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1]是“十四五”甚至未来很长时期中国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需求。学术外译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系统构造中的核心组件，被专家和学者形象地誉为新时期的“丝绸之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及学术理念、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历史使命。

今天的“译出”与中国翻译史上的“译入”存在很大差异。中国文化要成功“走出去”，必须综合考虑作者、译者、赞助人和出版人等各种因素^[2]，对学术外译事业来说亦然。虽然近年来一直是国家层面在对外译选题的思想性和方向性做整体规划，并且承担了“赞助人”的角色，但是具体工作则是由著译者、出版人和海外合作者分别承担的。这样的机制，一方面有利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这一问题反映到学术外译的现状上，就是头重脚轻，因为缺少整体规划，造成了传播对象的分散，阻碍了国际传播效能的提升。

新形势下，学术外译不仅仅是一种学术行为、翻译行为、经营行为，其本质上更是一种国家行为、文化行为、传播行为。对以学术出版为职志的大学出版人而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明确学术外译的战略定位，加强对学术外译全流程的研究，提升中国学术的影响力，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已成为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大学出版人因为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具备了引领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的社会资本，也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创新进路。

近年来，“锐实力”概念风行欧美，很多国家指责中国通过建立孔子学院等方式对其进行渗透和分化，影响了其价值观的独立性，并因此号召加大对中国背景的国际传媒文化合作项目的审查，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发起攻势。^[3]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刚当选，即宣称要以“威胁学术自由”之名关闭全英的孔子学院。话语权之争的存在，说明国际沟通有误解、有批评、有反对甚至有指责，需要我们积极回应，需要高质量的话语生产与传播。

在这种严峻的传播环境下，提升学术外译传播效能是从根本上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出发点和突破口，是中国话语体系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由之路。

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就是将学术外译视作一个连续的、立体的、完整的传播体系，将图书的选题策划、改编翻译、编辑出版、海外宣传发行，与传播学的传播者、传播载体、传播受众三要素对应，以掌握国际传播规律为途径，以提升国际传播效果为导向，来开展和推进学术外译事业的活动和研究。学科配合、内容综合、思路调和、方法融合应该成为中国对外话语译介与传播研究未来发展的基本方案。^[4]出版人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处于“枢纽”位置。充分发挥出版人的主观能动性，尽快构建学术外译传播共同体系，加强著译者间协作，重视对出版前端的选题策划、中端的评价、终端受众的研究，应成为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国际话语体系的核心要义。

（1）从传播者的角度而言，学术外译工作一直强调翻译者的重要性，而淡化或忽略了原作者和再创作者作为内容输出前端、出版人和海外合作出版人作为内容策划前端的作用，忽视了他们作为学术外译共同传播者的身份。这一厚此薄彼的行为直接造成了外译主体概念的模糊、离散和分裂，导致学术外译长期处于译者冲锋、单打独斗，作者和出版人打配合、打游击的“散兵游勇”状态，无法从整体上有效调动各方智力资源，系统性地提升外译质量。出版人掌控着内容生产的“端口”，在了解和满足目标读者需求的基础上，捕捉和引领阅读风向、促进优秀文化传播代表着更高的追求，无论著译者的创作还是读者的选择取向，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出版人的策划和引导。

（2）从传播载体的角度而言，长久以来学术外译工作都被视为语言学现象而非传播学现象，停留在二元结构模式下的“纸面”输出。制度优势虽然保证了大方向上不会出问题，但也容易产生急功近利或者不作为现象，忽视了对内容的精雕细琢和对国际传播效能的长远考虑。比如，虽然国家和地方新闻出版规划都列入与“一带一路”有关的内容，但相关规划十分零散、缺少统一体系，彼此间的协同也不够密切。^[3]因此，在发挥举国体制这一制度优势的同时，各出版人之间互通有无，加强基于纸媒的融合出版合作，助力外译出版“走出去”就显得十分必要。

（3）从传播受众的角度而言，“走出去”只是学术外译的第一步，之后的路走得怎么样、有没有抵达终端读者，需要关注更需要落实。对海外传播效果关注的缺失，使得我国学术外译成果难以转化为强势的国际话语，而著译者对此又爱莫能助。这是当下和未来学术外译领域应该重点关注的课题。对广大出版人来说，加强目标读者研究以提升学术外译出版物的选题价值与内容质量，既是近水楼台，也是分内之事。

在学术外译事业中，相较于其他类型出版社而言，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大学社”）通过在文化产业中所积累的结构性社会资本、依托母体大学能够调动的关系性社会资本及预期获得的扩散性收益，呈现明显的优势。

（1）结构性社会资本优势。宏观层面，在各项学术外译工程中，除“中华学术外译”项目采用出版社与译者联合申报的形式外，其他都排除个人申报，可见国家在这些项目拟定之初即对出版机构寄予厚望，在产业结构政策方面呈现明显的倾向性。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从项目申报及立项主体考察，截至2019年，出版机构立项共570项（65%），个人立项共302项（35%）^[5]，在这个允许著译者参与的项目中，出版机构也获得了更高的政策红利。从国内申报出版机构的属性来看，2017—2021年立项的前20名中，大学社占了10家^[6]，申报数量更是占到了总数的44%，远超大学社在出版业中约19%的占比。在大学社申报的选题中，学术类占比较高，2018—2020年，学术类选题每年数量较为平稳，3年共计44 511种，占大学社选题总量的25.07%。^[7]

（2）关系性社会资本优势。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著译者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呈现同质性，即关系网络的构成以熟人为主体，指向封闭性和内聚性。在学术外译中，该特性表现为著译者更关注如何在高校内部的竞争中获得项目的申报或转化机会，以课题立项、获批经费与成果发布为落脚点，是一种排他的学术行为。换言之，著译者个体更适合“单打独斗”。大学社则不然。作为一种基于现代企业结构建立的组织，它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本质上具有异质性，体现出高度的开放性。不同类型、地区的大学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组建各种联盟，集中优势精力，推出精品出版工程；也可以基于市场机制和项目需要，在教育行政及相关部门、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的组织和协调下，探索出更多创新的共同发展之路^[7]，更多是一种文化行为和传播行为。相对个体学者及其他类型出版社，大学社更能对学术精品及前沿创新性资源进行集中鉴别整合、精准定位和有效配置。

（3）扩散性收益优势。鉴于目前高校的考评机制，从输出科研成果、完成科研任务的角度，学者更加倾向于“短、平、快”的内容输出，较少从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全局参与学术外译事业。相比之下，出版人尤其是同时身为科研工作者的大学出版人，在这方面就拥有更多的考量。特别是2018年中宣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以来，社会效益、社会责任成为出版人的历史使命，更成为出版人的价值追求。^[8]从国家战略需求角度开展选题策划，并针对海外用户需求的期待对我国学术进行专题式、系统性推介，有效提升我国学术外译的话语穿透力，对大学出版人来说具有更现实的意义。换言之，大学出版人能够从学术外译的传播事业中获得更高的扩散性收益。

学术外译是一项内涵丰富、结构立体、外延宽广的系统性工程，兼具理论研究与实践操作的重大意义，是一项既强调特色又指向融合的文化传播工程。大学社承担了当前最大体量的外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等在出版社基础上相继成立致力于引领学科建设与行业战略规划的出版研究院，外译事业对大学出版人来说当义不容辞。

当前，整个出版业面临严峻挑战，大学出版因其专业性、学术性不“接地气”，挑战尤甚。一方面是国家层面建设“文化强国”的需求客观存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学术外译事业迎来重大机遇期；另一方面是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叠加，价值内容产出的不足与读者阅读需求的持续低迷，学术外译没有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以问题为导向，为什么会出现不足与低迷？从源头上看，在于内容生产与阅读需求在某种程度的脱节。

研究如何聚拢好、组织好、服务好科研人才，是大学出版人应该思考的一门学问。从创作主体的角度，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集中了顶尖的智力资源，具有从事外译事业的天然优势。同时，内容产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出版人的前瞻性思维与创新意识，而在当下的学术外译中，出版人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仍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2017—2021年的立项课题中共有来自191所国内高校的科研人员参与外译项目，参与立项的国内高校数量逐年增加，呈现稳步上升趋势。^[7]但是这些个体的力量是单薄的、分散的、有限的。这在客观上呼唤既懂专业又懂语言，能够持续在某一领域精耕细作的著译者共同体的出现。

比如，在中国的海洋文学外译中，除了零星篇目，近年来鲜有规模性成果输出，这不仅与中国的海洋大国形象不符，更严重滞后于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需求。单靠该领域的某个研究专家、译者，现状恐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而大学出版人依托优势学术资源，以国家的各类外译项目为契机，在内容的发掘过程中，如能有意识地聚拢该领域学者、创作及翻译人才，引领构建该门类的著译者共同体，则推出一批有分量的海洋外译作品指日可待。这样从源头入手，才能优化“选择内容—改编内容—翻译内容—输出内容”各个环节，形成资源集约、优势互补、协同高效的著译者队伍，发挥领军学术人才、文艺创作人才及翻译人才的合力作用，保障学术文本的内容质量、表达质量、翻译质量，确保外译作品的有的放矢，为构筑强有力的对外话语体系精准助力。对大学出版人来说，这也是助力出版高质量发展的使命之所系、价值之所在。

大学出版人虽然既不是学术文化的原创者，也不是产品的使用者，起到的却是“桥梁”作用，架好文化学术之桥，让“天堑”变通途，从国家的外宣大局出发，以传播内容为原点，以合作共赢为终点，展开工作的半径，打破各占山头、各自为政的现状，重新整合选题策划、编辑出版资源，引导学术外译出版向集约化、专题化、立体化的方向转型，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的内容体系，这个过程就是建立编辑出版共同体的过程。

以“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8和2019年立项的6本语言学著作为例，立项图书分别指向汉字的字形、词语、句型、语法、方言及外来词，不仅涵盖了一个完整的研究维度且语种均为英语。但由于每本著作均来自不同的编译者、出版人，不难预见，它们在海外出版的状况也必然是零散的，传播效果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在国家立项的基础上，大学出版人能够建立协作共同体，对6本外译图书的海外出版进行联合策划、整体编辑，以“汉字汉语研究著作翻译文库”的丛书形式共同来联系各自所合作的海外出版机构，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推出，则由于专题图书的内容完整度、研究广博度、装帧标识度，对潜在的目标读者显然更具吸引度，传播效果必定更加理想。

南京大学出版社在这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不仅和世界主要学术机构建立业务联系，还与东京大学出版社、莫斯科大学出版社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实现精品学术互通互译^[9]，其本质就是中外合作的编辑出版共同体。此外，浙江大学出版社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都在与海外出版社的合作实践中成绩斐然。这些都是大学出版人探索建设中外编辑出版共同体的有益实践。

学术外译成果作为国家面向世界的智力成果展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需要达到正向舆论宣传、沟通文明之目的；从传播学角度，需要取得目标受众的话语认同、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对其文化背景、阅读期待、阅读习惯与偏好等的研究就十分必要。

大学出版人应顺应国际学术传播领域专业化、数字化、社交化趋势，在构建编辑出版共同体的基础上，积极对标国际一流出版平台，探索建设中华学术对外信息服务平台，集成信息检索、在线阅读、专题查询、图书购买等多项功能，为海外目标受众提供全方位服务；应与时俱进，在纸媒的基础上创新数字化呈现方式，如增加移动化、互动化、图文化的阅读模式，以满足不同海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应以“中国学术出版人”的身份，联合海外出版人在境外社交平台推出“云发布”“云直播”，强化互动与服务，扩大外译图书的影响力与覆盖面。

与此同时，参照《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年度报告项目》，开展基于传播受众视角的对出版载体的评价研究，对国家层面已经立项的各种图书的海外传播现状进行系统收集分析，并对海外传播效果进行持续追踪，总结国际传播规律，提升国际传播效果，才能从结果倒推问题，将研究反哺于实践。这应该是学术外译研究的应有之义和未来的趋势所在。

大学出版扛起了当代中国学术出版的半壁江山，而学术出版外译承载了国家的顶级战略需求。大学出版人要齐心并肩、提高站位，怀抱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文化自觉，积极回应时代的重大关切，积极投身并且引领学术外译事业，勇挑时代赋予大学出版人的历史重担，探索大学出版创新发展之路，为中华文化的可持续输出、高质量发展提供内在动力，为我国的文化强国转型、升级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和学术依托，让中国学术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