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中国图书出版获得了国家层面的支持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其中童书出版更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迎来了黄金时代。作为中国童书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在形式、主题和内容上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也逐步成为能够代表中国童书面貌的一张“名片”。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的现象：与庞大的出版体量相比，以原创儿童文学为代表的中国童书（以下简称“文学类童书”）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认可度始终不温不火。以此为锚点探索中国童书在国际市场的机遇与挑战，无疑能帮助其更好地调整出版和传播策略。
2019年，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强调：“我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形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1]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坚守本土特色，又与时代强音同频共振，在书写中国气象的同时，也为多元文化的交流互促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在中国与世界各国展开多领域互惠共利合作的背景下，中国童书出版应重视原创儿童文学的精神内蕴与文化价值，借由这股东风，面向国际出版市场调整产业布局和发展规划，优化内容、整合资源，实现“走出去”的宏伟蓝图。
1 坚守出版特色，拓展国际市场
在西方霸权主义和“零和博弈”思维的两面夹击下，习近平于2021年9月21日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儿童的教育与发展”正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切入点之一。童书具备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2]，其中文学类童书作为儿童精神初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扩展儿童文学的研究疆界、打通不同文化背景的话语壁垒，是在多元文化并置语境中构建“文化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长期以来，由于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的差异，西方国家的儿童文学研究和童书出版始终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对教育、文化的重视让本土童书的发展实现了跃升，但中国童书出版想要真正布局国际市场、实现产业腾飞，就要在提升战略意识、弘扬传统文化和深化文化交融3个方面持续发力。
其一，提升全球意识，关注儿童发展。当前，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断加剧，但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仍然是时代发展的主流。在此背景下，中国童书出版应该积极提升共同体意识、拓展国际市场，肩负起为全球儿童谋福祉的责任与使命。而文学类童书更要关注当前儿童成长和教育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正如现实中的苦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艺作品中的苦难也不应该被掩盖和粉饰，如何在忠诚于时代声音的同时凸显“真善美”的价值，如何引导儿童读者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值得全世界童书出版从业者们共同思考。
中国文学类童书在处理儿童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时一贯紧贴时代脉络，在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背景下诞生了诸如《稻草人》《大林和小林》《小英雄雨来》等表现革命、战争、救亡主题的作品。在当代中国城镇化的背景下诞生了诸如《山岗上的索玛花》《逐光的孩子》等表现留守儿童、失学儿童的作品。“中国式童年”这一命题在新世纪的提出，为当代童书出版在平衡现实与艺术的关系时提供了参考和依据，为儿童写作“不应只停留在某类童年生活的现实表象层面，而需要进入这一表象内部，去发现和揭示童年最独特的生命精神，书写和呈现童年最真实的审美内涵”[3]。
此外，中国童书出版还要及时掌握前沿的理论成果。以文学类童书出版为例，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西方国家的儿童文学研究不仅完成了自身体系化的建构，更在产学研一体化的浪潮中抢占了先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儿童文学一直在尝试学科突围，一方面积极寻求与其他领域的跨学科对话，如与人工智能的交互、与新兴媒介的合作等；另一方面则不断更换理论切入点重释经典文本，如认知研究、性别理论等。前者的尝试扩展了童书出版的话语场，后者的探索则为童书创作提供了新思路。中国童书出版想要更好地实现产业化、国际化布局，不能幻想“毕其功于一役”，而要擅于在实践中应用和推广相关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在积极学习借鉴西方的成功经验、更好地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因地制宜，全方位优化中国童书出版的理论体系。
在凸显民族特色和文化符号的同时，中国童书出版也要注意其与儿童性之间的平衡。“盲目笃古或拟古不符合‘趣内’的本义，而不尊重历史的语言转换不仅无法继承传统，而且还会因其‘不在历史’中而造成传统资源的折损与浪费。”[8]如果仅仅将民族性作为一种增强作品的独创性和辨识度的手段，忽视了它与儿童心理、情感的连接，二者就会互为掣肘，遮蔽作品对儿童精神的彰显，偏离儿童本位。因此，童书出版在对古典风格、民族习俗和传统技艺等内容进行复刻和呈现时，应遵循的原则是锦上添花，而非喧宾夺主。
除此之外，中国童书出版在表现民族性主题时，还要注意对其质素的甄别。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后殖民主义的余音仍然盘旋在多元文化交融碰撞的过程中。在西方审视、评价东方时，是将其作为一种平等的文化主体进行“对话”，还是以一种“凝视”的态度进行异化，值得中国出版业警惕和反思。中国童书出版不能为了迎合西方读者和市场的喜好而故意丑化、矮化自身的文化特质，将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习俗和观念展现在儿童作品中。童书的受众是广大未成年人群体，他们的认知和价值观尚未完全建立，因此，中国童书出版要合理利用中国民族元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彰显中国的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
其三，尊重文化平等，发出中国声音。文化“走出去”是展现中国面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里，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借助政治、经济的优势牢牢把控着文化话语权，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和出版物中充斥着大量歪曲中国的不实内容，切断了世界了解中国的渠道，封闭了中国进行自我展示的窗口，这种做法既违背了文化平等的准则，也折损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出版业作为文化传播的前沿阵地，应该积极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将童书出版打造成面向下一代的宣传口岸，秉持尊重多元文化的立场，向世界展示真实可信的中国面貌。
中国童书出版“走出去”首先要做的是打破文化话语权的垄断。在“颜色革命”愈演愈烈的当下，欧美国家利用传媒妄图对多元文化国家进行“新型文化殖民”。因此，中国想要打赢“文化保卫战”的先决条件就是在传媒和出版领域坚守己方阵地、发出中国声音。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复提倡“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重要性，当代中国在综合国力上得到了显著提升，但从未寻求文化霸权主义。党的二十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重大部署，出版传媒业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先锋军，在统筹推进文化战略布局的同时，还要积极向外展现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用‘中国声音’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出版物，是软性的、和风细雨的方式，容易被多元化各国文化接受和理解”[9]，中国童书出版要弱化童书中的政治立场和文化对抗，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带领各国儿童读者感受中华之美，了解当代中国。
尽管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读者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念上可能存在差异，但其能够在文学类童书中找到共鸣就在于“儿童文学中表现共同人性、共同道德、共同文化却是一个普遍的甚至永恒的现象”[10]。因此，在多元文化碰撞中求同存异，寻找相似母题、构建对话场域，也是中国童书能够获得“文化他者”认可的必由之路。
2 尊重儿童本位，打造品质童书
中国童书出版从体量上看一片向好，但国产童书的国际竞争力却不容乐观。在童书购买力整体上升的态势下，亦有“国货”不敌“洋货”的窘境，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家长推崇引进版童书的主观心理固然有所影响，但部分童书出版机构一味追求产出，忽视图书品质的情况，加剧了家长对国产童书的不信任。国家新闻出版署在《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中提出：“出版业‘十四五’时期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为建成出版强国奠定坚实基础。”[11]想要进一步加强国产童书的市场竞争力，就要把好内容关、严守质量关、优化语言关，不仅要在国内赢得购买者的关注与认可，还要进一步走向国际舞台。
其一，把好内容关就是要坚持儿童本位创作立场。目前童书市场竞争激烈，国内的老牌出版社、大型出版集团基本都设有童书出版部争夺童书出版资源，全国580多家出版社中有30余家少儿出版社专攻童书出版。在此背景下，由少年儿童读物工作委员会委员社组成的“中国专业少儿出版联盟”，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组建的“中国童书联盟”相继成立，形成“一个委员会、两个联盟”的童书出版格局；[12]此外，还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小型出版公司，也想收获童书销售额屡创新高的红利。但需要警惕的是，一味地逐利容易让当下的童书出版陷入以下两种误区。
第一种是“家长本位”误区。“家长作为购买主体决定了儿童的观看内容，因此童书评价取决于家长的认知状态。”[13]当前，频发的社会问题激化了家长群体对教育的焦虑，其在挑选童书时逐渐功利化和保守化。在消费者的购买期待下，大部分出版机构在制作童书时，会刻意规避童书在进入市场后可能受到的质疑，作者与责编会反复斟酌、商议，确定童书内容的“安全区”。更有甚者，为了迎合家长的喜好，会以“命题作文”的形式调整选题和内容。“家长本位”下的童书内容创作的最大隐患是儿童评价的缺失和创作自由度的降低。
第二种是“市场本位”误区。“市场本位”最典型的表现即某一时间段内同类型作品在市场上扎堆出现，如“校园小说热”“魔幻小说热”。这种为“蹭热点”而开展的创作会大大折损作品的艺术价值，导致粗制滥造的同类书籍在市场泛滥。同时，市场反应相较于作家创作存在滞后性，长此以往会造成童书出版同质化的恶性循环。“市场本位”下的童书内容创作的最大隐患是经典性作品的缺席和创作独立性的折损。
以上两种误区产生的原因，在文学类童书出版领域早已是老生常谈——“儿童文学是为谁服务？教育性和儿童性何为第一性？”五四运动前后，现代的儿童观逐步确立，儿童不再是“成人的预备”或“缩小版的成人”[14]，他们具有独立的精神和品格。尊重儿童独立性、深耕儿童本位创作，就是要让童书内容契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满足儿童成长发展的实际需要。“当我们谈论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说我们自己是什么”[15]，成人作家坚守儿童本位的创作，并不意味着对儿童一味地俯就，而是在尊重的立场下正确引导。优秀的童书创作者，在尊重儿童游戏精神的同时，同样会对其中的教育性、审美性、历史性等维度进行关照，形成多维度的同向发力。
其二，严守质量关就是要优化童书产品质量。新媒体发展方兴未艾，传统出版日渐式微，实体书店和纸质书销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然而纸质童书不仅能够坚守住销售阵地，还能稳中求进，缘于儿童读者的阅读习惯与纸媒特性的高度匹配。学校对童书的重视、家长对童书的期待和儿童对童书的需求都对童书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中国童书出版在探索和尝试中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商业模式，从选题策划、内容制作到营销发行，各个环节有条不紊、环环紧扣。成熟的出版系统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能提升童书质量，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童书市场的规范化运作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盗版读物、劣质读物和有害读物进入流通渠道。
优化童书产品质量，不仅要狠抓童书出版环节，还要提升童书产品的整体竞争力。有研究者指出，当下童书市场中的出版物“越来越不像出版物，像是儿童的玩具，也像是学生的教具，有时候也是生活的工具”[16]。优秀的童书设计不仅要彰显故事内涵，还能以独到的审美让人眼前一亮。“童书的文本审美价值主要呈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正文本的审美呈现，二是副文本的审美呈现。”[17]正文本是指书籍的内容、立意、内涵等方面，副文本则包括图书插画、装帧、排版、纸品、印制等部分；正文本和副文本要相互配合、和谐均齐才能互为表里、相辅相成。除此之外，作为推向市场的商业产品，童书还要在装帧上凸显创意，在设计上展现深意、在功能上彰显新意。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曹文轩经典纯美小说”系列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从1997年到2020年，该社陆续推出了多个版本的曹文轩系列童书，在包装设计上不断打磨、精益求精，2020年推出的最新版本不仅成为该社的“拳头产品”，还荣获华东书籍设计展装帧设计一等奖。市场和业界的双重肯定证明了这套童书的经典性和竞争力，而中国童书想要“走出去”，需要的正是这样千锤百炼、历久弥新的作品。
其三，优化语言关就是要锤炼原汁原味的翻译风格。新中国成立以来，童书译介出版“引进来”和“走出去”在不断的交互促进下，呈现出“共生共荣、相互促进”的发展景象[18]，许多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在走向世界时最难攻克的一步就是语言关。以文学类童书为例，其使用的儿童文学语言虽然不似成人文学的晦涩深奥，但在翻译过程中同样要追求忠于原文、通顺明晰、简洁得体。除此之外，儿童文学翻译还要契合儿童的身心发展阶段。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的中国作家曹文轩，其经典作品《青铜葵花》由英国学者汪海岚翻译整理。《青铜葵花》中的语言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格，而以往“中国儿童文学中乡土语言的翻译大多采用改写或是归化手段，有时甚至被迫有些‘不忠’”。[19]好在汪海岚的翻译在忠于原著的同时，还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曹文轩的语言风格，因此学界对于汪海岚的译著评价颇高，称其译文“对于小说的主题、时代背景、人物关系、艺术价值及审美风格等的把握都与国内评论界和读者对原作的评价基本一致”[20]。“酒香也怕巷子深”，曹文轩在英语世界的成功固然与其优秀的内容创作息息相关，但也需要像汪海岚这样具备中国文学基本修养的海外译者孜孜不倦地“输入性”翻译，才能让中国文学类童书出版打开国际传播的通路。
当前的中国童书出版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出版机遇，其中不乏优质的文学类作品，但像曹文轩这样大放异彩的案例却屈指可数。长期以来，“语言关”都是横亘在中国童书“走出去”道路上的一个阻碍，其对文学类童书的影响尤甚。在这样的挑战面前，望而却步的出版商不在少数。尽管困难重重，但中国童书真正想要在世界舞台占据一席之地，成为异域文化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必然需要来自国家、社会和业界的多方支持，集结翻译人才队伍、攻克童书外译难题。中国儿童文学从五四运动发端距今已逾百年，从模仿西方模式到书写中国故事，儿童文学创作历程筚路蓝缕，童书出版发展之路也是一波三折。当代中国童书出版在突破自我、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始终坚守初心、勇于跋涉，固守“儿童本位”的创作立场，为世界儿童推出更多经典之作。
3 锻造中国品牌，促进童书推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视“以书为媒，文明互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化出版的政策助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首次将“走出去”战略作为新闻出版的重大国家战略之一，此后2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我国相继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丝路书香工程、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特殊管理股制度试点项目等重大工程项目，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21]其中，2014年推出的丝路书香工程是我国新闻出版业唯一进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工程。[22]童书出版作为中国出版的一个重要模块，在近年来的文化推广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童书中孕育着人类共通的美好品质，更容易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所接纳；另一方面，童书“走出去”的战略扩展了中国图书市场的版图，为中国出版业带来更多机遇。
对于中国童书出版的研究生态来说，“走出去”战略是当下的必由之路，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则有两点思路可供参考。一是“振兴原创童书、打造精品IP”，让中国童书脱离之前孤军奋战的状态，实现系统化、产业化、品牌化的转换；二是“依托政策支持、提升国际影响”，让中国童书出版能够借由大国崛起的雄风，在国际舞台展现自己的气概。随着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评价体系的逐渐完善，中国文学类童书开始逐步打破“唯西方论”的困局，以评价体系的完善带动出版行业的良性循环亦值得肯定和推广。开发具有竞争力的原创作品，加快知识产权转化、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精品IP，是当下中国童书“走出去”的破局方法之一。改革开放后，优秀的原创童书迎来“井喷式爆发”。中国文学类童书领域中，曹文轩、汤素兰、汤汤、殷健灵、黑鹤等作家经受住了市场和时间的双重考验，成为当代中国原创童书精品。同时，系列童书的持续畅销既满足了读者对丰富内容的诉求，也开始为国内出版商灌注品牌意识。
当前中国童书要想继续在对外推广上发力，既要提升原创童书的出版水准，还要学习国外先进的营销模式，利用流量关注来强化产品的商业效能。IP是“以内容为核心的跨界生产链”[23]，也是当前文化产业的“弄潮儿”，如“迪士尼”“小猪佩奇”“汪汪队”等热门IP就是在某一领域取得流量后，续接童书、玩具、童装等产品的营销推广，并取得了极高的商业回报。“IP出版是一种融合各类媒介形态并实现IP价值最大化的新兴出版模式”[24]，它以出版为核心，依托多元媒介进行跨界运营。虽然童书IP的市场转化率要低于影视IP，但“哈利波特”“神奇校车”这些先例的成功，给中国童书IP制造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当前国内大火的“米小圈”“大中华寻宝”“笨狼”IP，无一不是在实体图书获得成功后趁热打铁，顺势推出了同系列的其他作品，并在儿童剧、动画片、互动媒体等领域进行衍生品开发。
打造本土原创精品童书，实现国际化突围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尽管市场导向不可避免地成为童书出版的风向标，但童书出版机构不能盲目逐利、罔顾童书品质与品牌经营。因此，中国精品童书IP想要走向全球，首先要经受住国内读者的检验，对原创内容进行优化；其次要提前预设不同文化背景对童书内容的接受度，积极和国外运营商展开交流合作；最后要谋求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对童书IP进行全方位包装和推广。当中国童书IP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之后，就要进一步借助政策优势和国际平台进行造势和宣传。从效能层面来看，由官方扶持和推广的童书往往能够获得口碑和市场双赢的效果。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非常重视文化的对外传播。1955年，外文出版社将当时风靡市场、有口皆碑的童书作品翻译成了近20种外国语言文字进行出版推广，尽管彼时新中国百废待兴，但是在国家的政策主导和出版社的努力下，中国童书“走出去”初见成效。
改革开放后，儿童文学交流团等文化交流活动日益丰富。1989年8月，以林焕彰先生为首的7名台湾地区儿童文学作家（林焕彰、谢武彰、杜荣琛、李潼、陈木城、曾西霸、方素珍）开来的第一艘‘儿童文学之船’（史称‘破冰之旅’），正式开启了海峡两岸儿童文学交流之幕。[25] 1994年，14名大陆儿童文学作家赴台参加了“海峡两岸儿童文学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成功举办无疑是两岸儿童文学交流史上的里程碑。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中，两岸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家、作品以全新的姿态进入双方的研究视野，经典童书迎来了再版热潮，在打开双方市场的同时，童书互鉴让两岸文化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成为可能。
2023年是中国“一带一路”政策提出的十周年节点，在这十年内，中国和相关国家不仅在基础建设、资源开发和经贸互助等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还大力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借由出版传媒讲好“中国故事”。“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有机结合。”[26]目前，中国当代文学出版已经在“一带一路”文化带上进行了很多尝试，许多成人文学领域的名作都被翻译到沿线国家，获得了商业和口碑的双重成功，这也让童书出版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与持文化保护主义的欧美发达国家不同，“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在长期与中国的合作交往中对中国的认同度和信赖感逐渐加深，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度相对较高。在此基础上，中国童书出版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中外文化背景、语言表达、宗教信仰上的差异，在尊重当地人民心理情感的基础上，对优秀的中国童书进行本土化翻译、改编，实现经济合作与文化传播的双赢。
政策的支持能够在宏观层面为童书出版保驾护航，但图书出版归根结底还是一种商业行为，从官方的推广走向市场的认同，让世界各国自愿自主引进、认可，才是中国童书出版“走出去”的最终目标。因此，善用国际平台，增加中国童书曝光的尝试必不可少。“这些年来，身处‘黄金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始终怀着‘走出去’的焦虑，这是一种平衡域外影响的焦虑，也是一种自我艺术身份的焦虑”[27]，这种焦虑亦影响了整个出版行业的信心。随着莫言和刘慈欣分别荣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和2015年雨果奖，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优秀小说进入了国际评论家的视野，中国图书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在儿童文学领域，1956年由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设立的国际安徒生奖是当仁不让的最高奖项，2016年曹文轩获奖后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并带动了文学类童书出版的热潮。
有调查显示，消费者在选购童书时更倾向于获奖作品。“大奖效应”影响了家长们的童书选购标准，对奖项的追捧一方面证明了消费者对“权威”的认可和推崇，另一方面也让业界更加重视评奖的重要性。目前国际上备受关注的儿童图书奖项和展览有很多，美国纽伯瑞大奖（1922年设立）、英国凯迪克大奖（1938年设立）、德国青少年文学奖（1956年设立）、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1964年设立）、布拉迪斯拉发插画展（1967年设立）等都兼具实力与流量。从1980年代开始，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作品参与评选，优秀的中国童书在有国际影响力的童书展会及奖项评选中崭露头角，如张超（乌猫）凭借《雪英奶奶的故事》《一枚铜币》荣获2021年布拉迪斯拉发插画展金苹果奖，叶露盈的《洛神赋》荣获2021年国际杰出童书奖，东方审美、中国故事在国际上更广为人知。
在积极寻求中国童书海外曝光的同时，中国出版业应该提升本土童书奖项和平台的影响力。2013年，上海国际童书展正式创办，在十余年的积淀和发展中逐步成为亚太地区规模较大的童书展会，每年都会吸引海内外众多机构、团体的参与；2018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设立北京国际童书展，搭乘着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金字招牌，北京国际童书展一经推出就备受瞩目，每年都会有大量海内外优秀作品在此推广宣传。除此之外，中国图画书时代奖、蒋风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等童书奖项在不断扩大评奖范畴，吸引更多国内外优秀的出版社、创作者参与评选。这种好客的胸怀、自信的气度，既表现了中国出版业积极融入国际评价体系的尝试，也彰显了中国在经济文化腾飞后的大国风范。
4 结语
当代中国的崛起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的可行性。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要打破欧美国家的文化霸权和传播垄断，获得独立自主的国际话语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8]故而以书为媒，“讲好中国故事”显得尤为迫切。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相较于自然科学类图书，主题类图书和哲学社会科学类图书在对外推广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更多意识形态的接受壁垒，因此童书的柔性传播能为中国出版的国际突围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实现出版强国，意味着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少儿书业应摸索从市场‘黄金十年’向主体‘创新十年’的跃升之途”[29]，这种转变纵然有挑战、有挫折，但这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文化强国的必经之径。本文以中国原创儿童文学为切入点，立足当前中国童书出版“走出去”的实际情况，爬梳造成传播受限的实际问题，力图从中国童书出版的站位布局、行业现状和宣传推广等方面建言献策，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商业化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中国童书想要和世界市场形成合奏，既要具备时代意识和全局眼光，也要尊重市场规律、提升产品质量，以一种更为包容、积极的姿态肩负起“走出去”的历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