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阶段。新时代学科交叉融合、理念思维激荡，出版工作作为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定文化自信，在党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实践。出版人才培养是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动力，相关政策的陆续出台，进一步强化了出版业深度融合发展需要加强推进出版人才队伍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业的人才队伍建设“提质增效”成果显著，人才队伍结构和储备、职业资格管理制度、全行业继续教育体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1]在出版业态变革的趋势下，学界结合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的出版学科建设、融媒体环境下的培养工作转型、知识服务下的现实出版需求等不同经验性层面，对出版人才培养进行了针对性思考。笔者试图在“本原”的逻辑起点对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人才培养的规律和体系构建进行思辨，从认识论、实践论、方法论和核心体系的逻辑依据展开出版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探究。

出版人才如何培养，追寻的是一个事物由什么产生（并始终存在）的问题。而在培养出版人才的过程中，认识论的基础理论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逻辑体系如何得以持续的关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精神，物质世界是客观可知的，人们不仅能够认识其表象，也能从现象中透视其本质，出版人才如何培养的本质思考要回归出版发展规律本身。对于出版人才培养而言，认识论的基础理论教育最终指向的是对出版世界改造的能动性，这是源于唯物主义改造世界的能动性。这种基于认识论的出版教育不仅仅是“意识的能动性”，更是“实践的能动性”；不仅为“解释世界”服务，更与“改造世界”直接相关。

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文化有其“无意识的传承”传统，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常常为来自国家和民间权威的力量，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这种创造的过程，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2]出版不仅是对文化的传承与筛选的过程，也是一个公之于众的知识传播过程。作为一种重要的人类精神文化活动，出版天然地具有“文化”的特质，出版活动将原本被垄断的信息进行一系列的文化生产，加工为系统化、组织化的精神文化产品，在产品进入市场后进行价值的流通，从而具备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与价值。出版生产的逻辑下，出版技术在历史更迭中显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口述传统到石头、竹、帛、莎草、羊皮等传播载体到雕版、活字、机械等印刷媒介，再到网络媒介的数字记录，出版物的媒介物质形态因技艺的加工生产而呈现不同的产品样态。出版物经济性的价值属性是基于出版技术的推动并在出版物市场流通中产生，而其文化教化的社会性功能则是出版物内容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能量。不同时代的出版生产，技艺的精深发展所带来的出版活动，经历着从“铅与火”到“光和电”的演化更迭。出版生产过程经历着衍生、流变的同时，出版文化的“始终在场”让优秀出版人才的塑造蕴含着一种潜在可能。

出版物是精神思想的凝结物，凝聚着时代的精神文明成果。自近代科学产生以来，以科学知识、思想、方法和精神为内涵的科学文化就源源不断地沿着“用”“体”两个方面，深刻地去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3]在中国社会，人文文化涵养着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相互交织，始终贯通中国文化的发展全程，并在新时代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表现形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来源。先进文化的结晶成果，在人类生存、生产、发展的动态过程中发挥着文化传承和思想教化功能，而正是这种历久弥新的传承性决定了出版人才的文化禀赋和思想底蕴。优秀出版人才的培养需要依托于具有历时性、共时性和现时性的文化价值系统，吸收借鉴历史价值，对不同的文化冲突求同存异，在出版活动中保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去统一现实需求和理想目标。

出版不仅是知识的选择和生产的过程，也是知识传播的过程，通过一定物质技术基础进行“公之于众”的行为，让“传播能力”成为出版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在市场营销环境中，一个良好的多渠道营销战略能够深度整合市场资源，将分散的渠道资源共同融入一体化发展格局，利用平台渠道、存量资源、内容信息、经营管理等相互之间的联动融合发挥整合性的协同效应。Barry Berman和Shawn Thelen研究认为，“高度整合的营销促销活动、跨渠道的产品一致协同、跨平台的信息数据共享、线上线下的整合营销、合作伙伴多渠道共赢”^[4]的市场特征也与此不谋而合。遵循渠道融合逻辑，知识传播需要建立在全新的出版营销体系上，一方面，我们需要连接层级式的营销关系和合作伙伴型的扁平化网络，将多元渠道主体缔结在统一的契约关系之中；另一方面，出版渠道的出版物成品形态与知识传播之间不再完全遵循“产品—传播”的顺序逻辑关系，且渠道的差异性也会颠覆知识的最终产品样态，甚至跨渠道的知识形态可能会与原有的出版物类型形成对抗关系。

为了适应出版生态的客观演变规律，知识生产的业态迭代、经营消费的场景变革、用户需求的知识消费等都对出版人才的知识传播能力提出了新的标准和要求。知识在不同类型渠道的加速化传播流转，会转变为一种基于内驱力的传播结构，形成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关系，加快知识经验的半衰期。而这种加速增长所带来的能量将要求出版人才在应对危机时需具备复合型的应对能力，能够依托新兴技术对不同渠道的知识产品样态进行前瞻预判，依托不同的传播特点，将替代型的出版物类型转换为互补型的内容资源，甚至将渠道作为新的组织生产方式，提高知识的积累和出版物的再增值能力。

技术性策略在出版领域的运用，为出版业对用户进行精准营销，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促进个性化阅读消费提供了便利。顺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智能化的技术成为新时代复合型出版人才的要求，出版业需要能够从技术层面了解用户需求，基于细分场景更加精准地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但在媒介技术变迁的新时代，原有的知识和信息收集、整理、筛选、把关、传播的出版格局被新的出版生态所打破，生产者、传播者、接收者之间的社会角色也时刻处于动变之中，知识半衰期的加快让出版理念不断被重新刷新。基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出版，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时刻嬗变着的出版生态中唯一保持恒定的质料是“用户”本身。出版物在市场上进行流通与传播时，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商业化产品在进行价值交换，更是作为一个精神文化的聚集物发挥着价值引导的功能，而这一聚集物作用的传播对象正是出版生态链条中的最终节点——人，这是出版的社会价值属性所决定的。

参与改造社会的智能技术物，是人类体力和脑力的延伸工具，在为出版活动提供不同方面的技术要素时，的确能够将出版者从简单重复的机械性劳动中解放出来，在人机协同中重构人与社会的生产关系。人工智能诗歌写作系统、智能写作平台等通过大数据集的训练，可以自动收集、生成海量语料库，通过语料爬取、数据处理分析进行AI智能创作。因此，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强化智能技术学习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技术化工具的发展是以人的发展为最终价值指向。在出版这一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思想创造性的社会活动中，智能技术物所发挥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强大的数据化处理分析能够依据用户现有数据集进行汇聚和分析，人工智能技术也能对数据内容进行解构和重构，机器通过深度的迭代学习甚至能够拟合更为复杂高维的场景，在不断修正中提高处理和生产能力。但我们也需要思考，基于数据集表现的智能技术物，其所形成的内容是否只是对一种已有信息的加工？对激发出版人才及用户本身更为深层次的思想劳动并进行价值再创和知识的再生产而言，是否为一种束缚？

在资本增值逻辑的宰制下，社会生活笼罩在数字的阴影中，不断丧失其确定性、本真性以及超越性，不再作为一种精神家园和意义栖息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数字（符号）工厂。^[5]事实上，人类有别于技术最核心的差异在于劳动者对创意性劳动的生产，出版物作为思想精神的凝聚物，在传播、阅读等一系列价值实践时，一定程度上需要为解放人的思想而服务。这也就要求我们在出版人才培养过程中要具备思想性、创意性内容的生产和实践，在出版实践中能够以价值服务满足用户需求，而非基于单纯的数据画像或系统模型来满足用户。

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的精神实质揭示：任何事物和对象都是在螺旋式上升的实践、辩证、历史的过程中生成的，是在过程性的实践和自我革新中不断形成的。所以，我们试图在实践论层面去分析出版的行业适用者从“潜能地存在”变为“现实地存在”应该如何实现。实践作为一种复杂多样的人类活动方式，在出版人才培养中展示出强大的自我革新和自我创造特征；我们在总结出版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历史经验中，要走出实践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种种障碍，从实践的检验性上把握对人才培养的认识。

立于当下的时间之轴，出版业横跨多领域、多环节，内容编辑、制作发行、版权交易、市场运营、经营管理等多个复杂的环节共同构成了出版活动流程。而不同学科或类型的出版编辑、不同渠道的出版方式等对出版人才提出的要求又必然会有所差异。作为个体的出版行业适应者，需要具有多元化的职业素养，满足不同出版功能，符合“生产—编辑—传播”等多个出版流程的专业素养要求。但历史和社会恒定的变动性决定了以个人的能力是无法穷尽出版行业所有需求的。因此，培养出版人才时不能以培育单个的“全才”型行业适应者为目标，而是要立足全局，以专业素养为内核竞争力进行不同类型出版者的分类培养。

现代性伴随而来的是社会的加速流动，与此同时也缩短了知识从筛选、生产、传播到衰落的周期。出版行业在嵌入知识生产和服务的基础结构之中时，不可避免的是知识的液态化流变加剧，导致出版人才专业素养的滞后与现实发展的不匹配，而这种矛盾性也指引着出版人才培育时要回归知识内容和知识传播载体本身。出版教育必须以分类培养的方式，结合各个学校的优势，才能培养出具有某一方面核心能力的人才。^[6]对于出版者而言，单纯以个人的专业通览是无法应对出版生态的结构性重塑的，其基于现实实践和理论认知层面的专业素养培养也要依靠对知识生产秩序的动态性把握，以构建学习型自我的方式去提升专业素养能力，从而适应不同阶段出版生态的功能需求。

新时代的信息化发展和出版生态的复杂交叉，必然要求出版教育的多学科有机融合。学科知识间的整合汲取是一个不断“聚集”的过程，其他学科在细分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缜密严谨的知识体系，在与出版学科相融合时，要以出版学科为基础核心去构建内在统一的逻辑关系，而非进行学科知识间的机械化拼接。学科间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是立足出版最初的学科体系本身，在不同学科知识中再聚集而生成新的结构。

基于此，新时代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的出版人才培养是融合逻辑之下出版知识体系的教育学习，出版者因不同学科系统性和规范化的教育积累而习得知识，获得发展的机会。这种跨学科的融合发展既是出版生产的基础，也是出版生产的条件，也将出版技术的核心要素进行了重构。出版物也不再只是单纯作为视觉的产物，而是为多感官、多体态服务的阅读对象。一方面，在纸本和屏幕的转换中，文字符号的意义传递因传播媒介的载体差异而需要不同的文化传播技术，从二维平面的文字文本到可超链接的读图读屏，视觉的文本对象在整体性意义上被不断赋予更多可能；另一方面，新的出版行为往往涉及视觉、听觉、触觉的多感官综合性运用。技术条件的充分化发展，在培养用户对视觉之看的阅读行为时，也会从视觉之看到听觉之“看”，从平面呈现到立体显示，以有声读物、AR图书等新兴形式将静态的阅读转变为流动的阅读。这些转变创新，需要出版队伍能够根据专业的学科基础进行不同知识的分解与再重构，再利用文化传播技术进行不同媒介上抽象符号系统的知识还原，甚至能够基于某些技术条件实现从抽象的文字符号向三维立体的具象丰富，将抽象的符号系统进行具象化呈现。

依托于外在化的物质条件，出版将知识从个体记忆独有转变为社会共享。信息化时代的出版生产注定是一个在不断融合聚集中的涌现，知识的存储在从固定的物理存在转变为云平台的开放存取时，并非简单的机械迁移。例如，出版的版权开发是纸质媒介和数字媒介之间相互转换的过程，在媒介的转换过程中知识信息的传输会产生质变，为了适应不同媒介传播的独特性，出版物的最终呈现也会被赋予传播媒介的元素特质。在新媒体影响下，同一知识信息在文字符号、视听语言、多感官行为逻辑下呈现的出版物类型，会因媒介载体本身的差异性而呈现不同样态。

信息生产逻辑的丰富与发展，使得用户的需求逻辑出现了结构性变革。对于出版行业适用者而言，能够根据媒介融合应用的属性促进互动传播，已经成为基础性的媒介素养要求。在出版生产力以印刷出版为主的阶段时，出版物是以一种完成形态进入用户视野，读者和生产者的交流是一种非共时性的对话，如报纸和期刊等编读互动栏目的形式因版面的有限性、读者来信的遗失等因素进行有限畅通交流。而在当下，媒介融合不仅带来出版物生产的创新变革，也带来交流层面的实时通达，多种社交平台作为出版物交流的副产品成为连接出版生产者和受传者交流对话的渠道，为出版者与受众的实时交流从技术层面提供了连接可供性。同时，不同于印刷出版为主的阶段出版物生产的前置性，当下的在线出版是一种进行态的连接，受众参与编作过程共同参与“写作空间”，用户对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进入多维度的连接融通。数字技术经由超文本等方式，将不同的甚至背离的观点和表述紧密相连，也赋予读者书写和言说的权力，让读者能够参与书写和对话，从而转变为作者。^[7]

从整体系统看出版人才培养流程的“制作者”，才能对出版人才的考量形成最终结果。出版产业每一个环节都具有系统性特征。出版和人、出版和社会、出版和技术，它们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种融合关系，同样具有系统性特征。出版领域存在结构化的问题，同时也有非结构化的问题。无论是什么问题，在出版方法论的基础性研究当中，都需要研究相应的系统的方法论。

2019年科技部等部门制定印发的《关于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指导意见》进行了促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的顶层设计，让出版业态融合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基于此，从内容生产到传播深化、从版权开发到开放获取、从传统媒体到人工智能、从新兴印刷技术到新闻出版广电智能化建设、从优势技术到标准研制等，出版业态高效协同的发展格局内含着出版发展和出版人才培养的动因。

顶层设计之下，出版者需要建立对整个出版业态和产业流程的全面认知，敏锐地洞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动变，利用出版融合技术赋能生产和传播。如武汉理工数传集团研发的RAYS系统是“互联网+知识”的媒体融合解决方案，成为国内200多家新闻出版机构从业人员从传统媒体转型融合媒体的创新工具。出版行政主管部门、出版行业协会等开展出版融合业务的创新培训、交流活动，在岗培训能够适应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出版人才。出版者虽然无法做到满足出版业态发展的所有需求，但是不能缺失专业的职业素养和对事物的视野、格局和学习能力。在出版教育阶段，更需要基于文化和科技相融提高人的劳动效率，延伸和拓展人的主体性。总之，全流程的同频培养重点在于提高出版者的多维学习和融合创新能力，出版业态要建立出版人才管理的长期发展规划，从高校出版教育的知识体系建设到出版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合作培训，完善出版人才培养的持续性方法。

传统出版教育无法满足媒介技术变革下出版产业的技术需要，出版生态的数字化、文化科技的融合化，已经成为出版领域的基本逻辑。高校的出版人才培养中，教学内容滞后于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传统出版教学与媒介技术变革之间存在“局限性和开放性、理论性和实践性、闭合性和延展性”^[8]这三个核心矛盾。文化科技创新体系的“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发展要求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但目前的出版教育中，明确出版企业主体地位的机制尚未形成，出版企业人才建设主体作用尚未发挥，也就是说企业层面的人才培养构想并未真正在现有的出版教育体系中“启动”，出版人才的应用型实践和理论性学习之间存在偏差。

高等院校出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校企联合培养基地，高校协同企业建立校外导师和校内导师的“双导师”联合培养模式。近年来，四川大学与新华文轩进行战略合作，合力打造出版产业研究平台，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共建出版人才培养体系，推进校企双方的系统合作。随着出版教育的融合创新和校企联合推进，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人才队伍需要将融合发展理念作为学科发展的行动指南，发挥高校和企业在出版发展中的能动性，在应对技术挑战时主动适应并借助科技之善，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知行合一。

出版业态的联合是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校企联合是理论和实践的融合，学术共同体的打造则是学科和学科的融合。知识体系的扩展，推动学科细分到学科融合，所以，以严格划分的学科体系去解决某一具体的综合性问题所发挥的效用是有限的，知识体系需要进入多元的、深层次的丰富和创新。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学科融合所带来的正向效应也成为学科发展的内生力量。学科的交叉融合是社会现实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文、社会、自然等科学研究在于对本质和规律的探索发现。出版是将本质和规律以知识的形式凝聚，并以某种方式公之于众的基础性渠道。作为知识体系传承和传播的“基础设施”，出版涉及不同类型的科学，其与各个学科相互交织。现有的知识体系和产业结构都在试图通过连接增强学科的联合建构，带动文史哲艺等文科专业的内部融通、文理学科不同领域知识结构的交织以及人文、社会、自然领域的协同融合、知行合一。建立在学科交叉融合之上的学术共同体，聚集了不同类型、不同维度的专业思考，它试图打破“高塔”的壁垒，让更多人能够跨越学科知识的壁垒，从其他学科的知识中获得更多可能性。基于学术共同体的出版人才培养，正是为更多人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为生存和发展赋予更丰富的连接可能。

人始终是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所要把握的是“现实的人”，是“处在整体中，被决定的”一般的人，是“由孤立的个体联合起来的整体”。^[9]出版人才培养行动逻辑的指向是出版人才核心体系构建这一目的，体系构建的立体多维，是人才培养过程进行环节引导和管理的重要前提。

经济资本的逐利性与出版的文化教化属性之间的悖论调节，需要依靠国家权力规则的制约，在国家法律和思想价值观引导下去进行出版人才的培育。从毛泽东的出版思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中国化是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而逐渐发展起来的。

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出版活动总的立场、观点及方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其根植于历史与实践之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服务人民为目的，以实践为最终的检验标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最基础和本质的是要坚持党性原则和人民性原则相统一，也就是坚持先进性和群众性的统一，通过构建把社会效益放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来培养马克思主义出版人，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培育新时代的出版人才，就是要在出版教育中发挥马克思主义出版观理论体系对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出版者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出版队伍，以人民为中心进行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创造。人在劳动中生产物质资料，同时还重塑出新时代所需要的出版人才。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除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外，还要在实践中锻造。^[10]我国出版人才马克思主义出版观思想体系的培养，要坚持历史和实践的统一，科学和革命的统一，在认识论上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实践论上认识其能动性和规律性的创造统一，价值观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出版目标，历史观上客观认识到不同时代场域的具体运用，与时俱进，因时而变。

学科交叉融合要求优秀出版者应该具备融合能力和素养。在面向未来的出版人才培养中，要从不同学科体系充分挖掘满足出版融合发展需要的各类适配技术，对其系统教育。出版教育体系要与人的发展规律相一致，以文化和科技支撑出版教育，建立具有融合性和智慧性的时空共同体。在时间维度上，即时性层面培育能够适应出版传播融合变革的技术适应型人才，历时性层面确立终身化教育教学体系，促进出版者的可持续发展；在空间维度上实现不同人才培育空间的联合联通，学科融合，重构新的教育空间；校企融合，重构新的产业空间；线上线下的教育交互，重构新的学习空间。技术与生命的融合共生体现在个体、他人与人类三个向度，其一，以技术工具满足生存本能；其二，以技术实践改造生活世界；其三，以技术精神实现生命自由。^[11]也就是说，出版学科专业技能的教育逻辑要符合从生存到发展，再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递进。出版专业技能要求的训练，首先，要为出版者未来的职业生存服务，使学生获得进入岗位的资格，实现从学生到社会职业身份的转变；其次，在劳动关系中，出版行业的发展变革性决定了技能适配要根据实践需要进行终身学习，以在社会经验中激发改造世界的发展潜能；同时，优秀的出版者应该是一个具有主体价值的自我，自我实现要通过文化思想道德的价值约束进行理想自我的升华。

根据教育部“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和《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重要论述，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全媒化复合型专业人才，才能适应媒体深度融合和行业创新发展，一专多能与融合发展构成了新时代出版人才基本专业素养的内涵要求。介质的融合协同重点在强化出版生态的跨介质、多角度延伸。在先进技术构建的知识供应链中，越来越智能的数字技术正嵌入出版的每一个层级，和人类一起成为知识的采集者、生产者、把关者和传播者，技术与人的协同赋予出版者从泛连接到全媒联通的连接和行动的可能性。出版产业本质上是知识密集型产业，以知识智力资本为主要生产要素。因此，协同融合的发展趋势更符合知识本身存在于网络之中的无边界性特征。传统出版活动是将无形状的思考以主题的形式进行物理化呈现的过程，随着出版的深度融合，出版媒介的绝对边界会越来越模糊，它会以更加符合知识本身特性的方式对出版产业的产出进行重塑，引领行业从规模化走向智慧化。在以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障的出版深度融合中，出版者的职业创新本质是以知识特性的生产与传播为指向的。在从某些具象的专业技术素养提升到抽象的职业创新提升的转变中，依据知识特性的深度连通，以人机协同广泛的创新创造活动为外在表象，内隐于智能技术的工具理性和人的价值理性之中。

新时代学科交叉融合背景下出版人才培养的经验性总结和展望，能够为出版产业的发展提供实践性的动能。出版人才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化过程，基于认识论逻辑的基础理论教育从出版物、出版渠道和用户的三个不同维度探寻如何创造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础动力；基于实践论逻辑的行业使用者培育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在出版人才的培育中以发挥专业素养、学科融合、互动传播来将“潜在”革新为“实在”；在整个系统流程中，认识论逻辑和实践论逻辑是与方法论逻辑紧密交织的，业态同频、校企联合、学术共同体的培养方式将出版的人才和技术、社会始终联系在一起，不断地延伸着对出版者、出版载体、出版技术和知识社会等的认识和改造。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由于认知的有限性，出版人才培养机制是动态的探索过程，要彻底地解答这些问题，仍需在现实存在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理性思考和客观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