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1月，《新文科建设宣言》的发布对新文科建设作出全面部署，昭示着新文科建设的全面启动。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体系进行调整升级，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加快培养紧缺人才。”^[1]对于我国的文科教育而言，新的历史拐点已然呈现。新文科建设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科跨越发展和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创新发展。大学出版社作为汇聚传统教材出版和学术著作传播的重要阵地，是未来传承新文科理念与实践的有效载体。新文科建设的知识和内容体系构建不仅为其发展带来新机遇，更对传统的编辑思维理念、技术方法和实践能力提出新挑战。

新文科建设中的教育成果转化、内涵发展和立德树人目标实现对编辑实践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各学科交叉融合、文理思维激荡对冲、新旧出版理念交汇碰撞的新的复杂形势，编辑要在教材教辅出版、学术著作产出和核心价值引领方面践行初心使命，实现新文科建设与编辑实践的相互砥砺。

新文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育时代新人，其核心在于构建合理、完善的课程体系，而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教师开展教学育人的重要工具，更是教学改革与科学研究的成果凝结。高等教育文科教材的出版，映射出高校文科发展现状、学科优劣势及其深入交叉融合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因此，在新文科建设的伟大征程中，高校文科教材的出版工作具有天然优势和重要意义。新文科建设也必将带来高教出版行业的全面升级，促使大学出版社进行教材开发层面的深入思考，而编辑工作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除了服务于教材建设，大学出版社还是学术传播和知识创新的重要平台。学术出版与学科建设之间有着天然的纽带联系，且互为依托和支撑，正如有学者所言：“学术研究、学科发展是学术出版的根和魂，没有学科发展，学术出版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术出版通过为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提供展示和传播的平台，来促进学术发展、团队建设、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从而推动学科建设。”^[2]而编辑正是连接学术出版与学科发展的桥梁，新文科建设给高校文科学术著作的编辑生产带来新契机。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重新明确编辑的角色定位和服务职能，满足当前高校师生、研究人员和大众读者的学习学术发展诉求，推动学术信息传播和主流价值拓展，成为编辑工作实践深化的新指向。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人民教育出版社老同志回信中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良传统，推进改革创新，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3]相比新工科、新农科，以价值取向为主要特征的立德树人可以说是新文科建设最为重要的职责，而编辑价值取向是图书出版工作中的“无形之手”，是教材教辅及学术著作出版价值体系的灵魂。编辑要围绕新文科建设人才培养目标，把好课程思政与立德树人的全过程育人“第一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聚焦高校教材和学术著作出版工作的品质与内涵，坚守初心，勇担重责，助力新文科建设立德树人目标的实现。

编辑思维来源于编辑实践，并受教育理念、行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影响。从德、智、体等全面发展到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培养，从“百花齐放”到特色品牌建设的路径探索，从刀笔简帛到绿色印刷的漫长过渡，都促使编辑思维不断发生迭代性转变。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新兴交叉学科、融合出版创新探索和信息科技革命都为编辑思维转型带来新启迪。编辑除了拥有基本的学术逻辑思维、系统分析思维和质量底线思维，还应具有与时俱进的交叉与融合、数字与协同、体验与应用、传承与创新等思维。

相比传统文科中学科与学科、专业与专业之间的“泾渭分明”，新文科建设倡导打破学科壁垒，相互融合、碰撞，生发出新的学科生态。学科交叉产生的部分专业发展内容往往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独特性，由此而来的编辑选题范围在某种程度上也大为拓展和丰富，这为编辑选题策划和思路创新提供了新方向。当前，编辑往往受专业背景限制，接触的本学科内的知识辐射较多，加之工作任务繁重，而对学科交叉类选题投入精力不多、分析不够深入，且不同编辑的个体理念不同，造成选题分析结果存在偏差，甚至可能错失好的选题。因此，编辑需要转变思维，形成交叉与融合思维，以便更好应对各类学科相依并存的图书出版工作。

传统文科出版多以符合高校教学要求的纸质书籍为主，随着出版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时代的来临，网络资源和虚拟实验室建设作用越来越凸显。加之近几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网络教学、数字阅读规模化更是成为教育、研究和阅读的必然趋势。同时，学术出版也由传统纸质出版逐渐延伸至数字出版、语义出版、增强出版等新的网络出版形态。面对新形势，编辑要强化数字与协同思维，针对新文科建设阶段实际和出版需要，深化对图书出版新生态、新业态、新样态的认识，能够以丰富、准确和新颖的虚拟出版内容呈现方式弥补纸质教材所缺乏的情景性、互动性和立体感，积极通过互联网出版形式提供个性化服务，使知识的传递更为迅捷、灵活且具针对性。

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知识在应用下生产，知识为未来而生产。落实到编辑工作，其抓手在于完成体验与应用思维的转变。一方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教育不是说教和灌输，而是努力培养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新的理念对于当前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具有重要意义；编辑工作不仅要跳出狭窄的学科框架体系，更要树立关注新文科建设中的问题发现和积极应对意识。另一方面，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由内容、制作、渠道、版权、衍生产品开发等一系列环节构成的出版产业链会越发完善，甚至随着人工智能、虚拟现实、数据挖掘等理念的落地实施而变得更加丰富。因此，编辑要在梳理其中的问题发现和应对意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积极开发融合出版新产品的思维，为助推学科教研的顺利转型升级奠定行动基础。

区别于2017年美国希拉姆学院提出的新文科概念，当前我国的新文科建设并不局限于新技术在文科领域内的应用，而更多指的是“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4]。这一理解是从文科发展和建设的根本宗旨和任务出发来重新思考的，对于突出“守正”是基础、“创新”是出路的建设路径非常明确：守的就是文化、历史、价值观的“正”，而“创新”则是借鉴和利用新的科技手段等建设路径，推动文科为解放生产力和人类发展进步做贡献。大学出版社编辑所从事的教材教辅及学术著作出版工作，本身就是教育施行、知识传授和文化传承的重要内容，编辑需要在遵循新文科建设提倡的人文精神与时代创新需求的共同感召下，在坚守正确出版价值导向的基础上，努力秉持“弘道崇德、经世致用”的鉴往知来、守正创新理念。

再好的理念，只有落实在行动上才能发挥其价值。新文科建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交叉融合、新技术应用、问题导向和创新性发展。对此，编辑要根据大学出版社的发展特点，在实现思维转型的基础上，重点强化与重塑职业敏感力、知识学习力、方法创新力和实践应用力，努力提升教材教辅、学术著作等书籍的出版价值引领水平。

《新文科建设宣言》强调，“积极发展文科类新兴专业，推动原有文科专业改造升级，实现文科与理工农医的深度交叉融合，打造文科‘金专’”^[5]。其实，如何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一直都在被反复提及。新文科建设中所强调的文理工医科交叉相比以往又具有不同的深度与广度，其根源在于注重知识生产与人的培养，课程设置及时更新、学科专业交叉培养只是这种调整的具体表现。编辑必须厘清新文科建设的实质内涵，加强专业课程和通识课程的教材选题开发，不断提升自身业务水平，助推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

首先，编辑要关注高校专业结构优化调整方向和人才创新培养模式，提高知识结构层次和格局视野，增强专业发展预判和敏感点捕捉洞察，主动向行业专家、学术“大咖”、知名学者等约稿，策划出版一批新兴专业、交叉学科所需教材。2021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其中列有“新文科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实践”项目74种，为编辑人员谋划高质量文科教材提供了具体方向。其次，除了专业人才培养，《新文科建设宣言》强调要“牢牢把握文科教育的价值导向性，坚持立德树人，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5]。通识课程注重对学生的价值引领与情感塑造，重视培养学生精通专业与全面发展相结合，^[6]这其实清楚呈现了新文科建设要求“既专且广”的特质。编辑可策划一批特色鲜明的必修课、选修课教材，形成一般性通识课程教材、地方性通识课程教材、自主性通识课程教材等三个层次的必修与选修通识课程教材体系。最后，大学现代化已经进入以知识集群、网络融合、创新驱动为主题的“模式3.0时代”^[7]，编辑作为新文科建设相关教材质量的重要把关人，要着力提升个人综合能力，从专业型、技术型编辑向复合型、学者型编辑迈进，努力成为“人文交叉学科专家”，这样既可以提高书稿价值判断的准确性，还能为新文科建设出版提出有效建议。在系统深入学习编校知识的基础上，编辑还要广泛涉猎相关学科专业知识，练就敏锐的学术眼光、扎实的学术功底及与高水平作者学术沟通的能力，更好地履行图书编辑职责，提升书稿质量和内容前沿性，实现由学术“搬运工”到“行家里手”的蜕变。

新文科建设是后工业时代基于知识高度信息化、数字化、综合化的一种文科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新形态，是文科知识规训的新形态、新手段。在教育部公布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双万计划”的五大“金课”中，与信息技术相关的一流课程类型就有线上课程、线上线下混合课程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三大类型。无论是慕课教学、翻转课堂还是线上授课，融入信息技术之后的教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都改变了教材的出版形态，编辑必须主动适应这种新改变，把握时代新需求，精通出版新技术。近年来，各大出版机构对于数字教材、立体教材的开发从未停止努力，如浙江大学出版社研发了“立方书”App，已经出版了百余种数字教材，是一种集“互联网+教育+出版”的融合创新；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将纸质图书与移动终端结合，耗时3年开发了M+Book这一新型出版形态；四川教育出版社通过教材教辅中的二维码链接线上资源，采用立体AR设计，将一些抽象的概念知识形象化，让内容更加直观，更容易理解。这些都是编辑可资借鉴和下一步加强学习的新技术。

此外，科技的进步与普及为有声书市场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编辑可尝试将一些适合读者聆听的书籍，如讲稿、发言、访谈类等方面的内容通过有声读物推介给用户。调查显示，年轻人是有声书最大的消费群体。因此，借助新技术在学生群体中推介有声书，不仅学生更乐于接受，也有利于提升出版内容附加值。

相对以往学科建设，新文科建设“重问题轻学科”，以问题的发现和解决为着力点，这种新的思路对于高等教育创新和应用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更对编辑策划教材教辅和学术著作带来深刻启迪。编辑要强化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从寻找新文科建设中的微观问题开始，着力推出一些有助于其创新发展思路、优化发展方式、完善发展举措的力作，如四川大学“探究式—小班化”教学经验成果集萃的出版，就为推动学校新文科建设的发展增色不少。

当前，出版质量的政策管控越来越严，一本书从选题开发到下厂付印往往需要编作各方投入巨大精力和心思，而新文科建设所强调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新的科技变革、社会应用的深度融合，强化文科教育的实践导向，更加激励编辑在深挖出版内容内涵和价值上做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基于此，编辑应围绕重要选题内容，尝试跨界激活资源，努力开发出版衍生品，实现内容和效益的增值。如尝试与博物馆、图书馆等合作，开发系列文创产品，实现从阅读到“悦读”；也可深耕精品内容，挖掘资源潜力，打造品牌合力，如浙江摄影出版社社长郑重策划出品了电影《红船》，顺利实现了主题出版与电影艺术的跨界、融合。

积累文化、传播思想、传承文明，是出版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8]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编辑要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价值导向，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合，坚持知识性和价值性相统一，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首先，扩充质效。编辑要遵循文科教育和人才培养规律，坚持走品质与内涵之路，谋划适应新文科建设学科发展、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教材教辅及学术著作；要与教育界、学术界及出版界加强沟通联系，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知识能力、政策学习能力和编辑业务能力，更好地承担知识摆渡人、书稿把关人和文化传承人责任，架好教学育人之桥、学术探索之桥和文化耕耘之桥，拒绝低质化、表面化的学理输出，提升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文科发展的理论创新水平，助推新文科建设高质量发展。其次，扩宽参与。编辑可定期开展有学生参加的经典书籍品读活动，如读书会、座谈会和通识讲座等，使学生能从经典阅读中领悟人文精神，充分发挥新文科建设“春风化雨”的启发性教育作用。最后，扩大宣传。编辑要增强高教出版“走出去”的使命感、责任感。在以往我国出版业已采取版权输出、实物出口等方式积极推动图书产品“走出去”的条件下，后疫情时代，面对新文科建设的时代性、创新性和前瞻性布局，编辑更应主动作为，借助中华学术外译、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项目，通过与国际出版机构合作等，让我国高教领域的优质出版物走向世界，传播我国新文科建设最新成果，传递高教出版正能量，为新文科建设发出时代强音而贡献力量。

新思维带来新突破，新突破引领新发展。以教材教辅、学术著作出版及核心价值引领为主要实践内容的大学出版社编辑，要借助高校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时代的创新机遇，形成交叉与融合、数字与协同、体验与应用、传承与创新的思维理念，在“融”“精”“挖”“扩”上不断优化实践路径，促使出版业态全方位的升级换代，从而更好地承载起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编辑人员新的历史使命，真正实现新文科建设与编辑实践的砥砺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