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关于编辑学者化和编辑身份焦虑的讨论颇为热烈。早在1992年，时任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理事长的杨焕章教授就提出编辑学者化的问题，此后颜帅等出版人也写文章讨论编辑学者化。[1]四十年来，对编辑学者化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近年来对此还有一些比较集中的讨论，像朱剑在《澳门理工学报》和《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分别发表《编辑学者化：何以讨论了三十年》《如影随形：四十年来学术期刊编辑的身份焦虑》两篇文章，对此问题进行探讨，随后原祖杰、叶娟丽、陈颖、刘石等学者也参与了讨论。编辑学者化背后涉及编辑的体制、身份、历史与现实中的情况对比等各种问题，背后因素是颇为复杂的。论者在谈及学者化之余，不断地用“身份焦虑”这样的字眼来强调编辑的状态，实际上也引发了编辑的身份之思。
本文所探讨的编辑学者化和编辑的身份界定，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前者是一种长期探索中的、重新定义编辑身份的核心问题，而编辑的身份焦虑则因编辑职业受各种实际条件的制约而引起。讨论的背后，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编辑学者化的渊源是什么，今天讨论编辑学者化是在什么语境下展开，编辑学者化的导向是什么，以及要实现编辑学者化还有哪些障碍，这些还可以继续深挖。参与讨论者往往注意到，在民国的学术体制内，编辑和学者是共生的，编辑本身也是学者，学者在治学之余，自然而然地兼职从事编辑工作，学者与编辑之间没有明确的身份上的分野。但是随着职业发展的细分，编辑的身份渐渐固定化，基本上成为一个职业化群体，其身份大体上从学者群体分离。这当然不利于学术期刊的工作，那么在目前这种体制下，如何发挥编辑最大的效能？编辑是否还能实现在不同身份间的自如转换？
更进一步说，在现今的学术体制下，我们讨论编辑学者化，是在表达一种愿景、一个未来努力的方向，还是说只是将其限定为编辑群体中可资鼓励的一个趋势？探讨编辑的身份焦虑时，它是敦促相关机制改进的一个动力，还是更多地反映现今期刊管理制度中的问题呢？
1 编辑学者化的历史语境和现实约束
提倡编辑学者化的人，首先是对学术事业和编辑事业都抱有深切情怀的一个群体，他们大多在期刊界有过历年的深耕，切实体会到编辑在现行体制下的种种艰难，故而持有某种强烈的、为编辑正名的想法。
编辑学者化讨论语境的背后，论者都会正视一个历史问题，也就是说，编辑这样一个古老的身份经历了不同历史语境的比较。众所周知，从民国时期开始，学者办刊和专业办刊是一起的，而且学者办刊本身是主流。在身份职业化之前，编辑和学者可以是同一个身份，正如傅璇琮先生所说：“我们一提起过去的商务，总会自然想起张元济、沈雁冰、郑振铎、傅东华；一说起开明，就会想起夏丐尊、叶圣陶、徐调孚、周振甫。”[2]傅先生所举的这些都是大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对学界做出卓越贡献的学者，真正能做到编研一体。就综合性学刊而言，我们可以想到的，或许是《清华学报》之于陈寅恪、朱自清、吴宓、杨振声，《北京大学月刊》之于蔡元培，《国学季刊》之于胡适、朱希祖、魏建功，《燕京学报》之于顾颉刚等。历史上这些名刊与名社的编辑，一边办刊一边做学问，可谓合则双美。但是事过境迁，论者多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体制固化达到一定程度，尤其是近20年来高校教师地位提高，学术期刊编辑则更进一步滑向教辅群体。在编辑的职业化完全奠定之后，再来讨论编辑学者化问题，其语境已和历史语境完全不同。
现在回头再看，对于学术编辑这一职业而言，最大的障碍实际上就是体制，如果体制上的问题无法解决，那么身份转换也就无法谈起。学术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长期外化于核心的学术共同体，是一个体制建制的结果。体制带来一个重要的阻隔就是“单位”，如原祖杰所指出的，“单位化隔断了学报编辑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紧密联系”。[3]原先这种紧密联系在于人员的流动性，而现在这种自由流动已被人为阻断了。编辑在高校一般被划归教辅人员，地位和待遇均低于教师群体，转岗也困难重重。体制上不受重视，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人事障碍。这样一来，再怎么高喊编辑应该学者化，似乎并没有在现实中的适应性。在编辑职业定型后，重返学术共同体的概率也越来越小，这就造成编辑和学者群体中间有一道鸿沟，制度对于人的塑造也在于此。所以当务之急是呼吁体制上能够对编辑人才予以重视，实现人才流动。只有期刊编辑和学界之间实现双向人才流动，才可能吸引更多的一线学者投身期刊界，重现学者办刊。只有高校不再将编辑视为教辅人员，而是将其看作是双一流人才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在办刊中投入更多的优质资源尤其是制度资源，才会有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编辑队伍，编辑也可以同样活跃在教学与科研的第一线，编而优则教，教而优则编，从人才建设上实现编研一体。
毋庸讳言，目前有一群受到体制困扰，没能施展学术抱负的编辑，他们可能因沉默而成为“看不见的大多数”。编辑这一群体固然长期在科研一线奋斗，像“助产士”一样积极推出科研成果，但在体制上受到有形的“单位”管辖，或是属于期刊社、出版社，或是直接附属于行政部门，与一般的院系学者有所区别。体制问题成为阻碍编辑学者化的外部因素。
2 编辑学者化的上限与下限
上文讲到编辑学者化外在因素的阻隔，实际上，学者化本身意味着编辑需具备某种专业学术素养，那么就带来一个问题，编辑素养跟专业学者素养是否要完全重合，这还需要进一步讨论。长期在中华书局工作、在文史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傅璇琮先生，曾多次讲过编辑学者化的问题。他说：“编辑学者化，并不是说编辑一定要作一个专业学者，而是说编辑具有一定的专业志趣与成就，就有利于与文化界的交往，促进出版业务的发展。”[4]傅先生虽然自己在宋代文史与古籍出版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成绩，但他并不提倡编辑个个都要成为专业学者，他实际上指出的是编辑学者化的下限，也就是说，优秀的编辑需要有学者的才具、融通的视野，作为个体只有具备这些“器”，才能利其“事”，也就是在和学者交往的过程中更能将自己融入进去，从而约到好文章或者出版好书，顺利地开展工作。在此过程中，编辑与学者的交往完全可以达到学者与学者交往的程度，这在客观上也是为编辑出版工作服务的。傅先生的讲法出于老一辈出版人的甘苦之言，可谓相当切实。
就个人经历来说，和许多老编辑一样，傅先生的勤奋是罕见的，他在初入中华书局时，一边编宋人研究资料汇编，一边打下深厚的文献基础。[2]他几十年来在学术上所获得的卓越成就也说明，在如今的学术体制下，个别有理想的学术编辑可以实现编辑家与学问家的结合，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编研一体，践行“编辑学者化”。不过放眼望去，文史学界中像傅先生那样的学者毕竟是少数。因为一般情况而言，出版社和学术期刊还是缺少优质的学术环境，编研相长与教学相长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异的。傅先生那样的学术高度，在一般学术编辑那里很难达到。尽管如此，傅先生说的有利于业务开展“专业志趣”，可能还是专业编辑必备的核心素质。我们还可以从以下这一角度来理解编辑学者化，那就是说，编辑学者化并非是说编辑自己的业务成果要跟学者媲美，而是说一个好的编辑、能够在学术上自觉钻研的编辑，经过长期处于学术前沿中的探索和学习，自然而然就会沾溉学者特质，因为一位好学者的特质，例如肯钻研、善于阅读文献、发现问题，具有敏锐的学术判断力和对前沿问题把握的能力，这些优秀品质同样可以在一名编辑身上具备，因此学者与编辑两种身份完全可以附加在一个人身上。如同《编辑力》的作者鹫尾贤也所指出的，“编辑为了磨炼灵敏度，不能忘记钻研”。[5]这种灵敏度就是对于学术的灵敏度，因为编辑和学者关注的都是学问。就钻研的特质而言，编辑和学者的特点是共有的。换句话说，有这种特质的人，既可以当编辑也可以当学者。而有编辑身份的人，则更应该注意磨炼这种灵敏度。
因此，编辑学者化，并不意味着编辑非得在专业上无限接近为学者。一个相对宽松的制度是可以允许不同编辑有不同的追求的，编辑的追求以及编辑的学者化程度有其上限和下限。首先，办好杂志是一个根本性的衡量标准，其下限就是像傅先生说的那样，编辑能与学者有深入的交往，顺利开展工作。如果并不想向学术的纵深发展，只是想认真编好杂志，当然伴随着这个过程可能有努力拓宽知识面等（这并不完全等同于成为专业学者），那么也完全可以胜任一个好编辑的角色。其次，学者化的上限是编辑在自己的专业素养上跟学者没有区别，他们既编论文也写论文，有自己的学术选择，有意愿在学术上有所专攻，且有过硬的专业素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编辑学者化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加分选项，而不是对全体编辑的一个硬性要求。学者生活的基本面是学者或出于面临科研压力，或出于对学术探究的兴趣，通过研究成果来体现其学术价值。而就出成果这一点，并不一定适用于学术期刊的编辑，即使不写论文，编辑同样可以全方位具备一名学者的素质，至少在眼光上具备。问题是，体制不应对有自我要求的编辑设置额外的障碍，比如考核方面，只承认编辑学成果而并非专业学术成果，这就很成问题。体制应鼓励编辑的个人学术积累与再创造，也就是鼓励个人学术上限的发挥，承认这种发挥对编辑工作的助力。对于有学术才能的编辑来说，这是一个更切实的问题。
学术期刊实际上“所谓身份焦虑，应该主要存在于一批怀有理想主义情怀的编辑当中”。[3]这样的呼吁，出自一部分有想法的编辑群体。外在还是有一些刚性的改善空间的，例如是否可以改变编辑所属教辅群体，编辑评职称是否可以取消编辑学论文，而由专业方面论文替代，等等。只有主管部门切实地从期刊建设的角度，尤其是一流学校和一流学科需要配备一流期刊这样的角度，加大办刊经费的投入，积极解决编辑人事问题，承认编辑的科研成果，真正将编辑看作是与教学科研人员同等身份的人才，才能使一流学术期刊变得更加可行，人员的流动变得更加合理。
3 编辑学者化：不逊于学者的编辑特质
上文说到现实情况的约束赋予学术编辑群体的压力，而无论体制赋予编辑这一身份多少压力，有些能力是即便背负压力，也是编辑所必须具备的。或者换个角度说，至少有了这些能力，即使没有学者身份，编辑也仍然可以摆脱身份焦虑，因为这些能力是极为优秀而稀缺的，具备了这些能力，就能在学界或者期刊界找到自己的位置。
3.1 创造力与批评力
这里笔者借助吕叔湘先生概括的“创造力”和“批评力”两个概念，来说明编辑身上所需的一些重要特质。吕叔湘先生本人做过开明书店的编辑，他在20世纪80年代曾指出：“做一个称职的编辑，据我旁观是很不容易的。我想就做编辑需要具备的条件稍微说几句。谈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当编辑既要有基本功还要不断地补课，这两件事是互相补充的。第二个问题是编辑既要是专家又要是杂家。第三个问题是当编辑既要有创造力，更需要有批评力。”
编辑本身是一种挑剔的职业。国外曾有资深编辑指出：“像所有的技术工作一样，编辑也需要训练和纪律。……文稿编辑不是为了享受乐趣而阅读的。他们必须训练自己对手稿不停地挑刺，不停地抱怨、质疑、求证，而非轻易地给予作者肯定。假如你发现自己在编辑文稿时读得兴致高昂，就应该先把铅笔放下，好好享受阅读的乐趣。通读完全稿再回过头拿起铅笔重新编辑，这次不要放过原先你为了享受阅读乐趣而搁置的小小抱怨和批评。”[6]这里说的兴致高昂的阅读应是出版社编辑阅读小说手稿的反应，不过学术期刊的编辑在读到一篇优秀论文的时候，同样也有可能有这种酣畅的感觉。不过警示就是，编辑需要训练自己作为批评者而非纯然欣赏者的眼光，这是一种自觉的训练。尽管必须将自己变成挑刺者，等文章改出来，最终受益的还是作者和期刊，同时也是读者。在作者启动修改之前，编辑以第一读者的身份来阅读文章，“记住，你是本书的第一个读者。你的反应和印象使作者有机会初步了解读者可能的反应，这是最好的编辑手段之一，因此你应该训练自己具备读者的眼光”。[6]作为一个挑剔的读者，如果觉得这一问题可能前人有过研究，那么就可以动手去查找相应的资料来验证。如果文章有其他方面具体的问题，就可以将其汇总起来，即便尖锐，也是作者需要的及时反馈。
创造力和批评力的结合，体现的是一种综合的鉴赏力和再创作的能力。一个具有丰富创造力和批评力的编辑当然会是好编辑，现在流行讲“编辑力”，强调的是编辑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编辑力在学术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创造力和批评力。只有发挥创造力，敏锐地洞察论文的优缺点，将之变为批评力，文章才能逐渐完善；只有严守编辑的批评力，学术才能汰除掉不良杂质，保持原本的生命力。
3.2 专业与广博
专业与广博的问题，也跟编辑学者化问题密切相关。编辑的特质在于专业与广博兼具，专业是能敏锐地判断文章的学术质量，而广博则是一种基于对事物与学理的好奇，对事物之间的关联保持高敏感的特质。吕叔湘先生指出教师和编辑的区别：“假如是一个教师，特别是高等学校的教师，那么比例刚好相反，就是说他的基本功要比编辑扎实些，但是补课的需要没有编辑那么大，因为他可以专一门。专家的成分他要有七分，而杂家的成分只需要三分。”[7]与教师相比，编辑在专业方面的要求可以少一些。但编辑并不是说不需要以专业见长，而是跟专家相比，编辑身上杂家的成分更多。现今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中，编辑几乎不可能完全实现全学科的覆盖，综合期刊的编辑往往兼顾好几个学科，知识的触角就得深广。在看稿过程中，编辑的知识储备有通杂的需求。民国时期那些卓有成绩的老编辑，无一不是杂家。《编辑力》的作者鹫尾贤也指出：“当然不是要编辑熟读、详知一切，而是要把自己的视野拉开180度，甚至360度。编辑没有所谓的专精领域，编辑是外行人的代表。”[5]本身不惮于做外行人，但如果需要内行，也可以自己的方式兼顾，这是编辑这一职业的特质。钱仲联先生曾讲到，文学研究者要涉猎多个学科层面，“以专带博，以博辅专”，实际上这也是编辑所需要自我勉励的。“知识局限于一隅，是无法做到‘圆该’与‘圆照’的。”[8]在专与博之间，编辑必须偏博，但在学术嗅觉的敏锐、学术灵敏程度方面，编辑应该当“专”而不让。
综合地看，创造力与批评力无疑是编辑所具备的理想素质，具备创造力这一点本身也适用于学者，而批评力则建立在熟知学界动态的基础上，也就是给予学术论文专业的指引，保持对其缺陷的敏感，使文章在不断修改的过程中焕发出生命力。专与博则是关于编辑特质的另一个讨论焦点，钱仲联先生说的“以专带博，以博辅专”，这一观点到现在看也未过时。
4 编辑学者化实现路径：学术鉴赏与裁判
编辑每天面对的是文稿，除了检查逻辑、疏通语句、核对文献、改缪纠错等技术性基础工作之外，学术编辑还有一项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具备好的学术眼光，判断论文的质量，所谓慧眼识珠。
现今这样一个学术交叉融合、提倡大文科的时代，学科壁垒不断被打破，在专业细化之余，学科之间的横向交叉也出现新的趋势。作为一线学术期刊的编辑，可能对此都有所感觉。挑选合适的审稿专家、结合审稿专家的意见对文章予以评定，也是编辑学术素养的体现。
首先编辑在寻找合适的外审专家的过程中，需要有判断力，比如一篇研究唐代藩镇、宋代官制或者先秦考古的论文，一般来说，要分别约请唐史、宋史、先秦考古学本领域的专家审稿。但如果一篇偏向于史学、描写某一阶段文学思潮背后的制度机制的论文，即便它是一个文学从业者所写，编辑也可以找一位史学学者审稿；一篇研究地图的世界史研究者的论文，或者可以请一位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专家审阅，或者同时送给一个研究世界史的通识学者审稿。又或者一篇研究宋代宗教社会史的论文，可以请宗教方面的专家审稿，也可以请宋史方面的专家审稿。举这些例子，不是要说现今的学科可以完全打通，而是编辑需要找到合适的审稿专家，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对很多学者的研究领域较为熟悉。这对综合性期刊的编辑来说，可能更重要。因综合性期刊的编辑往往还担任数门学科的约稿与审稿，学术细目日趋专业化的趋势与选题上所体现的学科交融的特点，通常他们也是最能敏锐感知的。
近些年期刊界对同行评价有不少讨论，同行评价的背后其实也是编辑角色的定位问题。就评审机制而言，现今并不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评审体系，专家和编辑的角色都很重要。同行评议有其必要性，而编辑也不能完全隐身，在同行评议作为专业把关的基础上，编辑还是第一把关人。《近代史研究》曾在2018年第5期组织了“专家匿名审稿制度下的学术期刊建设”专栏，邀请一些学者撰稿，有意思的是参与笔谈的很多学者觉得专家不甚可靠，而编辑的角色则相当重要。其中罗志田提出：“我们的刊物，特别是专门的学刊，往往有一个职业编辑队伍，这些人很多具有不低的学养，故至少在其学力所及的范围里，不必什么都以外审专家意见为准。”同时也提出：“怎样使有突破的优秀稿件不被眼光已固化的外审‘专家’所扼杀，恐怕是办刊者的一大难题”。[9]编辑的毒辣眼光还是必须要发挥作用的。如马敏所说，“制度是由人来执行的，执行者出了偏差，设计得再好的制度也只能是形同虚设。”[10]编辑团队就是执行制度的最重要的一个主体。在审稿方面，编辑的判断力和执行力是异常重要的。编辑每天接触大量的学术论文，始终站在学界最前沿。综合类学术期刊审稿的过程更为复杂。即便是再专业的编辑，其关注的只是专业上的某一方面，如果在审稿建议上出现妥适合理的建议，那么跟编辑素养一定有很大的关联。如包伟民所说，“对于职业编辑人而言，即使仅仅作为‘审读意见的评判者’，他们的工作仍然要求其具有相当的学术鉴赏能力，无论是对人还是对文字都是如此”。[11]问题再次回到编辑力上。
学术编辑的敏锐与切实，体现在最初的和最终的判断力上。最初的判断力是指编辑有伯乐的眼光，对文章前沿与否有敏锐的学术判断。如果是一篇有新意有价值的文章，编辑能够及时发现；而即便文章有所缺憾，编辑也有发现它的眼光以及给出合理的修改意见的能力。而借助于同行评议，学术编辑还担任着裁决者的角色，需要最终的判断力。这一判断力还要结合学术期刊的具体情况。如王笛所说，“有的杂志发稿和收稿之比仅5%，有的则高达50%，因此在建议是否发表的时候，还要考虑这个杂志的发稿率”。[12]实际上，即使聘请外审专家也未必了解刊物的刊用标准和用稿率。不同收发稿率的杂志所需的外审有着各自的标准。在综合外审意见之后，编辑部有最终的裁定权，这方面有编辑的最终判断力在起作用。这个过程与编辑的学术眼光密不可分。
此外，在学术生产过程中，通过组稿和催稿，编辑还担任助产士的角色，帮助作者把优秀的论文及时推出来。编辑所扮演的丰富角色，实际上也是编辑学者化的具体体现。
5 结语
韦伯曾经这样形容社会学家的工作，说他们“充其量只能给专家提出一些有益的问题，受个人眼界的限制，这些问题是他不易想到的。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13]编辑充当文章的专家辅助的角色以及编辑内在身份的紧张感，也很好地印证了编辑的身份是不完美的，就个人而言他有一份永远不可能完美的工作。编辑工作虽然时常有成就感，但它也是一个充满遗憾的事业，不仅体现在最终呈现的杂志上，也体现在编辑的个人发展上。编辑学者化的讨论和编辑身份的焦虑，也往往因此而起。
但即便是不完美的工作，即使严格意义上的编辑学者化很难完全实现，我们还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编辑学者化。编辑学者化有其上限和下限，需要各方努力，为此构建一个宽松的外部环境，最大限度地允许编辑发挥其特长。不管是创造型编辑，还是技术型编辑，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体制不应对有自我要求的编辑设置额外的障碍。而就编辑自身而言，也可以培养出某些不逊于学者的编辑特质，包括开放的学术眼界、敏锐的学术嗅觉、优秀的创造力与批评力等等。将这些特质投入学术事业中，会收获即便不完美、却也无比丰富的一个世界。
