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海外读者了解中国国情与文化的兴趣日益增强，这一趋势为中华典籍走向世界创造了新的契机。“典籍是人们为了传播知识、介绍经验、阐扬思想、宣传主张，经过创作编撰，用文字书写、刻印在一定形式材料上的著作物”^[1]，因此，中华典籍在海外的译介与出版对中国文化的海外推广具有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大力支持下，中华典籍外译事业蓬勃发展，典籍翻译的数量和规模显著扩大，在这种情况下，译本质量和译介效果应当成为典籍对外翻译追求的新目标，因为译本只有被海外大众读者接受认可，才算真正译入了异域文化，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效果才能实现。

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2]在这样的语境之下，文学典籍外译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因为文学作品不仅能够以鲜明的艺术特色吸引读者，而且能通过文字向读者传递思想，相对其他种类的典籍而言受众面更广；与此同时，享誉世界的中国文学典籍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因此译介并出版文学典籍是面向海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有效手段。

翻译中的读者意识主张译者以读者的阅读感受为中心，在不违背原作规范的基础上尽力提升作品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3]我们认为，具体到文学典籍翻译中，这种意识表现为在译本产出的全过程中既要较为客观地反映原著的核心文化内涵与主要精神风貌，又要考虑译本受众群体的阅读习惯和喜好，以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译介出版最可能激发他们阅读兴趣的文学作品，在读者欣赏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同时将蕴含于字里行间的传统文化精髓潜移默化地传递出去，以充分发挥文学典籍外译的文化传播功能。

中国的典籍翻译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政府主导的行为，政府机构牵头和组织的中外译者是其发展的主要力量。^[4]始于20世纪末的“大中华文库”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国家重大出版工程，是政府主导的典籍外译活动取得的重要成果。该丛书选取百余种汉语典籍，其译本以英译为主，部分重要的典籍除了英译本外，还有日、俄、法、西、德、阿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在“大中华文库”已出版的110种汉语典籍英译本中，文学类典籍有55种，占了总数的一半，其中既包括《诗经》《红楼梦》《唐诗三百首》等已经被反复译介且脍炙人口的作品，也包括《拍案惊奇》《世说新语》《儿女英雄传》等先前对外译介较少的作品。^[5]这既说明中国有着丰富的文学典籍资源，文学典籍外译大有可为，也意味着国家对文学典籍外译的重视。

然而，中国文学典籍海外译介、出版与传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尽管在国家的支持下已有不少作品译成外文，但大部分作品仅仅停留在译出层面，未能真正融入异域文化之中，海外普通民众对于中国文学典籍知之甚少。根据OCLC提供的数据统计出的“近十年影响最大的中国文学作品”中，中国古代文学仅有《三国演义》《诗经》《楚辞》等少数几种，占总数据的9%，而中国现当代文学则占82%^[6]，这说明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比，古代文学典籍在海外产生的文化影响力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另一方面，尽管质量可靠的外文译本是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的基本保障，但仅仅凭借国内出版商之力难以将现有的译本批量推向海外市场。以“大中华文库”为例，该丛书虽已出版了大量高质量的文学典籍译本，为中国古典文学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该丛书除了少数几部典籍被国外购买版权外，大多数典籍仅在国内出版发行^[7]，因而如何促使外国大多数读者接受译本是文学典籍外译的核心问题之一。由于文学作品的读者个体阅读能力差异较大，因此对于大多数作品而言单个译本很难满足不同阅读习惯和阅读能力的读者群体需求，也难以使作品真正走入大众视野。一般而言，文学作品之所以能跨国家、跨语言、跨文化成功传播并产生影响，通常都先后有多种形式的译本相伴而生。^[8]因此要想通过翻译使中国文学典籍走向世界，就需要国内译者和出版商充分了解海外图书市场动向，在策划、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秉持良好的读者意识，对于那些已经译出且有可能吸引读者兴趣但尚未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推出符合不同形式、类型和风格的复译或改写本，以促进原著及其原有译本在译入语文化中的传播与接受。

由英国汉学家蓝诗玲（Julia Lovell）新近完成的《西游记》英译本Monkey King：Journey to the West（下文简称《猴王》）于2021年2月由企鹅出版公司（Penguin Books）出版，成为中国古典文学译入英语世界较为成功的案例之一^[9]，为中国文学典籍在海外的译介与出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我们认为贯穿于《猴王》翻译与出版过程的读者意识是该译本在《西游记》经典英译本已形成的情况下仍然被读者认可，并在竞争激烈的海外图书市场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原因。根据蓝诗玲在译者序中的陈述，她翻译《西游记》时所参照的底本是195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排印本。^[10]该排印本共100回，是“以明刊世德堂本为蓝本，参考清代六种刻本校订、增补重印而成的”^[11]，汉语底本约90万字。作为《西游记》的节译本之一，《猴王》一书短小精悍，译文全文仅10万余词，但无论是翻译还是译本的出版都体现了良好的读者意识，因此下文以该译本为例阐释中国文学典籍海外译介与出版过程中读者意识构建的具体途径。

翻译选材层面的读者意识可以概括为“将最值得翻译的作品呈现给读者”，正如蓝诗玲讨论文学翻译时曾指出，“译者需要用目标语将原著的文学精髓传递给译文读者，这样证明该作品值得翻译并且值得译文读者阅读”^[12]。我们认为，判断某部作品是否值得翻译主要依据两点：一是该作品在同类作品之中的代表性，对于汉语典籍来说主要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代表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反映古代各时期、各民族和各种文学体裁发展的最高水平；二是该作品的跨文化传播的潜力，这就要求所选文学典籍能够激发异域文化中读者的兴趣，或是其内容对于处于不同民族和文化背景的读者具有普遍的启迪。作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自明代起，《西游记》吸引了大量中外学者的关注，其学术研究史已有400余年，而近年来基于《西游记》改编的各类文化产品使该作品以及其中的情节、人物等叙事要素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符号。因此，蓝诗玲选择翻译的《西游记》首先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代表之作。

《西游记》跨文化译介与传播持续时间和影响范围都是对其跨文化传播价值的肯定。目前，《西游记》已被译成英、日、法、德、俄、捷克等多种外语。有学者指出，仅英美译者译出的《西游记》就有60余种。^[13]截至2021年12月31日，好读网和亚马逊网站对于《猴王》的评论共计58篇，经笔者统计，其中有30篇提及亚瑟·韦利的译本，另有6篇提及余国藩的译本，两篇提及詹纳尔的译本，这说明《猴王》的读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此前通过其他译本对《西游记》有一定程度的了解。除了经典译作之外，与原著相关影视作品也曾风靡东南亚及欧美多国，成为该作品海外传播的助推器。一个较典型的案例是1978年日本国家电视台和日本国际影视公司联合出品的日语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该剧于70年代末在日本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1979—1980年间，英国将日版《西游记》中的39集用大卫·韦尔（David Weir）撰写的英文台词重新配音后以Monkey为题在英国广播公司（BBC）播出，获得广泛好评。随后，英文版Monkey还在新西兰国家电视台（TVNZ）和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播出，并传入拉美各国。在日版《西游記》的启发下，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新西兰国家电视台和美国奈飞公司（Netflix）于2018年联合推出美剧The New Legends of Monkey，成为《西游记》跨语言影视改编的又一力作。《猴王》的部分读者就是受相关影视作品的引导而阅读译本的。例如，好读网署名Rag的读者在《猴王》评论区写道：“与周围的同龄人不同，我没有看过在英国播放的影视剧Monkey，我对于《西游记》的了解源自奈飞版的The New Legends of Monkey，但该剧足以激起我寻找原著的兴趣。几乎是在The New Legends of Monkey上映同时，我发现这个新译本划过我的推特资讯，于是便将其收入囊中。”^[14]另有署名Jenvile的越南读者评论称：“每一代人、每一个儿童和成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猴王。我为能够通过蓝诗玲的新译本重温这部影响了我童年、青少年和成人时代的作品而感到高兴。”^[15]因此，如果说《西游记》的英译史呈现出的是一系列以不同翻译模式译成的各具千秋的译本^[16]，那么与原著存在互文关系的各种文化产品提高了原著在全球的知名度，也在较大程度上扩展了译本在海外的传播途径与范围。

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将中国文学英译的读者分为三类：义务读者（committed readers），指英语世界那些决心研究中国，尤其是对中国文化普遍感兴趣的读者；利益驱动读者（interested readers），包括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以及英语世界研究中国文学或翻译的学者或师生；利益无关读者（disinterested readers），即对文学价值观抱有普遍期待的英语世界读者。^[17]杜博妮将前两种读者合称为受制读者（captive readers），并指出中国文学英译本的产出者若要摆脱受制读者的局限，就必须对利益无关读者给予更多的关注，并更加重视译者迎合利益无关读者的专长。^[17]因此典籍外译文本层面的读者意识表现为译者对目标读者群体有明确的认识，熟悉他们的阅读水平和能力，在此基础上将译文的可读性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蓝诗玲翻译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是关照英语世界利益无关读者的典范，她在翻译鲁迅小说时不仅将脚注和尾注的使用率降到最低，同时还适时采用简化的变译手法以促进译本在大众中的接受与传播。^[18]

对于具有根植于深厚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学典籍翻译而言，可读性是体现读者意识的核心因素之一。合理的可读性既是读者欣赏译文的必要条件，也是蓝诗玲文学翻译思想的核心内涵。下文我们选取《猴王》前18章，借助美国Oleander Software开发的可读性分析软件Readability Studio评估其可读性。为了便于对比参照，还将同时考察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英译《西游记》对应章节的可读性，并比较两译本的可读性的相关指标。之所以选择韦利的译本作为研究参照，是因为该译本与蓝诗玲译本均是海外汉学家译入英语世界并广受读者好评的经典节译本，而且后者也是蓝诗玲新译本序言之中重点提到的译本。Readability Studio是用于文本可读性评估的软件之一，通过对被评估文本词汇长度、句子长度、词汇复杂程度、词汇熟悉程度等指标的测量得出文本可读性相关指标，其中包括可读性评分指标和阅读门槛（读者年龄和年级下限）。我们将选为研究对象的语料扫描成PDF格式文档，借助ABBYY Finereaders 15软件，通过OCR识别转换为纯文本格式文档，清洗语料之后将其导入Readability Studio软件，得到关于两译本可读性的数据见表1。

Readability Studio提供关于可读性的11种测试，其中弗莱施阅读难度指数（Flesch Reading Ease）、利克斯指数（Lix）和雷克斯指数（Rix）用可读性得分分值评估文本的可读性，其余9种测试均提供关于文本阅读门槛（读者最低年级/年龄）的数值。从可读性得分来看，弗莱施阅读难度指数等3种测试均显示蓝诗玲译本和韦利译本都属于较容易阅读的文本，且阅读难度相差不大，韦利译本可读性略高于蓝诗玲译本。以弗莱施阅读难度指数为例，该指数得分（0～100）分为7个等级，包括非常难（0～29）、难（30～49）、相对难（50～59）、标准（60～69）、相对容易（70～79）、容易（80～89）、非常容易（90～100），可读性与得分成正比，蓝诗玲和韦利的译本得分均落入相对容易（fairly easy，70～79）的区间，它们的阅读难度接近英语世界的儿童图书。与弗莱施指数不同，利克斯和雷克斯指数测试的得分与文本可读性成反比，蓝诗玲译本的得分（33和2.4）略低于韦利译本（31和2.3）。故从可读性得分来看，3种指标均显示韦利译本的可读性略高于蓝诗玲译本。从阅读门槛来看，两译本的阅读最低年龄（年级）分布在10～14岁（5～10年级）之间，大多数测试显示蓝诗玲译本的阅读门槛略高于韦利的译本，且两译本的最低阅读年龄平均值（12.6/12.4）也非常接近。以上数据说明出版时间相差近一个世纪的两个译本在阅读难度方面的差异并不明显，总体而言它们都属于较易读的通俗译本，英语世界的初中生（约12～13岁）就可以顺利阅读。

除了关于可读性的数据，Readability Studio还提供了40余种详尽的统计数据，以便更具体地描写文本的语言特征，我们选取其中12种数据列入表2。

从表2数据来看，蓝诗玲译本前18章的总词数（47 296词）低于韦利译本前18章总词数（64 876词），说明相比之下，蓝诗玲的译本语言更为简洁。然而，蓝诗玲译本的总段数却是韦利译本的近4倍（1 041/267），这就导致蓝诗玲译本每段平均句子计数（3.3）远低于韦利译本的相应值（14.9）。通过对蓝诗玲译本的细读我们发现，她在翻译《西游记》时并未遵照原著的段落划分，而是根据译文情节的发展拆分、重组了原著的段落，在翻译对话时往往以单句成段，不仅增强了译文互动感和口语化特征，而且减轻了读者的认知负荷，提升了译文的可读性。除此之外，蓝诗玲译本的平均句长（13.6）和长难句比例（15.7%）也低于韦利译本的对应值（16.3和22.1%），这说明蓝诗玲译本的句子结构要比韦利译本简单。词汇层面，两译本的参数值也有显著差异，但趋势是与句子层面截然相反的。韦利译本所含单音节词汇比例（74.8%）高于蓝诗玲译本的单音节词汇比例（68.8%），而蓝诗玲译本所含的复杂词汇比例（9.9%）、SMOG难词比例（6.9%）、Dale-Chall低频词比例（14.3%）和Harris-Jacobson低频词比例（19.5%）均高于韦利译本的对应值，这说明蓝诗玲的译本用词相对较难，所用低频词和复杂词较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可读性。总而言之，尽管两译本可读性十分接近，但译者增强可读性的思路却不同。蓝诗玲主要通过缩短句段长度、简化句子结构降低阅读门槛，而韦利更倾向于通过使用高频词弱化译文的陌生感。以上两种思路均可以作为汉语典籍外译时提升译文可读性的有效途径。

蓝诗玲译本能在短时间内受到广泛关注，除了译文质量的保障之外，也离不开译者的声誉以及出版商对译本的包装和宣传。首先，作为一位学者型译者，蓝诗玲曾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剑桥大学研习中国文化，并于剑桥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教于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主要从事中国文学外译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由于蓝诗玲对汉语和中国文化都有较深入的了解，又曾出版过多部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本，因此对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海外大众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有较强的预判能力。早在2009年她根据鲁迅小说翻译的作品集The Real Story of Ah Q and Other Tales of China就曾由企鹅图书公司出版并在英美读者中赢得广泛好评。丰富的翻译经验，良好的语言、文化知识储备和成功的合作经历无疑是蓝诗玲新译《西游记》迅速打入海外图书市场的重要保障。

其次，副文本因素对于译作的出版发行和传播接受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这些因素包括译作的命名、译序、封面设计、翻译评论、广告、注释、附录等。由于美猴王在西方的知名度大于《西游记》，因此译本的封面设计是围绕读者对“美猴王”形象的认知展开的，这样的设计思路更容易被国外读者接受。首先，蓝诗玲将原著标题译成“Monkey King： Journey to the West”，其中“Monkey King”以大字号印在封面的顶部，而“Journey to the West”以较小字号印在封面中间的背景之中，这既凸显了译著的主角，又兼顾了对原著标题的忠实再现。《猴王》封面插图以红、黄、蓝三色为主色，封面主要被头戴王冠、手持金箍棒、身着红色披风、脚踏莲花、表情英勇的美猴王卡通形象占据，美猴王身后是一座山和古典中式风格的建筑。这种融合中国古典文化元素和现代卡通风格的封面设计蕴含着“在现代化的国际语境中重释经典”的翻译出版思路，与译者“向当代英语读者传达原著之中的活力、想象、哲理和喜剧特色”^[10]的翻译宗旨十分契合。此外，《猴王》封底印有美籍华裔漫画作者杨谨伦、美籍华裔作家哈金以及《波士顿评论》杂志编辑朱诺·迪亚斯（Junot Diaz）等人的推荐语，也为译著在读者中的宣传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因为他们相当于译著海外传播过程中的“意见领袖”，共同引导着国外读者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趣味。^[19]

另外，互联网及多媒体的发展为读者阅读文本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更为便捷的途径。出版机构在精准化预估市场之后实现无纸化出版，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资源传播译本，满足读者对译本的多元需求，也是数字经济时代典籍外译本出版的必然路径，改变了传统数据时代文化典籍出版的不确定性和对外传播盲目性，可以大大提高出版效率。^[20]为了顺应新的市场需求，《猴王》除了出版纸质精装版外，还推出了电子书以及免费的有声版在亚马逊网站销售，供不同阅读习惯的读者选购，为读者接触译本和了解原著提供了多种途径。为了扩大译本的影响力，出版商和图书推广网站还通过向资深民间图书评论人赠阅样书，邀请他们在网站撰写深度书评。在好读网对《猴王》发表的书评之中，就有3篇是特邀评论家阅读出版社和NetGalley网站的赠阅本后发表的，其中Charlie Corn的书评通过将蓝诗玲译本与韦利译本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猴王》的译文特色，已成为好读网该书之下获得网友关注较高的书评，对其他读者选购译本具有导向作用。上述由网络平台支持的译本出版推广经验可供“互联网+”时代中国文学典籍译本海外出版借鉴。

目标读者是文学翻译需要考虑的核心因素之一，而读者接受是文学典籍译介效果的重要保障。通过上文研究对我国当下文学典籍外译或有如下启示：①翻译选材应兼顾我国对外传播的需要和海外读者的阅读兴趣，全面译介中国古典文学精华。对于英译本来说选题尤为重要，因为英译本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英语世界，还可能成为汉语文学典籍传入世界各国的中介。②文学典籍翻译需要在明确目标读者群体的情况下，针对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需求产出不同类型的译本，其中既包括学术性较强的全译本，也应包括通俗的节译本，其中全译本应致力于忠实地反映原著的风貌，是海外学者研习汉学的工具，而节译本易于被大众接受，可帮助普通读者了解原著，引导他们阅读全译本。③由中国政府发起的典籍外译活动由于考虑译本的文化外宣功能而对译文质量有较高的追求，而海外出版商和译者参与的中国典籍外译活动则因考虑经济效益而注重传播效果，因此中外合作对中国文学典籍海外译介与出版来说十分必要。这种合作不仅限于中外译者之间，还应该推广到中外出版商之间。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为这种跨越时空和文化的商业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借助海外互联网和多媒体平台，采用多元的宣传途径向海外读者推介译本是提升其销量和知名度必不可少的环节。④对读者的关照并不意味着译者和出版商必须一味地迁就读者而忽视以译本为载体的文化外宣需求。有学者将中国典籍对外译介与出版发行的模式归纳为“海外自发译介与出版—政府组织系统工程译介为主导—中外出版机构市场化合作出版为主流的演变历程”^[21]。作为海外自发译介出版的典型案例，蓝诗玲英译《西游记》虽然体现出了明显的读者意识，但译者极少使用注释阐释原文的中国文化元素，而仅用简短的英文序言介绍原著的历史背景，这显然难以满足全球化背景之下中外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要，因此是中外出版机构市场化合作出版过程中应该尽量避免的。总之，文学典籍外译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广泛吸取海外同类书籍翻译与出版的成功经验，在选材、翻译以及译本出版时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阅读习惯，发挥文学作品的文化与思想传播功能，以能被读者接受的译本为媒介，积极主动地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当下中国文学典籍走出去的努力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