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外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翻译是国家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培养高素质的翻译人才是进一步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关键。然而，中国的翻译事业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目前，中国对高层次翻译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据统计，中国有职业翻译4万多人，相关从业人员超过50万，专业翻译公司3 000多家。市场上以各种形式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很多，但受过专业训练的翻译人才很少，高水平的翻译人才大约只占总数的5%。^[1]为应对这一需求，各高校争相开办翻译硕士专业。

翻译学科的快速发展促使各类翻译教材竞相出版。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翻译教材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翻译教学的效果。然而，与翻译教学及测试方面的研究相比，翻译教材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在高质量刊物上发表的有关英汉翻译教材研究的文章数量不多，^[2]缺少对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尤其缺少对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各个主题间的比较分析研究。本文对2004—2018年国内出版的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进行研究，探索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出版优化对策。

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英汉教材、汉英教材、笔译教材）是指针对某种特定目的、特定职业或行业的翻译教材。本次研究运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同时辅以归纳法和推测法，对2004—2018年国内出版的英汉翻译教材进行调查。笔者在武汉的崇文书店、光谷书城、新华书店以及各种网上书店共收集英汉翻译教材339本，其中一般用途英汉翻译教材173本，根据陶友兰^[3]对“专门性”教材的分类，笔者从收集到的166本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其中38本教材为不针对特定主题的综合型专著，应用性不强）中选取了128本教材作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按主题分为5大类：商务、科技、法律、旅游、新闻。

从表1可以看出，在所有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中，主题类教材所占比重达到77.1%，说明社会需要更多的应用型翻译人才。主题类教材中，商务类教材的数量居首，共42本，占比25.3%；而新闻类教材最少，仅11本，占比6.6%。

如表2所示，在本次调查的128本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中，数量最多的是英译汉教材，占比高达63.3%；而汉译英教材占比11.7%，仅有15本，二者差距明显。新时期的开放不仅强调“引进来”，也更加注重“走出去”。

从表3可以看出，目前专门用途英语翻译教材的内容结构较为丰富，4类结构的比例较为均衡，差距不大。其中所占比例最大的还是传统字句篇翻译类的教材，占29.7%；基于主题的教材有58本，共达45.3%，说明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正朝着专题知识、职业知识方向发展，并结合各种翻译技巧，将更加有利于复合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这是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发展的一个良好趋势。

从表4可以看出，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英语专业师生，共计63本，所占比例几乎达到一半。但有高达39.8%的教材的适用对象不明，这与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专门翻译人才的目标相悖。

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占所有英汉翻译教材的比重近年来增长迅速。^[4]商务英语类翻译教材数量最多。近年来我国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商务英语类课程，不少高校直接开办商务英语专业，商务英语专业成为外语类专业中的热门，商务英语类翻译教材数量也急剧增长。法律类翻译教材数量位居第二，占比19.9%。法律类翻译教材开始成为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随着中外交流广度和深度的加强，法律翻译人才的需求量也随之上升。旅游类和新闻类翻译教材数量占比较低，由于目前国内开设新闻翻译课程的院校不多，师资不足，旅游类和新闻类翻译教材成果明显偏少，这些必将成为我国新闻事业发展路上的绊脚石。

表2显示，在调研的128本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中，英译汉教材数量高于汉译英教材数量，这是我国在经济文化落后时期采取“输入”“吸收”和“引进来”的对外交流政策导致的。^[5]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在“引进来”的同时，不仅要让中国文化“走出去”，更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这就需要出版更多的汉译英专门用途翻译教材，而目前的翻译教材现状还满足不了这一要求。

教材的内容是教材的精髓，教材的结构体现教材内容间的内在联系。对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4种内容结构（总述+主题、主题+主题、总述+技巧+练习、传统字句篇翻译）的调查显示，尽管所占比例最大的还是传统词句篇翻译类教材，占比29.7%，但可喜的是，基于题材的翻译教材共计58本，占比达到45.3%。这说明传统的词句篇翻译类教材已经不能满足新时期翻译学习者的需求，而突出主题和以题材为主导的翻译教材才是时代所需，值得继续发扬。

本次调查的128本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中，适用对象不明的翻译教材达51本，占比39.8%，几乎五分之二的翻译教材没有明确特定的适用对象。大部分翻译教材都是为英语专业学生设计的，但英语专业学生的翻译水平可以分为多个层次，这在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出版过程中没有被考虑到。而适用于非英语专业学生和高职高专学生的教材分别只有9本和5本，非英语专业翻译教材占比不超过10%，高职高专翻译教材占比甚至不超过5%。这一现状显然满足不了社会对应用型翻译人才的需求。

国外学者早在20世纪就已经将翻译技术能力看作是翻译能力的主要部分，翻译技术在语言服务行业的应用更加普遍，译者应提前掌握这一新型技术。^[6]然而现状是，国内各高校虽然认识到机器翻译等技术的优势，并纷纷建立翻译实验室，但这些硬件多为摆设，很多翻译教师对其所知甚少，学生就更没有掌握。因此，未来的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应将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如各种翻译软件、语料库应用程序等重点编写，与翻译学习紧密结合，使这些翻译技术真正地融入教材、融入课堂，应用于翻译实践中。

任何一个学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学科与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是客观存在的。教材出版也应提倡合作，整合资源，建立跨学科合作出版模式。翻译教材并不是只能由语言学出身的教师或学者才能编写，其他专业的学者和译者也应加入翻译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因此，在翻译教材出版的过程中，要把理论水平、实践能力、教学经验、敬业精神等作为遴选教材作者的条件，组建高水平的编写队伍，实现教材编写队伍多元化。^[7]

互联网时代的教材不应该只局限于纸质文本，因为纸质教材受出版周期的影响，很难做到及时更新。新时代的翻译教材应提供丰富的电子资源和双语平行语料。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是跨学科跨专业的，更需要提供大量的电子信息资源。目前，有些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在纸质课本的基础上附带授课课件，但绝大部分教材并未提供配套的电子文本。因此，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出版应充分利用各种网络信息资料，提供配套的电子文本并及时对电子文本进行补充和更新。

关于教材的出版原则，不同的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观点，但一致认为“实用性”和“针对性”是语言教材出版的“通用性原则”，即教材要适合使用对象的母语和文化背景、学习目的、学习起点、学习时限等。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要根据受众的需求去进行翻译选材，^[8]要明确所出版的教材适用于何种教学类别、何种课型、何种教学对象等。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出版除了遵循以上“通用原则”，更应增加一些“特殊原则”，不能一本教材“通吃”所有的学习者。否则，很难做到因材施教，难以实现培养复合型、应用型翻译人才的目标。

任何一本教材的出版都不是一劳永逸的。在教材的使用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需求、新技术、新兴事物，这些都是对教材进行修订的动力。通过对2014—2018年国内出版的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调查分析，笔者发现其存在主题数量分布不均、汉译英教材数量偏低以及教材适用对象不明等问题。因此，为了实现专门用途英汉翻译教材的可持续发展，出版机构应明确教材适用的对象和层次，及时将机器翻译等技术融入教材，建立跨学科合作的教材出版模式，丰富教材的电子资源和平行文本，使翻译教材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