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科技出版领域正面临革故鼎新的变局。一方面，传统成熟的行业实践如同行评审、“大宗交易”等正面临巨大的革新压力；而掠夺性科技期刊出版等行业的黑暗面，在全球论文发表需求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有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找到科技出版和科学交流的诸多环节作为突破口，试图重塑这一领域；而传统跨国科技出版商不甘落后、积极进取，在无缝获取内容和全工作流布局等方面展开新的竞争。对于科技期刊出版而言，这似乎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但辩证地看问题，这也许也是最好的时代。

科技期刊出版领域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在2018年持续困扰相关机构，如同行评审机制面临革新压力、学术机构与出版商矛盾激化以及掠夺性期刊问题等。为应对这些挑战，科技期刊市场参与者试图革除积弊，给传统业务模式注入新活力。

同行评审仍然是保障科技期刊论文质量的重要机制，但在实践和操作层面，传统做法正面临愈来愈大的挑战。其中，扩大审稿人数量和提高审稿人多样性都是当务之急。

首先，研究产出的持续、快速增长令评审工作的压力日益增大。2013年，编辑平均发出1.9份邀请就可完成1份同行评审报告；2017年，这一数字已经上升到2.4份，即超过一半的同行评审邀请都被拒绝；到2025年，这个数字预计会上升到3.6份^[1]。2018年，教育领域的著名期刊《高等教育评论》（《The Review of Higher Education》）已经因为审稿压力宣布暂停接收新的投稿^[2]。

其次，评审人地区分布不均衡带来的问题。一方面，在科学交流愈发呈现出全球融合趋势的大背景下，同行评审人，尤其是高水平期刊的评审人却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因此，审稿人的地区偏见问题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传统发达地区的研究者参与同行评审的意愿快速下降，又带来新的问题。随着新兴经济体研究实力的增长，这些地区的评审力量快速增强^[3]。其中，评审数量增长最快的是中国。2015年，中国同行评审数量超过英国并持续快速增长。相比于传统发达地区，新兴地区研究者完成同行评审的时间更迅速；但是，来自这些地区的评审意见在长度、清晰度以及对作者的帮助性上都略逊于发达地区^[1]。尽管如此，在出版商不断提高出版速度的过程中，新兴地区的研究者很有可能成为把关下一代前沿领域研究质量的主力。

再者，除了邀请不同地区的研究者作为审稿人，还出现了邀请非研究人员参与评审的做法。例如，在医学研究领域，很多期刊邀请患者作为审稿人对研究进行评审。2018年，《英国医学学报》（《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和医学非营利组织考科蓝（Cochrane）共同举办学术研讨会，讨论推进消费者参与健康研究成果的编辑过程，并试图建立研究者和患者共同评审的机制^[4]。

最后，为了消除人为选择评审者所产生的偏见，许多机构正在开发和完善相关技术，从而能够更加客观地选取评审人员。例如，编辑只需导入期刊摘要，使用同行评审服务平台帕布伦（Publons）的“评论者连接”工具，即可获得基于摘要内容推荐的审稿人。整个推荐过程不受到审稿人性别和地区的影响。推出类似工具的还有优步研究（Uber Research）、阿利斯（Aries）等^[5]。

学术机构和研究型图书馆对于科技出版商不断提高订阅费用日益不满，而近年来各种致力于绕过付费墙的产品和服务，如提供盗版内容的“科学中心（Sci-Hub）”，倡导学术内容社交分享的“研究门（ResearchGate）”和2018年尚在开发中的基于邮件分享内容的“R4R”项目等，又为研究和图书情报机构提供了足够的谈判筹码。因此，后者在与出版商的谈判中日渐强势。在压低合同价格的同时，全球各地的学术研究和图情机构更致力于推动新的出版与订阅模式，包括舍弃传统“大宗交易”订阅模式而转向基于开放存取的付费模式。

2001年，肯·弗雷泽（Ken Frazier）首次提出“大宗交易”（Big Deal）一词，并将之定义为学术机构与大型出版商达成的全面授权协议^[6]。它一般分为订阅“出版商所有内容”或订阅“以主题集合的内容”两种方式^[7]。这种模式因平均价格低、易于管理又能增加访问量等优点，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流行。然而，学术期刊价格自2011年以来每年上涨5%～7%^[8]，加上近年来研究成果数量快速增长，“大宗交易”订阅包的规模和总价不断膨胀。因此，很多学术机构都积极地谋求取消或终止“大宗交易”。早在201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Universite de Montreal）就对该校研究人员使用期刊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购买的大量期刊中只有11.6%～36.9%的内容是不可或缺的^[9]。因此，2017年该大学宣布不再订阅全部2 391种期刊，而是改为购买其中最需要的160种期刊的使用权。2018年6月，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也宣布退出与爱思唯尔的“大宗交易”，转而仅订阅需要的期刊。还有大量机构选择直接推翻“大宗交易”。同年3月，超过250个法国学术机构因价格问题取消对施普林格期刊的订阅。5月，瑞典85所大学和研究机构宣布不再与爱思唯尔续签订阅协议。而在德国与爱思唯尔旷日持久的谈判破裂后，约300家机构于2018年7月停止订阅爱思唯尔期刊。

所谓不破不立，许多学者主张抛弃“大宗交易”模式，而向更可持续的开放存取出版模式转变。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EUA）发布的《大宗交易调查报告》提出，转向开放存取，出版每年可以为欧盟节省数百万美元开支^[10]。欧洲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依靠政策的强力支持^[11]，在与出版商谈判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从付费期刊订阅模式“翻转”（Flipping）至OA作者付费的新模式。其一是较早出现的“抵销模式”（Off-setting models）；另一种则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的“阅读和出版模式”（Read & Publish Models，RAD）。这两种模式大同小异，都是指用“出版费”抵销订阅费用并向开放存取翻转：学术机构在发表文章时，支付给出版商约定的文章处理费（Article Processing Cost，APC）；而出版商则承诺让相应的文章实现开放存取。这样随着时间推移，开放存取文章的比例会逐步增加，付费墙后的内容比例则会下降；而订阅费用和阅读费用也会自然而然下降。最终，在实现100%开放存取的同时，将学术机构的支付成本保持在一个合理水平。

“抵销模式”由为英国高等教育提供数字服务和解决方案的非营利组织联合信息系统委员会（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JISC）于2014年提出，并收到了良好效果。据估计，2016年该模式为英国高等教育行业节省总费用约800万英镑^[12]。2018年年初，JISC与威利（Wiley）、赛吉（SAGE）、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以及泰勒&弗朗西斯（Taylor & Francis）等11家科技出版商达成抵销模式相关协议^[13]。这一模式的快速发展，加快了英国开放存取运动的步伐。

“阅读和出版模式” 于2014年由荷兰大学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in the Netherlands，VSNU）与施普林格·自然达成的第一份协议提出。与抵销模式一样，该模式将出版和阅读合并收费，以混合型期刊形式同时保留付费文章和开放存取文章，但最终目标是向纯开放存取期刊，也就是“金色开放存取”过渡。自2014年至2017年，荷兰作者在平台上的金色开放存取文章从34%增加到84%^[14]。2018年7月，该模式登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MIT）与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RSC）签订了第一个合同。这标志着该模式已经走出欧洲，拥有了更大影响力。

然而，随着这类模式的发展，各方争议的声音也越来越大。质疑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分别是可持续性和透明度^[15]。在可持续性方面，有学者认为：这种向开放存取的“翻转”并不能改变目前大型出版商垄断市场的局面，反而排挤了规模较小的开放存取出版商，巩固了大型出版商的垄断地位。学术机构的成本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只不过是从传统“大宗交易”变成了“OA大宗交易”。而就透明度来看，目前相关交易并没有公布文章范围、价格以及执行方式等细节。

尽管存在不足和争议，但就目前来看，“抵销模式”以及“阅读和出版模式”仍然是向开放存取过渡的有效机制。

2010年，杰弗里·比尔（Jeffrey Beall）提出“掠夺性出版”（predatory publishing）一词，用于指不经过任何编辑和审查即刊发论文的“付费即出版”（pay and publish）模式。由于全球研究人员逐年增加，研究成果的发表需求和压力日益增强。掠夺性期刊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要，应运而生并呈爆发式增长^[16]。掠夺性期刊及其出版商是科技出版机体内的“癌细胞”，其泛滥式发展对于科研论文乃至科学活动的可信性都产生严重损害。

2018年，包括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法国《世界报》（《Le Monde》）、美国《纽约客》（《The New Yorker》）和《印度快报》（《The Indian Express》）等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18家主流媒体对几个掠夺性期刊平台进行了详细调查，发现全球范围内在掠夺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科学家大约有40万人。其中，印度的情况最为严重：世界上27％的掠夺性期刊出版商都在印度，这些期刊的作者中约有35％是印度人^[17]。

对此，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Technical，and Medical Publishers）于2018年8月发布声明，将在未来一年中发挥积极作用，推广值得信赖的高质量期刊，并提高研究者对不合格期刊的防范意识，确保科学记录的长期可信性。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也都采取了强硬措施。印度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UGC）同年5月从其核准的出版物清单中删除了4 000多种“可疑”期刊。同时，美国联邦贸易委员（Federal Trade Commission，FTC）对印度海德拉巴一家大型掠夺性出版公司欧米克斯（OMICS）提起诉讼。同年7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也公布了包含45家杂志的黑名单^[18]。

然而，研究者在学术压力下的论文发表需求仍然庞大，掠夺性期刊问题能否获得解决还需要时间来验证。

技术是行业变革的触媒和关键力量。人工智能技术、区块链技术等前沿科技在出版行业落地和应用，为科技期刊出版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前进方向。

在这个科学信息呈指数增长的时代，几乎每一位科研人员都在研究中面临信息过载的困境，因此很难高效地跟上最新研究发展动态。而在全球每年产生的海量科技文献中，有超过50%的论文阅读人数不足3人，多达90%的论文从未被引用过；即使那些被学者阅读和引用的文章，也面临着严峻的可重复性危机，并直接影响到在此基础上的新知识构建^[19,20]。这些情况表明，目前学术界所产生的前沿研究成果并没有得到充分和有效利用。这样的恶性循环无疑会降低科研效率，阻碍科技创新。

人工智能技术被引入解决这一问题。许多技术公司开发了能够提取、整合科学内容并提供分析服务的工具。例如艾伦（Allen）人工智能研究所推出的语义学者（Semantic Scholar）、微软学术（Microsoft Academic）和最近风头正盛的艾莉丝AI（Iris.AI）。艾莉丝AI能够自主创建文献的“文档指纹”。只需研究者提供300～500字的研究问题描述，或者1篇研究领域内现有论文的链接（URL），艾莉丝AI就会返回1个包含大量与研究主题相匹配论文的文献地图；其中的论文以可视化方式按照主题分组，因此能让研究者快速而准确地把握与某个问题相关的研究概况^[21]。这类人工智能产品表现出与PubMed和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等传统学术搜索引擎不同的搜索视角。它提供一种更先进的信息检索服务，即知识领域的定向导航，而且能更深入地分析文献图景。例如，Semantic Scholar可以按照流行度、主题等对论文进行分类，还能捕捉间接引用信息，用于追溯领域中某个方法或概念的发展源流^[22]。

但这些人工智能工具的愿景不止于科学信息的检索功能，其长远目标是将人工智能培养为“科学家”，能够形成和提出研究假设，甚至对其进行测试和验证。为此，Iris.AI不仅在2018年发布了检索功能更强大的4.0版本，还构建了基于区块链技术的艾尔项目，用于对比和验证研究者的研究假设。

传统出版商也开始参与这一进程。2018年2月，爱思唯尔与荷兰人工智能平台Euretos合作开发新项目“下一代研究”（Next Research），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扫描数百万篇期刊文章和数百个数据库并建立知识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科学假设^[23]。8月，施普林格·自然宣布将与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沃森健康（IBM Watson Health）合作，将人工智能技术与它的基因组数据相结合，帮助肿瘤学家发现治疗方法。

目前，科技出版界正面临一系列信任危机，而区块链技术因其去中心化等特点，正以超级英雄的形象为传统科技出版带来革新甚至“革命”的潜力^[24]。

区块链技术允许构建能够实现开放、可信、分散和协作环境的基础架构。在过去一年中，出现了许多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开放学术出版生态系统，例如科学根（scienceroot）、普鲁托（Pluto.network）以及奥维姆（orvium）等。这类平台旨在通过建立与当前寡头市场分离的分散、竞争的市场来改变当前的科技出版现状：利用区块链这种分布式的、自我调节的数据技术，以一种革命性的新方式对学术交流和科技出版进行管理和组织，将出版物版权和使用许可权交还作者和学术机构手中，从根本上降低出版成本。

其中，Orvium是行业内第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出版平台^[25]，由创始人团队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甲骨文（Oracle）、亚马逊（Amazon）和坎塔布里亚大学（University of Cantabria）等机构合作创建。该平台依托以太坊区块链和智能合约、分散式存储解决方案、大数据分析和云计算等技术，本质上是科学出版物的一种发布和分散存储系统，为用户提交的学术著作和数据提供一个共享、权威的科学事件数据库。它能够记录出版物完整的生命周期，包括研究起源、修订过程、同行评审人及内容以及研究数据和方法等细节的记录。在这个系统中，研究质量可由生命周期中各类记录的评价因素判定。由此，单篇论文可望摆脱期刊并替代期刊作为核心实体存在。同时，它还构建了一个将利益回馈给研究者和机构的架构，在“科学比特币”的基础上引入货币奖励机制。在平台中，学者的文章一上传即可开放存取，而作者本人拥有版权、使用许可权以及利益控制权，可以自由印刷、分销、下载、翻译或重新使用这些出版物；还可以开创一份“去中心化自治期刊”^[26]，自行制定订阅规则和价格。这些活动都可通过平台的数字加密货币Orvium代币（ORV）进行交易，且用户的订阅和购买也有极大自由，价格和费用也不受垄断和寡头市场结构的影响。

当然，这类基于区块链的平台还处在起步、实验阶段，距离构建起完整的科技出版流程并彻底颠覆现有科技出版模式还很遥远。目前，一些机构认为，与其一口气构建完整的科技出版平台，不如先针对科技出版各个环节的问题逐个击破；而利用区块链技术进行革新的起点应落在同行评议方面。2018年3月，科技公司数字科学（Digital Science）与荷兰新创区块链技术公司卡塔莱斯（Katalysis）合作启动支持同行评审过程的区块链项目^[27]，并吸引了施普林格·自然、泰勒—弗朗西斯、剑桥大学出版社和ORCID等出版机构积极参与。该项目试图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分布式注册表和智能合约元素建立同行评审联盟。其中，Katalysis主要负责平台建设和技术维护；施普林格·自然参与期刊选择，并为同行评审工作流程提供关键支持；ORCID则贡献关于个人标识符和身份验证的方法。

前述人工智能技术公司艾莉丝AI（Iris. AI）则更进一步，推出艾尔项目（Project Aiur）^[28]，目标是利用区块链技术构建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同行评审和出版服务社区。其中，人工智能技术负责确保整个论文发布和同行评审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而区块链技术则用于构建一个代币激励机制，让审稿人能够通过审稿活动在平台内获得经济报酬，并可以使用平台上的研究工具，譬如能够将论文与平台上超过1.3亿项开放存取研究成果进行对比，并在此基础上改进自己的研究。这无疑会大大提升审稿人进行同行评审的积极性和有效性。目前，艾尔项目的“Aiur代币”已经开始公开发售，并规定任何人不得持有超过2%的代币，以保持个体节点独立，避免受到中心主体的控制。当然，用户仍可以用普通付费方式使用艾尔项目的各项功能；而且，他们的付费会让数字代币更有价值。

虽然区块链技术势头正猛，但也有不少批评者持观望和怀疑态度，质疑区块链技术对于科技出版行业到底是噱头，还是具有实质意义，并担忧过于分散的数据反而会在存在技术缺陷和缺乏规模经济的状况下增加成本^[29]。但无论如何，区块链技术所承诺的透明、开放和有竞争力的出版模式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它可能会强有力地动摇目前的科技出版业，将科学传播的控制权交还给科学家，甚至改变科学影响社会的方式。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出版商从订阅模式中获得了巨大收益，然而开放科学的潮流已经威胁到这种稳定的商业模式。出版商在压力之下不得不寻求多样化的收入来源，并不断进行“逐底竞赛（race to the bottom）”，通过各方面的整合来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30]。目前，出版商维持竞争优势的两个重要策略分别是对内容的整合以及对工作流的整合。

由于每个出版商都建立自己的内容平台，用户往往要就一个研究主题搜遍所有平台，因此，“发现内容”的体验是零散而且低效的。因此，研究人员越来越多地使用非出版商提供的内容聚合平台如机构仓储、集成商平台、学术社区等来获取文献。例如，会员超过1 500万的学术分享平台ResearchGate的访问量就超过了任何一个出版商网站^[31]。这说明出版商的内容已经开始与出版商控制的传播和分销系统脱钩。这使出版商不得不考虑如何在完全控制自有学术资源的同时，实现科技出版物无缝访问的问题；否则，平台用户流失将会越来越严重。

对于出版商来说，无论用户从哪个平台接入，比较理想的状态是至少能够记录文章每一次下载的信息，而CrossRef作为一个托管分布式内容及其之间链接且具有中立性的出版协会，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2018年，CrossRef宣布推出分布式使用日志（Distributed Usage Logging，DUL）系统。这是一种针对所有出版商的共同授权服务，可以替代传统的出版商平台访问模式。该系统构建于Crossref现有的基础设施之上，可以将平台内容与出版商内容进行直接关联；而且，允许出版商捕获在自家平台以外的网站上发生的内容使用活动，以便其掌握内容的整体使用情况。爱思唯尔估计，使用分布式使用日志系统，它的ScienceDirect使用量可能会上升5%～6%^[32]。由于DUL代表大部分出版商的利益，已经被很多出版商接受，预计很快将成为新的行业基础设施。

也有出版商选择与其他内容机构单独合作。同年4月，施普林格·自然^[33]、剑桥大学出版社和德国列梅出版社（Thieme）宣布与ResearchGate平台达成协议^[34]。通过使用一个爬虫工具，出版商既可以识别上传到平台上的侵权内容，同时也可以监测平台用户的内容使用数据。

除此之外，各种促进无缝访问的工具也快速出现。例如，提供无缝内容获取的人工智能技术初创公司Kopernio，自称为“合法的Sci-hub”^[35]，集成了超过2万个期刊网站、平台、数据库、开放存取知识库和搜索引擎，只要用户所属的机构购买了期刊数据库，用户就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网站上一键下载该库的学术论文。此外，还有由国际科技与医学出版商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ientific, Technical and Medical Publishers，STM）和美国国家信息标准组织（National Information Standards Organization）联合创建的“21世纪资源获取”（Resource Access for the 21st Century，RA21），不仅为科学交流用户提供无缝的用户体验，还试图解决用户在内容获取过程中遇到的网络安全和隐私方面的挑战。

随着以科技期刊为代表的传统内容产品不断因受到各种挑战而遭受事实上的贬值，出版商日益转向工作流业务的开发和部署，以增强对科技内容生产和传播的掌控力。对于出版商而言，建立完整的工作流能够提高用户的转换成本，从而有利于将用户的一系列科技出版活动“锁定”在自家产品中。其次，作为新兴内容产品形态的“数据”之重要性日益提高，拥有科研全流程的数据可以成为出版商未来转向数据出版与分析服务的支点。正因如此，工作流业务已经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2017年，爱思唯尔和属于霍尔茨布林克出版集团（Holtzbrinck Publishing Group）的科技公司数字科学（Digital Science）已经开始在工作流业务上展开竞争^[36]，2018年初，数字科学推出文献发现平台“维度（Dimensions）”；爱思唯尔则在自行开发手稿提交系统失败后，收购了阿利斯（Aries）系统——这是唯一一个能够与科睿唯安（Clarivate）的ScholarOne匹敌的投审稿系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它将增加爱思唯尔成为各种科技期刊出版商服务中心的可能性^[37]。除了上述两家公司，Clarivate也加入了战局，启动拓展和整合工作流的新战略方向。为此，它先收购支持ScholarOne服务的Publons，其后又宣布收购于2017年成立的致力于简化学术内容访问的初创公司Kopernio，以帮助用户更加无缝地获取内容，并以此来增强其科学网（Web of Science，WOS）平台的竞争力。如今，在出版商工作流业务部署方面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势（见表1）。

科睿唯安的优势在于，它在科学交流生态系统里具有一定的中立性特征，而且其产品拥有非常高的市场渗透率。“期刊引证报告”（JCR）更是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在期刊评价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爱思唯尔则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通过不断并购，旗下已拥有大量强势产品，如SSRN、bePress等。也因此，其产品的战略组合更多，吸引力和中心地位也更强。相较于前两者，Digital Science总体实力稍逊一筹，但其新产品Dimensions在许多方面都体现了创新性，是一个比其他引文数据库更强大的发现工具。它不仅内容覆盖范围广（声称比Scopus多约25%的条目）^[38]，还包含研究分析套件，文章发现和访问功能也十分精简（个人用户访问免费，甚至不需要注册）。这些使得Digital Science成为对于爱思唯尔和科睿唯安来说不可小觑的强有力竞争者。

目前，出版商对用户进行工作流锁定有几种较为典型的方式：一是利用工具的兼容性，通过单个出版商旗下多种产品的联合为客户提供服务进行锁定，如爱思唯尔的学术资源数据库ScienceDirect和它的学术社交平台Mendeley联动，整合研究人员的文献查找、利用和学术社交活动。二是通过相互依赖的服务，使得机构必须购买一套产品，例如，购买研究信息服务工具后还必须购买同公司的数据源才能使用。三是限制数据跨平台移动来对用户进行锁定，即用户购买的内容无法在别的公司的产品中进行重用。四是通过对机构的捆绑销售进行锁定^[39]。从中可以发现，提升出版商锁定用户能力的关键在于工作流产品的完整性，以及产品之间的有效整合。如今，几大出版商的工作流产品已趋于完备，未来竞争的关键必然要看谁家产品和服务组合的功能更强大以及用户体验更好。

在过去3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每年出版并仍然活跃的同行评审期刊数量以每年3.5%左右的速度稳定增加，尽管“二战”后增幅略大；而过去10年，增长率达到5%～6%，远高于长期的增长水平^[40]。

同时，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科学交流的多元化和融合程度也日益加深^[41]。这对于判断科学研究的质量、发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以及识别真正重要的研究方向等方面都提出了重大挑战。

目前，尽管科技出版模式存在许多问题，但变革的能量已经开始酝酿。从如火如荼的开放科学运动到对新型科技出版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加上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催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引爆点就在不远处，学术交流和科技出版很快将跃向更加开放、高效和透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