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界，系列文丛（或曰丛刻、丛书等）因其编选精湛、较之单行本更易于传播等优势，成为图书编纂的主要形式之一，“在文化传播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可谓功不可没”^[1]。当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背景下，系列文丛的发行，正是中国文化外译传播的主要出版形式之一。香港“《译丛》文丛”（Renditions Series）便是代表性的成功案例。

1976年至今，“《译丛》文丛”（以下简称“文丛”）共计出版48部译著，成功地将中国文化、文学译介到世界各地。著名翻译家萧乾曾赞誉道：“作为能打进西方书籍市场的外文出版物，‘《译丛》文丛’的选材较为系统，眼界颇广；编译严谨，经得起推敲。”^[2]那么，在出版选材、翻译与编辑策略以及海外传播等方面，“文丛”可以为中国文化外译丛书的出版提供怎样的有益借鉴与启示呢？

首先，“文丛”覆盖了中国的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种广义上的“文化”出版遴选。“文丛”的定位是“让西方读者接触、了解中国人文领域（humanistic fields）的优秀作品”^[3]，这决定了出版选材的广博性与多样性。除了最能展现中国文化的文学作品之外，“文丛”中还含有历史译著《史记》《译介往昔：中国史与史学》。艺术译著分别有依据《点石斋画报》辑译的绘画艺术汇编《中国图画：19世纪晚期的上海画报》和《艺之译：中国绘画与诗歌》。譬如，美国当代汉学泰斗华兹生（Burton Watson）毕生与《史记》结缘，“文丛”在原有的华译《史记》基础上，推出了增译三卷本，借助华氏译本已有的传播效应，让西方读者深入认知中国古代历史。

其次，“文丛”的文学选材贯通古今、遍及中国内地（大陆）与港台。文学史上的古今文学名篇得以入选，可以从当代文学追溯到2500年前。《汉诗金库》选译了《诗经》中脍炙人口的《静女》《桃夭》等诗篇。唐宋文学选译有《25位唐代诗人》《唐宋散文八大家》以及范成大的田园诗集《金色年华五季》。清代文学有李渔的《无声戏》、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在地缘分布上，中国文学不仅关涉内地（大陆）作家的作品，香港、台湾等地的作品必然也是“文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文丛”的选材兼顾海峡两岸暨香港，重点刊行了“香港文学”专辑系列图书：《穿越物质之屏：20世纪香港文学选集》《香港故事：老调新声》，以及刘以鬯的《蟑螂》、西西的香港城市系列小说、吴熙斌的《牛》。台湾文学有《黄春明小说选集》以及袁琼琼的《猫》、苏伟贞的《离家出走》、李昂的《有曲线的娃娃》等。在时间的纵轴与地域的横轴上，“文丛”全面遴选不同时期及地区的中国文学优秀作品，将“全景式”“鸟瞰式”的中国文学引介给域外读者。

再次，“文丛”的文学选材体裁丰富、内容多元化。文学译著是“文丛”的核心内容，共计45种，体裁极为丰富，涵盖了主要文类。其中，28种小说译著占绝对优势，不仅有小说译集《中国通俗小说：清代至民初》《活在过去：下乡小说集》等，更有茅盾、老舍、张抗抗、王安忆、莫言、韩少功、刘心武等著名小说家的作品译本。诗歌译著14种，古代诗词除了前文提及的《汉诗金库》《25位唐代诗人》等之外，还有《汉诗银库》《无乐之歌：中国古词选集》等，更有徐志摩以及“朦胧诗派”顾城、舒婷、杨炼等人的诗选译本。此外，散文也颇受“文丛”的青睐，除了《唐宋散文八大家》和《古今散文英译集》，还有杨绛的《干校六记》。由此可见，“文丛”以选集与系列单行本的形式囊括了小说、诗歌与散文三大文学体裁。选集以特定体裁为主线，筛选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竭力凸显这一文类的文学脉络。系列单行本则选取作家最著名的作品译本，全力推出，集中打造。

第一，“文丛”的45种文学译本中，中国当代文学有31种，约占70%，足见“文丛”对当代文学的重视程度。“中国当代文学逐渐成为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社会发展面貌的一个窗口”^[4]。“文丛”早在40余年前便开始，以最具时效性的当代文学，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学中的时代风貌。“文丛”重点发行了“当代小说”（14种）与“当代诗歌”（5种）两个系列图书。这些小说与诗歌因其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时代性，与读者产生了共鸣，一俟出版便得到国内读者的广泛阅读。“文丛”及时加以甄选，快速编译出版，使之蜚声海外。比如莫言的《爆炸》、韩少功的《还乡》、刘索拉的《蓝天碧海》等，均为中国当代畅销小说的典范，时代气息最为明显。透过这些“文丛”中的当代文学译著，域外读者可以管窥20世纪60—80年代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思想解放。

第二，“文丛”编选了大量中国女性文学作品，成为中国女性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渠道。作为先后6位主编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孔慧怡教授出任“文丛”主编长达20年（1987—2007年），历时最久，却以一人之力编译女性译著15种，占文学类“文丛”总量的1/3！女性文学译集有《城市女性：当代台湾女作家》、《当代港台女作家》与《“五四”女性作家回忆录》，女性作家作品译本有西西的《浮城志异》《我城：香港故事》及《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王安忆中篇小说“三恋”之二《小城之恋》与《荒山之恋》、张爱玲的《爱痕》等。“文丛”女性主题的凸显，得益于主编孔慧怡的女性文化身份以及她中西文化学术背景中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倾向在她的编选理念中占据主要地位，这不仅有利于长期处于中国文学史边缘地带的女性文学“去边缘化”，在众多占主导地位的男性文学中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更“有利于外国读者窥见中国现实社会的女性生活与女性形象”^[5]。

美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文丛”编委会的核心成员、译作的主要供稿人及审稿人。他曾尖锐地指出：“翻译和编辑在中国出版界的地位是不够高的……大概是作家抢尽了风光，翻译和编辑这类‘二等职业’就只能靠边站了。”^[6]然而，“文丛”的翻译与编辑素来精益求精，始终以海外读者接受为导向，紧扣传播效果，翻译与编辑策略独树一帜。

“文丛”的《供稿人指南》（Guideline for Contributors）明确指出：“译文必须准确、完整；译文必须语法正确、拼写无误。……小说、诗歌、戏剧的翻译，应避免注释，可以在译文、前言、后记中进行释义说明……翻译过程中，可以用众所周知的英语谚语、习语进行归化翻译”^[7]。一方面，《供稿人指南》强调译作的准确，译作应该忠实于原作，且译笔自然、地道；另一方面，规避注释与翻译方法的归化取向，既为读者的整体性流畅阅读提供便利，又便于他们的理解与接受。“文丛”的翻译标准是严复“信达雅”3原则的具体诠释，其主旨即以灵活的翻译策略，将中国文化、文学的精髓传译给外国读者。

毋庸置疑，文学翻译的难度极大，而诗词翻译较之其他体裁的文学翻译更加“棘手”。“文丛”中的第一部诗词译著是由约翰•唐纳神父（Father John Turner）翻译的格律体《汉诗金库》。唐纳陈述道：“翻译要紧扣原作（close translation），忠实地再现经典诗词的精神雅韵，使读者洞见诗词之美—一种源自诗词的雅致与规范”^[8]，举例如下。

相见欢

Up the Western Stair: to the tune of “Joy at Meeting”

无言独上西楼，

Alone and silent up the Western Stair.

月如钩。

A sickle moon hangs there: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And in the court below

One lonely tree is lapped in the cold autumn air.

剪不断，

Shearing will not sever — no,

理还乱，

Nor sorting dissent wine their woe,

是离愁。

When lovers part.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Sure ‘tis a special savor in the heart ^[9].

这首词抒发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亡国之痛、离乡之愁。原本仅作为词体特征的词牌“相见欢”与词中内容无关，甚至相背离。唐纳为了消除读者的阅读隔阂，在译词中择取首行中的“上西楼”（Up the Western Stair），重拟题名，而“相见欢”置于副标题中，只标明“谐某律”（to the tune of）。原词共7行，分上下两阕，韵律严谨、平仄工整，词行尽显字数多寡的参差形式之美。在译词中，唐纳匠心独具地采用古典英诗中适于抒情的两个“四行诗节”（Quatrain）进行对译。两个诗节中，共有3个诗行行首缩进，且音节个数不尽相同。译词词行的尾韵模式为AABA、CCDD，是典型的“以诗译诗”。所以，原词结构形式的审美特征得以再现。唐纳翻译思想中的“紧扣原作”，并非“字对字”的译法，而是紧扣原作的抒情与精神，可以进行灵活的词句取舍。上阕末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写词人借景抒情，渲染凄凉悲伤的愁绪。“梧桐”是古典诗词中惯用的文化意象，表达物是人非、独孤寂寞的情绪，英语文化则欠缺“梧桐”的这种意蕴。译者将其译为泛化的“一棵树”（one tree），凭借数词“一”，凸显“孤零零”的孤寂之意，巧妙地传译了“梧桐”的表意效果，又消弭了文化差异的隔阂。原词下阕升华了词人的愁苦，直至不可言说。译词篇幅简短，无法诠释李煜亡国之君、阶下囚的历史文化背景。译者独辟蹊径，将其改译为西方读者容易理解的伤感爱情诗，“离愁”译为“情人别后”（When lovers part），并辅以“no”“sure”等语气词，将中国古人难以言表的内心情绪转化为西方人直率的情感呼告！这至少还原了原词的离愁别绪，复原了词人的苦楚的内心世界。唐纳并非误解此处，他在“后记注释”中写道：“李煜亡国被囚之时的词作绝佳，其情哀怜悲惨之极”^[9]！唐纳的这种翻译策略，融通练达，译技超群，也足见诗词翻译的困难。

孔慧怡坦言：“‘《译丛》文丛’需要一群忘我精神的编辑人员，更需要译者、作者们的长期支持”^[10]。从译稿完成到最终定稿排版，中间至少有18个月的时间，编辑与作者、译者反复协商、修改，直至译文完善之后，方可印刷清样。编者与译者、作者的互动策略，提高了“文丛”的总体水平。

“文丛”依托《译丛》杂志，开设“《译丛》学人”学术工作坊，将“文丛”的海外翻译家聘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就具体的翻译问题，与主编、编辑进行面对面的探讨，时间至少6个月。来港的“《译丛》学人”先后有《史记》的译者华兹生、《古今散文英译集》的译者卜立德（David Pollard）等人。其他译者—葛浩文、霍布恩（Brian Holton）等—借助旅行、讲学的机会，就他们的“文丛”译作，便捷地与编者群体交换意见。华兹生在港续译的《史记》第三卷（秦朝卷）便是与编者进行充分沟通之后完成的。同时，编辑将前两卷中专有名词的威妥玛拼音全部转写为汉语拼音，并修正了若干误译。在译者、编者的共同努力下，已将“无韵之离骚”的“三卷本《史记》中文学性最强的内容全部呈现”^[11]。

“文丛”重视当代作家的意见，以便将最真实的文学作品译介给读者。“文丛”主编者直接邀请他们到编辑部进行短期访问，与编者、译者进行当面磋商。莫言、刘心武、韩少功、王安忆等文学名家均在受邀之列，分别协助他们小说英译集的编辑工作。此外，编者视原作的文学价值为第一要义，认真对待作者关于编辑出版的意见。

作为“文丛”精品图书之一的《干校六记》译本凝结了译者、编者与作者3方面的努力。葛浩文最初将“干校”译为“Cadre School”，在主编宋淇、高克毅的建议下，译为英语中原有的词汇“Downunder”（流放之地，指大洋洲），在题目编译中，再加以双引号，是为Six Chapters From My Life “Downunder”，既借用了英语世界的林语堂经典译著《浮生六记》中的“六记”译法“Six Chapters From”，又归化翻译，使用英语中常见的文化习语“Downunder”，透射出“译者与编辑对待翻译的严谨态度”^[12]。不仅如此，作者杨绛通读译作之后，点校出5处误译，并及时致函葛浩文与宋淇，做出说明，以便再版时加以纠正。

“文丛”主要由香港与欧洲、北美洲、大洋洲各地的代理商销售。每一种“文丛”图书的发行量均在2 000册以上。《当代港台女作家》《荒山之恋》《借舌》《浮城志异》《杜诗入阶》5种译集均有再版，发行量在4 000册以上；《汉诗金库》《小城之恋》初版之后重印两次，发行量在6 000册以上。每种中国文学译作的“海外销量若能成功达到两三千册，便已属不俗”^[13]，由此可见，“文丛”已然是中国文化对外译介传播的畅销书。《金色年华五季》于1982年获得“美国高校出版社联盟”的“装帧设计奖”，《雕虫纪历》于2007年获得“美国笔会文学翻译奖”，这标志着“文丛”逐渐得到海外出版界与文学界的认可，提高了知名度。

各国的公立与高校图书馆是读者实现公共阅读的主要场所。“文丛”在世界各地的分布情况，直接体现在有馆藏记录的图书馆数量上。美国“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拥有全球最大的图书馆联合检索系统，覆盖了130多个国家、地区的25 500余家图书馆。据笔者通过OCLC检索（2017年2月26日），发现藏有“文丛”图书（至少为48种图书中的一种）的图书馆合计8 498家，平均每种“文丛”图书被177家图书馆收藏。就地域而言，“文丛”图书分布在除南极洲之外的其他6个大洲的74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各地图书馆收藏“文丛”居前几位的分别是《史记》841家、《汉诗金库》554家、《干校六记》507家、《新华文文学选集》412家、《古今散文英译集》399家、《艺之译：中国绘画与诗歌》384家、《唐宋散文八大家》349家、《译介往昔：中国史与史学》297家、《无乐之歌：中国古词选集》273家。美国是“文丛”流传最集中的国家，上述排名前5位的图书，馆藏遍布美国各个州，原因在于“文丛”中近20种图书是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的。美国、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国家图书馆甄选采购文学翻译图书的标准极高，而“文丛”的馆藏量分别高达39、26、16、14、11种。

另外，“文丛”成功进入非英语国家的图书馆，在以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中，均可以检索、借阅“文丛”图书。显而易见，“文丛”的对外出版传播呈现出面向英语世界为主、兼顾不同语种区域的国际分布特点。

“文丛”的读者范围广泛，常务编辑谭柏山概括出“其特点正在于，对象除了学者以外，还包括一般读者”^[10]。事实证明，无论是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的专家学者（汉学家），还是获取中国知识的普通读者，都对“文丛”给予肯定，他们的好评是“文丛”海外传播优良效果的写照。

“‘文丛’与西方汉学界，有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10]，域外汉学界历来高度关注“文丛”图书，共有80篇书评见诸国际权威汉学杂志，对37种“文丛”图书进行正面、积极的评论与推介。相关书评集中刊登于影响力巨大的主流汉学名刊：《当代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24篇、《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9篇、《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与《太平洋学刊》（Pacific Affairs）各8篇、《通报》（T’oung Pao）与《亚洲学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各6篇、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院刊》（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5篇。这些杂志办刊历史悠久、享誉学界，是各国图书馆与高校汉学学术的主要资料来源。华盛顿大学东亚系主任、汉学家何谷理（Robert Hegel）赞誉《新华文文学选集》：“以‘新文学书写’为标准，编译了中国内地（大陆）、香港和台湾新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作品，展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最新动态”^[14]；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竭力引介道：“对于（英语世界）涉及中国古典诗词与翻译乃至中国文化文明的教学而言，《汉诗金库》是一部不可或缺的译集”^[15]；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院士雷金庆（Kam Louie）向读者推荐道：“莫言的小说集《爆炸》翻译得非常出色，代表着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小说风尚，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多得的译本”^[16]。借助专业杂志与汉学家的学术声望，“文丛”在世界汉学界的知名度大大提高。

“文丛”在海外普通读者中也颇受欢迎、广为流传。在全球最大的英语读者阅读网络社区“Goodreads”中，5 600万注册用户对16亿册图书进行评分、评论。笔者统计发现（2017年2月26日），有读者评分、评论的“文丛”图书为35种，平均得分3.86分（满分5分），这表明“文丛”在普通读者中的关注度较为可观。4分以上的图书有《史记》（4.27分）、《浮城志异》（4.25分）、《“五四”女性作家回忆录》（4.21分）、《爆炸》（4.2分）、《杜诗入阶》（4.18分）、《干校六记》（4.1分）、《当代港台女作家》（4.03分）、《汉诗金库》（4.02分）等。具体以《史记》译本为例，读者与评论情况统计如图1所示。

图1

当前，阅读过该译本的读者有83人，给出文字评论的读者有10人，94%的读者乐于（liked）阅读此书，另有408位读者表示关注该译本，214位读者期待对其进行阅读。其中，43位读者给出5分，占51%；26位读者给出4分，占31%；9位读者给出3分，占10%；5位读者给出1、2分，合计占5%。该译本平均得分4.27分。10条读者留言均对该译本不吝赞美之词：Zach表示：“《史记》翻译的很生动，司马迁的遭遇与毅力令人动容”；Eadweard表示：“通过这本译著，可以深入学习中国秦代的统治及其领土扩张。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感兴趣，请一定不要错过这部历史名著”；德国读者Helmut发表2 200多字的评论，感叹道：“华兹生的《史记》译本体例完备，装帧精美，译本文学性与可读性极好，让读者了解了中国古代历史”^[17]。

40余年来，“文丛”系列图书成功地探索出一条高效的中国文化编译出版与海外传播之路。其良好的传播效果，证实了对外出版选材须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文学中进行鉴别、优选，突出重点；翻译与编辑环节须以传播中国文化、文学精髓与读者接受为导向，调试文化冲突，方可顺利实现跨文化传播。这对于中国文化丛书的外译出版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