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学是一个专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在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总体环境下，我们有必要对域外相应学术领域的发展予以深度考察。对于中国出版学而言，英美出版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对象，英美出版研究领域所指向的“出版”概念内涵、所聚焦的研究对象和学术议题等“本体”问题，无疑值得我们重点关注。

概念是一个学科或学术领域的基础性支撑元素，对于学科、学术体系具有纲举目张的重要意义，概念的相对一致是开展比较的基础。出版本体是对出版概念体系的明确的、形式化的、可共享的规范。^[1]在现代汉语中，“出版”一词是由日本“日制汉语”传入，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随着信息载体的更新迭代，“出版”概念也不断演进，汉语使用者对应的做法是将可容纳的出版物形态进行扩张，但这种扩张也带来概念的不稳定性，当前国内对“出版”概念的理解已开始转向其在社会整体框架中的位置和功能，将其内涵界定为：一种将不同主体创造的知识加以组织、加工、建构，并发布在公共载体上的社会互动行为。

在英文相关的语境中，常出现的是Publish、Publication和Publishing这3个词，为避免循环论证（以对汉语“出版”的理解寻找对应英文表达，再证明二者内涵的相似性），对英文概念的理解可以通过历时性考察进行。Publish作为这一组能指中的核心词汇，在英语中最早见于14世纪^[2]，具有“使某事为大众所知”的含义，在历史上也曾有过“建立聚居地”（使用到16世纪末）^[3]、“将（某人）定性为叛徒”（使用到18世纪中期）^[2]、使公有化和充公^[4]等含义。在现代语境中，其所指通常包含：①公布、宣告，使特定内容为大众所知；^[2,3,4,5]②作为一种商业行为，指图书、杂志、报纸等的撰写、印刷和销售；^[3,4,5]③（作者）发表自己的作品；^[2,5,6]④（出版物）刊登、发表他人的作品；^[5]⑤向大众宣传（Disseminate）；^[2,3,4,6]⑥图书、杂志、报纸等的撰写、复制（聚焦这一过程而非商业目的）；^[2,6]⑦正式、官方地宣布；^[3,4]⑧通过网络向大众发布；^[5]⑨作为法学用语，指“向第三方传递（诽谤）信息”^[4]，是诽谤成立的重要组成要素。Publication在现代语境中，其所指通常包含：①出版物；^[2,3]②发表、发布，使大众所知；^[3,4,5]③出于商业或非商业目的，对图书、杂志等进行印刷与发布。^[2,3,4,5]而Publishing在当今使用中，除作为Publish的现在分词，还常指出版业务（Business）^[2,4,5,6]和出版职业（Profession）^[2,5,6]。

综合英美现代语境中各词含义可知，出版除作为职业外，可被概括为“将内容与载体相结合，批量制作并向大众发布，以实现告知或盈利目的”的过程，与“出版”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所指相仿。概念的相似为进一步的比较提供了基础。

本文拟首先对英美出版学的宏观学术脉络进行梳理，并进一步利用文献计量方法，从中观视角对当前英美出版学研究的核心研究对象、议题与学术体系进行分析，以从纵贯性和时效性两个层面描绘英美出版学的样貌。

“出版学”在英美的存在状态与其说是一个学科（Publishing Science），毋宁说是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Publishing Studies或Publishing Research）。英美出版研究（Publishing Studies）的发展历程在某种意义上契合了施拉姆“公共汽车站”的比喻，具有多学科介入的特点——无论是在经典的著作中，如约翰·弥尔顿于1644年发表的《论出版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报刊问题的系列观点、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等；还是在经典研究范式中，如对传播效果的研究、对传播模式的研究、对传播社会功能的研究等；抑或在相对成熟的传统学科中，如西方目录学、文献学、历史学等，都有出版研究的身影，都包含出版研究的成分或有关出版的知识内容。^[7]但目前“出版学”（Publishing Science）在英美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的学科领域还不尽成熟。作为专门学术领域的出版学研究（Publishing Studies），当前在英美主要有3种呈现形式。

（1）出版行业研究，旨在为行业发展提供信息咨询与决策参考。这类研究的对象主要包括行业经济状况、行业外部环境、出版各环节效率的提升方法、消费者习惯、出版国际化、版权研究等市场问题。有研究发现，20世纪英美最早出现的出版评论文章便是“给有抱负的出版商的建议”。^[8]除了历史缘因，这一研究取向成为主流也与当前英美的出版研究教育机构设置相辅相成，即多数出版研究与教育机构属于实践主导型或职业导向型机构，加之还有不少直接服务于业界的专业出版研究组织，这就使得研究组织整体上与业界和市场联系紧密。

（2）书史研究（Book History），其研究对象聚焦出版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价值。该研究被视为过去30年来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的显著成功案例之一^[8]，甚至成为西方历史学领域的显学。英美的书史研究通过借鉴文献学、社会学、图书馆学、经济史和文学研究的方法和理论范式，将印刷文化理解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化力量，同时也将“书”理解为社会经济、技术和文化趋向的物质体现，概括而言便是“图书创造历史，历史也创造图书”（Books make history，and history makes books）。值得一提的是，与“出版”这一概念所涉及的媒介多样性相对应，书史研究中“书”的定义十分宽泛，可以指称任何种类的文件，因为“所有的书面和印刷文献都可以用来传播文化、广布信息、保存人类记忆、分配财富和行使权力。反过来，这些文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形成的”。^[9]

（3）记忆文献，多由出版从业者结合自身职业经历和工作经验写成。这类作品与行业研究的差异在于论证的素材更具有历史的纵贯性，但同时内容也更为主观，个案性和质化的色彩也更鲜明；与书史研究的区别在于其与学术共同体的内容交流较少，理论性相对较弱，撰写目的也更多是为了促成实践，而非补足理论体系。这类工作为学界了解行业历史信息提供了便利，往往是关于出版机构的起源、发展、人员编制、作者等事实与细节的来源，同时体现了从业者对凝练自身经验，并在业界、学界、政界之间，在作者和读者之间促成对话的渴望。但这类素材也因存在较强主观性与个案性，能否称为严格意义的“研究”尚有争议。

在对概念历史、学术源流和主流视角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对英美出版学研究对象和议题的把握有助于进一步促成中外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对话，实现国际学术体系的互鉴。本文通过文献计量学的研究方法，对英美专注于出版研究的学术期刊进行分析，并以此描绘英美出版研究领域近年的学术体系。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计量学中的词频分析、共现分析与聚类分析方法，并结合内容分析法对英美出版研究文献的主题进行量化分析。需要说明的是，文献计量法所关注的文献特征一般包含题名、关键词、摘要、著者、出版年等信息，但因为智能分词软件不能很好地识别专业术语、分词结果中自然语言较多等问题，以往部分研究仅通过文章的部分特征进行文献计量。本研究借助新的软件和算法，关注文章具备高度概括性、可计量性与直接相关性的分析单元——关键词，将单位时间内所有相关文章的关键词提取并生成关键词库，将每篇文章的标题和摘要与关键词库对比，保留其中关键词部分，使研究能够兼顾题名、关键词、摘要等多个特征，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代表性。

在研究步骤与研究工具上，本文首先选取Journal of Scholarly Publishing、Learned Publishing、Publishing History、Publishing Research Quarterly、Serials Review等5种英美出版研究的专业期刊，在Web of Science数据库导出2015年1月到2021年10月这5种期刊所载文章的作者、标题、摘要、DOI等特征信息，随后借助DOI和网页爬虫技术获取文章关键词和文章类型，共获取条目1 441条，删除DOI缺失的文献、书评、公告，并去重后，保留1 137篇文献进行后续处理。

针对保留的文献，首先借助Co-Occurrence9.9 （COOC9.9）^[10]进行关键词提取，保留提取结果中频次大于等于2的419个关键词生成关键词库，随后将文章的标题和摘要中与关键词库重合的单词进行提取，通过系列关键词概括文章特征。在对同义词进行合并，并删除无效词后，剩余375个关键词借助VOSviewer生成可视化图谱，如图1所示。

结合图谱与内容分析，从整体样貌来看，近年英美出版研究主要以行业研究为主要视角，聚焦探讨数字化环境下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出版市场主体的经营与生存、出版从业者的职业实践与发展等议题，具体到中观层面，又可细分为4类核心研究对象。

图书作为英美出版研究的经典对象，在数字时代依然得到学界的关注。在近年的研究中，学界主要围绕电子书为阅读提供的便利、实体书业的发展进行研究。

传统出版物（如教科书）的使用中存在的书籍定价高、可用性不足、盗版等问题在数字出版时代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学界围绕电子书在阅读、教学与科研中的优势展开讨论：①降低学习成本。学校通过购买电子书和开放教育资源的方式减轻学生的课程材料费用，缓解学生经济压力；电子资源更易检索、获取、阅读的属性也降低了学习的时间和精力成本。②便于增加学术影响力。成果影响指标（Altmetrics）等新评价标准的引入使学界开始关注成果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使用数字媒体出版学术图书以增强研究成果的传播力、将学术出版与新的传播形式（如播客）相结合进行传播等议题得到关注，也有学者通过观察与实践对电子出版业提供建议。

其次是对实体书业经营发展的研究。英美相关研究发现，电子读物的发展并没有导致纸质读物的消亡，甚至网络技术发展还为纸质书的销售提供了新渠道。^[11]更受电子读物和网络平台冲击的是实体书店等传统销售终端。在此背景下，学界一方面通过探讨实体书店存在的必要性，请求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通过案例研究为实体书店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建议，提出了深耕细分市场、运用社交平台等经营策略。与此同时，也有英美学者基于数据汇集、分析，探讨出版业发展现状，为学界和业界提供参考。

互联网的发展使数字化的知识分享成为可能，开放获取（Open Access，以下简称“OA”）是在此背景下新兴的知识分享方式。英美学术出版研究领域依据付费方式与提供的内容，通常将OA分为白金开放获取（Platinum OA）、绿色开放获取（Green OA）、金色开放获取（Gold OA）、青铜开放获取（Bronze OA）、混合开放获取（Hybrid OA）与黑色开放获取（Black OA）。

英美出版学术界对开放获取出版的研究可细分为3个方面：①对论文处理费问题的关注。这首先与研究者自身的发展路径相关，即论文发表依然是对新晋职业研究者评估的主要标准。^[12]开放获取时代越来越多的出版商选择通过论文处理费维持经营，而高影响因子的期刊往往收取更高的论文处理费。^[13]在这一背景下，使用者对论文处理费的态度、论文处理费对内容质量的潜在威胁、论文处理费对全球公平性的影响等问题被学界所关注。②对内容质量控制方面的关注。研究者参与同行评议的态度、同行评议的重要性、作者如何区分期刊是否为规范同行评议的期刊、开放获取时代如何改进传统的评议方式等议题得到研究。③将二者相结合，关注掠夺性出版（Predatory Publishing）问题。掠夺性出版作为以牺牲学术贡献为代价、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出版实践，其特征、定性指标、应对方法等得到学界关注。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期刊经营方式、出版流程、评价指标都带来新的改变，学术期刊作为知识成果发表的重要平台，其管理与发展受到学界的更多关注：

（1）弱势学术期刊的经营与生存问题。这一问题因开放获取背景下期刊数量的激增而被放大。与高影响因子期刊收取高昂论文处理费相对应的是，新增期刊与小型学术期刊所面临的生存问题，弱势期刊如何获取资金以持续发展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2）学术期刊的评价标准问题，即以什么标准判断期刊的优劣。传统的期刊评价指标是影响因子，近年来英美出版研究界对影响因子提出了批评和建议：认为其扭曲了学术实践，促使研究者追求期刊影响因子而忽视内容质量；认为影响因子不能真正反映期刊水平，单一使用传统的、基于引用的影响因子评价期刊可能存在风险；^[14]在开放获取的背景下，对新的研究指标进行讨论和开发，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成果影响指标（Altmetrics）。

（3）对学术期刊生产过程进行观察并提供优化建议。如关注期刊翻译人员和作者的合作模式、数字化背景下传统同行评议方式的优化、审稿人审阅体验的提升等。同时在期刊数量激增的背景下，学界也对期刊的社会责任和内容标准化进行了讨论。

作为具有公共属性的知识成果收藏保管者，图书馆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随着馆办期刊的兴起，图书馆又成为主动的知识传播者。英美出版新形态研究的一个重点，即聚焦知识数字化对图书馆角色定位和新型出版的影响：首先，内容资源的数字化改变了出版商和图书馆之间的合作模式，如何保证图书馆能长期保有电子资源、化解学术界和出版界的矛盾，成为英美出版研究关注的对象。其次，关注开放获取背景下图书馆主导出版（Library-led Publishing）的进一步发展。美国许多图书馆已将其出版计划扩大到专著、教科书、论文等学术出版的全部范围。^[15]由图书馆主导的出版为小众和新兴领域、学生和新晋研究人员成果的发布提供了机会，也为相关人员了解学术出版的情况提供便利。在此背景下，图书馆主导出版采用何种模式、图书馆主导出版的社会价值与功能、图书馆主导出版的服务是否应收费等议题被学界关注。

在对英美出版研究的关注对象与学术体系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开展对中国近年出版学研究的对象和议题的梳理，实现对国内出版学学术体系、知识体系的整体把握，并依此分析中外出版研究的异同。

为探寻中国出版领域研究热点，本文选取《出版发行研究》《出版科学》《编辑学报》《编辑之友》《科技与出版》《现代出版》《中国编辑》《中国出版》等8种出版研究CSSCI来源期刊（按刊名音序排列），通过中国知网导出2015年1月到2021年10月这8种期刊所载文章的关键词、标题、摘要等文章信息，共获得条目17 168条，去除重复文献、公告、设计作品、新闻、讣告、答作者信后，剩余14 109篇文章用于关键词提取和分析。在使用COOC9.9对关键词频次进行统计后，选择出现频次在13次及以上的498个关键词生成关键词库，并使用与处理英文文献相同的方法，剩余440个关键词生成可视化图谱，如图2所示。

方卿教授基于研究对象的规定性和学科的主体性，认为“出版现象”是出版学最为本质的研究对象，并基于其自身的规律，将出版学研究划分为出版现象的价值、要素、作业、管理和时空5个维度^[16,17]，具有较好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作为最为基础、本质的研究对象，“出版现象”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统摄性并可进一步细化的概念，为描绘中国出版学的整体样貌提供了理想的抓手。基于上述划分标准，结合图谱和内容分析，当前中国出版学的核心研究对象与学术议题，大致可细分为以下4个方面。

在方卿教授的界定中，出版现象的价值维度关注的是出版现象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问题，包括出版的社会价值和个体价值两个方面。在当前具体研究实践中，一类鲜明的研究对象是出版现象的时代价值，即从出版的社会价值出发，结合中国时代发展的需要，以党和政府的号召为导向开展的讨论，并借以管窥出版学自身的、更具有普适性的社会价值。

与英美类似，面向行业的研究在中国近年的出版研究中也占据相当比重，这类研究以实现出版的个体价值（或称为商业价值）为落脚点，以出版现象的商业管理为核心，结合出版要素的革新或出版作业的优化开展讨论。

结合具体议题来看，可以分为对商业出版的研究和对学术出版的研究。前者以电子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革新为宏观背景，讨论新的媒介形式与新的商业形式为出版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提供应对方案。后者以学术期刊为主要的讨论对象，以提升学术出版的质量和影响力为目的提供建议；此外也有文章针对教材的编制与出版进行研究并提供建议。

近年来聚焦出版规制层面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版权问题展开，具体的学术议题包括：①对新兴媒介形式的作品属性进行辨析，并提出版权保护策略；②讨论技术为版权保护环境带来的影响；③从法律角度为版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建议。另有部分文章对版权输出、版权经营等话题展开讨论，应归于“出版经营与产业发展”之中。

除对“出版现象”进行研究之外，出版学科也对自身建设与发展持续予以关注，包括对学科历史、成果、时代语境下的发展方向进行梳理和讨论；对学科知识脉络、教育模式、学生培养目标予以关注，对增设出版学为一级学科的讨论也处于进行时之中。

当前中国国内对出版学基础理论构建的探讨可以分为出版概念的内涵、出版学研究对象、出版活动的功能、出版学学科定位与归属、出版学学科性质、出版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出版学学科体系、出版学研究方法、出版学人才培养9个维度。^{[18,19,20,21,22,23,24]}本文通过对中外出版学研究对象、研究议题与学术体系的梳理和比较，发掘出以下4点主要启示。

从对出版物概念内涵的理解上，即所关注出版物的种类来看，国内目前的研究更为多元。通过对英美出版概念逻辑起点的梳理可以发现，英美对“出版”的理解首先侧重于“使内容公有化”，其次强调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对于国内定义中的“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加工”关注较少。但如果忽略载体上的知识建构的方式，二者都描述的是“将知识发布在公共载体上”这一过程，而对“公共载体”种类的关注，国内更为多元，诸如数字音乐、电子游戏等非文本内容的发布，近年在英文出版研究期刊中进行的讨论较少，而在中国已逐渐被纳入“出版”概念的范畴，开始得到学界的关注，值得继续深入研究。但与此同时，伴随着分众传媒、智能推介、按需出版等定制化服务的出现，如何对“公共载体”进行界定也值得进一步关注。

从对出版现象社会价值的讨论来看，当前国内的关注点主要在于出版现象的时代价值，而对于出版物在历史中作用的关注有所不足，英美出版学研究体系中“书史研究”的切入视角值得借鉴。通过对出版物历史社会价值的探究，一是获取实证性更强的材料，得出更为有力的结论；二是在价值取向上获得更为独立的结论，减少外部因素的影响；三是以史鉴今，能够更好为当今出版活动的发展和规制提供建议。当前对出版物历史价值的研究主要在于传播学领域，但传播学更为关注“技术”为社会发展带来的变化，书史研究则更加关注技术搭载的内容（特别是文字）以及出版活动与社会的互动。

通过对中国与英美出版研究议题进行对比，也能看到中国出版学当前面临的特色问题。在当前对出版人才培养的讨论上，中国研究者投入了更多精力。出版从业者的职业发展在中外都有所讨论，但对编辑出版学教育的观察与研究在英美期刊上未得到过多关注。这种差异一方面与双方学术路径、研究教育组织与培养模式相关，另一方面也与中外学科设置的状况相关，即在英国、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已通过学科专业目录相对明确地确定了出版的学科专业地位；而中国的出版学虽然相关研究的发展历史不短，甚至对理论体系建设着力更多，但出版学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地位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出版学在学术界和高教界获得自我认同和普遍学科认同尚需时日。出版专业在不同大学的系科归属和培养模式存在差异，也带来当下学科名称、学科归属、人才培养方面的问题。^[25]

从研究议题提出的视角来看，中国与英美出版学研究的差异首先在于宏观研究路径方面，即中国出版学研究的主流包括从人文主义的视角对社会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进行系统研究，从科学主义的视角和构建学科理论体系的高度出发，审视出版活动和出版现象；而英美出版研究中居于上风的是在技术主义和经验主义视角下进行出版技术和出版经济、出版经营管理的研究，为加速出版业的国际化和市场化构筑更精细的实用知识体系。这一研究路径的差异也与中外出版研究组织的不同构成相呼应，即中国出版研究组织以高等院校为主，行业咨询机构为辅，学术主导型的研究机构占多数，行业研究机构在人才培养中参与较少；而多数英美研究和教育机构以实践为导向，且有不少直接服务于出版业的研究组织，研究组织与人才培养关系密切。

互联网时代，出版理论与实践脱节，出版基本理论研究滞后，专业校企合作较少、合作程度不深的现象已得到学界的关注。英美的应用型出版人才培养模式，和其带来的与行业更为紧密的研究视角，或可为中国所借鉴。即通过与企业合作成立行业研究机构，或直接与既有行业研究机构合作进行人才培养，通过行业研究项目，使出版学界向商业应用角度拓宽研究视野，聚焦行业实践问题，获取业态发展的一手资料；使培养对象对出版行业概况与特定问题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使企业所关注的现实问题得以解决，参与人才培养的合作意愿得以增强。且该种培养模式在中国既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国内当前已有不同层次的行业研究机构，其中包括隶属于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如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出版机构设立的研究部门（如人民教育出版社设立的课程教材研究所等），社会民营性质的出版研究机构（如百道新出版研究院等），只是要将原本偏重研究的非校属机构通过合作的方式纳入人才培养中；也具备一定的历史基础——早在1983年，武汉大学便与新华书店总店合作，开设图书发行管理学本科专业，该培养模式随后向成都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推广，所培养人才得到业界和学界的认可。^[26]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国际传播成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出版学研究应更多具备全球化的视野。本文通过从概念层面的研究起点、学术脉络、研究对象、研究议题、学术体系这5个维度对英美出版研究的“本体”进行分析，并与中国近年的出版学研究进行比较，从概念内涵、研究对象、人才培养、学科归属4个方面为中国出版学基础理论构建提供建议。在研究实践角度，笔者期望帮助学界理解国际出版学研究的整体样貌，秉持全球化的视野，并结合具体国情，开展更高质量的研究；在学科建设角度，以期为中国出版学科建设取长补短提供参考。中国出版学的学术共同体应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同时，对学术体系、知识体系和研究视角加以完善，借鉴英美在出版人才培养实践方面的经验，加强课程和教材等专业资源建设，培养知识体系与实践能力兼备的出版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