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教材指在国家相关教育制度与政策范围内，结合各地市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特点编写的反映本乡本土实际的、用于教学的材料。^[1]乡土教材通常由学校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组织人员编写，内容主要是本乡本土的文物史料、文化设施、地理环境、生产状况、物产交通、内外贸易以及工农业发展的新成就等。乡土教材有利于教学紧密联系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树立学生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爱国主义思想。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2]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相对保守的自然经济发展，老百姓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诞生、发展、保存着当地的乡土文化，为中国乡土教材的出版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可以说，中国乡土教材的出版是有优势的。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进程加快，特色物产、手工技艺、传统风俗等受到经济快速发展的强烈冲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进入非遗的殿堂。如何传承和发扬乡土文化，是一个亟须研究的课题，而教材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当仁不让地要承担重任。可以说，中国乡土教材的出版是很有必要性的。

早在18世纪，卢梭和裴斯泰洛齐就曾主张教授儿童乡土地理知识，这应该是乡土教育的源头。中国乡土教材，最早大约源于清朝末年，1905年晚清政府颁布《乡土志例目》，作为全国编纂乡土教材的指导方案。^[3]后来，晚清政府实施教育改革，在全国小学开展乡土教育，规定以《乡土志例目》作为范式编写乡土教育课本，乡土教材由此兴起。

1932年10月，国民政府根据《乡土教材编辑例》颁布了正式课程标准，正式课程标准里有大量乡土内容的规定，如教学通则的第二条、第十五条以及公训、卫生、体育、社会、自然、算术、劳作、美术、音乐各科教学中均有乡土内容的具体规定，还出现了大批乡土教材、乡土教材论著和论文。^[4]

1958年，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编写中小学、师范乡土教材的通知》，乡土教材研究再次进入高峰期，全国各地开始了大规模的乡土教材编写。教材大多涵盖了本土文化中的历史、地理、文学、名人、方言、民俗、民谣等内容。1986年，国家教委制定了《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某些课程新的教学大纲，拟将80%左右的课时用于统一的、共同的内容，20%左右的课时用于各地需要的内容，即乡土教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乡土教育正式纳入教学计划，是中小学教学内容一次重大改革。当时编写的教材，也被称之为“第二课堂教材”。2001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倡导三级课程体系，即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开始大量出现。2003年教育部颁布条例，允许各地自己开发本土教材，乡土教材由此蓬勃发展起来。如广东省相继开发出《乡土中山》《东莞地方历史读本》《佛山文化》《江门历史》《百年香洲》《乡土湛江》。

中国乡土教材一直游离于教材核心体系之外，时而发展、时而低谷，但始终没有完全消失，这是因为乡土教材有其无法被替代的功能和价值。^[5]总的来说，乡土教材的出版对于国家中小学课程管理、学生成长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首先，乡土教材可以丰富和延伸国家统编教材，乡土教材以本土历史和文化为基础编写，是学生熟悉的本土知识，具有浓厚的家乡气息，既可以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又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加深对统编教材内容的理解；其次，乡土教材可以保存和传承乡土文化，乡土教材中涵盖的本土历史与文化可以引导学生了解家乡、珍视乡土、热爱故乡，使乡土文化在一代代学生中保存和传承；再次，乡土教材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乡土教材传授的是学生身边鲜活的知识，让学生了解他们的学习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拓宽眼界，提高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最后，乡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乡土教材可以让学生了解家乡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了解先辈们曾经的艰苦奋斗，学会关注家乡的发展变化，热爱家乡，进而热爱祖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一环。^[6]

乡土教材虽然借着2001年教育部倡导建设三级课程体系的东风蓬勃发展，但是乡土教材出版道路依旧异常艰难，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出版困境。

乡土教材不受市场青睐表现在不被地方教育局和学校重视，征订数量少，出版社经济效益低。以《乡土中山》2018—2020年征订数量和利润为例（见表1），2018年、2019年、2020年，中山市小学生在校人数分别是31.17万人、32.64万人、33.56万人，平均每个年级学生人数是5.20万人、5.44万人、5.59万人（数据来源：2021年中山市统计年鉴），但一个年级教材平均征订数量约为5 500本，也就是说，中山市每年大约只有十分之一的学生使用《乡土中山》，征订数量非常有限，有的区县版乡土教材更是在出版社完全没有订数，如深圳龙岗区的《我与龙岗》以及汕尾市陆河县的《陆河我的家》。

乡土教材不受学校和地方教育局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乡土教材的非学科性无助于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教师的工作绩效，也无助于学校和地方教育局在地市及全省的评比。^[7]因此，地方教育局不愿意拨出预算来采购乡土教材发放给学校。

目前大多数乡土教材的内容基本集中于乡土文化，如《乡土湛江》《佛山文化》《乡土中山》《东莞地方历史读本》等广东各地市乡土教材。这些教材将各地市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经济发展以知识汇编的形式囊括进来，以文化读本的形式呈现。这种传统的文化读本型乡土教材可以拓展学生的阅读空间而不会给学生带来课业负担，然而它无法和学生的学科知识结合，也无法提高学生的非知识性能力，如动手能力、财经素养、运动技能等，因而得不到学校的支持，无法获得课时。^[8]

当前，多数乡土教材的开发由各地市教育局组织、各地市一线中小学教师参与，项目开发后，交付出版社出版。乡土教材开发缺乏更多新课程领域的专家。各地市教育局在教材开发过程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能够决定是否开发教材、开发何种主题教材。当各地市教育局没有乡土教材开发意愿时，乡土教材几乎无从发展，如粤西、粤北一些地市，至今仍未开发本地市的乡土教材。

根据国家义务教育政策规定，中央财政对全国城市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费提供国家课程教科书；各地组织编写、选用的地方课程教材一律免费提供给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使用，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免费教科书的采购工作要按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制度执行。^[9]义务教育阶段的乡土教材若想进入中小学课堂，主要还是需要地市财政承担教材购买费用。因为学校和家长对于需要自主采购、家长承担全部或部分采购费用的非学科乡土教材排斥力度大，如果地市财政不承担教材购买费用，乡土教材最终将会陷入编而不用的窘境。如《乡土湛江》于2019年经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通过，可以在湛江公开发行使用，但由于缺乏湛江市财政经费支持，《乡土湛江》至今未曾印刷发行。

笔者根据对乡土教材出版意义的认识以及乡土教材出版困境的分析，基于广东教育出版社的出版经验，认为可以采取以下策略走出乡土教材的出版困境。

如上文所述，当前很多乡土教材都是基于“乡土”二字开发，内容集中于本土历史、地理和文化等等，这也是乡土教材的初始定位。然而，笔者认为，乡土教材不应局限于“乡土”二字，一切从本地市独特性出发而编写的教材都可以囊括进乡土教材的范畴。

梅州是我国著名的足球之乡、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有着140多年悠久的足球运动历史和独特的足球文化底蕴，群众基础深厚扎实，足球人才辈出。一直以来，梅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足球事业的发展，2009年更是在全国足球发展处于低谷时期提出振兴足球，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全市之力振兴足球，致力于创建中国足球特区。借着梅州振兴足球文化的契机，广东教育出版社在2019年策划了“梅州校园足球”教材选题，得到了梅州市教育局、嘉应学院的大力支持。梅州市教育局将该选题立项，由嘉应学院组织教材编委，开展教材编写工作，2021年，《梅州校园足球》通过广东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目前，该教材在梅州得到大力推广。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和窗口，也是我国重要的金融中心城市。在深圳率先开展财商教育，既有其必要性，更有其迫切性。2019年，广东教育出版社策划了《财商》教材选题，依托深圳区位优势和金融优势，打造了由教育科研人员、金融从业人员、中小学一线教学骨干等组成的跨界团队，并与一批实验学校和基地学校深入合作，精心打磨，以高度的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开发了一套小学一至六年级的《财商》教材。该教材先后被评为“深圳好课程”和“地方精品课程”，并作为重大成果向全市推广。这套《财商》教材的出版，不只是深圳财商教育的重要成果，对推进中国财经素养教育也将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

为了提高教师、家长、学生对非学科性质的乡土教材的兴致，出版社在编写乡土教材时，可以采取学科教材乡土化的策略，开发地市版的学科教材。

2020年，教育部印发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劳动教育是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中小学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劳动教育成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广东教育出版社抓住此契机，在本社开发的省编教材《劳动教育》的基础上，与深圳市、中山市等地市合作，结合当地特色文化和课程资源，开发了适用于本土的《劳动教育》教材。深圳版、中山版劳动教材的开发不仅使教材更具有本土特色，还能增强出版社与地市教育系统的合作，增强教材的地市使用黏性，提高出版社效益。

此外，广东教育出版社还陆续开发了东莞版《综合实践活动》、南海版《综合实践活动》、广州版《信息技术》、佛山版《信息技术》、中山版《信息技术》。这些地市版学科教材虽然不是纯正的乡土教材，但在开发过程中，都全力将当地文化特色融合进了教材内容和教学资源，如当地研学资源、非遗文化资源。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接受地方文化的熏陶，产生同乡土教材类似的育人效果，是乡土教材一个极佳的出版出路。

目前很多乡土教材是由各地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人员组织，各地市中小学教师参与完成编写。本地教研室工作人员和中小学教师长期进行中小学教学和研究，其编写的乡土教材符合当地的地市特征和教学要求，教材质量能够得到基本保证。但是，为了更加优化乡土教材的质量和提高教材在地方政府、学校、家长以及学生中的影响力，编写教材时，可以邀请更多课程专家和教育专家参与进来。课程专家和教育专家参与甚至是主导乡土教材的编写，将会直接拔高教材的编写质量，也能够提高教材在地方政府中的影响力，增加财政支持的可能性，特别是本地市著名的教育专家参与编写的乡土教材，这种可能性将更高，也会给师生带来亲切感，进而提高乡土教材的使用率。如广东教育出版社邀请潮州著名教育专家陈平原主编的《潮汕文化读本》，在潮汕地区大受欢迎。

一种教材要发挥其价值需经历3个关键步骤：第一步是编写出版，第二步是发到学生手上，第三步是安排课时。乡土教材是我国三级课程体系中的教材，是国家统编教材的延伸和补充，可以保存和传承乡土文化，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作为一种政策内的教材，乡土教材的开发和推广，理应得到地方财政的支持。^[10]然而，由于各地市经济发展不平衡，以广东省为例，粤西、粤北、粤东等区域相对于珠三角来说，财政收入较低，地市教育局无法拨出更多的教育经费来支持乡土教材的开发和推广。为此，出版社可以加强与地市其他部门如人大、宣传部和组织部的合作，共同开发，争取更多的财政支持。如广东教育出版社在编写出版《江门历史》时，争取到江门市人民代表大会支持，在审核江门市地方财政预算时，同意将《江门历史》教材采购纳入政府经费预算，使《江门历史》在江门市得到极大的推广。

岭南文化博大精深，资源丰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处于岭南腹地的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主要发祥地和传承地。提升广东文化软实力，弘扬岭南优秀文化，需要各地市充分挖掘丰富的文化资源，做好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擦亮地方文化特色名片，推动文化建设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相互促进。

弘扬岭南文化，乡土教材开发是文化建设的支撑。目前广东21个地级市中，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等7个地市相继开发并使用了乡土教材，取得了一定的文化弘扬效果；而其余14个地市尚未拥有或使用自己的乡土教材，各类丰富的岭南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利用。究其根本，在于广东省没有做省级层面的统一要求，乡土教材的开发全依托于各地市的自主性，因此，一些地市虽然文化特色突出，如潮州、汕尾、揭阳，但因为经济条件较差，又没有乡土教材的硬性开发任务，地市教育局自然无力于开发本地的乡土教材。

浙江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为弘扬吴越文化，做好地方文化保护，2005年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浙江省文明素质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规划省、市、县三级命名100个民族民间艺术之乡、100名民族民间艺术家，建立100个民族民间艺术传承基地、100支民族民间艺术特色队伍，编写100本民族民间艺术乡土教材，使民族民间艺术遗产的传承后继有人、发扬光大。”浙江省大力支持乡土教材的开发，乡土教材的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各地市都有乡土教材，很多特色县、百强县也有自己的特色教材。浙江省地方教材财政经费支持力度较大，经济条件好的市县每年有2 000多万元的地方教材采购经费支持，经济条件差的市县每年也有300万元左右的地方教材专项经费。浙江省的经验为广东省乡土教材出版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因此，建议由省出版集团向广东省委提议印发关于保存和传承岭南文化的文件，设置乡土教材专项经费，统一做好乡土教材开发方案，组织广东省各地市积极开发并拥有至少一套乡土教材，有条件的特色区县也开发本地的乡土教材，全面展现和描绘岭南文化风貌，反映新时代广东经济文化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2020年下半年，广东省教育厅印发了《中小学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规划开发与实施指南》，旨在总体建构“两类”“两级”、综合为主、分科为辅的广东省中小学地方课程体系。其中，“两级”为省、地级市两级地方课程，强调有条件的地市教育行政部门在统筹安排好国家课程、省级地方课程实施的前提下，自主规划适用本区域的地方课程。这意味着各地市在乡土教材的开发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出版单位应抓住机遇，积极与各地市开展合作，策划和出版当地的乡土教材，让更多当地人“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