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加强对少儿阅读规律的研究和运用，科学研究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性别少年儿童的智力、心理、认知能力和特点，借鉴国外阅读能力测试、分级阅读等科学方法，探索建立中国儿童阶梯阅读体系，加快提高我国少年儿童的整体阅读水平^[1]。2017年3月31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该条例中第二十二条明确提出：应当根据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状况，推广阶梯阅读。

国家连续两次提及“阶梯阅读”，使得童书的“分级阅读”再次成为热点出现在大众视野。成年人的认知要遵循认知规律，儿童更是如此。《喜羊羊与灰太狼》《熊出没》等动画片因场面暴力、语言粗俗等曾被央视点名批评，根据其改编的图书亦有此问题，并不适合全体儿童阅读。童书的“分级阅读”有利于家长和儿童更有针对性地选择图书，更好地理解图书的内容。本文对近十年与“分级阅读”相关的文献进行梳理分析，望对“分级阅读”的研究有所帮助。

本文首先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上以“分级阅读”为关键词进行主题检索，时段为2007年1月至2016年12月，除两篇文献无法下载外，共得到有关“分级阅读”研究论文646篇，对其进行文献源分析；同时对2017年4月30日以关键词“分级阅读”搜索热度排名前100的论文进行详细的内容分析，以期对儿童图书分级阅读的研究再度梳理，通过阶段性总结找到新的研究重点和方向，以期对促进我国分级阅读标准的制订有所借鉴。

对文献发布时间的分析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我国对分级阅读的关注程度。自2007年以来，发文量的两个峰值出现在2011年和2015年，分别为82篇和97篇，如图1所示。

图1

结合行业热点可知，2008年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成立并提出《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标准》及《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内容选择标准》，这在国内尚属首次。2009—2010年，接力出版社连续举办了两届“中国儿童分级阅读研讨会”，发布《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倡议书》，推出《儿童心智发展与分级阅读建议》与《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2010年，新阅读研究所正式成立，并在2011年推出了“中国小学生基础阅读书目”。这些事件在当时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因此分级阅读研究文献在2011年达到第1个高峰。

2015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关于开展2015年全民阅读工作的通知》中提出：要着力保障儿童、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以及残障人士等重点群体的基本阅读需求。由此，分级阅读有助于提高儿童阅读量的论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使其相关研究在2015年达到第2个高峰。

值得关注的是，不论是在2011年还是在2015年，当年总发文量均未超过100篇。文献发布时间以行业重要事件为中心且每年发文量较少，这两个特点说明分级阅读研究在我国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以行业热点带动研究热点的模式只是研究的开端，以长期研究促进行业发展才是可持续之道。

通过观察文献登载源的类型，可以分析出传播平台对分级阅读的关注度。分级阅读文献刊登的主要载体有期刊、报纸等，此外还有少量的硕博论文及会议论文。其中，业内期刊327篇，占51%；业内报纸278篇，占43%；硕士论文28篇，博士论文1篇，共29篇，占4%；国际会议论文2篇，中国会议论文10篇，共12篇，占2%。如图2。

图2

占刊登总数51%的期刊中，主要有《出版广角》《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参考》《科技与出版》等以出版为主要内容的期刊，此外，还有《图书馆》《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学刊》等以图书馆为主要内容的期刊以及各大学学刊等。

值得注意的是，2007—2009年这3年的刊登量以报纸为主，期刊较少；2010年报纸与期刊刊登量几乎相同；2011年，期刊刊登量突破报纸刊登量并在此之后一直保持领先地位（如图3所示）。

图3

通过数据分析可见，文献类型由以报纸为主转向以期刊为主。文献登载源类型的转变说明行业对分级阅读的研究由浅入深，由业余到专业。另外，从2010年起，文献类型由报纸、期刊扩展到硕士论文、国际会议论文等，载体范围的扩大说明对分级阅读的关注群体逐渐增加并具有专业性，对分级阅读的研究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646篇文献中，有557篇文献可以获得作者的职业信息，文献作者主要集中在高校、媒体、图书馆、出版社、政府部门、科研机构及阅读推广人（见图4）。

图4

通过对文献作者的职业进行分析，可以得知关注分级阅读内容的研究者主要从事哪些行业。在557篇文献中，作者来自于学校的文献有205篇，约占总量的37%，可见学校教师及学生是关注分级阅读内容的第一大主体；在研究教师所在学校的层级时发现，作者既有幼儿园教师，也有小学、中学、大学教师，由此可见，分级阅读关乎学生的整个受教育阶段，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重要性。作者来自于媒体的文献有171篇，约占总量的31%，是关注分级阅读内容的第二大主体，但其内容多半为新闻报道，文献研究内容极少。作者来自于图书馆的文献有69篇，约占总量的12%，是关注分级阅读内容的第三大主体；图书馆作为公众阅读的公共场所，如何更好地提供阅读服务是其工作人员应思考的问题。作者来自于出版社的文献有62篇，约占总量的11%，在关注分级阅读内容的主体中排第4，其中以少儿出版社为主；如今大部分少儿出版社都已对本社出版的儿童图书标注了适读年龄，有了基本的分级思想，但深入研究还不够。作者来自于政府的文献有9篇，约占总量的2%，排名第5；虽然这一部分文献数量最少，但能看出政府已将分级阅读划入研究范围。

综合来看，从2007年到2016年，研究分级阅读的主体队伍逐渐扩大，涉及的行业也逐渐增多。

按照关键词“分级阅读”进行主题搜索，对2017年4月30日以关键词“分级阅读”搜索热点排名前100的文献进行分析。

从研究范畴来看，研究国内分级阅读情况的文献或报道有79篇；研究国外分级阅读情况的文献有4篇；研究国内外分级阅读情况并进行对比分析的文献有17篇。从研究类型来看，理论研究有77篇；实证调查研究有10篇；其他类有13篇。从研究主题来看，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①论述我国分级阅读现状并提出对策或展望的文献有58篇；②论述如何制定分级阅读标准的文献有18篇；③论述国外分级阅读情况或进行国内外情况对比的文献有12篇；④论述分级阅读重要性的文献有7篇；⑤征文通知、报道类文章有5篇。

分级阅读现状分析分为推广现状与实践现状两部分。在58篇文献中，有41篇文献主要论述我国分级阅读现状并提出对策或展望，17篇文献主要论述分级阅读的实际应用情况。

（1）大众意识待提高。由于分级阅读在我国刚刚起步，大众对其接受程度还有待提高，部分学者认为分级阅读只是出版商推出的新的营销行为^[2]。少数出版商也确实以此作为噱头，吸引公众购买图书。此外，黄志芬提出少数家长视分级阅读为功利性阅读，希望通过分级阅读迅速提高孩子的识字水平、阅读能力等。这些错误认识对于分级阅读的推广产生了一定阻碍^[3]。

（2）分级推广宣传不到位。蔡健认为部分销售商、书店宣传力度小。图书进行销售时，部分销售商对于分级图书的反应并不及时，有些书店、读者甚至从未听说过分级阅读这一概念^[4]。另外，新媒体的宣传力度小。信息化社会中，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使用已经成为日常，但分级阅读在新媒体中的关注度十分低。截至2017年5月14日，在新浪微博中搜索“分级阅读”，仅能搜索出861条结果，在微信中搜索有关“分级阅读”的公众号，结果显示仅有41个，当然这个结果并不完整，并未加入出版社公众号及名字中不包含“分级阅读”四字但内容却与其有关的公众号，但如此低的数量依旧可以反映出一定的问题。

（3）标准制订不权威。我国现阶段影响力较大、较成熟的分级标准主要有两套，即以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为主体研制的《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标准》、《儿童青少年分级阅读内容选择标准》及以接力儿童分级阅读研究中心为主体研制的《儿童心智发展与分级阅读建议》、《中国儿童分级阅读参考书目》。但综合来看，两者的影响范围都较为有限，前者作为省会标准在其他省份的影响力有限，后者作为行业标准也并非被所有儿童出版社认同。此外，不同的儿童出版社对于童书几乎都有各自的分级方法，但提升为理论的却很少。

（4）其他。除上述两点外，我国分级阅读研究存在分级标准公信力不够、研究主体的行业结构单一，推广信息不对称、推行的力量没有形成合力等问题。

（1）出版社的探索。多数童书出版社都已有分级探索，如出版相关分级图书、举办分级阅读推广活动等，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笪许燕以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海绵儿童分级阅读书丛》为例进行分析，出版社通过调研和大数据分析为策划图书提供思路，与首都师范大学教育部社科儿童分级阅读研究课题“基于阅读教育的小学阶段分级阅读研究”项目组进行合作，借鉴美国三大阅读素养测评体系对作品内容进行调整，最终研制出这套丛书。在推广中，针对教师、家长、孩子制定了3套推广方案，最终获得较好的市场反馈。^[5]

（2）图书馆的探索。部分学者认为，图书馆具有公益性且具备儿童阅读场所，是分级阅读实践地点的首选，部分图书馆也在推广分级阅读方面进行了实践。实践大致分为3部分，即将图书馆文献、藏书按照分级阅读标准进行重组，将图书馆场地按照分级阅读标准进行重置以及举办关于分级阅读的相关活动。此外，周力虹等学者针对为未成年人提供数字分级阅读服务进行了研究，认为图书馆应加强数字资源及标准建设，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字分级阅读推广等。^[6]

（3）学校教学探索。学校的教学探索多集中于英语教学，或利用国外英语分级读物进行教学，或通过入学英语测验进行分班教学，对于中文的分级教学探索主要集中在理论体系建设，实践还较少。

分级标准制订的影响因素较复杂，我国目前虽有较成熟的分级阅读标准，但仍不够完善，还须从其他层次提出新的分级阅读标准并进一步实践与完善。

有学者提出在制订标准时应遵循4个原则。首先，低年龄的孩子心性不够成熟，想法变化快，因此，对于低年龄段的儿童分级标准应较细致，而中高年龄段的儿童分级标准则可适当宽泛。其次，分级的对象应为大部分智力健全的儿童，对于低于正常智力范围的儿童会对其进行特殊教育，因此不在分级的讨论范围内。再者，分级阅读须因材施教，根据儿童不同的阅读水平进行相应的级别划分。还有，要以儿童为本，分级阅读是为儿童阅读服务，不能沦为某些利益团体的工具。

在已较为成熟的分级阅读标准中，南方分级阅读中心提出的分级方法从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征需要出发，从阅读数量、阅读技能、阅读习惯进行评价；接力儿童分级阅读研究中心则是主要以儿童的年龄为主进行评价。对于课外读物而言，分级阅读标准的影响因素主要集中在通过对读者年龄或年级、性别、阅读能力、心理特质、知识结构、图书内容、图书载体等方面进行分析，要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儿童阅读测评体系。有部分文献对于各年龄段儿童的特性进行分析并推荐相应读物类型。对于课堂教学而言，文献主要是对小学阶段课堂语文教学进行了分析。彭明福认为在小学的前期阶段，侧重于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在小学的中期阶段，在培养儿童语文能力的同时，也要发展其思维能力；在小学的后期阶段，则要侧重于在语文能力训练的同时，提高儿童的审美情趣^[7]。

国内与国外发达国家分级阅读研究因发展阶段不同，在多方面存在差异。具体分析如下。

对于国外分级阅读情况的介绍多是以英美两国为代表。美国的分级阅读标准主要可分为数字体系、字母体系和年级体系，各体系下的具体分级方式多样。英国对于小学生的分级阅读教育也有专门的指导，即英国国家课程教育阅读级别（National Curriculum Kay Stage），通过对小学生各阶段的语言学习等方面进行指导，帮助其逐步提升阅读能力。与此同时，英国教育类出版社也积极推出分级阅读读物。

现阶段，我国主要形成了两个标准—省会标准（即南方分级阅读研究中心）与业界标准（即接力儿童分级阅读研究中心），前者是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省教育厅等为推进全民阅读联合成立的非营利性机构，后者是儿童出版界的代表。我国分级阅读标准初见成果，但自2010年后并无影响较大的分级标准面世，仍需继续讨论。

罗德红等认为国内外分级阅读在研究主体、研究方法、研究价值、研究应用及研究价值等方面均有较大差异。^[8]国外发达国家分级阅读已渐趋成熟，且多为多种分级模式并存状态，形成交叉化立体化模式。国内分级阅读刚刚起步，“分级阅读”这一阅读模式的大众普遍认可度还不是很高，探索出适合国内儿童的分级阅读模式还任重而道远。

有7篇文献主要论述分级阅读必要性或重要性。其中，只有1篇文献的作者认为分级阅读是不合时宜的，其他文献的作者都认为分级阅读具有一定必要性，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大部分出版社都在出版童书。但大量的出版社却不一定与童书的出版质量成正比。多数学者认为，分级阅读符合儿童认知发展规律，可以培养儿童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及其自主阅读能力，因此对于儿童阅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陈苗苗提出，从现实角度讲，分级阅读为整个少儿出版业培育读者^[9]。分级阅读可以帮助编辑了解儿童的阅读兴趣和阅读特点，为阅读水平不同的儿童策划更适宜他们阅读的图书，并使用相应的营销策略进行图书推广，以此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儿童获得适合阅读的图书，更易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增加对优质图书的需求，从而形成少儿出版的良性循环。

每一个产品在面世前都会有一个相应的目标群体，文学作品也不例外。分级阅读理念可以更好地帮助作者确定作品的阅读群体，并结合阅读群体的已知特点进行创作，从而更好地与目标读者进行精神交流。

白冰认为对于分级阅读的研究将涉及多种学科知识，这种学术研究和探讨对阅读推广理论的研究和发展也会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10]；另外，现阶段家长在为孩子选购图书时往往不能确定哪种图书适合孩子阅读，因此，分级阅读也会为家长提供一定的便利。

通过分析文献的研究范畴可以看出，我国分级阅读的研究学者着重于对国内情况进行探讨，对于国外分级阅读情况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极少，而研究国内外分级阅读情况的文献也是借鉴国外分级阅读经验，为国内分级阅读提供帮助与建议。这从一方面说明一个新兴事物的发展要结合本国具体国情，脱离国情的“拿来主义”是行不通的，且由于我国语系与分级阅读较为发达的国家有较大差异，使得我国研究学者不能简单借鉴国外经验，须对国内实际情况详细了解后再逐步形成独特的理论体系。但另一方面研究国外分级阅读情况的文献及对比性研究过少有其不利的一面。国外分级阅读研究趋于成熟，实践经验较为丰富，对于我国分级阅读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作用。将国外分级阅读发展研究透彻，有利于我国分级阅读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少走弯路，更好地发展。

通过分析文献研究类型可以看出，我国分级阅读研究学者以理论研究为主，实际调查研究较少，量化数据支撑不足。在理论研究中，关于我国分级阅读具体的成系统的理论并不多，大部分只是针对现有问题进行分析后，提出相关建议。这与我国现阶段分级阅读的发展情况有一定关系，我国分级阅读处于发展初期，理论体系正在逐步搭建，且由于我国国情较为复杂，大众分级阅读的意识有待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国分级阅读理论体系的搭建较为滞缓。以理论研究为主说明我国分级阅读的发展趋向是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推动实践的发展，实践后再将理论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最终推动我国分级阅读得到更好的发展。但实际调查少、量化数据的缺乏易使分级阅读的发展缺少现实基础，理论体系搭建后易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数据支撑是保障，因此，在后续研究中要多注意数据调查，做到数据、理论两不误。

通过分析文献的研究主题可以看出，我国分级阅读研究学者更倾向于研究我国分级阅读现状并提出对策，但对策更多的是从宽泛与宏观的角度进行论述，创新度还有待提升。主要论述标准制订的文献更多地是从标准制订原则或汉语词语分割角度进行论述，从某个方面对分级阅读标准制订提出设想。主要论述国外情况并与国内进行对比的文献多是从介绍美国或英国较成熟的分级体系入手，继而对国内分级阅读情况提出建议，其中有两篇文章重复度极高。主要论述实际应用情况的文献多是从教学模式探讨或从图书馆分级阅读实践活动入手，从实践角度对分级阅读的实施提出建议。总体而言，我国分级阅读文献研究主题覆盖面较广，宏观角度内容研究较多，但对于市场或读者的阅读反馈部分涉及较少，走向市场是分级阅读在我国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市场或读者的阅读反馈能够从实施角度对分级阅读提出建议，因此对这一部分应引起重视。

总体而言，分级阅读在我国的发展还比较缓慢，研究文献数量随国内分级阅读热点事件的变化而变化。但近些年参与分级阅读研究的学者，所在行业越来越广，且成果偏向期刊论文化，说明分级阅读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目前来看，分级阅读在我国的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最亟待解决的是理论联系实际，如何制订好分级阅读标准并将其付诸实践。分级阅读标准制订的影响因素极其复杂，需要学者认真研究，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分级体系进行对比，从而制订出适应我国国情的分级阅读标准体系。我国政府也逐渐重视起这一问题，相信在政府的主导下，将大大加快我国分级阅读研究进程。值得注意的是，除纸质书分级研究外，还有少数文献对数字出版物分级进行了研究，但由于此类文献较少，因此未纳入讨论范畴，待我国分级阅读研究进一步发展，再对其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