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9日，在中国出版协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共同主办的“阅读X论坛”上，北京开卷公司发布了《2018全球背景下的中国图书零售市场》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达894亿元，较2017年同比上升11.3%。整个图书市场规模中，社科类图书位居童书、文教、文学之后，占据着图书市场15%左右的份额。^[1]与整个出版市场的增长态势相应，2018年的社科出版也呈现持续成长态势，主题出版、传统文化、历史、文学、生活新知、艺术、思想等多个领域均有佳作推出。既有《国家相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国家记忆》等主题出版，也有《宋书》（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古代珍稀法律典籍新编》（30卷）这样的整理之作，还出现了颇具网络时代气息的《半小时漫画中国史》和《你坏》这样的现象级图书。因为广大的阅读覆盖面，相较于科技图书而言，社科图书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也代表着当下出版业的文化品格。在精彩纷呈的社科图书中，译著是2018年社科出版中的一个亮点，尤其是在强调思想和深度的诸多好书榜上，社科译著往往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和份额，这种现象，成为回顾2018年的社科出版绕不过去的话题。

2019年1月12日，青年译者陆大鹏在“腾讯·大家”栏目上，发了一篇评论《只有大众书是值得翻译的》，同日，“腾讯·大家”微信公号发布时，题目改为《有很多书，根本不该翻译引进到中国》。评论之中，曾在出版社从事版权工作多年，熟谙国际图书市场的陆大鹏，提出专业性较强的社科类图书不应该过多翻译，一是翻译质量堪忧，二是专业社科图书阅读量不大。文章发出之后，引起不少关注。另一位知名翻译人强朝晖先生，专门撰文《这些书不该翻译引进到中国吗？》与陆大鹏展开商榷，认为恰恰是专业社科书，更有翻译的价值云云。此后陆大鹏又进行了回应，从而成为2019开年之初，关于社科译著的有趣争论。

开篇提及这场争论，不是要探讨陆大鹏先生的某些观点，而是陆文所及，正是本文审视的社科出版中译著旺盛的现象。“近些年来中国出版业在引进翻译方面做得可以说是轰轰烈烈，成绩和贡献都不小。国际图书版权资源这座金山，被中国人挖掘了很大一部分。许多最新锐的外国小说家、最顶尖的社科书作者，大多已经为中国人所熟悉。欧美文学和历史领域的经典也好，新锐爆款也好，有很大一部分已经可以读到中文版”^[2]。这种旺盛景象，更典型地体现在关注度和影响力都很大的“好书榜”上面。下面以“人文社科联合书单”“百道好书榜”等6份社科书单为例，略作分析。

“人文社科联合书单”，由全国人文社科领域优秀出版单位联合发布，致力于推荐最优秀的人文社科图书。每月一次，春节所在月份暂停，每年发布11期，在人文社科领域卓有影响。对近3年“人文社科联合书单”推荐的总书目做一个统计，会得到如表1所示的数据。

2019年初，“人文社科联合书单”结合当当网的销售数据，在2018年度推荐的237种优秀图书中，选取销售量最靠前的图书作为入围书单，最终遴选出20种作为“年度好书”。因为加入了销售量的因子，“年度好书”被认为最能体现社科图书阅读风向和时代脉搏，这份榜单的20本“年度好书”中，译著17本，所占比例85%。

为了更好地呈现2018年社科出版中译著在整个出版市场的影响度，本文另外选取了“新京报2018年度好书”“百道好书榜”“单向街文学奖年度作品”“21世纪年度好书”4份榜单作为对比。在“人文社科联合书单”之外选择这4份榜单，有两个考虑：一是这几份榜单，多是非出版机构针对2018年出版或上市的所有社科图书进行的评选，更强调一种读者的角度；二是兼具大众化与小众化的不同类别。“新京报年度好书”和“百道好书榜”每年进行，种类多、书目多、参与推荐者相对广泛，更为大众化。“单向街文学奖年度作品”和“21世纪年度好书”的最终榜单则强调少而精，体现着社科阅读的小众品味。4份榜单呈现的数据如表2所示。

这些榜单的推出都经过复选程序。如“21世纪年度好书”榜单，先由书评人推荐和出版社自荐，在2018年出版或上市的图书中选出100种优秀图书作为提名书目，然后通过初评选出30种入围书目，最后由学术评委独立投票，评选出10种“21世纪年度好书”。这种先海选再精选的多轮推荐，加上实名制的评委团队，构成了上述几份榜单的程序共性。如果从比例上进行分析，就会发现两个特征。

一是从数量上看，榜单书目越少，译著比例越高。“新京报2018年度好书”和“百道好书榜”的容量较大，书目范围几十种，译著的比例集中在五成和六成。尤其是“百道好书榜”入选图书一百种，数量可观。如此操作的原因，就是诸多好书榜个人化特征明显，趣味过于小众。为了兼容并包地呈现社科好书全貌，百道网借助网络大数据技术，把分散的好书推荐信息聚合起来，形成一个集中的榜单。因此，百道榜单上翻译社科图书54%的比例，更能反映2018年社科出版中本版书与译著之间的大趋势。但到了上榜种类都在10种左右的“单向街文学奖年度作品”和“21世纪年度好书”时，社科译著的比例便上升到了九成以上。前述的“人文社科联合书单”同样如此。每月推荐20种左右的社科佳作中，译著将近八成，到了年终遴选20种作品作为“年度好书”时，这个比例进一步攀升至85%。

二是从内容上看，越是强调思想和学术的狭义“社科图书”，译著越多。如果从与科技出版相对的角度来审视涵括了文学和童书的社科出版，那么占据销量或者关注度前列的有不少本版图书。但如果进一步细化，剔除文学等虚构类作品和童书，就发现强调着思想和学术水准的狭义“社科图书”榜单中，本土作品就大幅度退却了。对于这一点，“单向街文学奖年度作品”榜单最为明显。这份榜单以文学奖的名义进行，涵盖了文学作品与社科图书共13种。虚构性质的小说等文学作品7种，非虚构类的社科图书6种。7种虚构类作品《冬泳》《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潦草》《空响炮》《菲利普·拉金诗全集》《雨》《基本美》中，本版图书5种，占据7成比例。但6种非虚构类的社科图书《扫地出门：美国城市的贫穷与暴利》《邻人之妻》《清算：华尔街的日常生活》《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事实改变之后》《口岸往事：海外侨民在中国的迷梦与生活》，无一例外，均是他人翻译或作者自译的引进版图书。在突出“思想价值+现实影响”的“21世纪年度好书”（2018）榜单中，译著的比例也高达九成。

榜单只是个案，但窥斑见豹，反映出2018年社科图书中译著的强势地位。虽然在数量和码洋上社科译著并不占优，但在好书榜或者优秀社科图书的头部位置，社科译著受到了与出版份额不相称的高关注度。若从出版视野继续审视，那么需要关注的是，这些译著来自哪里？由谁出版？

对于几份好书榜单上风头正劲的社科译著来源地，如果以国别为区分，选取前4位的引进地进行统计，那么上述6份榜单的社科译著来源地，呈现如表3所示的数据。

就上榜频次来看，上述6个榜单总上榜数为299种，其中来自美国158种，英国55种，日本24种，德国19种，法国10种。其余则都在4种以下，分散在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加拿大、荷兰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等诸国。从这个数据可见，来自美国、英国和日本的社科图书，占据了6份好书榜上榜频次近80%的份额。值得注意的是，扣除掉日本的份额之后，来自美英两个英语国家的社科译著，占比高达71%。如果加上加拿大等其他英语国家，则英语图书占据了上述榜单社科译著四分之三的比例。陆大鹏曾提及，“我曾拜访英国非常有实力的文学经纪人乔治娜·卡佩尔。闲聊当中她告诉我，对英语图书来讲，过去德国是第一翻译大国，但最近几年已经让位于中国”^[2]。征诸上述数据，可知此言不虚。同时也反映出美英之外的欧美国家，在英语社科图书的强势面前，已经在2018年的社科译著领域落后甚远了。

相对于国别来说，因为几份榜单分类不同，内容标准的排他性不强。在不同榜单之中，同一本书会被划分到不同领域。比如“新京报2018年度好书”榜单中，社科图书与华语文学、外国文学、艺术、思想、经济、历史等类别并列。“百道好书榜”则是按8个门类——文学、艺术、人文、社科、财经、新知、生活、少儿来推荐好书，从而使得以内容为标准对几份榜单进行对比梳理，变得不易操作。但是在最具涵括性的“百道好书榜”社科年榜中，53本社科译著分布在历史、社会、文化、心理学、哲学、宗教、政治等多种学科，若再加上虚构类的文学作品以及童书，显示着广义概念下的2018年社科译著，内容上涵盖各个领域。

从出版地域而言，呈现出集中在京沪苏的特征。“百道好书榜”的53本社科译著，以入榜书目对出版社进行统计，入选6本的有2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入选5本的有1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入选3本的有2家：东方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入选2本的有6家：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新星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入选1本的有18家：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机械工业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九州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四川人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53本翻译图书，分布在29家出版社，出版社所属类型也呈现多样。

出版社虽然众多，但若从所在地域来看，则呈现明显集中的特征。上述29家出版社，北京有16家，上海5家，江苏4家，京沪苏占据“百道好书榜”社科译著86%的出版社份额。此外，仅有浙江两家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榜，其他二十余个省市的出版机构付之阙如。放眼至2018年全国的社科出版之中，就会发现在社科图书风生水起的引进版社科译著，大多来源于京沪江浙这些发达区域。除了经济上的优势之外，社科译著要求的国际眼光与翻译人才并不是所有地域的出版社都天然具有。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入选的6本图书，也都来自其设于京沪的分支机构——贝贝特和二级品牌“理想国”，可为此做一脚注。

从引进地和出版地的数据来看，在多种业态中存在的“二八定律”，同样存在于2018年的社科译著中。无论是美英日占据6份榜单80%的引进版来源地，还是京沪苏占据“百道好书榜”86%的出版社比例，都印证着2018年令人眼花缭乱的社科译著，其实只是少数国家和少数地域长袖善舞的领域，而且还有比“二八定律”更垄断化的特征。

讨论完2018年社科译著从何处引进与谁在出版之后，这些译著如何出版，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从具体的出版路径来看，2018年的社科译著呈现3种模式。

第1种，是出版社为主体的运作模式。对国外优秀社科经典的翻译和引入，是我国出版界的常态工程。如商务印书馆享誉多年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2018年依然新增《生命是什么》《人类沟通的起源》《马唐草边疆》《恋地情结》等多种。与此相类，三联书店的“新知文库”、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书系”、译林出版社的“人文与社会译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的“世纪前沿”等知名译著文丛，均每年新书不辍，成为翻译社科的常青树。这种出版模式中，译著丛书多以内容为主题来命名，“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之外，商务印书馆有诸多翻译项目，比如“文化和传播译丛”“书史译丛”“当代地理学译丛”等，都是令人一望，便知大概。其他诸如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媒介与社会丛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学译丛”等，也和上面的几个出版社一样。这样的命名方式，其实反映出这些译著对于出版社的一种从属地位。也就是说，即使像“海外中国研究书系”“汉译世界学术名著”这类几十年的译著名作，提起来的时候，更多的还是与出版社联系在一起，少有独立运作的空间。

第2种，是子品牌为主体的运作模式。随着社科译著越来越多，一些出版社开始设置一些子品牌，专门或者主要从事社科译著的引进与出版。最典型的就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位于西南，地理位置并不占优，20世纪90年代以一批高质量的社科翻译图书，声名鹊起，比如“雅典娜思想译丛”“电影馆系列”“海外学人名著系列”等，都是其中代表，走着普泛的“内容命名”模式。后来担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社长的刘瑞琳，开始打造“理想国”这个子品牌。“理想国”品牌代表了做书的两个方面：一是对书籍精神价值的判断；二是对书籍形式感的追求。简单说，就是希望赋予有思想的书籍以有尊严的形式。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样最早在版权页印上“出版人”信息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设立了“甲骨文”“九色鹿”“启微”“索·恩”等系列子品牌。这些子品牌多致力于某一领域的出版，比如“启微”，取朱熹“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各有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之语，表格物致知之意，致力于向读者提供既有学术水准，又可读性强的历史类精装图书。“九色鹿”则主要出版以边疆、民族、历史为主题的大众学术读物。2018年成立的“索·恩”，倡导有深度，富趣味，增识见的阅读生活等等。

从内容上而言，“理想国”的图书内容，或者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几个子品牌的领域，与传统的“思想译丛”“传播译丛”等并无区别，但运作理念上，却大相径庭。就丛书命名而言，子品牌的名字多不是图书内容的实指，更强调一种情怀和理念。如果说不少出版社的“甲骨文”丛书主要代指商周时期的金鼎铭文内容的话，那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丛书，则指向那句“让我们一起追寻”的品牌理念。这种操作模式，和“理想国”的“想象另一种可能”、“索·恩”的“忘掉地平线”等宣传语一样，主打的是某一品牌的追求和品质。换句话说，这种模式之下，子品牌超越了具体的图书内容，甚至超越了某些母体出版社，成为读者群体的主要认知。子品牌模式近年来越来越流行，也反映出随着出版改制越来越深入，品牌运作成为诸多出版社市场竞争的新路径。部分社科出版子品牌如表4所示。

第3种，则是社外力量参与的综合模式。这种模式，多由没有出版资质的民营出版公司或者图书工作室独立策划，选择书籍和遴选译者，然后由合作的出版社负责出版和发行。2018年1月，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由致力于西方艺术史著作整理工作的范景中教授主编。2013年10月，原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黄专找到何香凝美术馆副馆长乐正维，谈到范景中教授已经选编好书目，计划46册，用5年完成。然后何香凝美术馆经过与商务印书馆的洽谈，从2014年开始，“何香凝美术馆·艺术史名著译丛”启动，2018年正式推出首批成果。这种非出版人策划的译著，多被纳入出版社的图书序列，以某某丛书、某某文库命名，2012年以来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国际文化版图研究文库”，也是颜子悦与他的文化工作室策划的译著。

对于更多的民营出版机构来说，则更具有独立的品牌意识。如拜德雅“思的虔诚”、汉唐阳光“改变，从阅读开始”、活字文化“成就有生命力的思想”、后浪·汗青堂“追寻趣味与新知”、三辉图书“自由的智识生活”、纸间悦动“寻找历史的碎片，拼合未来的阶梯”等，与“理想国”“甲骨文”等运作模式大同小异，更多的是借助出版社拥有的书号、印刷等出版资源。严博非的三辉图书2018年策划出版了23本书，分别由中信出版集团、中央编译出版社、鹭江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除了都贯彻三辉图书的策划理念外，很难把几家风格迥异的出版社统一起来，对读者而言，也就只知“三辉”而不知出版社了。

2018年10月20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出版三十周年回顾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作为我国社科译著的标志性成果，截至2018年10月，“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已出图书185种，在编及在译选题数十种，每年仍有新选题不断遴选纳入，已成为现今中国知识界尽人皆知的图书品牌。这套丛书的意义，在于“持续不断引进全新的知识增长点，打开了中国学者相对封闭的眼界，海外学界的独特研究方法和出人意料的研究领域，拓展了中国学人的学术范式，为中外文化的交流架构了更为宽阔的桥梁”^[3]。这几句评语，用来评价我国的社科译著出版，也是基本适合的。

回溯我国的社科出版，译著引进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代表中国出版业现代化开端的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最核心的机构就是“编译所”，把翻译放在和编辑同等重要地位。持续至今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更是社科图书的一个高峰。改革开放之后，三联书店策划“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与此后相继而起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东方编译所译丛”、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20世纪欧美文论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雅典娜思想译丛”等，构成了我国社科出版译著兴盛的历史脉络。

在这种出版思维下，2018年的社科出版，尤其在强调思想性和知识性的狭义“社科”领域，译著就成了风头健旺的中心版块。2018年的社科译著中，颇受好评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打造消费天堂——百货公司与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等，都是作者自译，成为社科译著的一个新动向。这也代表了当前社科译著出版的一种成绩，如果此前回溯式的译著多是西方经典“朝花夕拾”的话，现在的不少译著更像是同步化的“一鱼两吃”。

然而，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随着译著的风头越来越劲，国内社科学界在不少领域的话语权却显示出明显的弱势或者缺失。1988年秋，主持“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刘东教授，在冠于每本译著之前的《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曾提及，“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这种失落感在社科译著日渐兴盛之后，似乎并未好转，反而越来越体现在以好书榜为代表的社科图书评价上面。

2018年4月，刘东教授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毫不避讳“海外汉学研究丛书”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作为主编又痛感到这套书的影响过大，使得很多后来的学者热衷于模仿，失去了基本的主体意识和对话精神”^[4]。本来引进海外汉学译著，是为了促进本土社科研究的进步，但事实上却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传统的研究范式，唯海外“汉学”模式为尊。这种略失自信的学术心态，在2018年的社科好书榜上，似乎同样如是。对比中国出版集团自评的“中版好书榜”和不少民营出版机构参与的“人文社科联合书单”，就发现社科译著高达八九成的“联合书单”，其实并未真正反映出2018年社科出版的“好书”实况。就社科出版的品类和销售额度而言，社科译著并不占有优势地位，也不无一些滥竽充数之作。而且不少国内优秀文史学者推出的本版专书，在海外都卓有影响，却难入多数好书榜单法眼。这种现象，如果说完全没有对社科译著的过分尊崇，似乎是很难解释的。

社科译著兴盛，反映着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学术全球化的一种影响。只是当社科译著成为当下略显过热的追捧对象，又占据诸多“好书榜”去吸引读者眼球时，也不由得想发出一声呼吁，希望我们的社科图书出版能生发出一种文化自信，以不卑不亢的心态，去审视西方尤其是英语国家的社科著作，引进真正的精品，而不是陷入陆大鹏先生呼吁的场景：有很多书，根本不该翻译引进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