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出版是由发起者、原作者、译者、出版者和译语读者等构成的行动者网络，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途径。翻译出版与单语出版的区别在于：翻译出版的对象是翻译作品，出版过程增加了翻译环节，涉及译者参与和符际转换，译者角色不仅仅是翻译主体，也是出版传播主体。翻译出版学是基于翻译出版实践进行的理论思考和学科建构，是“研究以文字出现的翻译作品的传播的一门社会科学”，关注三个核心要素即文字、翻译作品、以传播为目的。^[1]在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当下，翻译与出版的一体化逐渐成为常态，业界与学界日益意识到必须结合对外翻译与国际传播“两张皮”，其中涉及对译者角色的重新定位。鉴于此，本文基于湘军出版“走出去”成功案例的分析，在翻译出版学视域下重新考察译者角色，阐释译者如何与发起人、作者、出版者、媒介和读者等其他行动者进行互动写作并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期引起业界和学界更加重视译者的重要角色和突出作用，加速培养高素质翻译人才，推进对外翻译水平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自有翻译活动以来，译者就活跃于文化交流的舞台，拥有不同的身份或称呼，如中国周朝的“象胥、象、寄、狄鞮、舌人”等，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改编者、演说家、创造者、竞争者”等。翻译学界从不同视域研究译者身份，包括译者身份的认同、建构、嬗变及其对翻译策略选择、译者行为、翻译过程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并赋予译者某种角色，以评价其在翻译过程中的功过是非。在西方，奈达较早讨论译者角色，认为译者是先锋、接产妇和队友，^[2]此后陆续有人将译者视为把关人、（跨）文化协调者、语言文化大使、出版社代理人、故事讲述者、谈判者、战争记录者、知识经纪人等。

国内翻译界往往将“译者身份”等同于“译者角色”，如谭载喜认为“译者角色”即“译者身份”，分析了14个代表性的译者比喻：画家、演员、乐师、调停者、筑桥师、媒婆、摄影师、启明星、竞争者、叛逆者、奴仆、奴隶、旅行者、商人、把关人。^[3]“译者身份”与“译者角色”虽然在概念的内涵上存在交叉，但有明显差别，周领顺对此区分如下：“译者身份”是译者呈现的语言性语码转换行为特征，而“译者角色”主要表现为译者的社会性表演特征；“身份”是显性、稳定、有限的，而“角色”是隐性、可变、无限的。^[4]215笔者认为译者身份只有一个，即从事翻译活动、有主体意识的人（为便于聚焦讨论，本文不考虑作为人类智力延伸的机器），但译者角色不止一个，根据翻译活动的使命、任务、类型、阶段，同一译者可以承担不同角色，如兼容于传播者、研究者和诠释者，转换于口笔译员，穿梭于读者、研究者和创作者之间，等等。译学界近年来出现了译者角色化研究的趋势，认为译者角色化是“译者为了使译文满足某种需要而调整和改变自己行为角色的社会性选择过程”。^[4]219译者除了具有转移原文语义、保留或变换原文语形的职责之外，还担负跨文化交流的各种社会性角色。

传统翻译观认为译者地位从属于作者，充当“仆人”“奴隶”“隐身者”的角色，因而抑制了其主体作用和能动性；文化翻译观则认为“翻译是改写”，译者成为“操纵者”“叛逆者”“文化摆渡者”，在某种程度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到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但是，译者角色只是从“隐形”变为“显形”，其作用只是从“被蒙蔽”到“被发现”。在翻译与出版日益一体化的融媒体时代，翻译学视域中的译者角色定位相关研究逐渐显示出不足，突出表现在：将译者的活动范围局限于翻译范畴，将译者的角色定位于翻译主体而非出版或传播主体，将译者的作用明确为以客观受动性为前提的主观能动性。其直接后果是，实践中，不利于译者提高翻译实践能力、发挥更大的主观能动性，译才培养明显脱节于现实需求、落后于行业发展；理论上，译学研究的视域狭小、疆域封闭，不利于从翻译现象中悟透翻译的规律和本质，无济于译学发展及其与相邻学科的交叉融合。

随着翻译与出版一体化趋势日渐显著，新时代中华文化对内传承与对外传播的双重使命更加突出，翻译出版学视域中译者的角色日益中心化，功能更加多元化，译者不仅仅承担翻译出版过程中的翻译任务，也参与选题策划、图文编辑、出版发行和传播等诸多环节，加深与出版项目发起者、出版者、读者等其他行动者的互动。一方面，译者处于一个社会化的网络之中，“翻译不是由译者一个人单独完成的，而是诸多行动者（包括人和物）相互连接构成一个行动者网络，动员网络中各行动者来完成翻译任务”。^[5]译者行为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或制约，诸如发起者（或委托人、赞助人）、原文、原语文化及其世界、意识形态、翻译出版语境、翻译动机、翻译规范、译语读者等，译者行为在翻译出版活动的初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被动性和配合性。另一方面，译者作为自主意识和创造能力的行动者，与翻译出版环境和各种内外因素密切互动，在不同阶段呈现具体、明晰、动态的角色或角色化特征，表现出更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与其他行动者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合力推动翻译出版进程和译作传播效果。鉴于此，有必要将译者行为纳入翻译出版的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从翻译和出版两个视域或翻译出版的融合视域，重新审视译者的多元化角色，在全面分析其不同阶段角色的基础上，重视其主体作用的发挥和更多潜能的挖掘。

在选题阶段，翻译出版主体是发起项目、控制过程并且影响译作传播效果的个人、团体或组织。翻译出版主体居于翻译出版过程的首端，首先进行选题策划，包括：分析待译图书的来源和类型，制定选题实施步骤，规定翻译类型或模式，如独译或合译、全译或变译等。译者获悉招募信息后，需要了解翻译出版主体的选题倾向、出版意图和翻译偏好，并结合自身的经验、能力和时间决定是否应招以及如何应招。此时，译者表现出一定的客观受动性，需要接受主体的委托，满足翻译合同的相关规定，如翻译的原则、标准、策略与方法、质量规范、交稿期限等。

译者结合对翻译目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的认识，基于业已形成的译者惯习，利用积累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符号资本）^[6]，主动参与翻译选题。虽然翻译选材受到译作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的影响，局限于其特定的社会场域，并受到出版审查等外部机制的制约，但译者熟悉待译图书的内容、形式及其在原语世界的影响，了解译作的受众期待和翻译出版价值，因而对翻译选材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加强外译战略和国际传播能力的新时代，中国译者或长期在中国的外国学人甚至汉学家，作为“中国文化外译传播主体身份，首先是外译内容的筛选和推荐者”。^[7]在翻译出版项目启动之前，译者可能身兼翻译出版主体，单独或邀约作者向出版社推荐翻译书目，与出版社一起遴选翻译书目。在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申报公告中，明确规定项目主持人主要是来自国内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相关外语专业、翻译专业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教师和科研人员^[8]。他们是与出版社联合申报外译项目的译者，也是翻译出版主体的重要参与者。

译者是重要甚至唯一的翻译主体（广义的翻译主体还包括原作者和译语读者），也是翻译出版的主体之一，发挥沟通原作者和读者、连接中外桥梁的重要作用。译者一旦被招募，就会参与选题的继续论证和具体策划，成为待译图书的关键审查者，与翻译出版主体讨论选材质量、翻译类型、预期读者、翻译标准、翻译进度、出版发行形式等内容。例如，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启动湖南省“十四五”时期社科重大学术和文化研究专项《汉英对照湖湘经典》时，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作为核心译者，与原著编选者、责任编辑和审稿专家等一起组建编译委员会，参与出版社的选题规划、材料选编、翻译过程、译后审校等所有环节，从而保证译者与其他行动者的有效沟通，实现项目的顺利推进。

在翻译阶段，译者作为翻译行为的主体，基本职责就是“正确认识翻译的性质，认真执行翻译的任务”。^[9]86译者需要正确理解原作内容，以恰当形式表达出来，最后交给出版社进行编校、出版和发行。在合译模式中，译者团队是译作质量的集体把关者，既统一协调，又分工合作，承担各自相应的角色：根据承担任务和发挥作用，包括主译者和次译者；根据国籍或母语，包括中方译者和外方译者；根据翻译项目的流程，包括不同批次或层级的译者、审校者和项目主管等。在独译模式中，个体译者是译作质量的主要把关者甚至唯一把关者，在原作理解、语际转化、译语表达的三个阶段中分别担任相应角色。

译者接受翻译任务或者主动开展翻译项目时，需要在遵循译者伦理的前提下，对原作者进行“同情之了解”和“了解之同情”，对原作内容进行准确无误的解读，对原语信息进行保质存量的解码。

译者在解读原作的过程中，最可靠的求助对象应该是原作者（如果人还健在且方便联系）。原作者是译者的咨询者、求助者和施恩者，译者是原作者的知音者和受惠者，双方相得益彰，实现作品生命的延续或再生。正如卢长怀在总结《徐霞客游记》的英译经验时写到，“以准确性为中心取向”表明译者是作者的“代言人”。^[10]残雪作品被译成日、英、法、意、德等10余种外文，除了作品本身备受欢迎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与译者保持互动交流，其中最著名的是日本评论家和翻译家近藤直子。她是残雪的知己，从1988年起就与残雪保持密切联系，多次深入访谈，撰写了多篇评论文章，还出版了研究残雪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图书。两人之间的密切联系助推残雪作品走出中国、走进日本。

译者以读者角色接受原作，以研究者角色研读原作，采取不同理解方式，运用索词策略、语表策略、语义策略和语用策略，对原作进行语表识别、深层转化、语义获得和语用判定，达到“由表及里求语义、语值离形求风格”^[11]的原语理解目的。译者还需要结合作者的知识生成与表达（多见于科学文本）及其写作背景、表达意图、反映主题（尤其见于文学文本），充当原作者的合作者，理解原作中不同语言单位的意义所形成的概念、命题、判断等抽象思维单位，或者意象、组象和组象群等形象思维单位，并储存于大脑。

对于科学文本，译者需要掌握相关专业知识，向领域专家请教，向语言专家核实，确保正确、完整地理解。对于文学文本，译者除了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具备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还需要感受作者经历或表现的语言世界和现实世界，阅读与该作家及其作品相关的研究成果，加深对作者的了解和作品的理解，尽可能做到译研并举。傅雷认为文学译者应该是一位“杂家”，成为敏感的艺术者、热烈的同情者、有能力的鉴赏者、丰富的社会阅历者。^[12]蒋坚松在接受湖南人民出版社委托英译“大中华文库版”《坛经》时，首先查阅了大量相关文献，总结和阐述了惠能的禅法思想，梳理了以《坛经》为代表的中国禅文化在朝鲜、越南、日本和美国的译介与传播，及其对译语社会思想、文学和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然后深入了解原著的思想精髓，把握其语言特色，总结翻译难点，强调这部佛典对文本、文化和文体的三重关注，进而明确其翻译取向和策略。^[13]

语际转化是以思维活动为主、语言活动为辅的行为，前涉原语理解，后及译语表达。在这个过程中，原语与译语的概念之间、概念和判断所构成的形象之间以及判断和推理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转化关系。译者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化者，也是不同思维模式的桥接者，更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引导不同语言文化世界的人们相互认识、了解、包容和接受。钱锺书曾言，文学译者是“居间者或联络员，介绍大家去认识外国作品，引诱大家去爱好外国作品，仿佛做媒似的，使国与国之间缔结‘文学姻缘’”。^[9]78译者在进行语言文字转化时，将储存于大脑中的抽象思维单位和形象思维单位进行转化，表面上是语言形式的转移，深层上是两种思维模式的桥接，微观上是原作语义和语用的阶段性转移，宏观上是文化信息的整体性转移或重构。科技文本的语际转化侧重原双语之间形义矛盾的化解以及原作表达的知识在译语世界的传递，通常不涉及风格再现和文化移植。对于文学文本，译者担任的角色更多：诗歌译者最好是诗人，音乐文本译者需要确保译作“在音乐、语言、文化、模态、感官上（更）有意义”，剧本译者需要“置身于观众、导演和/或戏剧家之中”^[14]，等等。卓振英在翻译作为湖湘文化杰出代表的《楚辞》时，坚持严谨考据和借形传神的指导原则，澄清并纠正了以往理解和英译《楚辞》中的50个重要问题，借助各种英语诗体，最大限度地保留原诗中的典故、传说、隐喻等文化含义。^[15]

译语表达是以译语活动为主、思维活动为辅的行为，旨在再现原作的语义和语用。译者兼任信息的编码者和发码者：先将原作表达的信息，进行大脑的加工和转换，再按照译语的语法、语义和语用规则，重组为内部言语，最后将其外化为译语的口头表达或书面文字。在编码和发码的同时或稍后，译者以创作者身份进行译语表达和译作生成，“以创造性为中心取向”表明译者是译作的“创作者”，体现译作的文本相对独立性。^[10]译者可以先采取与原作相同的宏观表达形式，如文本类型、体裁、叙事方式等，再依次进行语篇布局、句群组构、句式选用和词语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翻译策略、方法和相应技巧。

译者在传达原作、再创译作时，脑中有原作者，眼中有原作形式，笔下再现原作内容，心中想着读者。文学全译者更是译语读者的共情者，需要充分考虑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渴求、审美期待和阅读习惯，将自己对原作的理解和认知进行二度创作，使其融入译语世界并成为译语文学的一部分。变译者考虑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在遵循变译伦理的前提下，对原作进行较大的变通，包括增、减、编、述、缩、并、仿、改等八种手段。译者只有做到眼中有文、心中有人，下笔才能有神，才能避免误解作者、误导读者。

译者将再创的译稿提交给出版社之后，翻译任务虽然告一段落，但尚未真正完成，译者还需对译稿进行全方位的修改和完善。编辑是译稿内容的审查者和把关人，与译者一起构成翻译出版的利益攸关者。责任编辑基于自己的文化常识和专业领域知识，建议或配合译者进行译文审校，增强译作在知识传承、学术推动、实践应用和审美体验等方面的价值。美术编辑负责内文版式、插图、扉页、封面、封底、护衬、开本、纸张、印刷工艺等装帧设计细节，与文字编辑一起设计译作的副文本，包括原著的标题和序言、译者前言或后记、出版说明、注释、文献格式、索引等。无论是针对译作的正文本还是副文本，译者都需要及时参与沟通和协调。例如，笔者在接受湖南少儿出版社委托“中国非遗”英译项目时，注意到《小仙女的香丝》一书中原作者将嫘祖写成“黄帝之妃”，查证后发现更普遍的说法是“元妃”或“妻子”，就与该书的原作者兼编辑，同时也是该项目的策划人沟通。双方经过多轮交流，最后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找到“元妃”的权威说法，原作者同意将“妃”改为“元妃”。^[16]此外，笔者还为系列图书的中英文排版格式、字体字号以及图文搭配方式提出了建议，原作者、绘画者、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就装帧设计和排版样式达成了一致，确保作品取得了较好的美学效果。

当下，越来越多的中译外作品出版，但同时具备专业知识和外语表达能力的编辑依然缺乏，因此译者有时需要承担编辑的部分工作，代理编辑履行部分职责并协同多方工作，或者由某位译者兼任团队的译审和编校。例如，在“大中华文库”汉英对照版《徐霞客游记》的英译过程中，李伟荣身兼译者和编校者，深入细致地校读原著，参考最新的徐霞客研究成果，谙熟已有的英译本，详尽考证其中的专有名词英译，并参考多部中外辞书，使得该译本脱颖而出，成为广受学界和读者认可的英译本。^[17]

译作的出版发行不只是出版社和销售商的事情，原作者、编辑和译者也可对译作的推广和传播起到推动作用。在翻译和编辑阶段，译者需要根据出版社的出版意图，了解编辑的设计理念和出版物的传播样态，结合译作出版的媒介、技术和投放场所，适时调整译作的呈现形式，如大开本纸质图书可编排大段文字，儿童绘本适合双语编排，电子图书需要适当分节和分段。译者在翻译时考虑这些细节，更有助于译作传播。例如，在进行湖湘文化作品的翻译传播时，译者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艺术创造性，了解湖湘文化兴起、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弄清湖湘文化在历史上如何激发湖南人敢为人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把握湖湘文化在外译传播中的成绩和困境，对湖湘文化作品进行充分考察和透彻理解，以便在新书发布会或图书展等图书推介活动中，与原作者、编辑、绘者等一道阐述翻译原则与策略方法。

译者还可以利用自身的双语优势进行图书推介活动。尤其是当译者是高校教师时，可以联合出版社或单独申请项目，扩大译作的社会影响。例如，邓颖玲、余承法、谢敏敏受邀参与湖南美术出版社发起的《经典中国故事绘本（汉英对照）》英译出版项目时，接受翻译出版主体在内容、文字、图像、声音方面的基本要求，积极参与音频制作、书展和奖项申报等。余承法以此为基础，成功申报了2020年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建设项目“中华经典海外传播活动策划与实践——以《经典中国故事绘本（汉英对照）》为个案”，举办了“在湘国际学生经典中国故事诵读邀请赛”，携带译作参加了一些文化和经贸活动，进行了中国经典故事海外阅读问卷调查，为海外读者举办“阅读经典中国故事，了解中华传统文化”讲座。这些活动提升了译作的知名度，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

译作经过出版、发行和推介，逐渐进入读者视野，抵达翻译出版的终端。译文质量和传播效果最终由读者进行评判，“出版‘走出去’的直接目标是服务外国读者”^[18]。因此，译者不仅是翻译阶段潜在译语读者的共情者，也是译作接收阶段现实读者的忠实倾听者。从读者的角度看，可读性比忠实性更重要，因为不懂原语的普通读者一时难以判断译作是否忠实，但比较容易识别译作是否合乎译语规范。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多媒体、新媒体的兴起，读者群体日益扩大化、分众化和精细化，读者从传统媒体时代的纯粹读者变为新媒体时代翻译出版网络中的积极参与者，成为主动选择、接受、评价、反馈等各种行为的个性化读者，甚至从单一读者变为集作者、译者、编者和专业人士于一身的复杂综合体。译者面对多重挑战和压力，需要具备读者意识，即“对目标读者群体有明确的认识，熟悉他们的阅读水平和能力，在此基础上将译文的可读性控制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之内”。^[19]译者需要对各方意见给出及时回应：虚心接受读者指瑕并尽力修订，谨慎对待互相矛盾的读者意见，并与原作者、专家、学者和编辑充分交流。

集体译作或集体翻译项目往往采取先分工、后统稿的合译模式，译者之间可能存在理解不同、风格违和、译名混杂等问题，也可能出现发起人、译者和编辑之间译文不一致的情况。此时需要译者、审读者、读者进行互动交流，可采取“试阅读”的反馈方式，广泛征求不同读者的意见，最后进行集体讨论、达成共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官方文件《中非经贸合作案例方案集》的书名英译见证了这一互动过程。译者团队定稿时将书名译为Busines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Case Studies and Plans，专家审稿时将主标题简化为China-Africa Business Cooperation。译者则认为China-Africa包含先后主次的意味，而中非合作是平等互利的。作为翻译出版发起人的翻译委员会在收到专家意见和译者反馈之后，征求不同专业领域的读者的意见，最终决定采用审稿专家意见，并得到中非经贸博览会组委会秘书处的认可。译者了解组委会秘书处的意图之后，再次与审稿专家和编辑沟通，最后同意采用英译名China-Africa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Case Studies and Plans。^[20]书名翻译背后一波三折的小故事，体现了译者、项目发起人、专家读者和普通读者的互动过程，记录了译者向世界宣传湖南、打造湘军文化名片的努力。

为实现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的转变，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当前急需一大批胸怀祖国、政治坚定、业务精湛、融通中外、甘于奉献的中译外高端翻译人才。新时代译者的作用更加突出，使命更加光荣，角色更加多元。译者在翻译出版的五个环节中承担重要角色：选题阶段翻译出版主体的积极参与者、翻译阶段译作质量的关键把关者、编辑阶段编辑团队的灵活协调者、出版发行阶段译作传播的重要推介者、接收阶段译语读者的忠实倾听者。基于湘军出版“走出去”成功案例的分析和思考，在翻译出版学视域下重新审视译者角色，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在翻译出版教学中，强化学习者的翻译和传播意识，有助于培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中译外高端翻译人才；在翻译出版实践中，彰显译者角色化，有助于译者更加全面、清楚地认识使命和责任，充分融入翻译出版的各个环节，提高文化外译的质量和传播效果；在翻译出版管理中，认清译者角色多元化和中心化的现实，有助于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积极创造性，推动翻译出版团队高效运作；在翻译出版研究中，将翻译纳入对外出版环节，有助于拓宽翻译研究和编辑出版研究的学术视域，助推翻译学与编辑出版学的交叉融合，为翻译出版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