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出版，顾名思义涵盖着翻译和出版两个领域，囊括了出版领域的各个运作过程及其相关管理，其工作对象和内容属于翻译学领域，翻译学成果的推广往往依赖翻译机构的有效运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是文字翻译成果的延续和传播；是一种文字转换成另一种或多种文字之后，在传播面上的进一步扩散。^[2]因此，翻译出版业成了国内外文化交流的一座不可或缺的桥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文化事业发展迅速，对外交往密切，翻译的社会需求急剧增加，翻译产业逐步形成并发展，翻译引进作品的出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翻译出版机构在出版翻译作品方面也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翻译出版业被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推向激烈竞争的商品市场，对于整个出版业而言，读者是图书产品的最终消费者，读者的需求和规模最终决定着图书市场的大小和图书的生命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读者，永远都是图书市场的第一构成要素。^[1]翻译出版亦如此，读者的接受性与市场化尤其重要。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主要是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少数几家出版社出版翻译图书，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许多省级出版社相继开展了翻译出版业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出版的图书数量剧增。1978年至1990年的十多年间，中国翻译出版图书2.85万种，年均翻译出版图书2 192种，2003年增加到每年上万种，2013年这一数据已达到1.82万种。^[4]现在，我国专门出版翻译书刊的出版社有：外国文学出版社、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军事译文出版社、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外文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外文出版社等。此外，现有的许多出版社诸如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的翻译出版业务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从事翻译书刊的编辑人员（包括出版外文书刊的编辑）估计超过了1 500人。为适应培养翻译出版人才的需要，还在武汉大学的图书编辑专业和南京大学外文系的新闻出版专业，增开了外文书刊编辑的课程。^[2]

在翻译出版图书数量增加的同时，翻译出版图书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监测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引进出版图书的市场码洋总体结构呈现文学、社科、少儿、语言的“四强割据”之势。四者的码洋比重之和基本保持在75%左右。^[4]文学名著是引进图书畅销榜上的常客，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除了个别外，其主要作品都有中文译作，美国普利策奖、英国布克奖、法国龚古尔奖、西班牙塞万提斯奖也都有相应的中文译作。翻译出版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给国人带来国外先进思想和学习异域文化的机会。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是近年来中国汉译学术名著的突出代表。该丛书自1981年编辑发行，至今已达400多种，科目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学、法律、地理、语言等领域。

对于翻译出版而言，图书翻译质量直接决定出版质量，正所谓成也翻译，败也翻译。^[3]优秀的翻译团队是实现有效翻译出版工作的决定因素，也是出版高质量的翻译作品的必要支撑。首先，我国翻译出版业拥有稳定和高质量的翻译队伍，翻译团队从理念到自身素养都有了较大的改善与提升。翻译出版业与许多翻译家以及优秀译者保持着长期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为翻译出版图书的质量提供了保障。其次，翻译出版业具有健全的把关机制，既有专家学者、专业编辑个人层面上的把关，又有出版社机构层面以及主管部门宏观层面的把关。优秀翻译家的译笔层出不穷，这些优秀的译作与国外的经典作品珠联璧合，交相辉映，造就了中国翻译出版业的黄金时代。最后，翻译出版图书的装帧、封面设计等有了很大的进步。一大批高素质的外文编辑的培养对翻译出版的总体水平的提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翻译出版业被推向了激烈竞争的商品市场。国外作品翻译出版准入制度等规定已形同虚设，重复出版现象严重，翻译质量明显下滑。个别出版社为了抢占先机，采取边翻译边发排的“流水翻译法”，粗制滥造。甚至由十几个人分段翻译，又没有安排专门的人员做统稿工作，导致同一作品中的人名、地名各有各的译法，文字风格也大相径庭。另外，一些外国文学古典名著，由于无须买版权，一本名著常常会有很多种中译本，有些译本东拼西凑，相互抄袭，质量毫无保障。

在翻译出版市场中，读者的需求是市场的风向标，只有出版读者需要的图书，才会有旺盛的生命力。然而，为了迎合读者的文化需求和接受习惯，许多译者在翻译原作时对原文进行节译、改译和改编等。按照翻译学的原则，只要求译者实现文字的转换，不要求也不允许译者变动原作。^[2]翻译出版也应该遵守这个原则，完整准确地再现原著。当然，受到国情差别、社会效果、消费层次、读者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根据不同层次读者的阅读需求，综合考虑各种制约因素，研究采用最完善译本的可行性，可因书制宜地选用节译、改译、改编等形式。但是，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都不能超越或背离原著。翻译不同于创作，变动译本形式来不得半点随意性。只为适应市场而对原著不负责任地随意改动，为了取悦读者而对原著效果随意变动，这类译作没有任何艺术价值。脱离原著，单纯为讨好读者，添油加醋，任意改编，这与严肃的翻译出版学背道而驰。

对出版业而言，有读者才能有市场、有效益，最能带来利润的是大众化娱乐性消费出版物，这类出版物与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5]翻译出版的市场化，使翻译出版在选题上更倾向于畅销书，而忽略了一些经典作品。进入21世纪后，“外国文学”的概念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畅销书”概念的崛起，《哈利•波特》《达•芬奇密码》等通俗读物受到追捧，书中所具备的娱乐本质，似乎才是这个时代的主流阅读需求。^[6]在市场的推动下，近年来翻译出版的通俗文学作品远远高于纯文学作品。

翻译出版物既是物质产品，又是精神产品，不能单纯地由市场来引导。翻译出版业需要宏观上的调控，建立起良好的图书管理机制。首先，健全翻译出版准入制，必须配备外文编辑的出版社才能出版外国文学，且出版社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科学严格的翻译出版流程，杜绝劣质翻译作品流入市场。其次，翻译出版要有长远发展目光，注重长远规划和长期效果。成立专门的翻译评价机构，鉴定与评价翻译作品，规范与监督翻译图书市场。加大翻译批评力度，建立与健全良性竞争机制。翻译批评者应该起到一个纽带的作用，把我们的出版界、翻译界和读者沟通起来。^[7]提高翻译人员与编辑人员的素质，加强业务学习，加大职业道德教育力度。以严谨的治学、治书态度要求从业人员，加强翻译出版队伍建设。当前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翻译出版中出现一些无序竞争、跟风炒作、粗制滥造的现象在所难免。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将依法治国方略提到新高度，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翻译出版业的法治化水平也会大大提高，违反法律、侵权盗版，相互抄袭的现象会进一步受到遏制。

翻译出版需要制定相应的规范，不同的译本需要相应的界定。根据市场读者需要，直接界定两种翻译：充分性翻译和接受性翻译。这里所说的接受性翻译，就是译者以读者接受市场为导向，可以在翻译中夹杂自己的个人情感，对原作进行某种程度地主观性改写；是译者以原作为主，以再现原作艺术价值为导向，本着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原则，尽可能达到与原作等值。^[6]无论是充分性翻译还是接受性翻译，都有存在的理由和市场，译作出版时要注明是接受性翻译还是充分性翻译。对于某些既不能删节，又不宜广为传播的翻译作品，可以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或者指明对象发行和控制总发行数。

翻译一部作品，译者更多地考虑作品的内在因素，如作者的成就、作品的学科地位、翻译技巧、如何增补注释等。而出版一部翻译作品，往往要考虑更多超越作品以外的因素。翻译界一直呼吁科学的理论和井然的秩序，译者需要在以源语为依据的“等值”和以目的语为依据的“接受”这两极之间取得平衡。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的文化在翻译出版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渗透和融合，如何正确地对待文化差异，如何实现不同文化间平等、有效地传递，成为摆在各方主体面前的重要议题。为实现有效传递，在翻译出版过程中，作者、编辑、译者、读者各主体之间应进行有效的沟通和对话。

首先，编辑与作者、读者对话。

无论是国外作品的引进还是我国作品的输出，编辑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市场调查到选题策划，再到约稿和与译者进行沟通，从对译文的组稿和编校到出版宣传，编辑的对话能力是不可或缺的。在翻译出版过程中，编辑是作品的第一个读者。编辑需要与作者对话，通过对意识形态、知识性、文化性和文学性综合考察，发掘文本内容下隐藏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选择适合引入或输出的作品列入翻译出版计划中。此外，编辑还需要与读者对话，对读者阅读可能性进行考察。编辑在考察市场时，需要调查不同读者群体的文化倾向和价值取向，从而有针对性地确立翻译出版作品的市场定位，以达到文化传递的目的。编辑既要满足读者的需求，帮助读者找到合适的读物，又要替作者找到适合的阅读人群，在与作者和读者的对话中，搭建起作者与读者之间文化的桥梁，实现文化交流与传递。

其次，编辑与译者对话。

编辑作为翻译出版项目的策划人，除了与作者和读者对话外，还需要根据作者和读者的需求与译者对话。^[8]编辑在了解了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需求后，需要与译者进行沟通，以实现作者要传递的思想和文化。编辑需要根据特定读者群的阅读需求，与译者共同制定翻译策略。编辑与译者有效沟通，使译者在翻译中摈弃对异域文化的排斥和本国文化霸权的观念，避免过分强调目的语文化。编辑应提醒译者尽量将作品如实地传递给读者，带给读者原汁原味的异域文化和全新的阅读体验。

然后，译者与作者、读者对话。

翻译是整个翻译出版活动的中心环节。在此过程中，只有译者与作者和读者进行有效对话，才能合理、有效地传递文化信息。译者面对的是无生命的文本，但是无生命的文本背后却是有生命的创作者。文本是创作者的艺术创作成果，文本下隐藏着的是创作者的思想与见解，译者只有与作者对话，才能了解这些文本下的文化意识与见解，最准确地阐释文本内容。另一方面，译者既要以读者身份去理解作者的原意，还需要以作者的身份将自己的译作展示给读者。译者要考虑读者的需求和期待，要根据编辑所提供的读者群体信息，从中把握读者的审美取向和阅读期待，引导读者扩大文化视野和提高审美能力，将读者引入异域文化和历史的时空之中。

翻译出版架起一座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将作者的人文世界与读者的人文世界连接起来。在这一过程中，作者、编辑、译者和读者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尤其重要。

翻译评奖，是对翻译质量以及翻译出版成果很好鉴定。^[2]虽然当前中国翻译出版的质量仍有诸多不尽人意之处，但是总体水平已经有很大提升。翻译评奖制度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翻译出版业的发展。2009年法国驻华大使馆资助设立了“傅雷翻译出版奖”，用于奖励中国大陆译自法语的中文译作。201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歌德学院（中国）联合设立中德文学翻译奖，推动中德文学、文化作品翻译水平的提高，以及翻译人才的培养。韩国成立了“韩国文学翻译院”，积极向海外推荐翻译书目并资助出版，2002年开始资助在中国大陆翻译出版。在中国，“中国图书奖”“鲁迅文学奖”以及“彩虹翻译奖”中，都设有优秀翻译图书的奖项。^[4]这些奖项的设立，对于提高翻译图书的质量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翻译出版事业日益繁荣。翻译作品的出版使出版产品多样化；出版推动了翻译作品的市场化，提高了翻译作品的质量。在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在宏观调控的指引下，在翻译出版各主体间的对话沟通与协调下将会逐一得到解决。翻译出版业必定会在市场化浪潮的锤炼下，迎着改革踏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