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提出要切实提升学校育人水平，持续规范校外培训（包括线上培训和线下培训），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双减”政策甫一出台，立刻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这是党和政府在科学把握教育理念和深刻洞察当前教育态势的基础上，着眼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功能的战略决策，也是构建良好教育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有力举措。

可以预见，“双减”政策的逐步推进将对学校、家庭和社会等教育主阵地产生深刻且长远的影响，并会波及其他的相关产业部门。教育出版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相辅相成的共建者和践行者，其发展自然也会直接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如果教育出版机构对此没有足够的重视，不去掌握新政策和新变化，就会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进而错失发展新契机和转型新机遇。因此，在“双减”政策背景下，我国的教育出版行业必须准确把脉新政策、领会新要求、适应新变化、把握新机会，主动融入教育的新发展格局，在推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不断进步的同时，为自身的升级发展也创造出新的广阔空间。基于此，本文将在解读“双减”政策对教育出版产生的影响的基础上，分析教育出版的格局新变及其发展策略问题，以期为我国教育出版业的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启示。

教育出版是指与学习、研习进修和培训等各类教育类型相关的出版活动，核心是各类教材教辅图书的策划、编写、排版与发行。我国的教育出版凭借庞大的读者数量而成为传统“三大出版”中的领头羊，占据着整个出版行业的主要地位。“双减”政策虽没有直接涉及教育出版的规定，但我国的教育政策从来都在支持和引领着教育出版行业，与国家方针和教育环境密切相关，一直都与课程设置、考试制度等具体的教育革新与规划之间存在着“共振”与“耦合”，彼此影响，共同发展。纵观政策的具体条款，至少有以下5条会对教育出版产生关联和影响。

（1）提倡和鼓励课余、课后时间开展阅读活动。在“双减”政策实施之前，学生在上课之后的空余时间大部分被作业和各类培训班占据，课外阅读基本被忽略。教师也忙于教授新课与批改作业，无暇对学生进行阅读指导，更遑论固定化、系列化的阅读活动了。“双减”政策推行后，学生和教师都减轻了负担，拥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为阅读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另外，学校还可以适当引进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参与课后服务，这使得教育出版机构介入学生教育活动，提供阅读指导或开设素质教育课程具有了可能性。

（2）充分利用线上教育资源，做强做优线上学习服务。“双减”政策与“5G”技术的加持，线上教育资源与产品的旺盛需求，使得智慧教育出版与融合出版提上日程。同时，“双减”政策还对当前作为在线教育优势主体的校外培训机构作出了诸如“学科范围规定”“备案改审批”等许多限制与治理的措施，从多方面构建在线教育的规范体系。

（3）严禁学龄前儿童的线上培训，不得以学前班、幼小衔接班、思维训练班等名义面向学龄前儿童开展线下学科类（含外语）培训。教育管理部门也不再审批新的面向学龄前儿童的校外培训机构。这项规定让学龄前儿童教育类出版物迎来了发展良机，学前阶段的各种识字绘本、低幼英文阅读、素养启蒙等读物的需求量必然增加，值得教育出版行业重点关注。

（4）依法依规坚决查处校内外培训过程中内容低俗违法、盗版侵权等突出问题。在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中，因为缺乏有效监管，非法私自编印、使用、销售侵权盗版教材、教辅图书的情况非常突出，内容质量也无法保证。而且许多培训机构采取的是全国加盟的运营方式，导致此类山寨教材和低劣图书在各地流传泛滥，严重扰乱了出版市场秩序。这项规定有效遏制了此问题。

（5）禁止利用中小学和幼儿园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等发布或变相发布广告。其实早在2015年9月施行的《广告法》中就有如此规定，这次又重新予以强调。教材类图书出现广告，不仅与教材性质相悖，而且会误导学生，对教学活动造成干扰。这项规定有效遏制了此问题。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双减”政策在促进教育健康发展，构建教育良性生态的同时也会从多方面影响到教育出版。所以，分析并阐明“双减”政策对教育出版产生的全方位影响及其引发的格局变化，进而探讨教育出版未来发展的机遇与趋势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双减”政策落地所引发的影响如巨石入水，正在逐步地渗透与扩散，从学校教育到课外培训，从学科分类到评价方式，从信息安全到教育公平，都成为全社会的热门话题，多个行业都在发生着主动或被动的改变。教育出版概莫能外，政策变量引发教育出版的新调整、新动向、新趋势，进而有力地促动我国教育出版的格局新变。

一直以来，校内外的培训机构与出版行业联系紧密，许多出版单位为教培行业量身定做了不少英语、阅读、作文等门类的教材或辅助练习用书。由于这些出版物流程快且不愁销路，成为出版社营收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另外，还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头部”培训机构如好未来、高途等则直接成立出版部门，把教育内容转化为出版产品。《小猿口算》《小猿搜题满分之路》都曾畅销一时，《摩比爱数学》的市场表现更是出色，成为稀见的爆款产品，销量超过了400万册。“双减”政策及其之后密集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对目前泛滥的被资本裹挟的校内外培训机构实施了精准有力的打击，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教材、教辅图书出版数量的减少。受此影响，教育出版机构在中小学教辅教材的营收必然会出现暂时性的下降。像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在2021年三季度报表中经营业绩和利润都出现了下滑，直接原因是属下出版机构K12的自编教材教辅业绩受“双减”政策的影响所导致的销量断崖式下降。^[1]但这种减量无需夸大其严重性，一方面，这是新政策颁布后出版市场的应激式反映，各机构对教材、教辅类图书的出版态度变得趋于谨慎；另一方面，这种减量更多地属于弃粗存精式地市场“挤水”行为，缩减的基本上是那些紧跟着培训机构野蛮扩张而跟风推出的功利性色彩强烈、单一指向应试练习，同质化严重的教材、教辅图书。这也是落实“双减”政策中切实减轻家长经济负担所取得的重要成效之一。

从出版业宏观发展态势上分析，教育出版的这种现象既是“双减”政策冲击的短期影响，也是近20年来我国出版业结构不断优化和调整的结果。出版物类别从过于倚重、依赖教材、教辅图书的状态中逐步调整了出来，从一个数据就可清晰地表现出这种趋势。2001年我国教材出版的印数、销售金额在全国图书出版中的占比是52.9%和37.4%，到了2018年则是41.99%和20.68%，两个指标分别下降了约11%和17%。^[2]而且，这一趋势随着主题出版等新出版板块的快速崛起会越来越突出，这就为教育出版敲响了警钟：必须尽快适应市场变化和发展趋势，创新求变，这样才能在未来出版业的激烈竞争上赢得先机。

有调查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有七成的中小学生每天课外阅读的时间低于1小时，低于半小时的超过两成。^[3]而繁重的作业负担与庞杂的培训课程是造成学生们没有时间进行阅读的主要原因。“双减”政策重拳出击，有效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能够直接促进中小学生课外阅读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首先，学生减少了作业和培训时间，增加了课外时间，他们能够摆脱过去的“功利化阅读”，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图书进行身心放松式阅读。少儿文学类、漫画类等书刊内容情节紧凑幽默，画面色彩丰富，很容易吸引眼球。所以有益有趣、快乐轻松的“闲书”就成了学生们“娱乐化阅读”的首选；其次，“双减”政策要求学校提供课后延伸服务，组织阅读和文艺活动。很多学校都增加了学生兴趣社团活动，积极拓展科技、艺术、体育、手工等文化特色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也给艺术、文体等重在提升素质的教育类图书出版带来了机会。另外，“双减”政策限制了校外培训，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学生家长的教育焦虑，但家长依然关注孩子的学习，期望他们在课余能够多阅读有利于学习知识和培养思维的图书。因此，中外经典名家作品、科普百科类都还有着稳固的市场基础。同时，“双减”政策明令禁止了学龄前儿童的学科培训活动，这让幼儿园阶段的益智素养读物、简单的中英文对照读物这些品类的出版物就成为少儿家庭启蒙教育的最佳选择。

综上所述，“双减”政策对教育的调整，带来的更多是教育出版多元化的增量效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增量是一种庞大的、广泛的、长期的市场需求。这也为我国少儿出版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基础和增加了新的动能。众所周知，少儿出版近年来一直是我国出版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数量和质量都呈现上升态势。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2020年少儿图书零售市场也实现了逆势增长1.96%的良好业绩。^[4]我国的少儿出版与教育出版在出版主体上存在较大的身份重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减”政策为教育出版提供了更多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

野蛮生长的教培行业在“双减”政策出台后，从“风口”迅速跌落谷底。2021年7月24日，在纽交所挂牌上市的三大教育巨头股价均暴跌：新东方大跌54.22%，高途集团跌幅达63.26%，好未来跌幅超过70%，单日跌幅均超历史纪录，3家公司市值合计蒸发655亿元。^[5]教培行业进入“寒冬期”，面临着剧烈的市场变动。不少教培机构已经开始调整方向，进军教材、教辅图书市场。一些市场嗅觉敏锐的在线教育企业已经开始布局，与出版业积极寻找合作的机会。比如高途课堂与清华大学出版社深度合作，联合出版小、初、高学段高途课堂品牌教辅图书；猿辅导在重庆成立斑马智学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出版物批发、零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等业务；网易有道也和人民教育电子音像出版社达成合作协议，并发布了首款搭载人教社官方英语教材内容的人教有道词典笔产品。教培机构之所以向教材、教辅市场扎堆，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在学生学习行为数据获得和海量试题知识点梳理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前期积累了不少在市场上极具人气的专长与特色兼备的富于个性化的学习资料和课程产品。另一方面是因为一些教培机构本身就获得了出版相关资质，对教育出版工作流程和市场相对熟悉。在主线业务受限的情况下，教辅出版物的编辑出版自然成为求生存、谋发展的重要依靠。

面对教培机构大量转向教材、教辅出版的现状，教育部在涉及“双减”工作有关情况的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对教育出版持续加强监管，除了政策中提到的严厉查处内容低俗违法、盗版侵权以及违规广告等条款外，还指出学科类培训材料实行的是培训机构自行审查与教育部门审查的双审核制度，只要是校外培训机构自主编写的面向中小学生的学习材料，包括线上与线下、学科类与非学科类培训材料，都必须经过严格的双审核。此外，针对“卖书送课”等不正当图书营销行为，也有明确的管控手段：严禁利用与课程内容无关图书引流的做法；严禁教师和单位私自印刷发行销售教学资料。不难想象，教育出版监管的持续强化，必然改变之前教辅资料市场的无序状态，不仅将有效规范教辅图书市场，而且也为“双减”政策大变局下教培机构拓展的新出路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双减”政策冲击了我国教育出版的旧有格局，引发了新的变革。这种逐渐成形的新格局，给教育出版行业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出版新融合、数字化教育的发展大势之下，如何响应国家政策，积极迎接挑战，如何创新经营模式，寻求突破空间，如何抓住机遇，转换角色，加速实现转型升级，是我国教育出版必须解决的当务之急。

所谓出版专业化，是指出版行为主体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通过专业性的出版实践构筑核心竞争力，塑造产品特色和竞争壁垒的过程。^[6]它能够有效避免图书选题重复、散乱无序、质量低下的现象，有利于集中资源、深耕市场细分领域，从而打造精品、形成特色和塑造品牌。不难发现，教育出版的专业化发展方向与“双减”政策的内涵和导向存在高度的契合。

首先，“双减”政策的第一个目标是减负，这就要求教育出版业裁汰那些低层次重复出版的同质化教材，并缩减学科类教辅图书的品种，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缩减容量，以符合减少作业时长的要求；并且这是教育出版机构一次难得的调整机会，将有效改善并优化图书结构。其次，“双减”政策的关键并非在于简单的“减负”，而是在减的同时“提质”——提升课堂教学和学生培养质量。教育出版机构就必须增强优质产品的供给能力，出版精品教材、精良的教辅图书，助力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再次，“双减”政策将阅读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不仅是学生课后的文艺阅读，还包括了教师的专业阅读、家长的教育阅读等方面，而这也正是教育出版原本的专业化优势所在。像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的“红色经典阅读”主题丛书质朴易懂，内蕴丰厚，学生阅读不仅“启智增慧”，而且能“培根铸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夏书系》紧跟教师阅读需求，将专业化优势转化为市场竞争力优势，畅销全国，成为领先的教师用书品牌。

前面论及“双减”政策带来的更多是教育出版多元化的增量效果，一方面是产品线的延伸，适当增加综合素质教育导向如文学类、科普类、艺术类、文博类、劳动类等图书类别，并侧重于开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及其他延伸教育市场的出版物；另一方面是其他业务的拓展，如校内外阅读推广活动的指导与主办，图书周边产品的创设、自办实体书店的学生托管服务、学生研学营地的建设等。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多元化的应对策略并非专业化道路的背离，因为专业化是多元化经营的前提条件，要形成一套完善合理的多元业务结构，必须从专业化做起。^[7]教育出版做“加法”，成立子公司，打造子品牌，衍生产业链，是发挥自身优势，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的一种特殊表现。

对于教育出版行业来说，资本扶持下的各类教培机构介入出版活动，是不折不扣的“闯入者”，它们利用自身优势和略显灰色的出版方式，抢占了部分原属于教育出版的销售份额和固有市场，甚至在教辅图书领域直接碰撞，展开激烈竞争。教育出版与教培机构在出版市场上是竞争对手的关系。然而，在信息技术和出版行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零和博弈式的竞争与对抗之路只会越走越窄，共同演进、协同合作才是新环境、新格局、新理念下的最优路径。“双减”政策的出台，成为教培机构与教育出版协同合作的催化剂和重要契机。某些反应迅速的教培机构，已经主动出击，向教育出版单位伸出橄榄枝。许多教育出版机构也注意到了教培行业的大变革，积极寻求更多合作的方式。作为直接参与者，跨域合作的双方在教育出版的新格局之下存在着大量的共同利益和共享价值。教培机构因政策变化，其核心业务的学科培训被按下停止键，自然将目光投向教辅、少儿图书等充满巨大市场空间的业务，而且它们也拥有着打造高水准内容的能力。传统教育出版企业虽然有着深厚的教育资源积累、成熟的发行网络、专业的编排审校流程、稳定的出版职业队伍，但市场嗅觉欠敏锐、更新慢、时效性差、内容缺乏个性、用户黏性不够，而这些恰巧是教培机构优势所在。所以，教培机构和教育出版企业进行有效的链接和沟通，共同合作，能够实现相互资源的整合与优化，为双方协同发展注入新活力。这体现在：①出版社的优质教育资源与教培机构精准把握用户需求的优势进行对接，能够做到选题的科学规范，内容编写有质量、有特色，利于做出精品；②教培机构中优秀的教师既可以成为教育出版社作者资源库的重要补充，又可以改变教材、教辅图书编辑人手缺乏的现状，利于做出更适合课堂和学情实际的产品；③教育出版单位的线下优势与教培机构线上丰富的实践经验相结合，利于教育出版产品的数字化加工标引、数字化增值服务，走出囿于内容端的局限，开发出更多的创意型学习方式和鲜活知识。

需要指出的是，“双减”政策透露出国家正在努力推动教育的公立化和去资本化，教育主权回归政府的趋势不可避免，对教育出版相关领域的监管也在逐步完善与强化。有鉴于此，教育出版业在与教培机构协同合作时必须牢牢把控主导权和主动权，占据主体位置。在合作出版方面，严格执行出版流程规范，既要经过出版单位责任编辑的规范化处理和相关专家的审核，又要加强政治把关，切实把好原则性、根本性和方向性问题，确保党的教育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全面有效体现，承担起教育出版“立德树人”的使命任务。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不断更新，持续地冲击着传统教育出版的“生态圈”，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5G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推动着教育出版走向数字化、智慧化、移动化、个性化，教育出版融合新业态对学校教育教学的助力作用日渐明显。在此环境下，“双减”政策强调开发丰富优质的线上教育教学资源的重要性，鼓励学校与外界机构合作构建教育教学资源的网络平台。这些规定与2020年7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　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中发展融合化在线教育、探索优秀在线课程资源纳入部分教育阶段的日常教学体系的意见，以及2021年7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推动数字资源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发新型的教学资源和工具、创造聚合型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的意见共同为教育出版机构平台化转型指明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机遇。

在数字出版时代，出版物日益向网络迁移和传播已是不争的事实，基于互联网和移动网络的平台正在成为出版的核心。利用平台，传统的教育出版社正在进行角色的转换，越来越变成了知识服务商，从图书产品工厂转型成为解决方案公司。因为“一书一课程、一书一平台的融合出版模式尤其适用于高等教材、基础教育教材及其相关辅导材料的教育出版，互动、在线、检索、测试、海量等互联网媒体的特征与纸质图书开始关联”^[8]，通过扫描纸质图书上嵌入的二维码即可进入平台系统，包括完整的PPT课件、授课视频、动画演示、拓展案例、知识测试等，并可以注册账号与编辑和其他用户在线交流与沟通。而且，平台往往具备灰度机制，将用户的体验视作创新的基点，这对于追求以学生个人为中心的个性化出版来说极为有效、极有意义。所以，教育出版机构一手抓线下教材、教辅等优质内容的生产，一手抓教育产品数字化、智能化和服务化，而能将两者完美连接的网络平台就成为教育出版行业转型升级的主要路径。无论是“双减”等国家政策的推动，还是出版产业内部发展规律使然，教育出版业都需要平台机制的落地和加速展开。就目前来看，教育出版行业根据各自的基础和特征，主要采取了两种平台转型模式，一是与有实力的互联网平台如当当网、京东网合作，胜在投入少、风险低、受众市场大，但渠道竞争激烈，缺乏主导性；一是自建新平台，虽然成本高、风险大、运营经验少，但也能有效集聚优质内容资源，掌握主动权，增加市场份额和强化品牌竞争力。不管那种平台模式，教育出版机构都是在提供纸质教育出版物的基础之上，还建构了不同形式、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外围服务层，形成一个完善的、具有强大成长潜能的出版+教育的生态圈。

值得注意的是，在教育出版高调布局在线教育市场、加速教育出版平台化转型的同时，在线信息安全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双减”政策中就列有不得泄露家长和学生个人信息、严禁发布虚假宣传广告等着力强调的条款，这意味着会有多方力量对教育出版平台进行管理和监督，也为教育出版的顺利转型和多元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双减”政策出台未久，对教育出版的影响还在不断地深化，或直接或间接，或表面或内隐，或剧烈或迟缓，或局部或整体，略显笼统与复杂。外界也有不同声音，有乐观者认为这是巨大的政策红利，教育出版迎来了发展的难得机遇；有悲观者认为教培机构遭遇寒冬，加之教材、教辅出版市场的整顿，都对教育出版行业有消极影响。现在对此做绝对的好坏判断不是一个科学的态度，但不可否认，“双减”政策已经引起了教育出版格局的新变化，这既是严峻挑战也是发展机遇。

2021年是我国教育事业“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放眼人才培养的新需求、“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新场景，我国的教育出版机构应把脉政策、因应变化，坚守专业化出版准则，坚持专业化发展道路，打磨优质内容，全面提升教育出版物的价值导向和内容专业质量，通过挖掘自身内部资源，联合更多跨域资源，实现合作共赢，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不断创新出版内容的表现形式，加速教育出版平台化转型，为教育赋能的同时，不断释放创新活力，实现教育出版良性快速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