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要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1]学科建设在高校处于龙头地位，是兼具引领性和基础性的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局，涉及高校的顶层设计和发展规划、办学层次和人才培养规格、内涵建设和社会声誉、生态环境和治理能力。学科特色是学校最根本的特色，学科水平是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学科体系建设关系学校发展根基，在高水平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学科建设初期投入大，需要大量的资源配置为学科“输血”，创造良好的物理环境和基础条件。随着学科基础条件的不断优化，学科的“造血功能”会逐渐形成，并经过长期的积累，产生具有显示度和品牌效应的标志性成果。如果把用于学科建设的人、财、物等资源配置作为要素投入的话，那么学科的产出即标志性成果。一般来说，学科的标志性成果主要体现在5个方面：①是否凝练出体现差异化发展的特色研究方向；②是否拥有在学界、业界有影响的学科带头人和学科团队；③是否在基础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产出高层次成果；④是否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品牌和示范效应；⑤是否建立学科的思政育人机制。

纵观国际上的一流学科，并非都出现在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大学，走精致型、差异化、特色化发展之路的行业性、多学科大学同样也有一流的学科。一流学科本质上都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既保持自身的学科边界，又打破单一学科的限制，保持开放发展的姿态；既强调自身领域内知识的分化，又重视与其他领域和范围知识的组合；既把握研究对象的多重本质特征与发展趋势，又强调科学程序和研究方法的创新。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尽管从一流学科中可借鉴的个性化经验很多，但有两个特征却是普遍存在的：①突出重点，特色优先。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在所有学科上占优势，而是结合自身的历史沿革、办学定位、资源禀赋、服务面向、文化和学术传统等特点，选择有竞争优势、有特色的学科重点发力，并以此形成“龙头”学科带动其他学科的发展，形成合理的学科结构，夯实学校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②夯实基础，厚重理论。单一学科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夯实基础强调的是相互支撑、交叉融合的学科体系的构建、学科结构的形成。国际一流学科均生长在一定的学科结构中。厚重理论是一流学科不可替代的首要问题，要从理论上回答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其独立的研究方法论为何？它要处理和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是否形成了成熟稳定的概念和术语体系？基础理论是一个学科的根基，是知识的源头，是一个学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知识边界，也是构建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和后盾，它以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主要目的。学科的基础理论虽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却从根本上制约着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的水平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随着国家学科目录的调整和在政策导向上从需求侧向供给侧的结构性转变，学科设置更加强调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更加重视学科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的解决，从过去重视科研成果的结果性导向让位于以人才培养为核心的过程性和质量性导向，一批满足国家特殊需求，适应国家文化自信、文化强国建设，具有很强意识形态属性、思想性强，体现文化软实力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人文学科被纳入国家专业博士人才培养体系，出版专业博士培养就是其中之一。如何能够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准确把握国家顶层的学位布局，如何能够在学科建设内容和成效上契合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求，应是微观建设主体必须深入思考的问题。出版学作为纳入国家学科目录的新成员，相对于已有几十年发展历程的成熟学科而言，正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应该是科学化和规范化发展学科的前提。

出版作为专业设置，多出现在应用型大学（教学型），以本科人才培养为主体；出版作为学科设置，多出现在行业特色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和高水平综合型大学。后者往往把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作为学科建设的基本要素之一，以学科建设成果滋养内涵发展，以人才培养质量来检验学科建设成效。横向比较分析，出版学科整体发展水平要落后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纵向比较分析，具有博士研究生培养资格高校的出版学科水平要高于只有硕士研究生培养资格的高校。这种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与学科发展的路径有关。一般来说，基础好、历史悠久、学科门类齐全的综合性高校，由于多采取常规性的学科建设路径，即专业的规模化发展促使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积累到一定程度进而开展研究生教育。一方面，学科的自然成长遵循了科学性和规范性原则，学科建设成为教师教学科研的一种行动自觉，潜移默化地存在于系统内部的每一个细胞之中。另一方面，其他相关学科为出版学提供了强力支撑，使新生学科具备良好的学科生态。然而，对于行业特色型、应用型大学而言，出版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往往是学位政策引导的结果，学校并没有（客观条件也不允许）走综合性高校的学科自然发展之路。学校是先通过政策性扶持取得硕士授权资格，以行业为背景开展研究生教育，在开展研究生教育的过程中感知学科建设。由于没有长期的学科积淀，本科教育层面专业建设的理念和思路往往会习惯性地影响研究生教育，学科建设缺乏顶层设计、整体规划，建设过程缺乏规范性。因此，对于亟须提高办学层次的高校而言，出版学科建设要对标对表国家学位基本规范要求，加大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相关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力度，深入系统把握学科建设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主要的观测点及其要求，在短期内消除出版学科建设的“新鲜感和陌生感”，克服学科基础薄弱、建设层次低、规范性不足等缺陷。

学科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一般来说，一个成熟的学科体系背后必然有相对完备的产业体系。学科发展规模、学科建设层次和水平既反映一所学校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素质和能力，又反映出所服务行业的整体实力和发展规模。出版业在文化强国建设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作用越来越重要，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部类划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来分析，出版业相对处于弱势。这种状况导致服务于行业的出版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往往被边缘化，而不能纳入与其他学科门类同等重要的认识水平。反映在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实践中就是开放性不够，对外学术交流多局限在行业内部，而不是在一级学科层面，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在更宽、更大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多在行业交流，对学位授权情况缺乏充分了解，在国家重要的学科评审中缺乏话语权，致使学科建设不能说“普通话”，或者很少从其他学科中吸收养分，而多停留在讲“方言”上。

研究方向的凝练是学科建设永恒的主题，是“牵一发而动全局”的核心要素。高水平大学的学科是以方向组建队伍和确定研究领域，科研的指向性明确。而学科建设层次低的高校都是因人而设置研究方向的，忽视了学科的规划性、学理性和行业的需求，科研项目及取得的科研成果（论文、著作、教材、获奖等）没有很好地支撑研究方向，致使学科研究方向、队伍建设和科研活动不能很好地对接，学人和学术“两张皮”，形不成合力。这突出体现在学位点申报、学科评估和高级别科研项目的申报材料中，往往让专家感到在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团队构成和科研成果之间有拼凑的痕迹。出版学利用国家学位结构调整的契机，对学科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充分论证，各建设单位搭建了支撑研究方向的学科团队和基础组织。但方向的凝练还不够，体现特色和优势的方向还没有凝练到学科内在要求、满足国家需求、契合人才培养实际的程度，带头人的学术影响及引领作用还没有达到团队的高度认同，团队成员之间因没有明确的学术规划和分工，合作与协同创新的能力比较弱。目前，一个先进的学科方向，除了有自己的研究主线之外，往往需要相关学科的支撑和跨学科组建队伍，以便在交叉的领域形成创新。这方面则更是需要不断加强，要以方向的凝练消除学术资源配置中的各种壁垒。

学科建设在考量学校发展内力的同时，也有着比较高的政策依存度。每一个提升影响力的学科资源的获得，都需要竞争性的层层审批，都需要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从学科方向到一级学科再到建立学科体系，都面临的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跨越式发展。应该说，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取得硕士、博士授权资格，一定程度上是对学校学科建设成果的认可和水平评价。但是，实际上在学科取得硕士点和博士点授权资格的过程中，内涵不甚厚重的学校往往是采取“举全校之力申报，分学科单独建设”的针对性措施，申报与建设分步实施，并没有达到完全的统一。从近几年学科评估的情况看，标志性成果积累不足，在提升学科层次方面的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从评估的一级指标层面看，以专家主观印象评判的学科声誉位次低于以客观数据为主计算产生的学科整体建设水平。从评估二级指标层面看，参评的各学科虽然有差异，但位次高于学科整体水平的多体现为“出版专著”“学位论文质量”“重点学科与重点实验室”等指标，而位次低于学科整体水平的有“学术队伍结构与层次”“科研项目情况”“科研获奖”“代表性学术论文质量”“学生国际交流情况”“授予学位数”“优秀学生”“教学与教材质量”等指标。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出版学科建设层次不高，仍然没有把行业特色真正转变为学科特色，引领学科发展的带头人缺乏，学科的标志性成果积累不够，尤其是科研成果的层次和质量不高。

随着出版业发展从“设备短缺→技术短缺→内容短缺”的转变，学科布局涉及出版传媒全产业链的高校，学科设置也逐渐从单一工科转变为工、文、艺、管等多科性布局。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由于工科专业的特殊属性，既需要专业教学的基本要素，同时也需要实验教学的支撑，学校在资源配置方面总是优先“硬件”投入。应该说，随着学校办学层次的提升，随着“以专业为主体”办学向“以学科为引领”办学的转变，发展思路需要调整到内涵建设上来，加强软实力建设。因为长期走专业办学之路，硬件环境和实验平台建设虽然很好地满足了专业建设和本科教学的需要，但不能适应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的要求。硬件环境和试验平台分散在与教研室相适应的狭小空间里，不成体系，不成规模，开放共享程度低，不仅影响教学科研的良性互动，而且在基础理论层面的高质量、有影响的科研成果少，结构不合理。基础理论研究薄弱，就不能在学理上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也难以在内涵、特色、差异化发展中形成绝对竞争优势，更无法在学科基础理论、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方向课程上形成系列教材，在学术界难以形成话语权，无法引领学科的发展而处于领先地位。

出版对于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其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实践活动上。从知识本体的视角来看，出版应该是学科的源头，其他所有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都离不开出版。任何一门学科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出版都是见证者、开拓者、参与者，充当了思想的播种机和知识的搬运工。由此，出版更具有学科属性，理应科学建设、规范化发展。

从知识形态来看，学科有两种内涵：①知识的门类。在教育部出台的“学科分类标准”中，学科被定义为“是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也就是按性质划分的知识的门类、学问的分支，即根据知识体系的相对独立性来划分的，其本意是指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2] ②教学的科目。它是依据一定的教学理论组织起来的科学知识体系，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目录中所指的主要是这种教学的科目。由此可见，“知识的门类”和“教学的科目”是学科的基本内涵，只是在不同场合体现不同的内涵而已。我们对出版学学科内涵的界定理应反映学科的基本内涵。

出版学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出版理论和方法，研究出版活动各相关领域基本理论和运行规律的学科，具有理论联系实际、应用性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直接服务于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的特点。知识形态的出版学，应该是人们对出版领域或知识范围进行的分类，这种分类体现在高等学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就表现为“依据一定的教学理论组织起来的出版科学基础知识的体系”。这一体系依次分为：出版学应归属的学科门类、出版学一级学科和研究方向。像一般学科一样，出版学的建设要素包括研究方向、队伍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基础条件、思政教育、学术交流及运行机制。也就是说，出版学的学科建设渗透在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其成果最终需要通过人才培养和服务社会来体现。^[3]由此可见，知识的供给和知识的应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水平出版学科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针对提高出版人才培养质量说的。

对于出版学内涵的把握还需要在学理上弄清楚学科与专业的区别和联系。①出版学科是知识的分类，学理上注重自身理论体系与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方法的逻辑统一，强调知识的完整性、系统性、继承性和前瞻性；实践中强调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学科体系的形成，而且要求通过构建相对合理的学科结构，使出版学在建设过程中具有相关学科的支撑，且彼此渗透、相互交叉融合。学科的建设主体是教师，侧重的是知识的分类、知识的供给和创新，为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提供保障。②出版专业是学科的延伸和应用，是高校根据出版业内容生产和知识服务的需要，组合出版学科知识而编制的（具体）人才培养计划（或方案）。也就是说，出版专业的形成，首先以出版学科的知识体系为主体来构建，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出版业发展需求和人才培养目标选择、组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出版专业在理论上注重教学内容、课程体系、教材体系、教学方法和培养目标的逻辑一致性，强调的是学生对知识的需求和出版业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专业建设过程中要求各教学环节相互衔接，强调培养方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应用性。

出版学除了具有一般知识体系的内涵之外，由于其“内容”对象的特殊性，更是与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密切联系的智慧之学。出版人才培养除了要有广博的系统知识外，更重要的是要把对哲学智慧的追求化为提升自身思想境界，以及投身出版研究、从事理论工作的精神动力和行为准则，能够用追求真理的态度、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学术探讨出版问题，并在理性的讨论中积极参与学术争鸣，以相互学习和合作的方式推动出版学科发展。出版学还要尽可能从其他学科吸取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相关知识，在关注出版实践中提炼出版学需要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由此可见，出版学的科学性存在于学科建设一般规律与出版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的结合中。我们需要在了解出版学内涵的基础上，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论述中深刻领会出版学的科学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两个不可替代”的新思想，是在实践和理论上的新探索，体现了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4]的科学论断，体现了顺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主题、揭示时代本质的科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出版学的思想和价值基础，为出版学科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可以从定位、重点内容和如何建设3个方面来理解。^[5]①出版学的定位。出版学属于哲学社会科学范畴，属于下一步需要补齐短板、需要拓展的领域。要把马克思主义贯穿到出版理论研究、出版教学中去，使出版学真正成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科，使学出版的学生真正成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优秀人才。习近平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出版学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首先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核心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习近平强调：“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要把出版学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出版学的研究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个道理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新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②出版学的重点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把建设内容概括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他指出：“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③如何建设出版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各方面力量协同推进。”出版学应该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出版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加强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出版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加强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领域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阐释，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的新实践，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的着力点、着重点。习近平总书记尤其重视教材建设，强调：“在教材编写、推广、使用上要注意体制机制创新，调动学者、学校、出版机构等方面积极性，大家共同来做好这项工作。”^[4]

加强出版学学科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科体系，已经纳入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强调要把出版学学科高质量建设计划作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工程，进一步优化学科顶层设计，加强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等工作，为出版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理论和人才支撑。高质量建设的前提是走一般学科的规范化发展之路，也就是以国家学科水平评估指标体系和全国专业学位水平评估指标体系为指南，讲好学科建设的“普通话”。限于篇幅要求，在此对出版学规范性的阐述仅限于国家规划提及的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而这也是出版学夯实学科基础必须弥补的短板。

基础理论研究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基，也是应用对策研究的源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4]这为出版学固本强基、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中的学科方向凝练指明了方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基础理论研究不同于应用和对策研究，它为后者提供了坚实的“根据”，为其发展开辟了可能的“方向”，为其实现最大效益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后者与现实实践具有更为直接的联系，具有更直观的“可兑现价值”，其性质、功能、价值和意义更易为人们所接受。基础理论研究的思想深度和学理厚度，决定着应用对策研究的前瞻性、系统性、战略性和精准程度。没有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对热点问题的跟踪看似热热闹闹，实际上却是年年岁岁花相似，不断低水平重复。有基础理论研究作支撑，应用对策研究就能够在“人所共知”之处提出不为常人所知的主张，在“人所不知”之处提出需要高度关注的新变化新特点。基础理论研究得越深，对策研究就越有思想高度，提出的建议就越高明、越管用。^[6]一个学科的应用和对策研究要想“枝繁叶茂”，就必须持之以恒地在基础理论研究上下功夫。像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一样，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在学理上具有如下特质：①自觉追问、澄清和反思学科的合法性根据及其理论基石；②致力于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前提性的批判反思与深度探索；③吸收、总结和升华学术发展史上的重大思想成果，积淀深厚的学术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生成和转换学科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7]恩格斯曾说：“哲学就是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8]这一论述适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每个学科。出版学要在学术积累中养成学术传统，在学术传统的更新和丰富中实现自我超越，就必须秉承这种“强身健体”的自身发展方式。因为学术术语、范畴和理论体系的凝练、提出和创造性转换，标志着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独立程度和成熟水准，集中蕴含和体现着它的理论和思想高度。就像马克思曾说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9]

出版学在出版史、编辑出版、出版技术、出版发行、出版经济、出版文化等领域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研究方向，理论研究相对扎实。但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出版格局的变化使出版学的内涵和外延发生深刻变化。基础理论研究已不能满足出版强国建设的应用与对策研究。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时代课题是理论创新的驱动力。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由此，从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应具备的基本特质来看，学科方向的拓展是必然的。这里仅从3个方面举例作出分析。

（1）思想和价值引领层面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出版处在意识形态工作最前沿的政治属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研究的基础和核心。马克思主义出版观不是一般的出版专业知识，而是带有鲜明思想性、政治性和实践性的完整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出版领域的客观反映和体现，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世界、处理出版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对出版现象和出版活动的总的看法及规律性的认识。^[5]事实依据、规律概括、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出版观始终如一的本质要素。从思想史上看，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具有时代性，自创立以来，不断有新思想、新理论为其注入新动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历史进程中，更是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时代内涵，从毛泽东出版思想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出版的重要论述，提升了出版的价值魅力，体现了顺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主题、揭示时代本质的科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出版学的思想和价值基础，是出版学提升建设层次和水平的强大理论推动力、思想凝聚力和精神感召力。^[11]在出版领域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出版功能多样性之间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在出版建设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更加鲜明，做好内容把关，出版学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内在逻辑的深刻把握上下功夫，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科学性和真理性上持续用力，这是历史赋予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他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4]目前，出版学的学科体系基本确立，为国家新一轮学科目录调整和完善创造了条件。但从学科内涵建设的规范性要求看，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亟待解决的结构性问题。体现在专业基础知识层面的理论研究相对充分，而对作为完整科学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研究则不全面、不深入，存在着以“新闻观”代替“出版观”的学术现象，致使理论思维对学科建设的指导作用不够，未能在史、论和方法上形成自成体系、相对独立且学界公认的知识体系；树立问题导向的学术视野不够，缺乏回应时代呼唤、研究解决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辩证思维和方法论指导；学科体系转化为教材体系的能力弱，思想层面的真理元素未能完全渗透在教材体系的知识单元中，思想引领、价值培育、素质教育不能与知识传授无缝对接。由此可见，为了扭转出版学科边缘化、研究方向分散化的被动局面，构筑学科、学术、学生一体的发展格局，提升出版学学科质量和水平，就必须厚重学科基础理论研究，特别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系统研究，固本培元，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构建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出版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起点决定着理论创新的结果。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作为学科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开展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研究，就是理论思维的起点。^[10]

（2）出版本体论层面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研究。出版构建民族国家的知识体系，整个近现代以来新知识、新科学、新文化诞生过程中，出版物都是最重要的载体。人类社会每一个重大跃进，人类文明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出版功能在知识生产和传播方式上的变革和思想引领方面的先导。从知识的收集、挖掘、生产、整理、把关和传播的视角出发，生产“验证为真”的知识是出版活动区别于其他社会文化活动的本质特征。^[11]正如柏拉图所说，被验证过的、正确的，并且被人们相信的陈述就是知识。^[12]人类的认知模式验证了这一观点。经验型认知的往往是内隐知识（技巧或者技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反思型认知的往往是外显知识，即可以用语言文字描述和传播，进而引发知识生产和消费的革命。出版促进了知识从“经验形态”向“原理形态”的转变，出版适应并推进了工业标准化生产对知识的迫切需要。如果把出版活动创建的“知识生态链”转变为学科语境的话，那么出版物自然而然就是知识产品，出版学就是一门致力于创造流动性更强、连通性更高、互动性更好的知识共享的学科。基于出版助推各门学科知识体系形成、发展的基本事实，出版学理应成为社会文化的“元研究”，其学科价值更应体现在知识价值的本体上。出版学的基础理论需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放到人类文明传承、信息传播的大视野中，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出版实践中去考察。应该把知识的演进、知识的生成机制和知识的生产模式及其变化，知识的消费方式、消费途径及其变化，知识流动与传播的国际化等作为研究的核心内容。我们需要从知识的本质和现代性出发，在解剖知识的生成与价值走向上寻找出版学的位置。因为知识原型理论告诉我们，在计算机时代，知识由数据和信息生成，知识又上升为意义主题、原理、规律和价值、智慧。^[6]作为基础理论研究，既要关注知识本身和知识上升区间的思想、价值和智慧，也不能忽视对数据和信息的跟踪。数据与信息正在成为无法估量的巨大的社会知识资产，也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正在改变知识的走向和出版业的生态文明。因此，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也要与知识生产、消费和传播一道，进入信息文明的革命时代。

（3）出版跨学科交叉层面的版权研究。国家版权工作“十四五”规划强调，要加强版权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版权作为知识产权的组成部分、文化的基础资源、创新的重要体系和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所以需要作为出版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是因为：①版权是新时代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构成，从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看待版权，就是要实现从“重版权保护向版权运营”转变，强化版权的经济属性。这就需要努力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版权现代治理体系，大力提高版权的现代治理能力。^[13]②版权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文化强国、知识产权强国进程中，地位越来越重要，作用越来越显著。③版权作为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加强版权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建立平衡有效的国际版权体系，加快提升我国版权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任务紧迫而艰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识产权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事关知识产权事业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原则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新时代全面加强版权理论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他强调，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能完善现代产权制度、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他指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高质量发展”^[14]的科学论断，突出了版权的经济功能。可见，强化版权的基础理论研究，可以为提升全社会版权意识、推进版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从版权理论研究的现状看，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需要继续巩固和拓展版权法务领域成果的同时，尽快补齐版权经济领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的短板，重视版权产业、版权商业模式创新和版权金融等领域的学科方向凝练，使版权的创造、运营、保护、管理、服务等“全产业链”得到理论的学术滋养。例如，“版权金融”第一次出现在我国版权工作规划性文件中，说明已将其作为版权“全产业链”的重要激励手段，纳入版权社会服务体系和版权产业发展体系，成为版权强国建设的关键基础支撑。对于版权金融的理论研究必须梳理“版权+经济学”的跨学科思维。因为版权金融研究中所指的版权，侧重于经济学上的版权含义，版权所包含的著作财产权是版权金融得以实现的起点。版权金融绝非是版权与金融二者的简单相加，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发生在与版权相关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资金融通活动；版权资产作为一种无形资产与股权、债权、物权等具有共性，如果版权作为质押物获得金融支持，便形成了版权金融的一种产品形式；版权金融目前最主要的服务模式是版权质押，其次还包括版权证券化、版权信托、版权保险、版权租赁等。^[15]

学科体系包括教学体系和教材体系。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中强调：“希望人民教育出版社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6]把学科建设成果及时转化为优质教材，是出版学的政治责任。从国家事权的战略高度认知教材建设，就是做好“培元”工作。应该在认识论上把握几个“性”：①政治性。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教育史，一定程度上也是百年教材的发展史。教材首先要体现国家意志，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强化马克思主义对教材建设的指导地位，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新时代教材建设的政治性就是立德树人，教材建设需要把相应的知识体系转变为思想观念和道德体系、价值体系，担负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育人功能。②科学性。教材作为学科建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其建设包括教材体系、教材内容、教材形式等内容，要在遵循系统观念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性，强调学理性，从研究对象、研究层次、研究方法等多方面进行科学创新。教材建设既要传承经典，保持课程内容相对稳定，也要与时俱进，体现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③基础性。强化基础理论课教材是教材建设的重点，厚重基础理论有利于处理好学科知识体系与专业知识应用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吸收和采用最新的科学研究和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有利于培养教育计划的设计、安排和实施。④开放性。教材建设需要重视体制机制创新，注重教材建设协同，使学者、学校和出版机构形成合力编写高质量教材。当前，需要抢抓获批出版博士培养资格的机遇，充分发挥出版专业学位研究生教指委的权威性和统筹作用，建立和完善教材编写、审核和使用机制，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复合应用型人才为目标，顶层优化知识体系，使学科研究方向和专业基础知识相对应，梳理教材内容和关键知识点，明确教材层级、关联性和先后顺序，形成既具学科特色又符合出版人才成长规律，知识结构完整、课程衔接合理、培养环节科学的本硕博一体化教材体系。

在学科引领的高水平出版人才培养体系中，教学体系是不可替代的主渠道。学科设置、教材编写、专业知识传授和思想政治教育，都要通过科学有效的课堂来实现。^[17]出版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属性，创新教学模式，需要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师生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注重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把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动手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培养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融入服务出版业发展的大格局；需要提高学生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和家国情怀。①优化课程设置结构。课程设置是课程体系的构造形态，回答了“用什么培养人”的问题。它主要从课程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必修与选修、本专业与跨专业、统一性与多样性等方面的指标来衡量课程体系结构是否合理、是否有利于培养目标的实现。课程设置是否合理，直接涉及培养方案的核心目标和人才培养的质量。②创新教学模式。以需求为导向的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具体在教学上，就是要以能力培养为导向，遵循教育系统规律、科学建立课程教学系统，建立体现“知识→能力→素质”渐进转化的一般规律，构建满足相关课程教学规格、实现“结构、过程、环境”相互联系并集成一体的课程教学系统，提炼出该系统构建的一般方法，即：采用“双主互动、面向解决问题的”教学结构模式；采用“讲座、辅导、作业、项目”渐进式认知的教学过程模式；采用“课堂+团队+基地”三位一体、均衡发展的教学环境模式。^[18]③重视课程大纲的培养目标设计。课程教学的根本目的即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并能创新性地给出解决问题方案的能力，从而给社会带来正向价值。课程教学目标要分类设计：公共课强调“使命”和职业素养的培养；基础理论课侧重“视野”和“方法”培养，厚重人文素质和科学素养基础；专业课突出知识传授、技能和思维训练。总之，课程教学大纲目标由单纯强调知识传授向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与价值观等多元化目标发展，从强调能力培养向着能力与素质并重的更高层次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立德树人是贯穿其中的根本逻辑。进入新时代，立德树人从“教育的根本任务”到“高校的立身之本”再到“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充分反映了我们党的教育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最新成果，充分说明了我们党对立德树人的认识前所未有，对立德树人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5]党领导百年出版的历史经验证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出版人，也迫切需要把立德树人置于出版事业的首位。立德树人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培根铸魂揭示了出版的根本导向。二者在价值上的高度重合，赋予出版学科思政育人的特殊使命。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强调，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出版观教育，培养造就一批出版领军人物和出版家；加强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重点打造出版理论人才、优秀骨干编辑、优秀校对人才、数字出版人才、印刷发行业务能手、版权运营专家、出版国际贸易人才等，建设新时代出版人才矩阵。出版学需要在学科建设中与国家高素质人才需求对标对表，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传授扎实的专业知识，坚持又红又专、红专并进，完善思政育人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19]，强调：“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20]这实际上强调的是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和一体化的“大思政”育人理念。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出版学树立“大思政”育人理念，即将出版学“思政小课堂”同“出版业大课堂”有机结合，出版人才培养的课堂理论与出版实践相互统一。出版学科大思政育人格局建设，应坚持“把握新时代、推进一体化、突出创新性”的基本原则，以“有深度的理论阐释、有明确的问题导向、有正确的价值引领、有特色的话语体系”为标准，坚持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有效融合，遵循教育规律、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学生成才规律和出版工作规律，按照“理论引领、大纲指导、案例跟进、分类实施，教学相长、双课联动、项目支撑、服务需求”的工作思路，以创新教学内容为核心，以更新育人模式为抓手，使理论、故事、历史、实践、主题、仪式等关键要素融入学科中来、带到出版业服务中去，实现“小和大、内和外、知和行、学和用”有机统一，解决好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的问题，增强学生对出版业的认同感、自豪感和使命感。在育人机制建设过程中，要做到立德树人与培根铸魂、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课堂教学与实践育人同向同行。要把“思想先行、导向为魂”置于优先地位，重视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知识体系完善和应用，夯实学科思政育人的理论基础，凸显思政育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做到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要树立以教学为中心的鲜明导向，完善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育人体系，在基础课中融入红色案例，在专业课中融入思政元素，形成用“出版方言”诠释思政教育、用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指导专业课程教学的特色育人体系，使知识应用、政治锻炼、能力培养转变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核心素养。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学学科体系，是我国出版高等教育、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由大向强的内在要求，是建设高质量出版人才培养体系的必然选择，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出版人才矩阵奠定坚实基础。出版学学科体系和以此为基础的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除了本文论及的内涵建设“软内容”之外，还需要围绕高素质专业化要求加强学科队伍建设，特别是学科带头人的培育；围绕学科基础组织建设创造良好的学科生态；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学科资源配置；围绕学科研究方向的科学研究水平提升；围绕学科效率提高的治理能力建设。这些都需要科学谋划，共同发力，规范建设。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伟大时代孕育光荣使命，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版学要不辱使命，奋发有为，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努力构建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以理论创新、学术繁荣为出版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