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仅是一项跨语交际活动，更是一种文化建构手段，国学典籍《三字经》四百多年的翻译出版史无疑是形塑中国文化主体身份的历史。《三字经》初为南宋学者王应麟所著，后经清人贺兴思、国学大师章炳麟删改续写，成为蒙学之冠。自16世纪末叶以降，《三字经》被译为多种文字，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及其与人类文明的交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进程中，考察梳理《三字经》译介史可为当代国学典籍翻译出版提供启示与借鉴。

《三字经》外译发轫于明末，兴盛于晚清，经过大半个世纪的沉寂，在当代得以复兴。明朝末年的科技翻译开启了西学东渐的历程，与康乾盛世同时期的欧洲也产生了持久的中国热。得益于中西文化间的碰撞与互鉴，《三字经》逐渐走入西方学术视野，至晚清译本数量骤增；五四时期文化视角开始转向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三字经》译介从此陷入长久的沉寂期。

改革开放掀起重读经典的浪潮，国学典籍纷纷再版。中国在国际交往中已掌握一定的话语权，“汉学”进一步成为显学。2014年春，教育部颁布《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2017年9月全面推广“部编版”教材，大幅增加古诗文篇目，这是五四白话文兴起后文言文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次，也是政府复兴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有效措施之一，为《三字经》等典籍外译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拉丁文版《三字经》最早由意大利人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于明万历十年（1582年）完成；1869年郭栋臣重译，供那不勒斯圣家学院学生学习；1848年晁德莅（Angelo Zottoli）来华传教，再译《三字经》编入教材《中国文学课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第二册），1878年由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

清朝中晚期，《三字经》英译增多。1812年，伦敦C. Stower Hackney出版公司印行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中国文集》（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五年后修订再版。1832年，美商同孚洋行出资创办《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登载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译本。1859年美国传教士秦右（Benjamin Jenkins）译本在上海出版；数年后，德裔英籍传教士欧德理（Ernest Johann Eitel）译本刊于《中国评论》（The China Review: 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1873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译作《两首中国诗》（Two Chinese Poems）由上海迪卡瓦荷公司出版，1900年上海别发洋行推出重译本。^[1]

1729年，罗索欣（Илларион Калинович Россохин）率先完成俄文版翻译；1779年，列昂季耶夫（Алексей Леонтьевич Леонтьев）译本编入《三字经明贤集合刊本》；1829年，比丘林（Никита Яковлевич Бичурин）译本入选大学教材。德国汉学家诺伊曼（Karl Friedrich Neumann）、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也曾译介过《三字经》等国学典籍。^[2]

由于社会语境的改变，促使具备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本土学者逐渐担纲国学典籍译介工作。1989年，潘世兹重译《三字经》，在新加坡出版并向全世界发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儿童道德教育丛书之一。2008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推出王宝童、李黎从美学角度合作译注的《英译三字经·千字文》。2014年，赵彦春《英韵三字经》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2017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为其开发了独立的电子书APP后再版。

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从中国典籍中择取“上帝”一词比附天主，其“归化式”传教方式同传统礼俗妥协；而教廷代牧主教阎当（Charles Maigrot）禁用“上帝”译名，以“原教旨”方式移植天主教，令康熙龙颜大怒：“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3]这“标志着清朝与罗马教廷的分裂，也意味着明末以来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成果被彻底葬送”。^[4]利玛窦与阎当只是传教策略的不同，实质上并无差异，但这场“译名之争”的背后却是清政府凭借潜意识中的文化自信与西方争夺话语权的抗争，《三字经》的翻译其实也是一场这样的文化博弈。

1812年，马礼逊宣称英译《三字经》是为“那些即将赴中国的传教士们可以在此学习汉语”^[5]“希望本书能为英国公众所接受，有助于满足大家在过去二十年里对那一不同寻常国家的好奇心”^[6]。西方译者多秉持字本位汉语观，兼用归化策略，辅以节译、编译、注释，寻求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另一方面，中国译者藉文化自觉重塑民族话语体系，尽可能维系原文形意张力与意义潜势，例如，赵译在形式上采用和汉语AABA韵式相近的AABB偶韵体，更可贵的是知难而上采用充分体现原文诗学特征的三词格^[7]。

西方译者在翻译中国典籍时背离原文，源于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自觉，中国译者必须作出理性回应。缺乏文化自觉就难以树立文化自信，所以本土译者应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责任担当。“提高自主意识，加强文化自觉和批评自觉，大胆地走自己的翻译实践、翻译批评、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之路，中国文学文化才能真正走出去，才能更好地立足于世界文坛！”^[8]

《三字经》译介对文化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出版成为文化交流的信息载体。文学作品译介通常受两个因素制约，一是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士，二是文学系统外的“赞助人”。“赞助人”是指促进或阻止文学阅读、写作或者改写的各种权力，诸如宗教集团、阶级、政府部门、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也可以是个人。^[9]宗教集团和出版机构都曾在《三字经》译介史上扮演过“赞助人”角色，但真正推动“文化走出去”却需要中国政府及主流媒体的参与。从20世纪80年代的“熊猫丛书”，到新世纪的“大中华文库”，官方出版在西方市场频频遇冷，揭示出“赞助人”与市场化之间的内在矛盾：政府主导的译介行为过于注重翻译质量和出版数量，而忽视了西方读者的阅读心理与市场期待。

文化自信需要独白来表达，更需要对话来交流。独白是传统社会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对话则是对外文化传播的基本方式，孤独的个体只能在对话中成为交互主体。“从文学出版的视角看，独白式的文学出版思维是以传统社会、一元价值、单向传播等为基本前提的，带有浓重的教化、灌输、强制等意味；对话式的文化出版思维是以开放社会、多元价值、双向传播等为基本前提的，具有平等、民主、自由、开放等特征。”^[10]《三字经》译本尊重受众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较少遭到海外读者心理抵触或情感排斥，其译介情形充分表明只有转换思维模式，从独白走向对话，中国翻译出版才能摆脱瓶颈制约。

翻译出版不能削足适履、曲意逢迎西方价值观，而应调适源于文化自觉的冲突，坚定文化自信。通过打造品牌产品、树立品牌形象，来提升影响力、赢得竞争优势、增加社会美誉度。例如，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的“企鹅经典丛书”和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都产生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翻译出版是一种市场行为，只有产品策略的精准定位才能构建可持续发展路径；翻译出版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应当遵循科学的传播规律。读者需求是产品被接纳的原动力，出版物应根据读者核心需求来定位，对于“文化政策重扩张轻接受”^[11]的西方国家尤应如此。《三字经》外译的初始动因既然是西方世界学习汉语便于传教，所以选择相对简易的蒙童教育途径；当代文化“走出去”战略同样可以区分文本难易度和读者文化群体，实现出版产品与目标受众的高精度对应。

产品策略是出版营销策略的重心，翻译出版机构必须具备产品意识才能扩大影响。依靠单一产品很难实现文化传播，应“制定产品组合策略，制造多条产品线，利用产品的矩阵效应形成更好的传播效果。”^[12]信息时代，承载内容的传播速度、传播质量、传播能力、传播介质是出版机构核心竞争力的体现，这些因素促使出版机构成为数字化提升的主导者和行动者。^[13]《英韵三字经》再版时推出APP交互式电子书，在该领域率先构筑起高效的移动学习体系，实现了在线阅读体验与纸质阅读体验的无缝衔接。数字化产品并非将纸质版图书简单转换成电子形式，而是多元开发、立体呈现，形成“传统产品+数字化产品”协调发展的产品线，实施“核心产品+衍生品”模式来建立品牌生态圈。翻译出版机构衍生品是指以图书为基础，经再加工、再创造，延伸演化而成的新产品。^[14]除了精装本、插图本等传统衍生形式，场景化、渗透式数字衍生品渐成市场新宠。

囿于译者不同的文化背景，《三字经》各译本难免存在较多缺憾。对此学界已初步达成共识，国学典籍外译不妨建立西方汉学家与本土译者中西合璧的合译模式，既能消融西方读者对文化碰撞的不适，又可更好地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翻译出版还应构建较为完备的产业链，整合国内出版资源、作者资源，吸引优秀翻译人才、海外汉学家，完善版权代理体制、成立版权代理机构、培养专业经纪人队伍，增强与海外出版传播平台的合作力度。西方跨国出版机构拥有完善的营销渠道、出版机制、人才队伍，更能准确把握市场规律，与之联合翻译出版是“走出去”战略得以真正落地的有效途径。文化“走出去”视域中的翻译出版是一个系统工程，还可借助影视、互联网、数字媒体等新兴传播媒介，形成多线并进的传播模式，提高对外推介的效力。^[15]

出版的文化符号缔造、存储和固化功能使文化传统得以存续；出版的文化优化、集成和创新功能使中华文化得以光大。^[16]2017年初，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推进国际汉学交流和中外智库合作，加强中国出版物国际推广与传播，扶持汉学家和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17]以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

以《三字经》为代表的国学典籍塑造了民族性格，构成了民族文化基因，其翻译出版关乎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中的文化品位。国学外译理应探索新模式、构建新格局、打开新思路，依托多方力量，以国际眼光、国际表达来传颂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