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专业化作为职业专业化的一种类型，既是编辑职业不断提升社会地位，跻身专业群体的过程，又是编辑个体在其职业生涯中持续提升自身的专业水平，达致专业成熟的过程。1999年，我国正式出版了第一部对职业进行科学分类的权威性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首次将我国职业归并为八大类，其中将编辑列入“专业技术人员”一类，自此从国家层面确立了编辑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之后，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编辑专业化政策，引领与推动我国的编辑专业化进程。

在当前出版业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编辑专业化进程既面临难得的机遇，又面临严峻的挑战。柳斌杰认为，有出版职业理想的人是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把政治素质较高、专业能力较强的队伍建设放在第一位。^[1]为适应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出版业人才的首要应对策略是“注重专业化能力建设”“以久久为功的精神提升编辑队伍的专业能力”^[2]。因此，在我国编辑专业化进程走过20年的重要时间节点，系统梳理这一时期我国编辑专业化的相关政策，厘清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演进历程与内在逻辑，反思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进而展望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发展趋势，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2001年是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2001年8月，原人事部、原新闻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宣布在我国正式建立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简称出版职业资格）制度^[3]，设置了编辑职业的准入门槛，由此开启了“选用适编者从业”的编辑专业化时代。2001—2021年是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的密集发布期，在这一时期，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编辑专业化政策文件，不断加强对编辑专业化的顶层设计和指导，在推进编辑专业化进程中取得了重大进展。

本文选取2001—2021年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文本作为研究对象，选取标准如下：①相关政策的发文主体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新闻出版署等部委，代表的是国家层面的政策意见；②政策内容与编辑专业化密切相关；③政策类型为意见、条例、规定、办法、规划等，其他政策类型不计入在内。

经梳理，2001—2021年间具有基础性、代表性、影响力较大的编辑专业化主要政策文本如表1所示。

分析表1所列政策文本发现，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紧紧围绕编辑职业的“入（资格）”“育（继续教育）”“用（职称）”“励（荣誉）”，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形成了较为系统、完整的政策体系，构建了编辑专业化的基础性制度。因此，可以将这一时期编辑专业化政策分为以下四类：①编辑资格考试和管理类政策，其中，《出版管理条例》（2011年版）首次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写入其中，从国务院法规的高度明确了编辑职业资格制度的重要地位，是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的重大突破。②编辑继续教育类政策，包括《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2010）和《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2020），是奠定我国编辑继续教育制度的核心政策文本。③编辑职称类政策，《关于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2021）是这一时期此类政策最为重要的政策文本。④编辑荣誉类政策，《中国出版政府奖评奖章程》（2021）进一步完善了编辑的国家荣誉制度，同样成为这一时期此类政策的重要政策文本。

分析2001—2021年我国编辑专业化的主要政策文本，可以发现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演进历程蕴含着多重的内在逻辑，这些逻辑同频共振，共同推进了编辑专业化进程向前发展。

通过分析2001—2021年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文本，我们发现相关政策文本在第一条都开宗明义，强调政策目标是“提高出版专业技术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出版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不断提高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素质能力”等，这些政策话语表述基本上锁定了“整体素质”“高素质”“队伍建设”等关键词。由此表明，2001年以来我国制定的各项编辑专业化政策都以提高编辑专业素质作为编辑专业化的逻辑起点和总体目标，以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编辑队伍作为编辑专业化的最终落脚点，这是贯穿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始终的一条主线。

回顾2001—2021年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演进历程，我们发现，国家对职业资格准入、继续教育、职称评审等编辑专业化全过程的多个关键环节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规制，致力于提高编辑职业的专业地位、保障编辑群体的专业发展权益。比如，国家实行出版职业资格制度，最终通过《出版管理条例》（2011年版）的第五十三条加以明确：国家对在出版单位从事出版专业技术工作的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国家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取得专业技术资格。^[4]国家通过建立并实施编辑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来规范进入编辑职业的门槛，既提升了编辑职业的尊严感和自豪感，也提升了社会各界人士对编辑职业的认可度，为提高编辑职业的专业地位奠定了政策基础。再如，《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明确规定：“出版专业技术人员享有参加继续教育的权利和接受继续教育的义务”，从国家政策层面保障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继续教育权益。

2001—2021年，国家一直致力于构筑编辑专业化政策体系的主体框架，搭建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体系的“四梁八柱”。先是通过建立编辑资格准入制度来规范进入编辑职业的门槛，再加快构建编辑继续教育制度、职称制度，中间辅以完善荣誉制度、重点人才工程等配套机制，由此构成了编辑专业化政策的体系轮廓。其中，编辑职业资格考试与管理制度、编辑继续教育制度、编辑职称制度构成了编辑专业化的基础性制度，与之密切相关的荣誉制度、重点人才工程制度等构成了编辑专业化的配套保障性制度。因此，这一时期的政策建设蕴含着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系统逻辑，呈现出初成体系、整体衔接的显著特征。比如，2021年颁布的《关于深化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健全完善了相关制度体系，实现了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的有效衔接。

2001—2021年期间，国家致力于修订、完善主干的编辑专业化政策，不断优化编辑专业化的政策供给，体现了政策的动态过程性。这一动态过程性表现为，构成编辑专业化政策体系主体框架的编辑职业资格政策、编辑继续教育政策、编辑职称政策都在实施一段时间之后，根据现实需要进行了一次修订，呈现出动态修订、逐步完善的显著特征，蕴含着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优化逻辑。以编辑继续教育政策为例，2010年11月，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布了《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这是我国编辑继续教育的第一部专项政策法规。在实施10年之后，国家新闻出版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专题调研的基础上，于2020年9月印发了新修订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在文件名称中取消了“暂行”二字，在内容上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和完善。

从政策视角分析，当前编辑专业化的主要矛盾是编辑群体日益增长的专业成长需求与专业化政策供给不充分、政策执行不到位的矛盾。由于对编辑专业化的特点和规律研究不够，认识不足，我们仍面临诸多的现实挑战，存在着许多问题短板，这些问题短板制约着我国编辑专业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纵观2001—2021年的编辑专业化政策，其政策目标大都集中于“提高出版专业技术队伍的整体素质” “加强出版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等表述，表现为过于强调编辑专业化政策的工具价值，即重视编辑专业化在队伍建设中发挥先导性、保障性和持续性作用的社会功能，而忽视编辑在专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内在需求，忽视服务于编辑个体专业发展的本体价值。由于缺乏彰显本体价值的政策引领，配套的出版单位支持服务体系一直未能很好地建立起来，编辑自主发展的动力激励机制更是缺乏，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编辑专业化的发展进程。因此，编辑专业化政策的价值取向较为单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我国编辑专业化进程走过20年的今天，编辑专业化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的问题日益凸显。突出表现为，我国编辑专业化进程较为缓慢，专业认同度不高，社会上包括出版业内的部分人士对编辑职业的专业性认识不足，对于“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做编辑”“编辑应该具有哪些必备素质”以及“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编辑”等专业化的基本问题认识模糊，甚至认为编辑职业谈不上专业性。有学者指出了出版业在专业主义建构方面的缺失，如较低的进入门槛，缺乏明确的从业规范和流程，缺乏明晰的职业理念^[5]等，由此反映出编辑专业化政策效果不够明显这一短板。以编辑继续教育政策为例，一项关于编辑继续教育现状的调研发现，其中认为“非常有收获”的仅占10.82%^[6]，表明编辑继续教育政策的实际效果不甚理想，与《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倡导的“注重质量”“注重实效”的继续教育原则要求有较大距离。

在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奠基期，虽然搭建了这一政策体系的“四梁八柱”，但是编辑专业化政策的体系化建设仍不够完善，已成为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突出问题。依照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对表1所列的编辑专业化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偏重于权威工具的使用，而激励工具、能力工具、符号和规劝工具、学习工具的使用比例很低。这一使用比例的失衡反映了我们未能做到各种政策工具的平衡协同使用，印证了存在编辑专业化政策体系建设不够完善这一问题。比如，目前缺乏落地的配套政策与具体的实施办法做支撑，未能构建起编辑专业化的微观运行机制。即使从编辑专业化政策的权威工具视角来看，同样缺少引领并推动编辑专业化实现突破、走向纵深的政策，比如在编辑职业道德建设、编辑专业标准研制、编辑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等纵深领域，未见出台解决编辑专业化进程深层次问题的相关政策。

当前，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研究尚处于萌芽状态，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专题研究缺失，没有得到编辑出版学界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可查阅到的研究文献寥寥无几，且这些研究文献大多仅停留在对政策的解读或分析的水平上，学理分析不足，实证研究缺乏，存在着既缺数量、更缺质量的结构性缺陷，明显滞后于我国编辑专业化进程，与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现实需求不相适应，制约着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水平的提升。

2021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了《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将“加强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作为完善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保障措施的重要方面，对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展望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未来发展，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政策有效供给，完善制度保障体系建设”^[7]，创新编辑专业化的治理理念、方式方法、体制机制，做好编辑专业化的顶层设计、政策供给与制度保障，不断提高编辑专业化的治理效能，推动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2019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提出“加强出版人才队伍建设”的三项总体要求，即“锻造过硬政治素养，锤炼高强业务本领，弘扬优良工作作风”，该文件成为指导我国未来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所提出的“加强出版人才队伍建设”三项总体要求都聚焦到专业素质这一关键点上，使得以提高编辑专业素质为目标的取向更加清晰，成为指引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战略方针。因此，在我国未来的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中，应准确把握党和国家关于编辑队伍建设的时代要求，秉持关于编辑专业化的鲜明立场，强调编辑职业的专业性，进一步明晰“提升编辑专业素质，促进编辑专业发展”的政策目标，确立“建设高素质专业化编辑队伍”的政策愿景，确立编辑专业化在我国编辑队伍建设中的核心战略地位，将推进编辑专业化作为加强编辑队伍建设的关键抓手，加快编辑职业由成长中的专业走向成熟专业的进程。

当前，我国编辑专业化的运行机制主要是由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主导推动的，自上而下地在发挥作用，这一运行机制的启动点和推动力都来自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尚未建立编辑专业化“自下而上”的运行机制。我国编辑队伍建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应追求实现多元价值取向的动态平衡，不仅要强调编辑专业化加强编辑队伍建设，促进出版业改革发展的需要，更应关注其本体价值，构建“自下而上”的编辑专业化运行机制，体现“以编辑为本”的价值内涵，从编辑专业成长的需求出发，促进编辑个体实现专业发展，从单一的工具价值走向兼顾多种价值融合的政策价值取向，促进国家、出版单位、编辑个体三方需求的协同和融合，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套运行机制协调发展，从而激发编辑个体实现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编辑队伍从外延建设向内涵发展转变。

编辑专业化政策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是编辑专业化进程取得成功的前提与保障。根据政策制定的系统性原则，应不断完善编辑专业化政策体系，构建体系化的编辑专业化政策供给格局。要从系统论的观点出发，不断完善编辑资格考试制度、资格管理制度、继续教育制度、保障制度、激励制度和督导制度，补齐政策体系的短板，使编辑专业化的各项政策形成一个有机衔接的整体。

为做好顶层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应该将事关我国编辑专业化进程中全局性、前瞻性、规律性的重要问题设置为优先决策的政策议题。

构建编辑职业道德养成的长效机制。职业道德是评价编辑素质的第一标准。因此，要以德为先，突出编辑职业道德养成，锻造过硬的政治素养，将编辑职业道德养成作为编辑专业化进程中常抓不懈的第一要务，构建编辑职业道德养成的长效机制，为我国编辑队伍建设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组织研制编辑专业标准。编辑专业标准在编辑专业化进程中起着基础性的导向作用。当前，高质量发展的出版业对编辑专业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专业化无标准可依的瓶颈问题日益凸显，推进编辑专业化的标准化建设已成为迫切需要。为此，应组织研制编辑专业标准，为编辑素质的专业化提升提供方向和标尺，进而构建编辑专业化的标准体系。

健全编辑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制度。2020年版的《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特别增加了“注重质量”“注重实效”的继续教育原则，标志着我国编辑继续教育由规模发展向质量提升的转型。为此，应加强编辑继续教育质量管理的政策建设，以提质增效为导向，健全编辑继续教育质量管理制度，组织研制编辑继续教育质量评估标准，做好继续教育项目的实施监测与绩效评估，确保将“按需施训”落到实处。

为推进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决策与评价机制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应重视吸纳编辑人员参与决策与评价过程，建立健全结构合理的政策决策与评价机制，完善编辑群体在编辑专业化政策制定与评价方面的民意表达规则。在编辑专业化政策决策过程中，不仅要有出版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专家学者的参与，更应广泛听取编辑群体的意见，使编辑专业化政策决策真正成为多方合力作用的结果，避免出现“一言堂”“拍脑袋”等随意性现象，确保编辑专业化决策既有深厚的专业品质，又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编辑是编辑专业化政策实施的目标群体，编辑专业化政策是否真正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能否为编辑带来真实的利益，编辑群体的直接感受是最有说服力的。在对编辑专业化政策进行评价时，也应重视吸纳编辑人员的参与，将对象评定法放在专业化政策综合评定的重要位置，保障编辑群体的合理诉求转化为相关的政策。

为寻求政策研究的支撑和引领，使我国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尽可能少走弯路或避免出现失误，应深入、系统地开展编辑专业化政策研究，不断完善政、产、学、研相结合的研究机制，重视对编辑专业化政策研究的规划与指导，对编辑专业化政策研究的内容和范畴进行结构化、系统化建构，推进服务于编辑专业化政策决策咨询的出版智库建设，着力提升编辑专业化政策的研究水平，催生一批高质量的编辑专业化政策研究成果。

着力提升编辑专业化政策的研究水平，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主攻方向上，应确立服务编辑专业化实践需求的原则，以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重大战略问题和实践问题为主攻方向。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上，应创新研究范式，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加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在研究内容上，应兼顾编辑专业化政策的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并逐步将编辑专业化政策研究的重心从静态研究转向动态研究，既要开展以编辑专业化政策的总体目标、本质特征、文本内容、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为中心的静态研究，更要着重于对编辑专业化政策的制定过程、影响因素以及执行效果等实践性课题进行动态研究。

当前，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正处于从夯实基础的奠基期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长期转型的关键节点。为推动编辑专业化政策建设的高质量发展，应加强国家、出版单位、编辑个人三方的协调配合，形成保障和促进编辑发展的强大合力，以编辑职业生涯发展规律为依据，以尊重编辑劳动成果，激励、服务和保障编辑专业发展为宗旨，形成促进编辑专业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体现编辑专业化政策的“国家意志”，不断增强编辑职业的吸引力，提高编辑职业的社会声望，引领我国编辑专业化进程行稳致远、健康发展，也才能保障并促进编辑个体不断追求自我的专业发展，实现从“合格编辑”向“卓越编辑”乃至“专业的编辑家”的提升和进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