度以及书本这种稳定而统一的媒介，直排左行最终成为中国汉字排列的标准范式。
西方文字并非从一开始就是横式排列。最早有记载的西方版面形式，出现在约公元前3 000年前的巴比伦，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Sumerian）创制的原始版面。与中国甲骨文一样，当时的文字排列可直可横，可左可右。
导致直排退出舞台的原因源于西方文字最重要的一次变革—由表意转为表音。早期复杂的象形图符被简化成楔形符号。公元前1 900年之前，大部分符号在书写中突然好像向左翻倒了一样，转了90º，书写方向也改变了：文本不再像原来那样从右向左竖行书写，而是分栏从左向右横向书写。[4]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书写者为了便利而做的改革。以后出现的各种表音文字都为横排，但各地区没有统一的方向性，有的从右向左，也有的从左向右（见图3）。
还有的使用一种 "牛耕" 法（Boustrophedon）方式排列—字母排列的顺序为一行接着下一行。 "牛耕" 法排列阅读方向右向左向交互进行，如果一行是顺着读的话，那么下一行则倒着读，再下一行又顺回来读。（见图4）
牛耕式转行在早期碑刻铭文中非常普遍，主要是考虑到铭文镌刻在很宽大的墙上，阅读者要走好几步才能看完一行字，看完一行后，他可以在原地开始看下一行，继续边走边看。
在欧洲文字史上，希腊人创立的字母表，因为简便实用而成为文字史上 "最后一次重大创举" 。[4]希腊字母表完整，但早期书写只有大写，没有标点符号，字与字之间不留空，而且各地字母排列也不同，有的是从右往左书写，有的从左向右书写。直到公元前6世纪，大多数的书写者才习惯从左向右书写，这种文字排列方法被最终延续下来。[4]公元3世纪，罗马成为拉丁世界的政治权利主宰，罗马帝国的官方文字拉丁文 "借用" 了其他文字，增加了字母，重新排序字母表。拉丁字母借用了希腊文字的诸多成分，从左向右横向书写传统被沿用并定型。[5]罗马人的军事实力横跨整个地中海并深入西欧大陆，应用简明有效的书写系统在各地推行国家的意志。就这样，罗马人通过征服和行政管理将自己的文字传遍欧洲。自此，西方字母表以及文字使用规范得以确立。（见图5）
自左向右横排的拉丁文一统欧洲大陆，基督教居功至伟。当基督教以拉丁字母作为其宣传工具始，这种文字便注定要伴随赞美诗的颂歌传遍欧洲每个角落。随着古腾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应用，更是以机器的力量进一步固化了拉丁文的文本范式。当一种文字自身形式、幕后推手、技术工具等要素皆行完备，势必爆发扩张的力量。伴随着工业化的坚船利炮，横行的文字一并将触角伸向世界各地，并最后因为全球化，拉丁文 "书写了古往今来任何一种文字所书写的都要多的语言" 。[4]
综上所述，西方文字源自象形符号，排列方式同样也是自上而下的居多。直到楔形文字从表意转变为表音字母之后，文字开始变为以横向排列为主。起初，表音字母横排右行还是左行并无定则，各地依照本民族的习惯使用。实际上，从文字使用角度来说，字母向左或向右对信息交流并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对于一个统一的欧洲来说，统一的规范显得尤为必要。罗马帝国对拉丁世界的征服、基督教的教化、印刷术的强化效应，为右行横排的拉丁字母文字扫清了一切障碍，牢牢占据了西方文化霸主的地位。
自明清以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增多，中西文字混合编排的状况不可避免。如何解决中文直排和英文横排的矛盾成为时人的新课题。
如果在一个版面中，分别有中英文篇章，则英文横排，中文直排左行，各不相干。但如果一篇文章中中英文混杂，则有些混乱。西方人编制字典等语言工具书，例如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15—1822年编写的《华英字典》，按照英文排列方式，将中文全部改为从左到右的横式排列。中国人编写词典仍倾向直排，把英文转90º "直" 过来适应中文编排。但以英文为主的句子夹杂中文时，唯有把中文改横排了，偶尔也有不愿 "横" 的，出现一些忽左忽右的 "畸形" 排列。如1879年杨少坪编译的《英字指南》中出现的 "堂天Heaven海文" ， "堂天" 左行是 "天堂" ， "海文" 则是右行，为该英文的模拟读音。[6]（见图6）
早期介绍西方科学的图书中数字字母符号居多，多倾向横排。在一些表格中也有将数字改为中文数字以适应直排。（见图7）
1898年，上海美华书馆印刷的《笔算数学》序中写道：西国笔算，数目各皆横列，以其文字，原系横行……今中国文字，既系竖行，则数目写法亦当随之，方为合宜……且横法记账一事，绝不能用，而竖法则甚合宜……书中一切算式，俱将两法并列，随人择用可也。[7]文中虽坚持中文直排传统，但同时也表达出对数字横排与竖排的困惑。
随着期刊出版的勃兴，国内期刊内容逐渐丰富，形式逐渐多样化。这一时期的中英文读物，通行的版面编排做法是，在同一个版面中分割开位置分别安排中英文，英文横排，中文直排。（见图8）
一个版面内具有两种阅读流线，虽有不便，但从版面设计上看，竟也颇具特色。特别是后期的版面设计，中文引入分栏处理，版面更加符合视觉阅读流线，更加科学合理。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反映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也表现了文化融合时国人的较强适应性。
从民国开始，就有一些中文的刊物改用新式的横排方式。较早采用全面中文横排方式的是科学类杂志，如1915年任鸿隽创办《科学》期刊，1926年商务印书馆创刊的《自然界》期刊，1927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逻辑与数学逻辑》等期刊，均采用了横排的方式。（见图9）
一些新文化思想激进者主办的杂志里也出现横排。如1919年北京大学创办的学术刊物《北京大学月刊》，1922年由郭沫若主持的创造社社刊《创造》从第2期开始也改为横排。 "左联" 创办的刊物，1930年鲁迅、冯雪峰主编的《萌芽月刊》，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均采用横排。此外，1931年3月创刊的《青年界》也同样采用横排的方式编排内文。这些杂志以迎合西方科学新思想的姿态首先作出积极应变。（见图10）
中国不少人在撰文时推行横排，他们从生理上寻找合理的解释，诸如眼睛是横向，横向视角大于纵向视角等，但这样的解释很容易便遭到诘难，质疑者认为：眼睛横向，何以中文自古直排也未见不适。中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艾伟先生通过眼动实验研究文字阅读问题，颇具科学性。艾伟在 "中央大学" 做实验，得出结论：近二十余年来经多数专家研究，其结果不一致，而其趋势以横读效率较直读为大……此一问题尚须专家继续努力研究，但在此问题完全解决以前，对于若干引用许多西文字句、数目字、公式及图表等之著作，似以横印为便于读者。艾伟还引用沈有乾教授的话 "任何一种比两种并用为优" ，提出 "西文和数目字既无法直排，则莫如将汉字改为横印" 。[9]
要想改变中文直行几千年的习惯并非易事。读者对中文横排并不买账。如《科学》期刊，从一开始便遭到看不惯其中文横排的国人的非议。《北京大学月刊》也遭到质疑， "吾国旧体文字形式一改兴趣全失" ，以至于谨慎登出《蔡元培启事》：其文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6]以传播新思想而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始终坚持直排。期间即使有钱玄同极力建议，多次向陈独秀写信劝说，也终究未果。为此《新青年》还遭到陈望道发文《横行与标点》提出质问。同样，全面革新的著名文学期刊《小说月报》也依然保持直排。纵使有读者不断向沈雁冰建议横排，沈雁冰一概以排版人不熟练为由搪塞过去。
总的说来，民国时期书刊主流是直排。偶有以横排中文者，也仅在少数，在民国书刊出版繁荣局面下，其影响力显得微乎其微。《东方杂志》编者的话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人的态度， "如讲求自然科学的图书报章，特别关于数理化学等科目，横行比较纵行写起来方便，读起来容易。即如商务所印物理、化学、几何学等；中华学艺社以前专载自然科学的学艺杂志等，它们内容文字的排印，实在有不能不用横行的苦衷，也实在有用横行的好处，并不能算是好奇立异。说到本志，除却间或登载几篇译稿或创作里面注脚引用西文参考书，宜于横排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纯粹的国文，自然没有横行的必要。" 意思就是说，除非迫不得已，否则能不横行就不横行。[6]
作为政府文化措施的一部分，新文字的设计和推行是与新政权的建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历史上，各个政权无不把语言文字工作摆在新型文化事业的首要位置，除了国民文化生活需要之外，它还体现了统治民族或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的自豪感。[10]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中国在短短的十年间实现了语言文字改革的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从1955年元旦开始汉字书刊大规模地从直排改为横排（另两件是1956年公布的简化字方案，1958年诞生汉语拼音方案）。[11]
共产党人一直是积极推动文字改革的主要力量。在抗战时期，解放区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 "文艺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 精神的指引下，积极开展简体字运动。解放区书报上大量采用和创造了很多简体字（时称 "解放字" ），大大方便了老百姓的学习和使用。共产党人出版的杂志刊物对横排也 "情有独钟" 。（见图11）
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积累了难以计数的典籍，在激进的改革派看来，这些文字承载着落后的封建思想，代表的是腐朽的落后文化，要和旧的思想文化彻底决裂，认为中国要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文化体系，简化字、普通话以及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具有政治色彩。在文字排式上，直排自然代表陈旧思想，横排则代表一种新事物，特别是被关联上 "有利于劳动人民" 的群众性色彩之后，更迅速成为一个代表先进思想的新文化现象。
1954年，原新闻出版总署（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召开数次会议，讨论在全国推行书刊文字横行排印事宜。时任副署长的叶圣陶认为： "为了减少他们（上学儿童、文盲）眼睛的疲劳，应该横排。为了让他们看体式一致的报纸，使他们的心思不致因体式的混乱而受纷扰，应该横排。为了节约他们的购买力，应该横排。" 同年12月，发布通告，规定全国统一实行书刊横排。1955年元旦，《光明日报》在全国率先实行横排排版，胡愈之发表《中国文字横排横写是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相符合的一文》，11月，教育部发出《对推行简化汉字和横行横排等问题的规定》；12月，文化部发出《关于汉文书籍、杂志横排原则的规定》；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一律改为横排。[13]自此，中国大陆除了一些古籍保留直排以外，书刊、报纸、教科书等读物全部实行横排。
自20世纪初以来，有人积极主张汉字改革，其中最为激烈的算是废除汉字，提倡拉丁化。相对 "革命性" 的汉字拉丁化来说， "直排改横排" 显得更为微不足道。或许也正因为如此， "直改横" 才没什么争议得于较快地顺利实行。无论如何，少部分的文字改革者的主张在大陆这个广大群体中得到实现。中国文字横直排并用的混乱局面得以改变，简体字的应用和横排的规定，使得中国文字呈现统一而崭新的视觉形象，从此中国文字版面编排进入一个新的视觉形象时代。
中国文字直排改横排，是自近代以来 "西风东渐" 、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社会变革的结果。在中国大陆20世纪60年代的 "破四旧" 运动中，对汉字改革运动、简体字运动等一系列文字变革事件进行了收官性总结，直排传统从书本范式中被彻底抹去。中国文字排列历经二千多年的样式就此改变，从历史角度来看，说这是一次重大的版式革命也不为过。在政治强力作用下，中文版式以革命的方式进入现代化进程，其彻底性前所未有，影响至钜。中文横排与简体字等改革措施一改过去汉字版面样式，呈现出全新的面貌，极大地促进了新国家人民学习文化的热情。新样式提高了中文阅读的便利性，对扫除文盲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全民的文化教育水平、科学和民主的意识起到提高与推进作用。
中文排列直排改横排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体现了对应西方文化冲击积极应变融合的态度。中文 "直改横" 缘起西方的文化冲击，最终以自身变革的方式化解了冲突。变革后的中文方便了与西文、阿拉伯数字混排，为中西文字交流、科学公式书写等扫清了版面形式上的障碍，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随着中文的横排，版面编排设计也出现新的方法。中文版面吸收借鉴西式的版面设计经验，应用西式段落与标点区分版面与文本，使用新式图表、目录、页码、索引等方式来组织版面，信息编排更趋向科学性和条理性。编排形式语言的多样化给版面设计带来挑战，也给予版面设计更大的空间。新中国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开展书籍生产与出版工作，制定新的版式标准。新国家同时还积极推进版面设计工作，开办设计院校，培养书籍设计人才，为中文版面设计水平提高作积极的努力。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大陆版面设计领域积极借鉴中国香港港、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地区优秀平面设计成果，在一些版面设计中出现直排与横排结合的应用，中文版面正向更大的包容与更多样的面貌发展。
经过六十余年的历程，直排改横排得到世界的接受与认可。借助中文输入法、汉字数字化信息等技术，在电脑技术和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今天，汉字再次显示其良好的适应性。历数劫难，事实证明中国文字总能在时代变革关口实现自我完善，体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