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末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暴发，对全人类的生命健康造成巨大威胁，让全球陷入恐慌情绪之中，这一时期公众急切渴望得到有关新冠肺炎疫情内容的科学解读，呈现出了对其相关科普内容的强烈需求。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的不断变异，陆续出现Beta（B.1.351）、Delta（B.1.617.2）和Omicron（B.1.1.529）等多种变体，引发一波又一波疫情，全球都持续处于对病毒相关信息的高度关注状态中，尤其是对病毒和防治措施的最新科学研究进展的关注。因而，近3年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最新科普内容持续是群众的“热需求”。而在此期间网络上充斥着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阴谋论和谣言，严重阻碍着世界范围内的防疫举措，损害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Barry在对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总结时曾说过：“在下一次流感大流行中，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无论病毒是温和的还是强毒性的，对付这种疾病首要武器是疫苗；其次是切断传播。”^[1]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疫情防控逐渐常态化的背景下，基于医学手段的疫情防治与做好科学传播同等重要。这一时期，及时向公众传播科学可靠的科普内容既能有助于防疫工作的顺利推进，也能提升公众对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认知，满足公众对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科普内容的炽盛需求。而科研论文是研究成果的最直接体现，是大量科研成果的首次公开发布，无论从内容的可靠性还是信息的时效性来说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科普内容重要且可靠的源头。科研论文背后的科研人员被形象地称为“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他们是科学知识、方法、思想和精神的发现者和生产者。^[2]学界一直对以科学家为代表的科研人员群体的科学传播行为有着广泛的兴趣。^[3]然而，诸多研究显示，科研人员在开展科学传播工作时存在着“四不”窘态——不愿做科普、不屑做科普、不擅长做科普和不敢做科普。^[4]此外，2021年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在其提出的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方面，提出要“鼓励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项目承担单位和人员，结合科研任务加强科普工作。推动在相关科技奖项评定中列入科普工作指标。推动将科普工作实绩作为科技人员职称评聘条件……通过宣传教育、能力培训、榜样示范等增强科技人员科普能力，针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主动、及时、准确发声”。^[5]202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也提出：“鼓励科技工作者与文学、艺术、教育、传媒工作者等加强交流，多形式开展科普创作。”^[6]本研究以此为出发点，试图以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医学类论文为着力点，了解“热需求”下科研人员进行科普创作的典型状态，探寻科研论文科普转化中的助力点和阻力点，以期对生物医学类科普内容创作和如何更好地动员科技人员积极参与科普，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科普内容，针对社会热点、焦点问题，主动、及时、准确发声给出一定的意见建议。

科研人员在应急事件的科普中对事件的发展和民众情绪的疏导等多方面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关于科研人员如何更好地在应急科普中发挥作用的研究则不够丰富，大多为研究如何更好地开展应急科普工作或在做好应急管理时如何发挥科研人员的作用，如王明和郑念^[7]从科技工作者的视角，对应急科普机制体系建设进行研究，指出完善政府应急科普机制需要立足“三权合作”视角，规范三方权力运行，促进政府、媒体和科学家群体分工协作。胡俊平^[8]提出提升媒体应急科普能力，需建立与科学家间的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调动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积极性。少量关于科研人员和应急科普相结合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一是价值意义层面，强调科学家参与应急科普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邹贞^[9]等人分析了科研人员在应急科普中的作用和科研人员缺席应急科普的原因，并给出了科研人员参与应急科普的建议。二是科研人员如何在应急事件中发挥作用。如Zhang Y^[10]等人研究提出了中国科学家参与应急管理的五种主要工作机制，即政府—专家—机制、科学—社区—系统化、专家联系—机制、科学家—媒体互动机制和应急科学研究与普及相结合，指出了在应急事件过程中开展科学普及是科学家参与应急管理的重要方式之一。三是研究影响科研人员参与应急科普意愿的相关因素。如谢宇^[11]等人在2020年2月中下旬，即中国正经历全国范围内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期间，对中国科学家群体的应急科普意愿进行调查，通过建构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概念模型，探讨了中国科学家在疫情突发时的应急传播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得出科学家的道德准则与社会责任感在全社会面临危机时发挥着强大作用。四是以特定的科技工作者团体为对象，对群团组织在应急科普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如马福云^[12]以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为例探讨了群团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

总体来看，关于科技工作者参与应急科普的研究数量少、时间短，内容多聚焦于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应急科普研究，对于科研工作者自身如何在应急事件中更好地发挥有效作用，涉及较少。

国内在学术论文科普转化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与研究。最早是郑霄阳^[13]，提出了要将医学论文改写成科普文章。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武汉分院党组书记陈平平就曾呼吁，“要做到每一篇科研论文后面，都有科普文章、书籍、视频。”^[14]实际上，早在2007年，国内就开展了学术论文与科普文章之间衔接转化的实践工作。2007年1月29日，中国科协发布《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关于建立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见面会制度的通知》，开设了中国科协科技期刊与新闻媒体定期交流的制度，自2007年1月至2008年10月底，见面会共收到入选“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的科技期刊来稿248篇，经专家评审后重点推荐112篇，书面推荐56篇，总计推荐168篇。^[15]有学者对参与该见面会活动的《中华医学杂志》和《中国药理学报》进行分析，得出与国外研究的类似结果，《中华医学杂志》等期刊每月定期将优秀的科研成果撰写为科技新闻推荐给大众媒体，同样提高了科研成果的影响力。^[16]参与该见面会活动的《生物工程学报》自2010年开始向大众媒体推荐优秀科技稿件，使得推荐稿件在中国知网的下载率比同期的稿件高出3～4倍。^[17]近两年也有相关文章继续深入开展研究，如王大鹏和黄荣丽（2020）^[2]以学术论文与科普文章的衔接转化为例，提出了促进科技资源科普转化的三条建议。李明敏和俞敏（2021）^[18]是基于学术期刊运营的角度提出学术期刊应借助新媒体工具开展论文科普化工作，提升学术论文的显示度，进而提升期刊影响力。以相同的英文关键词在Web of Science上检索则未发现相关文章（检索日期：2022年3月16日）。但是目前这些研究基本都是基于一些价值意义层面的分析，尚未发现针对具体转化案例进行跟踪研究，本研究基于这一现状提出，以期通过具体案例进行深入探索。

本研究以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医学类论文为着力点，筛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收录在Web of Science上的相关医学类论文（筛选标准见表1），通过抓取论文作者的邮箱信息，以邮件形式与论文作者进行联系。研究通过大数据筛选出共计13 095条数据，经过人工逐条筛选，得出符合研究要求的数据共4 065条，排除相同作者（邮箱相同）后，剩余3 598条数据，对这3 598个邮箱发送调查问卷链接，问卷语言仅简体中文，截至2022年10月29日共回收169份问卷。

本研究通过相关文献调研结合专家咨询访谈的方式，确定了问卷调查框架与主要调研内容。问卷主要围绕四个方面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论文作者展开调研：一是新冠肺炎疫情论文作者的科普行为方面，包括过去的科普参与情况，相关论文发表后与论文内容有关的科普行为，近期与论文无关的科普行为，未来参与科普的行为意向；二是对中国科普环境及现状的认知，包括对本次疫情相关科普情况的认知，对中国科普现状的认知；三是基于作者自身的科普态度、主观规范、描述性规范、道德规范、感知行为控制、感知机构支持、感知行为收益和开展科普面临的实际困难、获得的现有支持等；四是基本统计学内容调查，包括性别、年龄、学历、职位、研究领域、学术积累等。

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 259份（显示收信人邮箱地址不存在或收信人邮箱地址不可用等原因被退回339份），回收169份，有效问卷166份，其中136人为男性，占比81.93%，30人女性，占比18.07%；在完成的最高学术训练方面，完成博士及博士后学术训练的达到86.14%（其中54人具有博士后经历，占比32.53%，89人完成博士阶段学术训练53.61%，博士在读4人，完成硕士阶段学术训练11人，硕士在读1人，本科学历6人，1人未告知学历情况）；在职称方面，具有高级职称的达到91.57%（其中具有正高级职称107人，副高职称45人，中级职称7人，其他7人）；年龄分布上26～35岁为15人，36～45岁为71人，46～55岁47人，56岁及以上33人；从岗位看为所在单位的领导的有17人，部门负责人的有60人，在所属单位担任独立PI的有93人，普通科研人员35人，在读研究生2人，与科研或教学无关岗位1人；在所涉及研究领域上，医学及相关领域占66.27%，生物学领域占13.25%，心理学领域3.61%，数学、化学、工学等其他领域共计16.87%。受访者均具有丰富的论文发表经验，发表过10篇以上论文的达到89.76%（其中发表论文数量≥56篇有83人，占比50%；41～55篇15人，占比9.04%；26～40篇，24人，占比14.46%；11～25篇27人，占比16.27%）。从对受访者以上基本统计学内容的分析发现，受访者均具有丰富的科研经历和科研成果。

大部分受访者对科研工作者参与科普持肯定态度，赞同科研工作者面向公众开展科普活动，认为面向公众开展科普也是十分正向、有价值、有益和有趣的事情（见图1）。基于道德规范层面的原因，他们认为科学家开展的科研活动是受到纳税人支持的，有责任与义务面向公众进行科普，尤其是在病毒肆虐或其他重大科学事件出现时，更应该担起科普重任（见表2）。这也与其他研究的结论一致，科学家普遍在道德层面支持科学传播。^[19,20]具体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与其有关的科普内容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认为疫情内容比较敏感不适合传播，他们也感受到了疫情期间谣言和假新闻的冲击，赞同有关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谣言和假新闻太多的表述，但对科学家在疫情期间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效果却持中立态度，他们并不认为这次疫情中科学家很好地开展了科普工作，取得了公众信任。

本次研究受访的新冠肺炎疫情相关论文作者大部分具有参与科普活动的经历（见图2），并表示在未来一年打算继续从事科普（见表4），在发表了相关成果后，大多数作者也并没有止步于文章见刊，而是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开展了科普工作（仅有20位受访者表示在论文发表后没有科普行为），如向周边的家人或朋友进行介绍，与公众进行交流，撰写新闻稿和科普文章等，而制作成需要耗时耗力较大的科普视频、科普漫画的较少，媒体等外部力量协助其进行专业转化的也较少，接受过媒体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采访或与记者交流过的人数比例仅为33.13%，就自身发表的相关研究接受了媒体采访的比例更少，为26.51%（见表5）。同时，他们更愿意与周边人进行相关的讨论，如参与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讨论的人数比例为81.93%，纠正过其他人相关错误说法的人数比例为62.65%，在微信群中提供过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知识的人数比例为61.45%。而在影响力比较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声则比较谨慎，整体参与率较大幅度降低。如在微博、知乎、头条、悟空问答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提供过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信息的人数比例仅为27.11%（见表6），而这些社交媒体和知识社区平台也正是面向大众科普的重要渠道。此外，在过去的两年，只有12.65%的人有新闻宣传人员或其他外部团队个人（出版社、公司、自由职业者等）就宣传或科普事宜与其进行比较频繁的联络沟通，25.3%的人完全没有相关团队或个人与其联系（见图3）。

谢宇^[11]的研究中将对科学家开展科普的感知行为控制概括为包括科学家在开展科学传播活动时对自身专业领域知识的信心、对科学传播能力的感知、对科学传播资料的掌握和对自身科学传播活动效果的预期等，本研究沿用这一范畴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绝大多数对自身专业知识具有充足的信心（见表7），认为自己具有从事科普相关活动的能力，开展科普会提升科普工作的效果，能够助力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助益科普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这和其他研究得出的结果一致，科学家感知到自身参与科普带来的积极影响越明显，参与的意愿也就越强。^[21]

从对中国科普环境现状认知系列问题的统计结果来看（见表8），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在中国，公众很渴望科学家做科普，很多科学家的科普创作都赢得了很好的反响，但是目前中国的科普环境很乱，科普内容参差不齐，问题很多。

大多数受访者对所在机构及单位领导对科学家开展科普工作的支持状态保持中立态度，而所在实验室或PI则相比更加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普（见表9）。科研单位是科普内容的源头场所，但受访者们所在的科研机构中只有25.3%的单位有一半及以上人员开展过科普工作，其他大多数都没有开展过科普活动。受访者们最了解的6位同事中，有3位以上从事过科普活动的比例仅为16.87%，没人从事过的为20.48%（见图4）。从计划行为理论中的主观规范角度上来看，受访者受到的来自身边人重要他人的支持中，家人亲戚朋友也明显大于科研同事同行（见表10）。可以看出，来自所在单位及领导的正向支持不足，以及在工作环境中缺乏参与科普的氛围，成为影响科研工作者积极投入科普工作的影响因素之一，这也可能是受访者整体上并不认为科普能够为个人获得科研资助和为职业发展带来助益的原因（见表11）。

对受访的科技工作者来说，阻碍他们将科研成果转化成科普内容排名前五的主要障碍为科普不算工作绩效、没有经费、没有时间进行转化、没有专业做科普的人帮忙以及没有好的渠道，而仅有7.83%的受访者选择没有兴趣，和前述内容一致，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对参与科普工作具有兴趣，阻碍其参与科普转化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机制的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也没有形成畅通的转化渠道。

针对以上研究得出的结果，可以发现在习总书记提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位置”这一重要指示精神后，随着社会各界对科普工作的日益重视，科普理念已经受到科技工作者认可，科技工作者有责任和义务参与科普的意识已经形成，且对参与科普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态度和行为意愿层面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基础，但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科研工作者科普实践尚存三大主要阻碍，分别为：体制机制设计不合理，科技工作者难以从开展科普活动中获益；受到的外部支持力度不足；科普环境有待改善。疏通这三大主要阻点，可从以下三个角度发力。

从科研人员个人角度，当下科研人员参与科普主要依赖社会责任意识和自身兴趣，仅有极少数科研人员能够从开展科普活动中获益，解决这一问题，调动更多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积极性，可考虑从科普工作的年度绩效认定、职称评审、项目申报以及经济收益等角度发力，制订切实便捷可操作的机制手段，让科研人员开展科普能够获名获利。从科研人员所在单位角度，避免形成从事科普耽误本职工作的认知，推动科普工作成为科研单位的年度工作规划之一，对于职工科普参与度高的科研单位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和荣誉表彰。

科研人员由于科研任务繁重，可用于科普的时间精力并不充裕，加之术业有专攻，大多数科研人员并不擅长科普文章写作和科普图文、音视频制作，缺乏专业的外部力量协助成为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重要阻力。解决这一问题可通过搭建类似“猪八戒网”“科创中国”这类的供需对接平台，让懂科学却不擅科普的科技工作者，擅长科普文本创作的文字工作者和熟悉新媒体内容形式制作的设计、出版、传播业界人士汇聚，让科技工作者能够方便找到专业的团队协助其进行科普转化，生产科普产品，专业的团队在制作科学相关内容时也能实时找到专业的科学家队伍，担任其科学顾问，帮助其解决科学性无法得到保证的问题。

鱼龙混杂的科普市场让受众难以判断孰真孰假，治理科普市场乱象需要以标准为手段形成市场准入机制，以指南为参考进行规范引导，同时大力宣传推广高质量作品形成示范效应。因此，需要研究推广科普作品标准，判断什么样的作品能够作为科普作品向大众进行传播以及什么样的内容是高质量科普内容，为相关传播平台向受众进行科普内容推荐提供参考，而不是唯流量论。同时，需要以中科协为代表的官方平台和各科普内容平台发布适应群众需求和各平台特征的科普内容创作指南，引导科普内容创作者针对需求创作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质科普作品，并对高质量科普作品进行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